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缕缕清风扑面而来。校园里,到处飞舞着柳絮,黄色的迎春花,红色的碧桃花,紫色的丁香花也竞相争艳,呈现出一派迷人的春色。这映衬着校园里的政治气氛像明媚的阳光透过云间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向大地。师大的教学工作迎来了一缕师生们企盼的曙光。
许多不了解内情的师生开始有点惊奇:学校为什么忽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学期刚开学,校党委的佟书记因萎缩性胃炎加重,住进了医院,全校的工作暂由兼任党委副书记的黎校长全面负责。
黎校长清醒地看到,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大跃进”狂潮中,学生们不是参加大炼钢铁,就是投入打麻雀、灭苍蝇等“除四害”运动,把学校的教学秩序全搞乱了。这样下去,师大还能称为大学吗?教育部领导给他确定的“把师大这所部属大学,建成西部一流的师范院校”的目标,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在佟书记住院后,他排除种种干扰,又征求了包括佟书记在内的各方面的意见,经校党委和校务联席会议讨论研究,决定从这个学期开始,下大力气整顿和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使师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活跃起来。更能体现他的胆识的不仅是让赋闲了半年之久的教授、副教授都投入了教学第一线,还大胆地启用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积极主动地“接受改造”,在教学中能施展才华的教授、副教授、讲师重新走上讲台。在师生们的眼里,黎校长的这一举措当属“力挽狂澜”。
在地理系二年级,两年前被划为右派、但学识渊博的刘百川教授主讲地貌学;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温国凯副教授主讲土壤地理学;教学经验丰富的孔文亮副教授主讲经济地理;从生物系聘请的孙春雷教授主讲动物地理。一个多月后,刚从北京来到这个城市筹建冰川冻土研究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施雅风,专为师大和综合大学地理系开办了两次冰川学讲座。这位有“中国冰川之父”之称的学部委员,在考察过祁连山和天山冰川后,把冰川学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利用祁连山冰川融化后形成的内陆河流灌溉农田,在广袤戈壁中的串珠状绿洲建立商品粮基地的构想。接着,这两所大学的地理系又从北京请来中国科学院的另一位学部委员侯学煜,在一周时间里开办了植物生态学讲座,使所有聆听讲座的师生们在这个批判“白专道路”的年代,萌发了人类要利用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经济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理念。
就在这个学期,师大还单独举行了两次学术报告会:一次是在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地球卫星成功后,为全校师生播放了钱学森所作的空间技术发展的录音报告;另一次是为了应对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挑战,在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原子弹”的伟大号召后,由本校物理系系主任郑国才教授所作的核裂变与核聚变知识讲座。
霎时间,师大校园充满了浓浓的学习气氛,曾为这个特殊岁月脑煎过的一代大学生迸发出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教室、图书馆、宿舍成为他们日常学习生活的三个主要阵地,去图书馆晚一点的人连座位也找不到。
黎校长全面促进教学工作和营造良好学术研究气氛的胆识和策略,令全校师生无不折服。但也有人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担心他“逆时代潮流而动”,被当作“只抓业务,不问政治”的典型受到批判甚至被打倒,刚刚形成的良好教学秩序也随之夭折。谁也料想不到的是黎校长审时度势,把教学工作与政治巧妙地、灵活地结合起来了。
四月初,黎校长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其中有个被省委授予“农民哲学家”称号的回乡知识青年所作的报告,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当即邀请这位“农民哲学家”给师大全体师生作一场报告。他愉快地接受了。
第二天下午,黎校长亲自把这位“农民哲学家”接到学校,在操场里临时搭建了个讲台,举行了有全校师生员工五千多人参加的大型报告会。
那位“农民哲学家”主讲的题目是“多快好省的辩证关系”。虽说他是个农民,但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脑子很灵,口才也不错。他在报告中说,多快好省是矛盾的对立关系。多,讲的是数量;好,讲的是质量。从传统意义上说,既求数量,又求质量是难以做到的。但我们那里的农民在县农技站的指导下,推广了洋芋优良品种,不仅产量上去了,而且抗病毒能力强,吃起来味道也好,这就是多与好的辩证统一。快,讲的是速度;省,讲的是效益。在我们这个地方,老祖宗都知道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现在,农业技术部门培育良种,跑到地处热带的海南岛,那里的气候条件适于农作物一年四季生产,育种周期大大缩短,这不是提高了良种的推广速度吗?速度有了,每亩良种又比当地的老品种增产20%以上,效益当然也有了,这又是一对矛盾对立的统一。
他这些精彩的演讲,博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
报告会进行到一个半小时时,会场里鸦雀无声。主持报告会的黎校长也听得入神,竟忘记了中间休息。这时,先前的朗朗晴空被浓云所遮盖,一阵阵狂风挟带着沙尘吹来。那位作报告的“农民哲学家”因为不断地喝水,再加上气温骤然下降,就引发了内急。起初,他一直憋着,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就侧身问黎校长“厕所在哪里”?黎校长急忙让旁边的工作人员领他去了厕所,然后宣布休息十分钟。
台下听报告的人交头接耳地议论起了这场报告会的感受。
“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结合农业生产与科学试验中的体会,把唯物辩证法阐述得那样浅显易懂而又那样深透,这是对经院哲学的挑战。”姚惟诚对身旁的汪怀民说。
“精彩,精彩!这位‘农民哲学家’着实令人刮目相看。从他的报告中,我领悟到一个人的成就不只表现在他的知识多寡,更重要的是能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汪怀民也谈起自己的看法。
坐在姚惟诚和汪怀民后面的党支部书记相得成,把他们二人的谈话记在了心中。
就在这时,前面的几个同学中发出了一阵笑声。笑声引起了相得成的警觉。他寻声望去,发现笑得最厉害的是韩雪,就让姚惟诚把她叫到他跟前,问她“笑什么?”
韩雪凑近他的耳旁,小声地说:“我今天穿的衣服少了点,这一阵气温一降,冷得有点打战,袁玉枚说我是‘只要风度而不要温度’。这话被褚世廉听到后来了个借题发挥,说台上作报告的那位‘农民哲学家’讲得那样引人入神,但他就不讲风度,问黎校长‘厕所在哪里’的那句话,被广播喇叭传遍了操场的各个角落,这就叫‘雅俗共赏’。我们几个听了他的‘雅俗共赏’就笑了起来。”
相得成听完后,就让韩雪回自己的座位去了。
那位“农民哲学家”上完厕所回来后,报告会又继续进行。他虽然没有讲稿,但并没有信口开河,而是主题突出,层次分明,思维逻辑严密,以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事例,把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矛盾转化等辩证思想演绎得出神入化,继续博得大家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报告会整整进行了四个小时,而听众仍觉得意犹未尽。
吃过晚饭,相得成立即召开党支部会,把褚世廉下午听报告时讲的‘雅俗共赏’那句话,逗得周围同学哈哈大笑,扰乱了会场秩序的情况通报给了支委,让他们就如何对待这件事发表意见。裴准起初认为相得成是小题大做,后又觉得褚世廉平时就爱讲怪话,甚至有些哗众取宠,以显示自己说话诙谐、幽默的小毛病。如果不及时批评教育,任其发展下去,说不定哪一天祸从口出,变成第二个邹豫强。出于这种考虑,他在支部会上提议,让褚世廉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支部委员纪国雄对裴准的意见虽表示赞成,但认为仅写一份检讨不足以教育他,应该在全班大会上作出深刻的检查。
相得成会前对如何处理这件事有些举棋不定,特别是褚世廉说的那些话逗得旁边同学们发出笑声时,曾引起了黎校长的注目。他并不了解黎校长,而以佟书记主持学校工作时形成的那套惯性思维,审视褚世廉听报告时的言谈举止,觉得对这件事如果不处理,黎校长追查下来,他这个党支部书记就要承担责任。但要他抛头露面去处理,轻了,不痛不痒;重了,班上的同学会认为他是步赖福禄的后尘。听了裴准和记国雄的发言后,就采纳了他们二人的意见。不过,他认为这个大会应由新选的班长雷宏宇出面主持。至于对褚世廉给不给什么处分,根据其对错误的认识、班上同学们的反映再研究决定。
党支部会议结束后,相得成便把班长雷宏宇找来,将党支部会议的决定告诉给他,让他通知全班同学晚自习都去教室开大会。
晚上八点钟,同学们陆陆续续地都到了教室。会议由雷宏宇主持。他只说了一声“会议开始”,就请党支部书记相得成讲话。
坐在第一排座位上的相得成一听这话,狠狠地瞪了雷宏宇一眼,然后摆了摆手,再什么话也没说。
雷宏宇这才意识到这位支部书记是让自己在前台“唱戏”,而他在后面摇鹅毛扇。万般无奈之下,雷宏宇咽了一口唾沫,润了润嗓子后讲道:“今天下午,全校师生在听那位”农民哲学家“的报告时,不断地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对报告人的尊重,是鼓励,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之请。遗憾的是在我们班上有人竟然抓住人家要上厕所的细枝末节,用‘不讲风度’、‘雅俗共赏’等一些不恰当的甚至带有嘲笑性的语言逗笑。现在,讲了这话的褚世廉到前面来作深刻检讨。”
褚世廉听完,就意识到祸从口出了。他战战兢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浑身直打哆嗦地向主持人和四周的同学深深地鞠了四个躬,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我犯的……错……错……错误……很很的大。”
同学们听了他这句话,差点笑出声来。
“你的错误怎么很很的大,到前面来给大家说清楚。”
听了雷宏宇的话,褚世廉走出座位,一只脚碰到袁玉枚的课桌腿上,一个趔趄摔倒在走道里。接着,自己慢慢腾腾地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讲台下,不敢正视坐在他面前的同学,低着头小声地说:“我的玩笑开过头了,破坏了报告会的严肃性。我犯了一个胡说八道的错误,全怪我这张臭嘴。”说完,他用一只手不轻不重地煽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又逗得许多同学低着头发笑。
正想表现自己“将功补过”,以图“东山再起”的赖福禄,哪能错过这个机会。他站起来“批判”褚世廉:“你以为错误的根子长在嘴巴上吗?不是,长在你的脑子里!你那些话的严重性能用开玩笑过头搪塞过去吗?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告诉你吧,你那些话,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攻击,是看不起工农群众,你不从思想深处检查,休想过关!”
相得成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自己设计的一个班会,被赖福禄一搅和,就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褚世廉忽然倒在地上昏厥过去。雷宏宇慌忙扑过去,翻开褚世廉的眼睛一看,他的黑眼珠钻进上眼皮里面,上门牙紧紧地咬住下嘴唇,吓得他不知所措。
“他有癫痫病,去年的一个星期天在宿舍里曾犯过一次,当时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拉也拉不动,抱也抱不起,只好摁住他嘴唇中间的人中穴,让他平卧在地上。过了一阵,他才苏醒过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羊角疯’病犯了。我估计,今天他一紧张,又犯病了。”
听到褚世廉的室友杨有旺说的这段话,被褚世廉犯病吓得六神无主的相得成才算平静下来。雷宏宇把杨有旺叫过来,跟他一起照他说过的办法,让褚世廉平卧在地上,雷宏宇一直摁着褚世廉的人中穴。
两分钟后,褚世廉苏醒过来。雷宏宇问相得成“还让他作检查不?”得到的回答是让杨有旺扶着褚世廉回宿舍休息。
新官上任三把火,相得成这第一把火却烧到了自己。
裴准看到班会难以收场,就对在场的同学们说:“今天晚上开这个班会的目的,据我理解,是帮助褚世廉同学认识他那些言论错在哪里。我认为他的那些话有点出格,不仅扰乱了会场秩序和报告会的严肃性,而且正如雷宏宇班长开始所说的,是对那位‘农民哲学家’不尊重,说严重了是歧视。他之所以昏厥过去,说明他已经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依我看,让班长跟他谈一次话,再让他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认识和改正错误就行了。”
相得成看到赖福禄高高地举着手,还想发言,生怕他出于个人的目的,利用褚世廉说的错话把事态扩大化,就接过裴准的话茬说:“我完全同意裴准的意见。班上出现这样的事,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必须严肃对待,帮助褚世廉从思想深处认清他的错误,并且彻底改正乱讲乱说的毛病,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是有好处的。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正面的典型。在报告会休息的时候,我听到姚惟诚和汪怀民对那位农民哲学家”的高度评价,说他的报告是‘向经院哲学的挑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我建议,班上另外开一次讨论会,大家都可以谈谈自己听了这个报告的体会。
雷宏宇虽然是班会的主持人,但他考虑到自己是个“党外人士”,在党支部书记和支委作过总结发言后,哪里再敢喧宾夺主,就直截了当地宣布散会。
韩雪与姚惟诚是最后离开教室的,在走道里她竖起大拇指,对姚惟诚说了句“向你祝贺”!
“你祝贺我什么呀?那是我有感而发罢了。我感到他表扬我和汪怀民,可能是为他的小题大做失败后难以下台阶搭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