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四节 垂范：其他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

　　中缅边界协定的签订，为中国其他边界问题的解决树立了范例。在中缅界务交涉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一是双方承认历史背景，尊重客观现实，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二是在举行正式边界谈判之前，双方必须坚决维持久已存在的边界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改变之，要通过领导人的反复的友好协商，使双方的观点有可能逐步接近和一致起来，不因分歧而动摇解决问题的决心，从而为正式谈判达成问题的全面解决奠定基础；三是双方要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有争议的问题后，一方之得不能以损害另一方之利为基础。继中缅解决边界问题后，中国以这一良好范例为开端，先后同尼泊尔（1960年）、蒙古（1962年）、巴基斯坦（1963年）、阿富汗（1963年）等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和平友好的睦邻政策得以实现，从而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国内建设。

　　一、中国同尼泊尔边界谈判与世界最高峰的划分

　　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后不久，1960年3月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访问中国，两国政府首脑开始对中尼边界问题进行会谈。中尼边界全长约1400多公里，绝大部分是雪山，虽未经正式划定，但争议不多，双方地图的画法极为接近，基本上反映了传统习惯线和当前实际控制线。周恩来总理在会谈时表示：“中尼两国都是古老的国家，在历史上存在着上千年的友好关系；我们两国在这样长的边界上，没有发生过大纠纷，睦邻友好相处，这对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他对如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提出了三项原则建议：

　　1.以传统习惯线和双方实际管辖为基础，这就是说肯定现状。

　　2.个别争议，个别调整，按地图办事；双方地图上画法相同的地方可以肯定下来，线以北属中国，线以南属尼泊尔；画法不同的地方，但无争议，可经过勘查，根据地形和实际管辖情况，使画法统一；画法有出入，又有争议，这次如能解决最好，否则交给联合委员会解决。

　　3.希望这次能解决争议，签订一个边界问题协定。以后再正式签订一个边界条约，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促进两国友好；双方要互相保证在边界条约签订前维持现状，互不侵犯。即使这次有些争议未解决，也要互相作这样的保证。

　　中方提出的这些原则得到了尼方的赞同。中尼边界存在的主要分歧是珠穆朗玛（尼方称萨加·玛塔）峰的归属问题。尼方说珠峰在尼泊尔境内，而尼方提供的地图则把珠峰画在边界线上。中国过去出版的地图，有些把珠峰画在中国境内，有些则按外国的画法把珠峰画为边界山峰。周总理向柯伊拉腊首相指出：“这个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尼泊的民族感情，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同意照尼泊尔的地图，把珠峰画在边界上，使这个峰成为双方所共有，山峰的北半部属中国，山峰的南半部属尼泊尔”。毛泽东主席会见柯伊拉腊首相也说：这个山峰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一半一半”，这个山可以改个名字，叫中尼友谊峰。

　　通过友好的会谈，双方在1960年3月21日签订了边界问题协定。但珠峰的问题仍有待于解决。此后，两国又通过领导人的互访，继续就边界问题的某些具体事项交换意见。1961年秋，马亨德拉国王访华期间，双方终于就珠峰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接受尼方提交的地图上关于两国边界线通过珠峰的画法，这条线把峰顶的南部划入尼泊尔境内，把峰顶的北部划入中国境内。任何人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后，应该通知尼泊尔政府；任何人从南面攀登萨加·玛塔峰，经尼泊尔政府批准后，应该通知中国政府。在珠穆朗玛峰或萨加·玛塔峰上，中尼任何一方如要设立服务于和平目的的科学探测站，须经中尼两国政府事先达成协议。1961年10月5日，《中尼边界条约》由两国国家元首在北京签字，并立即生效。

　　二、中国与蒙古边界条约的签订

　　中蒙边界全长4000余公里，未正式划定。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换文中，对中蒙边界曾经作过原则规定，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但是，换文没有对中蒙边界的具体位置和走向作出规定，也没有附载任何划界地图。蒙方1957年照会中国政府称：中蒙边界已于1945年划定，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认为，1945年中苏两国的换文虽可视为解决中蒙边界问题的原则基础，但无法据此具体划定边界，需要两国谈判并勘定出一条能为双方所共同承认的边界。既然中蒙边界没有正式划定，中国希望双方能积极解决边界问题。中国对中蒙划界的主张是：基本维持现状，稍作调整；对当前双方的实际管辖线的大部分地段，双方认识上一致的，可以先肯定下来；至于争议地区，可以根据双方当前实际管辖情况，并照顾到双方边民利益和感情，通过友好协商，进行适当调整，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1962年6月，中方照会蒙方，强调双方在解决中蒙边界问题时，应从友好团结的愿望出发，充分照顾现实情况，既不宜追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旧界，更不应将一方认定的边界线强制对方接受。照会本着上述原则提出了对中蒙边界线的建议，并附了画有边界建议线的地图，这条边界建议线同两国的实际管辖情况基本相符。蒙方于1962年8月答复说：它了解了中方主张的边界线，认为双方可以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中蒙边界谈判于10月在乌兰巴托开始，11月达成协议。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嗣后即专程来华，于12月26日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签署了《中蒙边界条约》。中蒙边界条约签订后，刘少奇主席向前来签约的泽登巴尔主席说：中蒙两国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这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国也希望本着同样的原则，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边界问题。

　　三、中巴边界谈判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中巴边界本身情况并不复杂。60年代中巴关系友好，而中印关系十分紧张。中国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的接壤线全长约近600：公里历史上是来定界。双方地图对边界线的画法虽有出入，但争议地区不大，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边境事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与中国接壤的巴基斯坦控制区涉及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应由巴印两国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国既不介入，也不偏袒任何一方。巴基斯坦政府1961年3月向中国政府建议谈判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考虑到巴基斯坦实际管辖的地区既然同中国接壤，中国自然希望同巴基斯坦划定这段边界：但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这段边界所涉及的克什米尔，其归属问题在印、巴之间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必须避免介入这个争议。因此，中方1962年2月复照巴方同意谈判边界问题时明确表示：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得到解决前，比较恰当的作法是，中巴先对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的位置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但要在协议中规定，巴印解决了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临时性协议。巴方同意了中方的上述建议，中巴边界谈判乃于1962年10月开始。双方本着既考虑历史背景、又照顾当前实际情况的精神，采取互谅互让、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解决的态度，谈判因而进行得比较顺利，于同年12月达成了原则协议。全线基本按传统习惯线，即沿穆斯塔格——喀喇昆仑山脉的岭脊定界；乔戈里峰则按照中尼解决珠穆朗玛峰的先例，划为边界山峰。翌年3月2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巴两国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问题的协定》。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协定签订后发表讲话说：“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对于克什米尔归属未定的特殊情况，作了必要的和适当的照顾。我们这样做，既有利于确保中巴边境的安谧、加强中巴友好和亚非团结，也有利于巴印两国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我国愿意同巴基斯坦友好，也愿意看到巴基斯坦同印度友好。我们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也是始终一贯的。”

　　四、中国同阿富汗的边界谈判与签约

　　中阿边界长约100公里，双方都承认尚未定界，需要谈判解决。中阿边界问题本身比较简单，但这一边界位于帕米尔南部，同历史上的帕米尔问题密切相关，也牵连到中苏的边界问题，因而有其复杂的一面。在中国相继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解决了边界问题后，阿富汗看到了希望，1962年12月向中国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双方商定于1963年6月开始。中国政府考虑到：中阿都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阿富汗又是小国，希望和中国和平相处，因此，中国决定按照双方实际管辖情况划界，对阿富汗加以必要的照顾，但声明这样做绝不涉及中苏边界问题。由于中国对阿富汗采取如此友好的态度，中阿边界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8月1日即达成协议，11月22日正式签订了《中阿边界条约》，并立即生效。陈毅副总理对中阿边界条约予以高度评价：“在我国的西南边疆上，中国和缅甸之间，中国和尼泊尔之间，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已经存在着明确划定的和平友好边界。在中阿边界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和阿富汗友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巨大胜利，也是对于巩固这个地区的和平和加强亚非各国团结的重要贡献。”

　　五、启示：睦邻外交是边疆与民族地区稳定的关键

　　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与周恩来时期，中国外交为确立睦邻友好解决边界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为何中缅关系一直友好，边界问题也能够顺利解决，而在历史上同样作为英国东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却与此相反。中印关系为何在在1962年发生重挫，以致边界战争呢？中缅能，为何中印不能？与此类似的还有中苏关系与中蒙关系的类比。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首先，从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中印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两虎为邻”的大国关系。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对印度而言更多地表现为外交政策的理想性原则。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其谋求亚洲霸权的未来威胁，因此企图继承大英帝国在西藏的遗产，用西藏问题与边界问题制衡中国。远交近攻，扶弱制强，是大国关系的一般性选择。中国领导人在其国际统战理论中将印度视为又打又拉的、可争取的“中间派”。即使在1959年3月的西藏叛乱后，毛泽东在审阅中围外交部关于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谈话的答复稿中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文字，他说：“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两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仅体现出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娴熟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而且体现出他们处理大国周边关系的地缘政治哲学。

　　与此同时，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与缅甸和尼泊尔等弱小邻邦的领导人建立了较为持久的友谊，为睦邻外交树立了典范。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总是尽力设身处地，替对方考虑。中缅关系如此，中越关系也是如此。到了冷战后的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更加注重从全方位外交战略出发，考虑与周边外交了。中越关系走过“同志加兄弟”的前30年，以及严重对立的80年代。从90年代起，第三代领导人更加注重把睦邻外交放在“全方位”的战略中考虑。在2000年春节这个中越两国共庆的传统佳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谈到中越关系时说，回顾我们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史，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中越人民理想相同、利益相关，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友好合作的道路走下去，加强团结，增进互信，发展友谊，扩大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繁荣，才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实现中越两国关系在新世纪的不断发展，必须坚持“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指导方针。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长期稳定，就是中越友好符合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双方都要从友好的大局出发，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稳固健康发展，使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代友好下去。面向未来，就是我们双方要站得高、看得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继承传统，开创中越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睦邻友好，就是要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始终以睦邻友好精祌教育两国人民和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一切问题，互相信任，互帮互助，互凉互让，共同发展。全面合作，就是要不断巩固和扩大两党两国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归结起来就是，发展中越关系，互相信任是基础，长期稳定是前提，睦邻友好是保障，全面合作是纽带，共同发展繁荣是目标。正因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得以顺利发展，两国陆上边界问题得到全面解决，北部湾海疆谈判也取得圆满成功，两国边疆地区的跨境民族关系也恢复到传统友谊之中。

　　§§第四章 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