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五节 中印边界问题的反思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印边界交涉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存在着长期复杂性，但只要中印双方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以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积极发展两国关系，中印边界问题就一定会有和平解决的前景。事实上，当我们回顾20世纪50年代同期的中缅边界谈判及其与中印边界谈判的关系时，历史给未来很大的启发与思考。

　　一、中印、中缅两国关系及边界问题之比较

　　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中缅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新阶段。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共同努力使其成为了团结新独立国家反帝、反殖斗争的一面旗帜。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印、缅两国对华政策是积极友好，有利于双方关系健康发展的。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同年12月16日，缅甸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它是国际社会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而印度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1950年4月1日，中印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50年代，在恢复新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威胁等電大问题上，印、缅都曾向中国伸出友好援助之手，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并肩站立在一起；同时，对印缅两国，中同也一贯坚持维护睦邻友好的政策，在国际反帝、反霸、一反殖斗争中，积极支持印缅发挥骨干领导作用，对印、缅所倡导、提议的一些重大国际活动予以了积极无私的援助和支持。中印、中缅关系在50年代中期以前都是友好的，印缅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基本上处于同一友好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印、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政治前提是基本相似的。正因如此，周恩来将印度和缅甸等原殖民地国家视为要求和平的友好国家，是中国国际统战的盟友，并希望以解决与印度和缅甸的边界问题为突破口，树立新中国睦邻外交的新形象。

　　事实上，中印中缅边界还存在相当的共同之处。第一，从中印、中缅边界问题的缘起来看，印缅在近代史上都曾先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印、中缅边界问题都是英殖民统治留下的“后遗症”，属历史遗留问题。现任政府无需承担历史的责任。因此，英帝国主义留下的诸类历史交涉、文书等都与印、缅现任政府无直接责任上的关系。第二，从中印、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难度上看，两者是相似的。尽管中印之间争议的领土面积大于中缅间争议面积，但中印边界问题涉及到的却有相当一部分是雪山、冰川和荒漠，而中缅之间有争议的领土则遍布于少数民族的村寨、良田、矿山和战略交通枢纽，涉及到成千上万少数民族群众的移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缅边界未定界中有一段，即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中、缅、印交界处），是属于“麦克马洪线”东边最后一段，1914年麦克马洪私划“麦线”时，缅甸尚厲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因此，中缅、中印边界谈判中又都涉及到了“麦克马洪线”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缅边界谈判的难度并不亚于中印边界谈判难度。第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边界摩擦与冲突使中印、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体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性。1955年，中缅边界地区发生“黄果园事件”两国边防部队在中缅边界上兵戎相见，促使双方政府清醒认识到明确划分国家边界的必要与迫切。缅甸吴努总理对此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边界纠纷一直是人类冲突最通常的原因之一。的确，每一次大战总是产生一些新的边界，而这些新的边界本身就包含着新的冲突的‘种籽’。为了避免战争和各类冲突，就要明确划分我们两国（中缅）之间的边界。”同时期内，中印之间也曾多次因边界划分不明而产生边防人员之间的摩擦，1959年发生了朗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双方人员互有伤亡。为此印度国会数次举行边界问题听证会，尼赫鲁总理及当时的国防部长梅农也多次在议会、政府与新闻媒体前发表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性讲话。由此可见，印、缅政府都充分意识到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尽管有上述的各种相似点，中印、中缅边界问题后来的发展却大相径庭。中缅两国领导人在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于1960年1月签订了边界条约，边界问题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并为现代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的发展添写了新的篇章。而中印边界问题却在两年后恶化为边界战争，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僵持，至今仍悬而未决。

　　为何中缅两国能，而中印两国却不能？中印边界问题给后来人留下许多思考。

　　二、中印边界问题的反思

　　第一，印度一再强化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法律地位的做法，成为中印解决边界的最大障碍。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不断强化其对“东北边境特区”（即中印争议的东段地区）的控制。1972年1月将其改名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运会闭幕式上，印度别有用心的安排一个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雪狮舞和孔雀节目。闭幕式的指示灯亮出“阿鲁纳恰尔邦”字样，发给记者的说明书印有“阿鲁纳恰尔邦”，全场广播也俨然以正式领上（邦）的身份出现，企图把中印边界的双边争端引进世界政治问题的多边争端之中。1986年12月8日一9印度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12月11日，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绝不承认非法的“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单方面强化该邦法律地位的做法，移民实边，为未来的中印边界谈判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此外，“麦克马洪线”不仅涉及中印边界纠纷，还牵涉到西藏人民民族感情的问题。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包括门隅、洛隅、下察隅广大地区，中国西藏地方政府自17世纪中叶起就开始对这一地区行使主权，这一地区的居民都是藏族或与藏族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民族。门隅地区的达旺地带，是西藏错那县的一部分，它那宏伟的寺庙，数百名喇嘛，一直被视为西藏政治上的一支主要力量，并与拉萨哲蚌寺有着密切的联系。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那里。印度对“阿鲁纳恰尔邦”的强行占领，无疑给西藏人民的民族情感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如何真正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谅互让，就考验着印度领导人的智慧了。

　　第二，印度如何妥善处理好西藏问题，至关重要。中印两国关系中，西藏问题始终与边界问题交织在一起。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但是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新政府却继承了从前英印殖民当局的传统政策。印度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印度同西藏有着宗教与文化上存在特殊的亲密关系。印度国会中支持“西藏独立”的反华势力亦不可低估。中国政府历来是坚决维护其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的。早在1959年3月西藏叛乱后，周恩来总理就对党内外知名人土讲到：“七百年来，西藏都厲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印度）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的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如果（西藏问题）干涉者攻击我们一百年，我们也就准备回击一百年。”1959年西藏叛乱的失败，让尼赫鲁认为丟失了控制西藏的可能，进一步促使他在边界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他公开两国总理的谈话记录，搞照会战，逼中国承认“麦线”。经中国复照澄清，他更为恼火，在印度议会声称他受了中国的欺骗。因此，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存在“以藏制华”的观点。令人欣慰的是，随着2003年7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依访华，中印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印度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给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三，中印应当拓宽政治接触面，加强高层亙访，逐步实现高级会晤定期化和机制化，增加双方议会、政党和民间的交流，增信释疑，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群众基础，也有利于今后顺利解决边界问题。边疆问题属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应当承认，中印两国外交官员通过几十年的谈判，已经完全了解彼此。谈判是否有结果关键在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这已是中越边界谈判成功的重要启示。

　　自1988年12月拉·甘地应邀正式访华以来，中印两国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但1962年边界冲突给中印关系造成的芥蒂尤存，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有着不小的市场，中印政治关系的基础依旧脆弱。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前后，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为推卸破坏核禁试责任而不惜损害中印关系的言行就反映出印度对中国仍存有误解与疑虑之心。因此，要解决边界问题，尚需两国共同努力。

　　中国和印度都是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大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快速增长，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经济上也有较大的互补性，加强双边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对两国政治与外交关系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在有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南北关系、人权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存在着不少重要共识。双方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应当而且也需要相互支持与合作，从而推动中印关系的全面发展，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立一个良好的双边环境。

　　§§第五章 中俄边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