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牧昆仑：盛彤笙院士纪实

十七、选址小西湖

　　金城兰州西门外黄河岸边的小西湖，是一个久负盛名的风景名胜之地。据有关史料记载，这里原是一片天然湖塘，明初成为肃王府园林，因在湖中遍植莲花而得名“莲池”，经明清两代官府营建，已成为古兰州八景之一的“莲池夜月”。当年那荷塘泛月、垂柳依岸、鸟惊芦丛、亭卧湖心的美景，使人们常常拿它来和杭州的西子湖相媲美。陇上名士杨巨川曾经题过一副楹联：“数行杨柳，十里烟波，载酒寻诗，不减苏堤韵事；北塔抽簪，南屏拥翠，浓妆淡抹，依然西子风流”就是其真实写照。1880年清光绪年间，从江浙移督甘肃的陕甘总督杨昌浚还一仿家乡杭州西湖之美景，筑围墙，增亭台，建成来青阁、临仙馆、狮跑泉、鱼天乐、柳浪闻莺等诸多景点，并挥毫写下了“小西湖”的匾额悬于大门之上，小西湖始得其名而广为流传。

　　可惜胜地不常，胜景难再。就这样一个“水深鱼识游而乐，春去花留过后香”的兰州市民玩赏游乐之地，到了民国后期，因经济凋敝，战乱不休，而渐次荒废。小西湖虽然风光不再，却文脉渐兴。国立兽医学院院址，就选在小西湖以南的碱沟沿西侧。

　　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成立后，甘肃省政府在萃英门外划了400多亩地扩建，兽医学院已独立设置，自然不能占用其中的土地，需要另觅新址。这时，恰好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所属的兰州卫生防疫处有一个牧场在小西湖，他们在业务结束后正准备处理。经多次协商，是年十一月，以8000万元的价格，购得牧场用地33亩，其中还有一些建筑，如卫生防疫处的办公室以及牛舍、马厩等。这里东界兰临公路，北依西兰公路，西面是一片农田，南邻古长城，离城不远，交通便利，当时看来是一上佳的办学之所。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一“上佳之所”，竟然成了“麻烦之地”，带来了数不尽的烦恼，最后终至迁离该地。

　　争取有一个“闳畅之校址，恬适之环境”，一直是盛彤笙心中强烈的愿望。但作为一所大学，小西湖这点地皮，用盛彤笙的话说，显然“不敷应用”。为了扩充校址，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年几乎纠缠在这件事情上，动用各种关系，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并为此伤透了脑筋，但还是一事无成。

　　早在1947年5月学院开始基建后，教育部长朱家骅就急电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

　　“本部鉴于西北畜牧兽医之重要，特在兰州筹备兽医学院一所，盖兽医为一实验性之科学，必须有实验牧场及家畜病院，拟在小西湖院址附近收购农田150余亩，冀能树立永久基础。另在市郊请拨公地若干，作为该院牧场，俾可减轻经济负担。统请鼎赐协助，曷胜公感。”

　　这一纸急电还真得到了回应，不久甘肃省政府致函兽医学院：“省府官产仅靖远路南沙滩有空闲地皮67亩余，如该院合用，拟于租用。”盛彤笙等人来到现场一看，所谓的60多亩公地，实际为黄河沿岸的滩地，早已被河水淹没，落了一场空欢喜。

　　当时甘肃省政府在小西湖还有官产苗圃20亩，国民党空军第四路司令部于1943年租建疗养院，租期10年。1947年5月，盛彤笙不知从哪里获悉空军疗养院即将迁往西安，赶紧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请求“将其原有院址约10亩及房屋30余间，拨给本院应有，并请另拨公地若干为本院牧场”。几天后，甘肃省地政局、保安司令部、财政厅联合复函，同意“该疗养院於不需要时归还本府后，转租兽医学院应用”。可惜空军疗养院直至新中国成立都未搬迁，同意使用该地遂成一纸空文。

　　当年兰州城外的土地不少为马步芳、马鸿逵等马氏家族所占有。盛彤笙当时相中了“宁夏王”马鸿逵的“马家花园”（今陆军总院所在地）这一块地方。1947年7月，盛彤笙于上海采购仪器，得知马鸿逵在南京的马公馆“休假”，特地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求介绍他与马鸿逵在京见面，商讨出让“马家花园”一事。朱家骅当即致电：

　　“马主席少云先生勋鉴：

　　国立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兄系国内兽医专家，其人拟于暑间赴宁观光，曾承复电欢迎，至深感激。此次旌旆来京，盛兄适在上海，特来电容即将赶回奉谒，面承教益。其人现为发展该院起见，拟请先生之兰州小西湖马家花园捐赠该院，作为院址之用。夙审先生提倡教育，不遗余力，倘蒙鼎允，则于西北畜牧兽医事业嘉惠实多。”

　　以上这份档案，保存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本人档案中，是盛彤笙女婿唐乐同亲赴台湾查来的，得来实属不易。至于盛彤笙此次见没见到马鸿逵，见了以后谈得如何，均不得而知，但一个教育部长为一所学院的院址如此下功夫，确不多见。

　　同年7月，朱家骅再次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并分别致电甘肃省参议会张鸿汀议长、慕少堂副议长、甘宁青考铨处水梓处长等：

　　“国立兽医学院对于西北国防民生各方面均极重要，该院现有院址仅33亩，过于狭小，无法发展，拟在院址附近收购民地若干亩，确有必要。闻地方阻力甚多，特专函奉恳敬希鼎赐协助，曷胜感幸。”

　　按理说，教育部长亲自出面，问题不难解决，甘肃省政府也积极配合，给了这个面子，但事情没有如此简单。

　　兽医学院西侧有一个梁家庄，大约在现在的兰州市西津路以南、七里河与兰临公路之间，也就是现在的兰州市公交总公司、甘肃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的范围，属兰州市第五区管辖。1947年5月，兽医学院想征用毗邻的123.7亩地，省府表示同意，兰州市府发出征地通知并派人勘察了地界。该地东接学院，南界天兰铁路，为一长方形。这一消息传到梁家庄，不啻于引发了一场地震。在当地乡绅的怂恿下，村民代表梁昌运等48人签名盖章，致信国民政府蒋主席和甘肃省政府郭主席，申诉：

　　“本村原有水地600余亩，以300余户之众，本属不足耕用，且抗战期间，西北防疫处、兽疫防治处占去50余亩，更属不足养生之需，不意又经天兰铁路占去大半，其所余土地，为数无几。千愁万苦之际，复经兰州市政府通知，国立兽医学院征用本村土地，民等闻命，殊深惊异，伏思迭经征余区区之地，倘或再被该院占去，则农民生计断绝，必至流离失所。伏惟国家设立兽医学院，原为培养兽医人才，以备将来医疗牲畜病苦之用，仁德并及于畜牲，何以牲畜尚未受其实惠，而该院竟将为国生产无辜之农民，首先摧残无遗。恳请饬令国立兽医学院，另择空地，免征耕地，以符功令，而救民命。”

　　话说到这个份上，信又直捅“天听”，事情自然弄大了，甘宁青监察使署责成甘肃省、兰州市府调查处理。最后的结果是“为顾及法令及人民生计，建议在市郊另择适当地点建筑兽医学院校舍、牧场。”

　　至此，兽医学院征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大片地征用困难，小块地也十分不易。在兽医学院东北角，有一农户张官娃，他的6.2亩地和住宅紧挨学校，为修建兽医馆大楼，学校拟收购这块土地，几经协商未能成功，甚至兰州市政府召集双方正式协议并“高度出价”亦难易手。1947年7月，盛彤笙致函省政府、省参议会，请求“鼎力赐助”。为此，省政府责成省地政局办理。结果如何呢？不久，该局复函说，他们“将该业主张官娃招来，详加晓谕，令其出让，惟张官娃坚不肯售，以致商谈终未获得结果。”更没有想到的是，其间反被户主告到南京政府，说学院仗势官府强占民宅，上面来人又是一番调查。这正是“狐狸没打着，倒惹了一身骚”。直到解放后，新的兰州市政府出面，才算将这块地最后征到手。

　　努力了三年，到解放前夕，院址在原来33亩的基础上才扩充了11亩，成为44亩；另在距学校5里之外的七里河附近购得畜牧场用地30亩。如此校园面积，自然是“狭迫”和“湫溢不堪”了。

　　解放后，在兰州市政府支持下，将周围的土地圈进来100多亩，到1953年，学院小西湖占地175.5亩，加上牧场用地，总面积达到220多亩。但从学校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必须具有相当的面积和较大的农场才能满足教学研究的需要。校内虽然设有家畜病院和畜牧场，但由于城市牲畜疾病多为一般的外科疾病，不但不能联系生产实际，连学生的日常教学实习也应付不了。当时学校还计划逐年增设一些农学专业，狭小的校址很难满足需要。学校东界甘川公路，北依城市大道，南靠兰新铁路，西邻机关学校，原址实在无法扩充。再加上城市建设的发展，而小西湖渐次变为城区，居于闹市，兽医学院院址先天不足的问题就突显了出来。

　　早在1947年处理梁家庄征地案中，当时的兰州市市长孙汝楠就说过：“兽医学院所征之地在小西湖以南梁家庄一带，该处在天兰铁路兰州总站之旁，现时虽云尚少人民居住，但铁路一通，当即成为繁华市区，在此设置牧场，大量饲喂牲畜，势必臭气熏人，不但影响市民卫生，其妨碍交通亦可断言。与其将来再行迁移，何如现时即在市郊另择一适当地点从事建筑，既可免去影响人民之生计，并可节省将来迁移及建筑费用。”孙汝楠当时说到的这些问题，在解放后的兰州城市发展中变得更为突出，周围的群众亦多有微词，加之学校今后的发展，迁校几乎成了形势所迫、势在必行的大事。

　　在以后的几年里，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先后在永登的满城、榆中的县城附近和兰州的大坪等地选址，最后确定为兰州大坪。但在1955年夏，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年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再次来兰与省委商定选址之事，共同提出了“文化西流”战略。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即提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应到河西寻找新的院址，通知学校停止在兰州周边的选址。最后导致了学校迁往武威黄羊镇，并顺势成为甘肃农业大学，小西湖遂成为校友心中的一个难以忘怀的记忆符号，因为那里曾经承载着兽医学院一段艰苦的创业史和辉煌办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