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三节 台湾因素：“保钓”蜕变的冲击

　　自1988年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台湾方面在中国统一立场上出现了迈向“台独”的质变。保钓运动也是如此，出现了蜕变。90年代以来台湾学界的某些学者附和李登辉的“钓鱼岛日属论”，趋炎附势，以为台湾“正名”为由，提出“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武图跳脱“一个中国”的思考方式，来解决钓鱼台列岛主权归属问题。台湾当局和某些学者上述立场的蛻变，引起了两岸中国人的担优与警惕。

　　一、保钓运动在台湾的蜕变

　　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在海内外发生了三次反对日本侵占钓鱼台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同时由于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也使得这一运动本身充满了矛盾与蜕变的性质。特别是1996年7月爆发的第三次保钓运动，在台湾引发了国际上对台湾地位的怀疑，抗争活动在得不到台湾当局公开支持的情况下，无疾而终。台湾当局在这次保钓运动中，虽然照例宣示拥有钓鱼台列岛主权，然而却没有更积极的作为。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保钓运动引发的对台湾国际地位的思考，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声势浩大的第一次保钓运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军占领了琉球群岛与钓鱼台列岛，而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却没有立即对美方提出异议。直到60年代末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在钓鱼台列岛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海洋油气资源考察，发现该地区可能有巨量的石油蕴藏。至此，钓鱼岛的重要性才日渐凸显。随着美日间针对1972年琉球群岛归还问题举行谈判，钓鱼台主权争议也正式浮上台面。1970年9月10日，美国国务发表声明，表示“根据尼克松总统和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达成的协议，琉球行政权可望于1972年归还日本。关于此等岛屿主权之不同主张，我方认为应由涉及争执的国家解决之。”日本外相随即声明钓鱼岛的领有权应属于琉球，也就是属于日本。时任台湾“行政院长”严家涂在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时，表示：“我政府对钓鱼台列岛之正当权益立场坚定，并决心全力绯护。”而台湾省议会也通过临时动议，要求政府维护钓鱼台列岛的主权。同年12月19日，中国留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座谈会，决定举行游行示威及葬捐等事项，宣告海外保钓运动的开始。之后，旅美侨界以及中国留学生陆续在美国各地展开游行示威。台湾政府则声明，全力维护领土主权。197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再次发表声明，重新肯定美国将于1972年将琉球连同南西群岛（包括钓鱼台列岛）交还日本。虽然美方认为“中华民国”同日本对于钓鱼台列岛的争执，应由有关双方自行解决，但是消息一传出，台湾社会（以大学生为主）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岛内保钓组织纷纷向美日驻台使馆递交抗议文书。由此，岛内抗议运动与海外保钓运动相结合，形成海内外保钓运动的高潮。台湾当局虽然多次发表关于钓鱼台列岛主权的声明，但美日两国仍于6月17日签署了琉球群岛归还协定。之后，中国留学生在全美各地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但由于保钓运动成员内部发生了分化，声势浩大的第一次保钓运动宣告失败。

　　第一次保钓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当时执政台湾的国民党却在国际上接连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挫折。联合国1971年2758号决议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给了国民党一个重大的打击。台湾陷入国际孤儿的境地。台湾当局在外交上朝不保夕，对于钓鱼台列岛之类不在关键问题范围之内的议题，不敢得罪美国与日本，有保钓的决心却无实力去争取。因此，虽然国民党当局表示保钓决心坚决，但其行动也只能仅仅局限于一系列作用极其有限的抗议和声明。

　　第二次保钓运动概况：1990年10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准备承认1988年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建立的灯塔为正式航线标志，遭到了台湾朝野的抗议。因此爆发了第二次保钓运动。台湾的体育选手用渔船运送台湾地区运动会圣火前往钓鱼岛，遭到日本巡逻船和直升飞机的阻止，更引起海峡两岸人民的抗议。台湾当局再次强调了对于钓鱼台列岛的主权，“行政院长”郝柏村表明，政府将会“基于国家安全及人民整体利益来考虑和处理钓鱼台领土争议”。台“行政院”为此成立了钓鱼台专案处理小组。与此同时，祖国大陆政府也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迫于多方压力，日本政府表示将停止相关行为，抗议行动方才终止。虽然第二次保钓运动的声势远不如第一次浩大，但台湾当局仍然能够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重申对钓鱼台列岛的主权，坚持抵制日方侵犯我国对钓鱼岛主权的无理行为。

　　第三次保钓运动变质：1996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又擅自在钓鱼台列岛设置灯塔。同时，日本政府宣布自7月20日起开始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的有关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日本有预谋的行动，再次侵犯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引起了两岸中国人的强烈抗议。港台民间成立了“保钓大同盟”。台湾当周“外交部”于7月24日发表了《关于日本人在钓鱼台上修建灯塔事件的声明》，向日方提出抗议。然而，此后台湾当局的立场逐渐变得暧昧起来，试图息事宁人。面对民间高涨的保钓声浪台湾当局却一再要求民众冷静、谨慎和理性地处理钓鱼台问题。更引人注目的是，台湾“总统”李登辉二度针对钓鱼台争端发表看法，都避而不谈主权问题，只是声称要与日本协商解决钓鱼台渔业权争议。并呼吁台湾人保钓时不要落入中共的民族主义圈套，因为中共会利用民族主义对付日本。9月11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郑博久针对钓鱼台主权争议问题，提出《中、日双方同时避免进入钓鱼台十二里海域，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的方案。同年10月，台湾派代表团赴日，参加“中、日第二回合渔业谈判”。在台湾当局的巧妙掩饰下，钓鱼岛主权之争被偷梁换柱，成了台日“捕鱼权”之争。

　　二、台湾方面保钓立场式微原因分析

　　第一次保钓运动结束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直至1990年，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争执才再度引发，六年后又爆发了第三次保钓运动。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更为蛮横，立场更加强硬。台湾当局懦弱的立场与表现，传递了这样一个危险的信号：台湾当局“坚决保钓、捍卫国土”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保钓问题上，台湾当局的立场就更为消极了。相较前二次保钓运动中的台湾当局，短短的20多年时间，为何其立场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

　　实际上，第一次保钓运动以来，期间已经绖过将近30年的时间。紈在这期间，台湾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诸方面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台湾方面保钓立场衰微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李登辉90年代初开始所谓“宪政改革”，导致台湾在国家统一立场上逐步后退。而民进党在2000年上台后，潜移默化加快了“去中国化”的进程；“中华民国”护照加注“台湾签发”，鼓噪“故宫”更名，甚至有人鼓吹“金马撤军”——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台湾尽早独立于祖国大陆之外。保钓立场的蜕变因此也成为必然。1988年1月13日，李登辉开始主政台湾，在其接手之际，台湾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期：社会饱蓄求变能量而又受到国民党威权的长期压制；国家认同与生存在“台、澎、金、马”的割裂；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日益孤立。执政之后，李登辉决心推动民主改革，对内援引本土反对力量为助力，拆解威权体制，结束“动员戡乱体制”，多次进行修宪。这一切促成了台湾政权由外省人向本省人的所谓和平转移。民主化政策的实施，使得台湾在国际上得到某些国家的称许，“民主化”也成了台湾外交的重要筹码。

　　由于台湾《国统纲领》的存在和国民党元老的制约，李登辉执政初期，确实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做了些工作。但是李登辉当局试图搞所谓的“一国两府”，促使大陆承认台湾的对等地位。90年代中期后，李登辉羽翼已经丰满，大权在握。台湾当局逐步脱离“一个中国”政策，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更提出了“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两国论”主张，试图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李登辉时代，由于彭明敏、李登辉为首一些台湾政客亲日情结的泛滥与鼓噪，在对日问题上台湾方面往往立场暖昧，对日本予以谅解和羡慕，对中国大陆予以嫌弃和讨厌。台湾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蜕变，只是此种“亲日派”观点的表现之一。就李登辉本人来说，在日据时代他深受日本皇民化的教育与日本文化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亲日情结。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笔下，他是“近理想型的日本人”。也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李登辉公开强调自己在23岁前曾是日本人的荣幸，再加上附和日本以‘终战’篡改‘侵略投降’的谎言，处理钓鱼岛主权事件的暧昧，以及视日本渔民生计安全重于我中华民国台湾同胞之‘日本一切优先’的政治考虑等事实，也充分显示他那种深厚的日本情结。”李的个人因素再加上台湾朝野存在的亲日派势力对日本抱有的幻想，使得台湾当局的外交具有“联日反华”的特点。正因为出于这样的考虑，台湾方面当然不希望由于钓鱼岛之类的争执引起台日争端，破坏台日关系。因此从力争钓鱼岛主权蜕变为争“保渔权”也就势成必然了。

　　事实上，70年代早期的保钓运动中，台湾当局就因为国际空间的困境对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台列屿的行为就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内忧。第一次保钓运动末期，海外保钓运动发生了两派分化，部分人士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屆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国民党当局因而指责该运动为“为匪统战”。事后，部分海外留学生更是因此遭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清算和迫害。国民党《中央日报》甚至发表了《匪对“钓运”阴谋大白》一文，认为中共海外统战部利用保钓运动进行反国民党的统战活动。显然对于失去大陆的惨痛回忆和对“中共统战战略”的惧怕，使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深感反共及保住在台统治地位是更为重要的事。而李登辉执政后，台湾当局不断在国际上进行所谓的“务实外交”活动，诸如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1993年访美等等，试图让国际社会重视台湾的存在。但是在祖国大陆政府的抗议和努力下，台湾的外交困境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台湾的“邦交国”却日益减少。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试图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和解释，公然挑战一个中国政策，海峡两岸一时剑拔弩张，引起了世界对台湾海峡两岸的关注。而美国视李登辉为“麻烦制造者”。因此，台湾当局当然不会因为钓鱼岛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在台湾当局和亲日势力的眼里，“媚日反共”倒可以使台湾找到了日本这一靠山。

　　李登辉的媚日反共基因，后来遗传到民进党人身上。民进党人特别是其高层在保钓问题上的暧昧表现与李登辉如出一辙。对此，在1996年第三次钓鱼岛问题纷争中，香港《明报》9月6日的社论里有一段深刻的评论：其实，在台湾岛上，不仅是李登辉，而是差不多所有搞台独的人都想投靠日本。去年，台独势力举行“马关条约一百年，告别中国大游行”时，台湾街头就曾出现日本皇家象征的八菊旗和日本军歌；民进党的“纪念马关条约百年代表团”千里迢迢到日本参拜天皇神像，民进党立委吕秀莲甚至对日本人说，“因为日清签订马关条约，台湾终能脱离中国，让我甚感不幸中的大幸”。由此看来，眼下台湾民进党对日本强占钓鱼台一声不吭，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对民进党主政后在钓鱼台问题上推行的媚日政策，2003年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扁政府与民进党向来亲日，与其金主、支持者、及党内大老曾负芨、经商、及流亡日本有关。不论日本侵占钓鱼台列岛、小泉三度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等事件上，民进党政府均视若无睹形同麻木，这与满清无能、丧权辱国何异？”

　　台湾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而日本国内由于跟台湾的特殊关系，也希望在台湾问题上起一定的作用，牵制中国。因此台独势力、亲日势力与日本国内的反华势力相呼应，使得钓鱼岛问题及其解决前景更显复杂了。

　　三、“台独保钓”观，值得警惕的新动向

　　90年代后，台湾当局在李登辉等“台独”势力的主政下，保钓出现了一股暗流。这就是所谓“台独保钓”论的出笼。1990年11月，在第三次保钓中，台湾的大学校园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有一个由台湾大学部分学生组织的所谓“台湾新生代主权运动联盟”发出未署名的传单说：“仲裁者美国可以非法指定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取得事实主权，当然也可以把钓鱼台割给日本，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已是无可改变的事实。”这种打着“保钓”而“弃钓”的主张是一小撮人。当然立即受到台湾爱国学生和统派人士的反对。台湾进步学生联盟甚至将这批人斥责为亲日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主张的翻版。台湾保钓运动领袖王晓波教授一针见血指出，台湾新生代主权联盟的观点实质是“先独后钓”的“台独”观点。

　　国际法上领土纠纷属于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以台湾与日本断交的国际地位，对于钓鱼台列岛之类的领土纷争台北方面显然不具备介入领土纷争的法律地位与实际力量。日本以所谓“有效占领”的国际法理论为依据，表明其对钓鱼台列岛的主权。但是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法律角度上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日本方面实施强权政治和强势外交，实际有效地控制钓鱼台列岛的事实，也使台湾方面在“保钓”上无所作为。面对这种外交困局，如何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之争，台湾方面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海峡两岸联合共同对日。台湾著名学者王晓波就是此一爱国立场的代表人物。而另外一派则是90年代才出现的所谓“台独保钓”论者。1999年台湾出版了林田富所著《钓鱼台列屿主权归属之研究》。这是此种“台独保钓”论的代表作之一其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认为只有台湾独立，才能在国际上以对等的资格与日本谈判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即台湾地位明确在先，然后才能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林田富认为台湾如果只是中国的一个省，或是一个与香港类似的特别行政区，那么，与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主权的纷争，只能由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大陆政府与日进行谈判。这样，将使台湾不得不接受“一个中国”政策，对于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主权存在、要求独立的台湾政府来说，“一个中国”的政策显然不能接受的。“如果台湾被中国统一，则钓鱼台列岛一并归属中国；如果台湾的法律地位悬而不定，则钓鱼台将维持由日本事实上占有的局面；而如果台湾独立为一个国家，则钓鱼台也应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土。”总之，林田富认为，以一个中国的思考模式来主张钓鱼台列岛主权，总不免使台湾陷于被中国吞没的困境，所有的努力最终都被中国吸收。这对台湾在两岸谈判上的自主权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为台湾争取国际上的承认，让台湾早日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台独保钓”的努力方向。

　　第二，抨击蒋氏政权的一个中国立场，认为这种政策断送了台湾人民的自决权，也断送了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发言权。首先，林田富对以前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进行指责和批评。认为“钓鱼台列岛争议发生后，蒋氏政权无法以主权国家的地位为自己主张权利，却一味宣称仍然代表全中国，继续以军事戒严统治，压制台湾人民追求独立建国的愿望；其结果，当然阻碍了台湾以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争取钓鱼台列岛的主权。”“一味的主张一个中国政策，除了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合法介入台湾事务的地位之外，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钓鱼台列岛争议上取得发言权。这种结果，无异是国民政府为台湾人民断绝了决定自己命运的后路，也无异是在国际外交上自掘坟墓的行为。”台湾历史学会网站最近还有一篇文章也认为，国民党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让台湾失去了独立的最好时机，造成了当今国际上对台湾主权地位的不承认，“保钓运动”在当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伤第三，认为李登辉的“两国论”重新定位了海峡两岸关系，有利于为台湾争取国际地位，并为在钓鱼岛问题上争得说话权奠定了基础；而台湾学术界应当为此进行理论研究与论证，为台湾当局服务。林田富认为“关于钓鱼台列岛主权之争议，以目前台湾尴尬的国际地位，短期内政府将很难以强势的姿态介人争议的处理；目前国内似乎只适合于学术上先期完成各类研究，提供政府作为主权主张之依据。”他还认为，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相信会是台湾国际局势扭转的契机，将有助于我国对钓鱼台列岛主权之主张”。因此，“台湾必须先自我定位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国际上才有可能对钓鱼台列岛的问題，有发言的地位”。

　　第四，在处理与日本的具体纠纷中，主张搁置争议，与日和睦。林田富认为，关于钓鱼台列岛争议的解决，难免会影响台日关系，甚至引起不必要的摩擦，这对台湾当前的国际处境是绝对的不利的。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建议“由台、日两国进行海洋生态保育合作，将钓鱼台列岛划为永久海洋生态保育区，除了科学、生态研究之外，禁止任何开发行为。”认为“钓鱼台列岛如果能成为海洋生态保育区，那么由谁占有、管理将不会是那么严重的问题。”这跟台湾当局淡化主权之争，只强调“捕鱼权”的立场有着惊人的一致。

　　总之，“台独保钓”论作为90年代出现的谬论，从理论与实践都是相当危险的，它与台湾岛内极端的“反共媚日”、“台独建国”论相适应。我们必须予以警惕和研究。

　　四、台湾“保钓”蜕变的反思

　　李登辉在台湾被政治评论家封为“政治定时炸弹”。其鼓吹的“钓鱼台显然是日本领土”言论，当然也是一个重镑的政治炸弹。可是其谬论在台湾只受到部分统派人士的批评。亲民党立委郑秀兰说李登辉的言论是他“卖国媚日的双面人”作法的表现。但是，对台湾方面这几年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转变进行综述后，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保钓运动在台湾的发展态势表明，台湾方面立场的转变使得全球华人的保钓形势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蒋氏政权尚且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主保钓。但在李登辉执政后，“媚日反共”、不与大陆合作保钓的立场左右了台湾当局。保钓在台湾从70年代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蜕变到90年代只是少数统派人士参与的行动这与台湾当局从一个中国的战略蜕变到当前的“台独”路线基本一致。而两岸关系的僵持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台湾拒绝与大陆合作的立场，也给日本制约台海两岸的中国人提供了方便。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第二，“台独保钓”论假借保钓冲击中国统一大业的根本原则，更令人警惕。在台湾某些学者看来，“台独”与保钓二者不可分割，有诸多联系，如果在海内外高唱“保钓”就会落入大陆的“一个中国”的圈套。保钓与“台独”两个议题的解决都有着较高的难度，都可能激发各种民族情绪，而且都涉及到了国家主权这一层面。此种观点说白了就是认为现在高唱保钓，就会为中共张目，符合大陆的民族情绪，而只有“台独”优先，台湾才能最终收回钓鱼岛。事实上，保钓与“台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台湾某些学者对两者的先后关系进行阐述，提出“先独后钓”论，究其根底，无非是为了“台独”寻找根据。

　　第三，以李登辉为代表的“钓鱼台日属论”，为日本学者在日本本土之外寻有利于日本的依据提供了借口。对此，前述香港《明报》发表政论家胡菊人的文章一针见血指出：一个过去“中华民国的总统”，说钓鱼台属于日本，真是荒唐之极。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并不赞同李登辉的说法。然而李登辉的言论无疑给日本人帮了很大的忙，为日本将来打官司提供了说词。

　　钓鱼岛虽小，但由于其战略位置及海洋资源开发价值的关键性，使得这个问题又多了一分敏感性，因而对两岸关系与东亚和平都蕴藏了较大的变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应当充分认识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特别是台湾方面某些人应抛弃“亲日反共”的思想，开展两岸共同研究。台湾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两岸合作的必要性：认为目前两岸在政治层面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进行争辩和斗争，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双方若能利用时机尽一切所能在长期隔阂所中断的各个领域里，重新建立起有机关系，或许一个方面的突破，将会成为破解两岸僵局的一个关键。在钓鱼岛问题上，台湾方面某些试图撇开中国大陆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在目前两岸政治僵局的情况下，海峡两岸的学者应当本着同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对钓鱼岛问题开展共同研究，才是可取的方向。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以至于发生武装冲突，造成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周边的邻国很多，长期以来，中国同一些邻国的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他们有领土争端，影响了与有关国家的关系。随着国际局势向缓和态势发展，各国政府都更加注重本国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并努力寻求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与这种形势的变化相适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回答记者时就提出了“搁置争议”的构想。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5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琢就那时紧张的南沙争端也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个新颖的构想实际上是与当前国际海洋法的国家实践一致的。相信只要中日两国以及南沙群岛周围国家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东海和南海争端都是不难找到解决方案的。

　　§§第十章 西藏问题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