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二节 外蒙古独立的由来与反思

　　外蒙古历史上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晚清的边疆危机中，沙俄政府开始觊觎我国的蒙古地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沙俄乘机鼓动所谓“蒙古自治”活动，阴谋策划外蒙古的独立。但是，外蒙古的独立变成现实，则是在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时期。1945年，美苏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玩弄强权政治，牺牲中国利益。外蒙古的独立，给中国历史留下沉重的反思。

　　一、外蒙古历史上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蒙古”一词由来已久，它既是对一个民族的称谓，也是一个地理区域的名称。蒙古族的祖先蒙古部落属于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在《旧唐书》中被称为“蒙兀室韦”。它原先游牧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南一带，后来西迁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驻牧。早在唐朝初年，唐太宗就在蒙古地区设置燕然都护府进行管辖，并开辟了一条纵贯外蒙的“参天可汗道”加强统治，内附诸部向唐朝纳贡称臣。元朝时，中央政府正式在外蒙古地区设立辖区——岭北行省，并进行了大规模屯垦。据载，治所和林屯垦就“生植殷富”，“因屯田以给军储，岁不乏用”。岭北屯田极大地推动了蒙古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蒙汉融合。清初，退居北方的蒙古族分为喀尔喀蒙古（明代称“鞑靼”）、漠南蒙古、漠西蒙古三部。其中，喀尔喀蒙古散布于外蒙古地区游牧，在清入关前，即每年向清廷纳“九白之贡”臣服于清朝，形成了固定的朝贡关系。1688年沙俄策动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封建主葛尔丹发动叛乱，并向喀尔喀蒙古进攻。外蒙古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率领喀尔喀蒙古各部迁往内蒙古，清政府将其安置在内蒙北部。清廷派人责令葛尔丹退兵，归还喀尔喀蒙古地盘，葛尔丹竟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攻入内蒙。1690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与葛尔丹大战，1696年，康熙亲率大军在招摩多击败葛尔丹叛军。1697年喀尔喀各部全部返固外蒙古。这样，外蒙古地区包括唐努乌梁海一带全部统一于清朝，清政府逐步在外蒙古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并在中央设立了“理藩院”，办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

　　同一时期，沙俄殖民者不断入侵外蒙古地区，并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设立了许多侵略据点，向南扩张自己的势力。中国政府曾多次要求通过谈判划定蒙古地区北部中俄中虽边界，俄国为扩大自己放占领范围尽置施延谈判时间，拒绝划定边界，致使中俄关系日趋紧张。为此，1722年中国政府宣布暂停中俄贸易，给俄国商业利益以沉重打击。1727年，通过《布连斯奇条约》和次年的《恰克图条约》，中俄中段边界确定。在清政由的管辖下，外蒙古的局势逐步趋于稳定。

　　二、沙俄策动下的所谓“外蒙古独立”

　　沙俄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边疆领土的窥伺之心。19世纪中期，积极从事侵略我国东北边疆的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一再向沙皇政府建议：一旦欧洲军队进入北京，清皇室逃亡，俄国应立即派军队进入满洲和蒙古。对于蒙古，“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大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但假如蒙古希加入俄国国籍的意愿表白得更明显，就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正当要求。”沙俄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1893年，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又向沙皇转呈了一份“巴德玛耶夫条陈”，受到尼古拉二世的大力赞许，并拨专款予以实施。于是，各种“商人代表团”、“科学考察团”打着“经济调査”、“科学考察”的幌子，派遣间谍深人外蒙古地区进行“考察和探险”，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为全面吞并外蒙古进一步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满蒙地区的争夺日益激烈，但相互勾结也随之加紧。1907年，沙俄与日本签订第一次《日俄密约》，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之特殊利益，担保禁止可以妨害此种利益之任何干涉”，担保不干涉它在该地区的活动。1910年，两国签订第二次《日俄密约》，日本再次重申了上述原则。在得到日本的默契和保证后，沙俄加紧了对外蒙古的侵略。沙俄不惜重金对外蒙古上层喇嘛和王公贵族进行笼络收买，使他们接受沙俄的影响；还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极力挑拨蒙古与满、汉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培植亲俄势力。同时，沙俄还以各种借口，派遣军队进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并武装了外蒙古军队4000多人。而此时，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也给沙俄提供了可乘之机。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沙俄认为时机已到，便煽动蒙人不要错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实现“外蒙独立”。在沙俄的导演下，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即位，自称“皇帝”，以“共戴”为年号，任命曾经到过俄国请求援助的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任命杭达多尔济为“外务大臣”。这就是外蒙古的第一次“所谓独立”。随后，俄国发表声明表示对外蒙独立当局“愿提供友好支持”，并强迫外蒙聘用俄国的财救、军事顾问，多次阻挠外蒙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接触，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外蒙古。外蒙古独立时，正当辛亥革命高潮时期，自身难保的清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外蒙古事态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庄严宣告，坚决反对外蒙古独立，并致电外蒙王公，揭露“俄人野心勃勃”，劝他们不要上当。《临时约法》的第三条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省、内外蒙、西藏、青海。”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后，就外蒙古问题两次电告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满清政府从未承认蒙古之独立，故余也不能承认之”，并反复说明“外蒙与中国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为一家”，“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并派人到外蒙进行劝服，但遭到拒绝。同时，沙俄却乘机自行其事，于1912年7月与日本签署第三次密约，重申前两次密约精神，并将内蒙古划分两部分，东部归日本，西部归沙俄。更有甚者，同年11月，沙俄政府竟然与外蒙当局擅自签订《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条》，规定沙俄扶植外蒙“自治”，并享有种种特权，外蒙古实际上已经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俄蒙协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抗议，在此压力下，北京政府正式向俄国政府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外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立之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但袁世凯迫于俄国压力，只得同意与沙俄谈判解决外蒙问题。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和会谈，在北京政府做了很大妥协的情况下，两国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按照此文件，中国除了一个空洞的“宗主权”之外，丧失了对自己领土主权的一切权利。而沙俄分裂中国领土，获取种种特权的野心基本得到实现。按照《中俄声明文件》的规定，1914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谈，历经9个月的交涉，1915年6月7日签署了《中俄蒙协约》，在形式上取消了外蒙古的“独立”，代之以“自治”，但并没有废除沙俄的种种特权。《中俄蒙协约》签订的时候，正值俄国革命的前夜，俄方已经无力扶植外蒙傀儡政权。6月9日，协约签订的第三天，库仑活佛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独立”，北京政府旋即在库伦设立办事大员公署，并派驻了军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无暇顾及外蒙。中国政府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派兵进驻库仑，决心收复外蒙。1919年11月，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正式发表外蒙古王公决定取消自治的消息，明令撤销外蒙“自治”，废止《中俄蒙协约》和《中俄声明》。1920年正月初一，北京政府在库仑举行加封典礼。至此，外蒙古第一次“独立”宣告结束，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20年7月，驻扎在外蒙的中国政府边防军被调回到内地参加直皖之战，外蒙防务空虚。10月，被苏俄红军赶出国土的白俄匪军儿百人逃到外蒙，同日本人相勾结，于1921年攻入库伦，胁迫外蒙活佛博多克宣布外蒙独立，并以外蒙为据点，向苏俄发动军事进攻。

　　三、斯大林主义与外蒙正式独立

　　苏联建立后，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双重外交。一方面，苏共中央领导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开展旨在推翻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向外国输出革命。“革命外交”给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人民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以希望，却对该地区的官方产生严重的内乱与动荡。同时，苏联政府与其他国家官方维持正常国家关系。“革命外交”与官方外交的双重作用，为斯大林维护苏联的统一与边疆稳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在斯大林对国民党的外交战略中，“外蒙古独立”就是这个“双重外交”的产物。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苏俄共产党的帮助年3月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恰克图成立，并同时成立“临时蒙古人民政府”，向苏俄红军请求援助。苏俄为了打击白匪，保卫新政权，于当年6月接受蒙古人民党要求，进入外蒙古对白匪作战。7月，苏俄红军和蒙古游击队攻入库仑，驱逐了白匪势力，同时也赶走了北京政府驻扎在外蒙的军队。7月11日，“临时蒙古人民政府”改为正式政府，宣布实行君主立宪。这样，外蒙古又一次走向独立，仍奉活佛为元首，由司卫巴都执政。当然，这一政府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1921年11月5日，苏俄政府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俄蒙修好条约》，规定：“俄国劳农政府承认蒙古民主政府为惟一合法之蒙古政府。”从条约内容看，苏俄是把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看待的，并取得了占有外蒙土地的权利，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显然，这违背了苏俄政府1919年、1920年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因此，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1923年，苏俄政府派遣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问题，北京政府出于内政外交的压力，也愿意重开中苏谈判。由于双方分歧太大，长时间不能统一意见，只能进行非正式谈判。直到1924年5月，为了避免苏俄政府与南方的革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北京政府才与苏俄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几份文件。《协定》有关外蒙古问题的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同时声明，在一定时期内，将苏联政府军队从外蒙地区完全撤出。但该《协定》并没有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时，正当中国大革命的前夜，北京政府正加紧准备镇压南方革命势力。因此，该《协定》并没有被认真实施。而苏联背离《协定》的明确规定，仍然支持外蒙古以独立国家的身母在国际上活动，并一直控制着外蒙。1924年11月26日，在外蒙古人民党的领导下，外蒙古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个。这样，外蒙古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并受到苏联的保护和支持。但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它，国际上其他国家也没有承认。由于中国接下来的内战和抗日战争，外蒙古问题被搁置起来。

　　1928年蒋介石在全国确立统治后，推行“亲美反苏”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一度中断。外蒙古问题被暂时搁置。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加紧侵华步骤，控制了国民政府与外蒙邻接的地方，南京政府仍然未能顾及外蒙问题。1936年3月，苏蒙缔结互助条约，南京政府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但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中苏就外蒙问题仍没有进行任何交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一直希望苏联能参加对日作战。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一直采取很谨慎的态度。1944年下半年后，随着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斯大林开始考虑对日作战，并向美国提出了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此时，斯大林向美英提出了参加对日作战的具体条件。经过反复磋商和讨价还价后，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正式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在协定内容中，苏联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2个月或3个月后参加盟国方面的对日作战，但提出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要求美英两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罗斯福、运吉尔签应了斯大林的要求，签署了违背国际法准则的密约，这样，美苏为了各自的利益，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秘密交易。《雅尔塔协定》签署后，美苏进行了保密，一直没有让中国政府知道协定的具体内容。后来，中国政府看到协定的文本后，虽然也“义愤填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修改协定的条款，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和迫于苏联的压力，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只是同意中国同苏联谈判解决问题。

　　四、“外蒙古独立”及其教训

　　1945年6月，中苏两国代表开始进行缔约谈判。一开始，斯大林就拿出《雅尔塔协定》，要求以此为基础展开谈判，对外蒙古问题更是寸步不让。谈判一直持续到中国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夜，蒋介石政府在得到“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以往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的意向”的保证后，对外蒙古问题做出了重大让步和妥协。8月14日，中苏两国外长王世杰和莫洛托夫正式签署了《中苏同盟条约》及有关附件，并交换了关于外蒙古独立总问题的照会。中国外长8月14日在致苏联外长的照会中写道：“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与日本战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之独立，即与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苏联外长在复照中写道：“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1945年10月22日，外蒙古公决投票正式开始，24日投票结果公布。参加投票的494074人，投票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占投票人数的97%，其余为弃权票，没有一票反对独立。对此结果，蒋介石虽“深感痛苦”，却也无可奈何。1946年1月5日，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发布的公告说：“外蒙片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投票……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特此公告。”就这样，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此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因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曾在联大提出“控苏案”。1953年2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经蒋介石明令，废止1945年的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取消关于外蒙古独立的公告。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曾向苏联提出要把外蒙古合并到中国来，遭到了斯大林的强烈反对。为了争取苏联对新生共和国的的支持，毛东等领导人没有坚持己见。同年10月1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时，还专门签署了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其中关于外蒙古问题写道：“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至此，当代中国对外蒙古问题不得不画上了句号。

　　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对外蒙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在中共与斯大林的关系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斯大林并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而是沙俄的继承者。他在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纵横捭阖，以利用蒋介石急于当“战后四大世界领袖”的心理，制衡毛泽东；又利用中共中央在新疆与满洲的发展壮大，制衡国民党政权；在战时美苏两个同盟大国之中，玩弄秘密外交，以牺牲中国在外蒙古和满洲的利益，以换取美国对苏联远东利益优势的承认。对此问题，杨公素教授指出：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苏联政府在1924年与中国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第五条正式承认的。这个大纲经过两国政府协商批准，一直是合法存在的。后来由于中国内战，又由于外国的干涉，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支持成立蒙古人民党和苏联红军的干涉，外蒙古与中国中央政府疏远，自称为独立国。外蒙“独立”显然是违反中俄大纲的。只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无力取消。外蒙“独立”既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也没有获得国际上的承认（除苏联外），蒙苏间签订一些条约都没有取得中国的同意与承认。至少在法律上外蒙古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雅尔塔协议竟背着中国政府把外蒙古作为独立国家来处理，这不仅是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也是违背苏联1924年自己签订的协定的。毛泽东在1949年访问莫斯科时虽然提出了外蒙古问题，但斯大林拒绝讨论，中国方面被迫作了妥协让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的现实。可以说在扩张领土及控制势力范围方面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政府是从不放弃一点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