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线

第65章 抹不去的灾区记忆

　　中国妇女报驻甘肃记者站 袁鹏

　　“5·12”汶川大地震是一场罕见的大灾难，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我从来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这场灾难中我感受到了灾难带给灾区人们的痛苦，也见证了灾区的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坚强和从容。尽管灾难已经过去，但这场灾难留给我的记忆难以从我的印象中抹去！

　　一

　　回想起那段日子，灾区一位老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以至于每次回忆起那段日子，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他。那是在武都区的一个小山村里，尽管我忘记了那个老人和村庄的名字，但那位老人的形象一直留在我心里。

　　那天我们去采访这个村的受灾和救灾物资的分发情况。因为是在山里，路很不好走，车走了好久才到了村里。这是很偏僻的一个山村，村民非常淳朴，这里的山把他们和远处繁华的都市世界隔得很远，令我们这些来采访的造访者有一种丢失了的感觉，是的，除了采访，也许我们不会再来这里第二次的。我们看到，村里的房屋大都是土木结构，地震使这个村子的许多房屋都成了危房，一些地方山体出现了垮塌现象。房屋表面上似乎还看不出什么，一进入里面，就看到墙壁上的裂缝，有些墙已经倒了。

　　我是在一顶简易帐篷前遇到老人的，所谓简易帐篷就是用塑料布和彩条布拼起来搭建的帐篷，当时各地都缺帐篷，这个村里只分到4顶帐篷，都分给最困难的群众了。老人家里分到了8米彩条布，因为彩条布不够，和村里许多人家一样，他家的帐篷也是混合拼起来的，帐篷很矮，靠路边，晚上他们就住在这里。他家的屋子一些墙壁都裂了口子，那段时间不断有余震，房子里不敢住人。

　　老人的子女似乎都不在，只有一个上高中的孙女在他身边。和老人聊天的时候，他很平静，不像之前的几个采访对象，他们大都情绪很激动，有的甚至哭了起来。老人告诉我，他是个老党员，以前是这个村的支书。老人向我介绍了村里和他自己的一些情况，谈话中我了解到，他的生活很清贫，一年的收入就靠地里种的一点花椒。

　　很意外，采访中这位老人没有说一句困难或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看着眼前的断壁残垣和各花花绿绿的各色帐篷，还有住在帐篷里的人。我终于忍不住问了老人一个问题：“房屋被毁坏成这个样子，您觉得自己需要政府怎么帮助你呢？”

　　老人顿了一下，说：“也没什么，国家如果能帮我们一点就帮一点，如果不能帮也没事，地震过了房子还能住。毕竟我们的国家太大了，不可能都顾得过来。这次地震这么厉害，尤其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这里地震比较轻，让国家尽量帮那些灾情重的地方吧。”

　　那天，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的一角，在那位小山村里的老人面前，我许久说不出话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二

　　2008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四川青川县发生了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最强烈的一次余震。当时我正在离青川县最近的文县采访，地震那一刻，我正在文县县委大院的帐篷里写稿。

　　地震发生的时候，可以明显感到地在剧烈颤抖，可以看到旁边文县公安局的大楼在晃动。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余震的我多少有点慌，当我本能地跑出帐篷时，我看到许多人也跑了出来，都聚在院子里。院子里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记者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拿起手中的机器记录着现场的情况。我也拿起相机拍下了当时的一些场面。

　　尽管人们那些天经历了不少的余震，但这次余震太强烈了，人们显得格外慌乱，场面有点紧张。就在这紧张的气氛还没有平息下来时，我忽然听到一顶帐篷里传来了一阵祝福生日的歌声。

　　歌声来自一群孩子们，他们是文县一所小学的孩子们，这天是为全省的一次赈灾文艺节目演出来电视台做现场节目的。余震发生时，孩子们都在帐篷里。正好这天是一个孩子的生日，老师们可能为了舒缓孩子们的紧张情绪，让孩子们唱起了生日祝福歌，祝福他们的同学生日快乐。

　　于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气氛中，一阵稚嫩的童音飘荡在地震余波未尽的大院中。那一刻，我觉得那歌声是那么好听、那么美丽，真像是一群小天使在歌唱。这歌声驱散了刚刚地震带来的慌乱、恐惧和紧张。让院子里的我、或者还有其他的人们顷刻间感到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来自孩子们的歌声！这个世界让我忘却了地震带来的所有不适。

　　那天，我看到帐篷里吃着方便面为自己的同学庆祝生日的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我觉得他们是地震中最可爱和最美丽、也是最坚强的人！

　　三

　　在我的手机里，至今仍保存着一个陇南灾区伤员家属给我的短信，短信内容只有一句话：我母亲的病已经有好转，你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个人。这个短信是一个叫李新文的小伙子发给我的，地震时他的母亲受了重伤，我在武都时采访过他们一家人。

　　事情是这样的。李新文的母亲在地震中腿、胸肋骨折，伤势严重，我去采访她的时候，她躺在武都一家医院的帐篷里，虽然那时已经做了手术，但她的伤势很重，看起来样子很痛苦。那是刚地震后一个礼拜，陇南的天非常炎热，一个重伤员住在帐篷里，那滋味可想而知。采访结束时，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们，让他们有事时和我联系。约一个多礼拜后的某一天，有个小伙子给我打电话，说我采访过他母亲，现在他母亲伤势很严重，问我能不能在兰州联系一家医院，把他母亲转到兰州治疗。我记得，这个小伙子是那位伤员母亲的儿子，他叫李新文。

　　这个事放在了我的心里，正好有一天我到兰州市中医院去采访，采访中我和中医院的李盛华院长谈到了这件事。李盛华院长非常热情，说：“可以啊，伤员什么时候需要转院，我们什么时候派人到灾区去接，我们的车辆随时待命。”但李院长告诉我，这个事他要和卫生厅相关部门联系协调一下。之后第二天中午，李院长给我回了信，他告诉我，这个事由卫生厅统一安排，让我和一位姓曹的处长直接联系一下。和曹处长几经联系，曹处长最终答复我：卫生厅方面已经把那位母亲列入首批转院名单中，将用直升机直接把伤员转往兰州。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同时也为曹处长和李院长的高效工作和热情感激，后来我把这个情况短信告诉了李新文。

　　事情有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也很高兴，我想事情就这样完了。

　　大约三四天后，李新文发了几条短信给我，告诉我他母亲已经转到兰大一院进行治疗。其中就有前面那条短信。这个短信的内容让我很感动，其实我只是不经意地说了几句话，工作都是卫生厅和部队上的同志做的。即使没有我联系，这位母亲也同样会被列入转院治疗的伤员之列的。但这件事使我更认识到，一名新闻工作者身上肩负的不仅仅是相关的新闻报道工作，更重要的还有对灾区群众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关心、关注和牵挂！

　　那则短信我一直没有删除，它让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而这一切对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是一种激励。

　　四

　　相比起最早赶赴灾区采访的同行们，我们是去得稍晚一点的一批，回忆那段日子里我的同行们，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记忆。

　　在灾区采访的那段日子，最初住的条件很差，因为宾馆不敢住，大家都住在帐篷里。帐篷里蚊子很多，睡觉前得先点一些蚊香熏蚊子。而刚开始的帐篷里只有被子没有床铺，大家都席地而卧，身下尽管垫着被子，但石头仍然隐约垫着你，睡一晚上起来，很不好受。洗漱也不方便，更别提洗澡。我们住的帐篷还好，人不多，都是男性。有些大单位如电视台的帐篷里人不仅多，有时不好调剂，就男女混住一个帐篷了，但非常时期，人们也没什么顾忌或有什么怨言了。

　　记者们白天各自行动，谁也见不到谁，到晚上睡觉时都出现了，各自来找自己的帐篷，模样也比较逗。记得新华社的一位同行，好久没刮胡子，穿的衣服也脏了，加上肤色较黑，猛一看象流浪回来似的。他们比较辛苦，他们是来的最早的记者，刚来时条件更不方便。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特意穿的是深色衣服，其实也很脏了，估计别人看不出来而已。

　　晚上，我们住在白龙江河堤上，那里空旷，地震也不怕。

　　那段时间余震不断，当时去灾情最重的文县采访有一定风险。因为去文县的路不好走，大都是山路，滑坡的可能比较大。当我最初打算去文县采访时，陇南市人大副主任樊先志女士认真地嘱咐我一定要小心，让我很感激。

　　我走的那天早上，从上海来的两位同行在到达武都后没有停留直接就搭物资车辆赶往文县了，他们的勇气让我佩服。当天晚上，我也独自搭乘运物资的车辆赶往文县采访！

　　在灾区采访的日子不长，我先后去了两次。穿梭在灾区的那段日子，是我最充实的一段日子。

　　在灾区时我常想，我们只是暂时的工作，而灾民们要在这里常住、生活，面对炎热的天气、将要到来的雨季、简陋的住所、被毁的家园，还有失去亲人的悲痛。

　　每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