我们在一线

第54章 在“刀锋”上抢新闻

　　人民日报驻甘肃记者站 曾华锋

　　重大事件发生后，记者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答案只有两个字：现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能出新闻，记者越要在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本报国内记者部通知：甘肃记者站负责报道甘肃地震灾情。于是，站长李战吉负责全面工作，我和彭波负责前线报道。5月14日，我穿上徒步鞋、速干衣，带上湿纸巾、饼干、矿泉水等，随甘肃省卫生厅工作人员出发了。

　　疾行在千处塌方的险峰

　　兰州离灾情最重的陇南市文县有近千公里路程，用时15小时，沿途皆有塌方、滑坡，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特别是武都到文县的200公里路段，属于诸葛亮六出祁山进行北伐的古蜀道，险象环生。当中，还横亘着一座海拔33000多米的高楼山，山路用土石夯成，狭窄、崎岖，“六盘”、“八盘”、“十二道拐”，比比皆是。就连一向能坐车的我，也被颠簸得头晕眼花，同行的女记者们更是出现恶心、呕吐的现象。

　　晕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楼山上因地震而频频出现的塌方和山体滑坡。像轿车一样大的巨石滚落在路边，像雪崩一样的泥石冲下山崖，若被砸中，将车毁人亡。交通部门派出的装载车、推土机，来回巡逻、作业，但清理完后又有新的塌方。我们行车当日，见一辆车被砸中，十余人伤亡。到达文县后，听说另一辆甘A牌照的小车也被砸中，两人当场死亡。据统计，这条路有上千处塌方、滑坡。

　　在文县采访完后，我们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灾情最严重的舟曲县。救护车徐徐向海拔22000多米的受灾山村开拔，盘旋的直升机先是在我们头上，后来与我们平齐，最后被我们“踩”在脚下。便道宽处六七米，窄处三四米，越往上走越险，一翻车必死无疑。坐在车的外侧，看着下面的万丈深渊，我感觉像行走在刀锋上。作为一名业余登山运动员，我徒步攀登过无数山峰，但驱车行进在如此危险的山路上，还是第一次。同行的一位摄像师说：“我都不知道摄像带能否带回兰州。”

　　正如国内记者部副主任李忱在短信《向抗灾前线记者致敬》中写的：“在落石飞滚的山路上有你们的脚步，在军民抢救生命的废墟上有你们的身影，在受灾群众面前有你们解囊、抚慰，在余震颤抖的屋棚下挥不去你们写稿的镇静……”

　　在频频余震中采访写稿

　　“昨晚到今晨，余震不断，我能感觉到的就有一二十次，招待所的楼在动、床在晃，‘隆隆’的声音像火车由远而近穿过。每次，我倾听动静，打算有巨大的崩塌声再行撤退，没有的话就继续安睡。”在日记中，我如是写道。

　　文县与四川省青川县仅一山之隔，鸡犬之声相闻，人员伤亡较为严重，一度交通、水电、通讯中断，成为“孤岛”。余震一波接一波，像惊涛骇浪绵延不绝。灾区帐篷相当紧张，缺口很大，我们只能冒险住进招待所。服务员身上带着“细软”，随时准备撤离。房间里出现裂缝，桌上、床上覆盖着被震落的尘土、石灰。水管被震坏，卫生间的水没了。浑身是汗，只能用湿纸巾擦；没法刷牙，就用口香糖“刷”。

　　5月17日夜晚，在甘南采访卫生局长和医院院长等人时，楼忽然晃动。大家都很紧张，我呵呵一笑说：“没事，这种余震我在文县经历几十次了。”18日凌晨1点10左右，巨大余震将我震醒，整个楼都在晃动，并持续了两三分钟。很多人冲下楼去，有的只穿了裤衩。第二天看报道，才知道四川江油发生了6.0级余震。

　　据说，震中向西北甘肃转移，弄得陇南、天水、兰州一带人心惶惶，满城尽是帐篷。有北京朋友也来电：“震中转移，你要小心！”如果是一介平民，我随时可以撤走，但我是记者，不能离开岗位。我在电话中对好友说：“如果我遭遇不测，请为我悼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记者的职责。

　　5月19日晚，我刚在康县招待所躺下，就听到服务员急促的敲门声，说有余震，所有人员必须撤离，包括在康县指导抗震救灾的副省长。同时，四川电视台、陕西电视台打出字幕：“19日至20日，汶川地震余震区发生6—7级地震可能性较大。”有厅局也传来消息：余震或将发生在20日凌晨4点。我们开车来到县城一片空旷地，坐等余震到来。车上的记者们对我说：“你以后离开甘肃记者站时，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为你送行。”是啊，在漆黑的夜晚，我们同生死、共患难，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生死与共。这夜，我们仅睡了2小时，所幸余震没有发生。天一亮，我们又投入到新的采访任务中去。

　　妈妈不知道我的去向

　　身在一线，谁最关心你的生死？答案也恐怕也只有两个字：妈妈。当我在武都中医医院采写《“砸死我，也要把孩子救出来”》一稿时，我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武都三河乡庙坪村农民赵书娃拼死闯进屋里，救出4岁的儿子，自己被砸断肋骨，砸伤头部，差点殒命。如果换了我妈，我坚信她也会这么做！

　　“你在哪里？”5月19日，妈妈叫二哥发来短信。我怔了良久，不知该如何回答。地震当天，我正在北京装修报社分的旧房子，并没有意识到地震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灾情就是命令”，我于13日下午接到记者部通知后，翌日清晨火速奔赴地震前沿地带。李战吉站长匆忙料理了独生女儿的婚事，随后赶赴甘肃。其实，我并不想去甘肃，而是想去四川。我给龚达发主任发了短信：“如果四川重灾区需要，我义不容辞，随时接受调遣！”龚主任回复：“甘肃报道也很重要。”

　　走时，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告诉妈妈去向。爸爸去世得早，妈妈身患糖尿病、高血压、风湿病，对她“报喜不报忧”，是我做记者13年以来的准则。即使在因言获罪、内外交困时，我也从不透露半个字，只会偶尔在事后云淡风轻地说几句。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在灾区默默奋战五六天后，妈妈终于忍不住询问：“你没有什么事吧？这几天我总感觉不对劲，昨夜一夜没睡好。”我安慰她说，我刚回甘肃，离四川震区远着呢，你莫要担心。其时，我正奔走在陇南灾区。汶川地震波及甘肃10个市州的70个县市区，365人遇难，上万人受伤，受灾严重程度仅次于四川。

　　龚主任对我说过：“人民日报社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那个夜晚，我唱起《军中绿花》：“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

　　记者永远在路上

　　地震之后，我先后到达陇南、甘南、天水3个市州的文县、武都、康县、成县、舟曲、麦积等6个县区，行程22500公里。一路走，一路采，一路写，一路发。截至6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稿21篇，《海外版》发稿4篇，《情况汇编》发稿10篇，人民网发稿40篇。其中，1篇内参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1篇通讯得到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好评并被报社评为好新闻，1篇业余研讨文章得到报社副总编辑米博华的批示。

　　我是甘肃省新闻界第一批抵达重灾区文县的记者之一。由于文县实施了夏时制，很多人躲过一劫，灾难的惨烈程度不如四川。受伤群众基本是自救。此外，兰州离文县太远，沿途塌方等原因，救援队和记者抵达文县多是在5月15日以后。

　　也正因为如此，甘肃的灾情和报道起初并没有得到重视，不少稿件被积压。为此，《南方周末》发表报道《甘肃文县：被低估的震情》。直到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视察文县后，甘肃灾情才引起各方关注，报社也加大了发稿力度。其间，我们记者站全体记者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该传稿时就传稿。

　　同时，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我通过内参向中央领导反映甘肃在抗震救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如《甘肃交通部门保畅压力加大》、《甘肃将全面核查灾情以防弄虚作假》、《甘肃的灾情比预料严重许多》、《甘肃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存在诸多困难》等。其中，《甘肃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解决了实际问题。

　　中宣部指令稿就是命令。6月9日，李站长临时将《决战陇原》的采写任务转交给我时，我已完成好几篇指令稿，身心俱疲。但是，一接到任务，我只说了一句：“行，站长您放心！”李站长事后说，当时听了挺感动。我耗时两天两夜，几易其稿，成稿77000字，再经李站长把关、润色、修改、定稿，一经发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中国政府网、《甘肃日报》等数十家网站、报纸转载。其中，新华网甘肃频道、甘肃省政府新闻网放在头条位置，被称为甘肃抗震救灾的经典之作。

　　6月16日，在甘肃省委常委会召开的间隙，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对我说，你们采写的抗震救灾报道很多、很好，工作很辛苦。《决战陇原》我看了，写得很不错，大气、生动。谢谢你们！听到陆书记的话，我觉得所有的辛劳都值了。其实，记者所求并不多，一句话，一条短信，一个笑脸，都足以告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