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四节 政治改革的失误：“新思维”与民族分离主义的泛滥

　　1985年，戈尔巴乔夫继任为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当时正值苏联处于停滞不前时因此，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推进政治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可以说，这种改革是克服苏联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必要选择。但是，在改革实践中，苏共领导人对政治体制的改革采取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无原则的“民主化”态度。进而发展为失去控制的“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致使对苏联社会主义建没中的错误和弊端的批评转变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诋毁和否定。在民族问题方面也是如此，那些长期背离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所造成的错误，被民族主义与反共势力作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而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片面夸大的错误阴影中被抹煞。长期接受美化宣传的各民族人民群众面对突然揭露出的种种“悲惨事件”和社会弊端，形成了强烈的思想反差。这些都使苏联很快陷入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之中，统一联邦制国家受到解体的威胁。所谓的政治“新思維”改革主要表现在：

　　第一，竭力否定社会主义走过的几十年的历史道路，为各种反苏反共的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制造了条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官僚专制制度”，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兵营式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对苏联旧的社会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造，以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这种以批判和否定苏联过去历史为前提的改革，势必诱发民族矛盾的爆发，助长民族主义泛起和公开反对苏联。例如，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有组织和行动纲领的政治力量，打着促进改革的幌子，实际上在从事反苏反共的民族分离活动。

　　第二，竭力否定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为各种民族主义攻击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提供了口实。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从改造长期主宰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共产党入手，提出恢复“苏维埃全权”的原则，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重大问题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苏共不再发号施令。这为反共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很好的口实。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圆桌会议”，提出的宗旨就是“取消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坚持反对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制度。率先成立的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更加活跃，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逐步控制了三共和国局势，在1990年3月大选中终于击败执政的共产党，夺取了三共和国政权。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政党也都发展得很快，甚至在俄罗斯联邦也相继成立了俄罗斯民主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等数十个反共反苏政党和民族主义组织。以叶利钦等人为代表的反共反苏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打着复兴俄罗斯的旗帜，大肆从事反共和瓦解苏联的活动，并于1990年5月大选中夺取了国家政权。由此可见，苏联各地区民族主义泛起，这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错误改革政策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