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三节 症结何在？

　　中印两国共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两国曾有过“印地秦尼，巴依巴依”的蜜月时期，何以在1959年后关系迅速恶化，乃至1962年兵戎相见，爆发边界战争呢？

　　一、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不同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大多是由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属于历史遗留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一贯采取较为客观务实的立场，既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也考虑到了业已形成的现实情况，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以求得对双方都有利的公平合理的解决。根据这个方针，中国同缅甸、尼泊尔等国顺利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详细考査了中印边界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研究了中、英、印三国出版的地图和官方、私人所有的各种文件及文字记载，特别研究了印度政府向中方提到的各种主张及证明文件，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明确地提出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主张：

　　1、整个中印边界约两千公里是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的，中印之间不存在任何划定边界的条约或协定。

　　2.中印之间存在着一条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中国方面所提出的边界线是正确反映了中印边界的真正传统习惯线。这条传统习惯线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范围而逐渐形成和明确起来的。

　　3.由于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地方领土的侵占，并且在近年来进一步把自己的控制强行推进到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因而造成了一条同传统习惯线有出入的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则没有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越过传统习惯线进入印度领土。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来没有承认。

　　4.在中印签订协定以后，印度违背了协定的五项原则，极力在中印边界各段越过传统习惯线，侵占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一再提出应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对双方都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前，双方应该维持现状，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能使用武力来加以改变。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

　　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立场与主张，完全是公平合理、友好真诚的。但这种和解态度却并未得到印度的响应，相反，其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一开始就是僵持、片面和强加于人的。印度政府认为，过去的条约是有效的，印中边界是由历史与自然决定的：

　　首先，印度在边界划分中坚持英印殖民政府时期的条约有效论。如前所述，尽管印度曾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饱尝丧权辱国的艰辛和痛苦，独立后本应一反英帝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以崭新的姿态与立场处理与周邻国家的关系。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称霸亚洲的野心却促使印度积极走上以条约有效论为借口的扩张主义道路。尼赫鲁曾在议会公开宣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在尼赫鲁看来，只要是符合印度国家利益的条约都是有效的。在这一原则推动下，印度不断蚕食中印边界中国一侧的领土。1954年印度侵占中印边界西段沿传统习惯线中方一侧面积约有450平方公里的巴里加斯地区，至今未撤，同时对西段约3.3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提出领土要求。为证明其越境侵占行为的“合法性”，印方的依据是1842年10月查谟邦多格拉族统治者古拉伯·辛格与西藏地方当局双方交换的互不侵犯文件，是第一个边境条约，由此认为中印边界西段业已划定。但是事实上，印度所谓的1842年换文根本未规定边界的具体位置，印度凭此条约对中印边界西段进行划分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印方在边界划分中强调所谓分水岭原则，认为喜马拉雅山形成的分水岭才是中印边界东段的天然疆界。印度驻华大使馆于1960年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提到：“在所有可能的天然边界中，分水岭是最好的。因为它不会改变而且易于辨认。在有一系列山脉的地方。往往是分水岭，而不是别的东西，成为传统的边界，因为山两边的人民在定居时倾向于上溯到河流发源地为止，而不会起越它们。印度北方边界的画法全部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这一点支持了这条线由于习惯和传统而成为边界的事实。”同时，印度政府认为，印度主张的边界“具存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的充分权威”；“分水岭原则已先天地规定了中印边界，毋需再来正式”；“规定昆仑山和大喜马拉雅山脉的巨大的弧形线，形成了世界上予人印象最深的天然边界线。这条线儿世纪来一直为传统习惯所承认，它决定了双方行政管辖的界限，并且近三百年来边界各段还曾在不同时期在有效的国际协定中得到确认”。

　　印度所主张的这两个划界原则，相辅相承又随着谈判的具体情况而各显其能。对于中印边界中段，英国和印度的官方地图、文件以及派往西藏从事非法勘测活动的英、印人员的著作都证实这一段的大部分争议地区是属于中国的，因此，尼赫鲁总理1959年3月22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就没有提出中段边界有条约根据，而只强调分水岭原则。从1950年起，印方就散布说，北部边界（指“麦克马洪线”）是不容谈判的。到了1954年，其“不容谈判”的态度进而扩大到了中印边界全线。印方一再公开宣称，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界就是按它所主张的边界线划分的，并且还硬要中国政府全部接受和承认印方提出的毫无根据的边界线。

　　二、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争议

　　中印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问题，一直是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印度对于此线的主张完全继承英国殖民者的衣钵，认为此条边界是由国际条约与天然的分水岭决定的。在中印边界交涉中，印度指出“麦克马洪线”是由中国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国三方代表共同划定的，咬定该线以南地区历来由印度政府管辖，否认中国西藏当局在历史上对这一地区客观存在的管辖权，同时认为那里的部落也丝毫没有受到过西藏政治、文化或其他方面的影响。印度政府坚持认为，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已经划定了中印边界，尼赫鲁1950年11月20日在印度人民院回答议员质询时就曾提出：“从不丹向东的边界已清楚地由1914年西姆拉条约所确定的‘麦克马洪线’划定”。事实上，把中印边界中段定在喜马拉雅山各山口是符合印度的安全战略意义的。“‘麦克马洪线’沿着（喜马拉雅山）顶峰画出的边界线，比沿着山麓画的边界线，要有利得多。”正是出于这种追求“自然边疆”的扩张主义要求，导致印度不顾历史事实，坚持把单方面确定的、实际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视为已定边界线，不容谈判。同时，印度还进一步推而广之，对边界的任何地段都不能进行谈判。但是，一味拒绝谈判会不得人心，尼赫鲁政府就为谈判规定了一个先决条约：中国应该先承认麦克马洪线，同事接受印度声称的西段边界线，在这个基础上，两国可以就一些枝节问题进行谈判。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題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

　　1911年中国发生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国的内地动荡，给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边疆问题上滋事以可乘之机。英帝国主义利用此时机，公开地进行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侵略活动。在此历史背景下，1913年10月，英属印度在西姆拉举行了英国、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三方会议，此会议期间，英方在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猖狂地展开了分割西藏领土的活动。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反对英方的无理要求。在会外，当时担任英属印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德里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以秘密换文的方式，于1914年炮制了所谓的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企图把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厲印度。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予以承认。英国政府也迟迟未敢公布。这条线到1937年才在英属印度政府出版的地图上作为“未标定界”首次出现。至于西姆拉条约和德里秘密换文，则是英国政府在1938年采用篡改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印度与邻国的条约、契约、证书集）中有关西姆拉会议的记述的卑劣手段偷偷地抛出来的。而实际上，英属印度当局越过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直到印度独立前夕，英属印度当局还远未全面控制到“麦克马洪线”。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继续向“麦克马洪线”推进。例如在门隅地区，印军1951年越过色拉侵占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撤出，1953年前将其控制逐渐扩展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54年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传统习惯线以北地带为主体的地区内设置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以加强辑制，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第一次把“麦克马洪线”画成已定界。

　　对于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单方面立场，中国态度很明确，即中印之间的边界从未经正式划定过。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至于说被印度政府视为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协定”——《西姆拉条约》，是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国政府签署的，中国政府没有在条约上签字，也从来没有承认条约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作为中印边界的协定。此外，西姆拉会议还涉及到西藏地位的重大问题。因为如果承认西姆拉会议的合法性，不仅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大片本属自己的领土，而且还意味着中国政府承认1914年英藏关于“麦克马洪线”换文的有效性，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事实承认西藏享有一个主权国家的签约地位。果真如此，新中国还将失去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的法律依据。但考虑到各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现实的态度。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边界问题的存在不应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

　　关于“麦克马洪线”问题，不得不涉及到中缅边界的西段——事实上是“麦克马洪线”东段一部分。中缅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给印度政府造成了幻觉或误解。印度单方面认为中国也会承认以“麦线”划定划定中印边界的立场。1956中缅谈判边界问题时，周恩来表示，中国政府不承认1914年英国政府片面制造的“麦克马洪线”。但将尊重历史与现实，以此线为基础谈判两国边界划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赫鲁就提出“麦线”问题，周恩来当时答称，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中国、印度、缅甸都独立了，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与两国友好关系，加以现实地解决。周恩来说，他要报告中央并征得西藏地方同意，是需要时间的。但根据尼赫鲁的回忆，周总理与他的会谈中提及“考虑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暗含了对“麦线”的默认及印度在该线其余段落上的解决立场的认同。尼赫魯还说，他曾用三种方式回头再谈这个问题，并使周恩来总理重复了这一点。“现在这件事被无视——如果不是被否认的话，无论如何，它实际上被否认了一一而且采用了另外一条线，这是我感到遗憾的事。”1959年2月，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及“麦线”时，说周恩来已承认了“麦线”，同意以“麦线”划界，并将当时谈话印方的记录有关“麦线”一段抄录在信中，指责中国总理违背诺言。对此，中国外交部曾专门在1959年12月26日致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中作出解释：说明会谈的经过，并强调这条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两国友好关系，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希望以后找出解决东段（指“麦线”一段）边界的适当办法。周恩来总理的这段申述，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中国政府对“麦线”的承认。

　　三、印度对当时中国内政外交环境的误判

　　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也反映了60年代印度与中、苏、美三国间的战略关系的看法。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1959年3月达赖喇嘛在西藏发动叛乱。与此同时，中苏国家关系也因为意识形态的论战出现不和。在东南沿海，台湾当局在美国的纵容下企图“反攻大陆”。印度认为，中国内政外交发生全面性危机后会在边界问题上对印度让步。因此，印度企图通过中印边界问题向当时与中国关系破裂的苏联及美国示好，以谋求印度在国际社会的利益。

　　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愈益重视其亚洲战略布局，加紧网罗中国周边的反华势力，以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这突出地表现为加强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1959年朗久事件发生后，苏联马上声明“中立”，但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西方新闻界评论说：“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印度向美国和苏联通报了边界冲突的进展，指责中国侵略了印度。尼赫鲁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供应米格21型飞机。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印苏关系迅速提升，1965年美国政府出于在印巴间维持均势的考虑停止对印军援后，苏联成为印度最大的武器装备供应商。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印度，体现了在战略上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从而在南部加大了对中国的压力。

　　美国也在密切注视着中印边界争端的发展，肯尼迪政府对中印冲突的反应与其对华政策及南亚政策息息相关，它企图一方面全面加强印美关系，可能的话就把它拉入西方集团，另一方面企图乘机解决印巴争端，使两国联合起来对抗和遏制中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肯尼迪的得力助手西奥多·索伦森说尽管总统在全神贯注于对美国和西半球的更为直接的威胁，但却在思考哪一个危机从长远来着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从长远的意义上，世界上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间的一场全面战争，是可以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对抗相匹敌的。

　　尼赫鲁标榜印度推行不结盟外交。但是，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他不断与美苏靠拢。1962年10月26日，尼赫鲁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求给予军事援助。次日，美国开始援印，11月14日，美印签署军事援助协议，为已经启动的军事援助确立了法律基础。11月20日深夜，当印度军队溃败时，尼赫鲁向肯尼迪发出紧急呼吁信，要求美国立即进行军事干预，并派遣15个空军中队参加对中国作战。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印度则“不加掩饰地”投入美国的怀抱。1963年1月，印度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甚至表示，印度愿意“同美国在亚洲各地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来共同遏制中国。因此，印度放弃了不结盟立场，转而推行一种事实上的双重结盟政策，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进一步以边界问题遏制中国。

　　应当承认，印度国内因素对印度政府走向对华边界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度是西方国家在东方的“民主橱窗”。多元化的政治与媒体，不断渲染中国背叛了印度的友谊，背叛了印度与中国共同倡导的“潘査希拉原则”，煽起印度公众歇斯底里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给中印关系带来严重后果。除此以外，当边界谈判出现分歧，印度为了在国际社会上先声夺人，不惜将中印两国早年互致的照会公之于众。正如尼赫鲁后来所说的那样；“或者把对方争取过来，或者削弱对方，使它在本国舆论、世界舆论和我本人的看法里站不住脚。”中国方面为了澄清事实，也不得不公布印方的照会。因此，从1960年到1962年间，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展开了“照会战”。仅1961年12月至年12月，中印双方公开的互致照会、声明、信函就达一百多件。边界问题公开化后，国际舆论也加人其中，各执一词，甚是热闹。在“照会战”、“宣传战”中，中印双方都将自己关于边界的立场、态度公布得一览无遗，使得国际社会对边界的走向和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了如指掌。事到如此，任何一方的妥协、让步都意味着国家尊严的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最终导致中印双方根本就不可能坐下举行认真理智的谈判，问题进一步恶化。由此可见，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不仅不利于推动谈判的顺利进行，反而还使中印双方的谈判和考虑解决边界问题时增加了对其他因素的顾虑，加大了谈判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