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三节 中苏大论战与边疆问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两国关系在共同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的目标下进入蜜月期。但是，好景不长。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党两国围绕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逐渐出现了分歧。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他在斯大林的历史功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和平共处、以及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看法上，提出了与斯大林时期不太一样的看法。赫鲁晓夫是从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两极论出发，企图通过与美国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达到苏联世界利益的全球化。从1959年起，对于德国柏林问题、中东战争、越南战争、亚洲开发银行等问题，美苏缓和继续，两国首脑接触不断几乎形成定制。

　　与美苏缓和相比，赫鲁晓夫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逐步后退。1953年9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主动示好，提出苏联军队撤出旅顺口、移交中苏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两国开展科技合作等等对中国发展十分有利的想法，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盛赞中国领导人的英明和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中苏关系的“蜜月”达到最高阶段。1956年后两国对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由此拉开了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两党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甚至严重的边界冲突。1956年10月，苏联政府发表宣言，检讨了苏联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表示今后“必须充分估计到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遵循“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中国本来期望中苏关系会在此基础上得到进步的巩固和加强。但事与愿违，苏联某些领导人在度过“波匈事件”的难关后，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且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苏联在中苏边境与蒙古陈兵百万，挑起边疆冲突，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重的威胁。

　　一、中苏大论战的主要内容

　　1.关于斯大林的历史地位：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20大召开，在其中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举世闻名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全面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希望中共能够支持他对于斯大林的批评。然而中共中央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表示肯定苏共20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当然是为了清除斯大林去世后仍然具有的巨大政治影响，从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2.中苏共建长波电台问题与共同舰队问题：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这种军事通讯设施虽也为中国国防建设所必需，但在中国领土上由中苏合资共建，而资金的大部分又是来自苏联，这就涉及到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国不能不慎重考虑。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政府題意建设太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可是，苏方对中方要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性立场不予重视。7月31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至于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这次中苏首脑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没有再坚持他们原先的建议。但是，围绕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而发生的争执，暴露了苏联的大国主义立场，特别是赫鲁晓夫否认下属传言的抵赖做法，给两党两国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而中共中央领导人由此对苏联产生了高度的政治警觉。

　　3.关于两大阵营的和平共处问题：50年代后期，苏联卫星首先上天，在两大阵营的和平竞赛中，苏联领导人试图设计的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蓝图，中国是不同意的。50年代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反对美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随着苏联加紧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特别是在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前后，苏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境冲突上捍卫自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实际上持否定态度，力图使中国的外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企图通过美苏合作控制中国的做法，在理论与行动上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事先中方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方作了通报。苏联领导人深恐中国此举会破坏他们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图，甚至于可能导致苏美冲突。九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这样，赫鲁晓夫主席才写信给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瞀告说，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作法依然耿耿于怀。1959年9月，赫鲁晓夫赴美访问后，突然赶来中国参加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进行长达七小时的内部会谈中，他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整个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提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暂时让台湾独立。

　　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的1959年9月，中印边境发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即朗久事件。赫鲁晓夫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访美之行来不利影响。于是不听中国方面的多次解释和劝阻，迫不及待地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发表了一个偏祖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如果说1958年中国炮击金、马时，苏联表面上还对中国表示支持，只是在内部会谈中向中国发泄不满，那么，中印边境爆发冲突后，苏联已经决定把它同中国的分歧公诸于世。塔斯社声明发表后不几天，赫鲁晓夫主席开始了美国之行。紧接着，在他10月2日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他还就台湾问题和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炮击金马和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所作出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要求中国牺牲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赫鲁晓夫这次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边境冲突的谈话，正是苏联大国主义的一次大暴露，引起了中苏双方激烈的争论。他还建议烧毁10月2日的中苏会谈记录，但那次会谈与苏联领导人并不光明正大的作法给中苏关系造成的巨大创伤，并不是烧毁记录所能愈合的。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高级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典，希望通过与苏联新高层的会谈，改善两党两国的关系。但是，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将继续其前任的对华政策，中苏论战并没有停止。中共拒绝参加苏共23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随着从两党对抗升级为两国对抗，双方敌对情绪日益加强。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流血冲突，中苏反目为仇，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二、中苏边界冲突：从伊塔事件到珍宝岛事件

　　中苏之间的确存在着边界问题，但在中苏两国友好的50年代，中苏边境是安宁的。中苏大论战后随着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也开始多事。1960年代初，中国国内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现严重经济困难；而台湾当局在东南沿海依仗美国支持大叫要“反攻大陆”；印度在西南挑起中印边境争端。在中国内外交困中，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又在边界挑起争端。1960年，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此后，苏联边防部队不断破坏边界现状，包括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通行，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挠中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活动等。1962年5月，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苏联策动和胁迫6万多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甚至在五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这就是著名的伊塔事件，它使中苏边境越来越不安宁。

　　1964年以后，苏联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畔、制造流血事件，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1968年1月5日，大批苏联边防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人中国七里沁岛地区，野蛮干涉中国渔民正常的捕鱼生产活动，用装甲车撞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中国一再就此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但苏联均置若罔闻，最后不惜在七里沁岛附近的珍宝岛地区挑起大规模的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原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为中国领土，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枯水期和中国江岸相连。按照中俄有关界约的规定，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但是在1860年代时期，两国尚未认识到所谓主航道中心线。乌苏里江为通航河流，根据国际法惯例，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依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处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之下。但苏联却硬说这个岛是属于它的，而且要用武力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珍宝岛事件是苏方首先挑起的。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边防军就开始出动直升飞机、装甲车等侵人中国珍宝岛地区，干涉中国边防人员的巡逻活动，多次打伤中国边防人员，抢劫枪支弹药，綁架中国居民。中方一直采取极大的克制态度，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要求苏方停止入侵挑衅活动，但毫无效果。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3月2日，大批苏联军人蓄意已久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两个方向同时侵入珍宝岛，突然袭击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多名。中国边防人员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保卫中国的边疆领土。

　　珍宝岛冲突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继续发展。苏联进一步把它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河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1969年8月13日，苏联方面出动直升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2公里，包围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上多名，又一次制造了严重的边界流血事件。

　　三、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毛泽东多次强调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之间“有九个指头的共同，一个指头的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苏关系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九个指头的共同”没有能够弥合因利益分歧而产生的裂痕；而“一个指头的不同”却极大地促使中苏关系崩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中苏同盟关系中，苏联是把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工具来维护苏联的民族利益的。实际上中苏同盟本身，也是共同利益的产物。苏共开始对中共并不信任，斯大林曾称中共为“人造黄油”，“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苏联开始也是支持国民党而非共产党，这完全是从苏联自身利益出发的，而没有考虑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共在建国之前，也曾试图同美囯改善关系，但是遭到美国人冷落，所以才向苏联“一边倒”。由此可见，中苏之间的同盟，其实质并非意识形态的同盟，而是利益依存的同盟，一旦双方利益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同盟必然将破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主角仍然是各国的实际利益。各种以意识形态为名进行的政治军事活动，背后无不有利益的驱动。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苏联革命，实际是为了保留甚至扩大各自在帝俄时代的权利；二战中，共产主义的苏联和法西斯德国可以为了共同利益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他们仇视的“苏联极权势力”也可以为了共同利益成为盟友；冷战则更是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在世界各地的权利和影响而进行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意识形态”被用来区分政治利益上的敌我。如邓小平所说，“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真正从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灵活主动。这正是1989年5月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决定会见戈尔巴乔夫只是握手，不搞同志与战友般的拥抱的基本原因。

　　对于中苏大论战对中国的影响，邓小平更多地从中国的安全与主权角度来看。这是1989年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邓小平说：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20世纪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