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二节 西藏流亡集团透视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并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和平协议标志着1911年以来西藏与祖国关系40年的不正常局面结束，西藏重新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原西藏地方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本是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地方的具体实际，对西藏地方当局采取的宽容政策。但是，西藏上层集团的少数分裂分子不甘心失败，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依然进行反对十七条协议、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乱大规模爆发。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叛国流亡的印度，在印度建立了所谓“流亡政府”，开始了迄今为止长达近半世纪的流亡生涯。西藏流亡集团在国际上与反华势力沆瀣一气，已沦为西方国家反共反华的工具。

　　一、“西藏流亡政府”的由来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并不甘心，总是在寻找机会制造分裂活动。1956年，印度举行释迦牟尼涅磐2500年纪念大会，特邀达赖出席。境内外的分裂势力又乘机进行滞留达赖于国外的分裂活动。1957年开始，西藏反动上层在西藏各地秘密拼凑叛乱组织，四处截击汽车，暗杀汉族干部。1958年下半年，非法的“西藏人民会议”召开会议，全面策划武装叛乱。在这种里应外合的嚣张气焰之下，一场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的全面武装叛乱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发生。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乱分子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提出“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同时，叛乱分子肉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请愿，要求印度保护西藏的“独立”。印度总领馆竟然公开接见叛乱代表，接下其“独立声明”，答允转告印度政府。150人代表向印度政府请愿，要求支持“西藏独立”。在武装叛乱发生的同时，噶厦召开会议，成立了“西藏人民会议”。“西藏人民会议”成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活动，3月19日，这个叛乱集团下令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和中央驻藏机关。全面的武装叛乱开始。对此，中央政府于20日命令驻藏部队讨伐西藏叛国集团。经过两天战斗，即扑灭了拉萨市区的叛国变乱阴谋。3月17日晚西藏叛乱分子将达赖挟持，逃离拉萨，奔向印度，走上昔日十三世达赖的老路。在西藏上层当局，以阿沛噶伦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一直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反对叛乱。叛国分裂分子裹胁着达赖奔向了流亡印度之途。3月29日，叛乱集团逃至山南地区隆子县，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决定以隆子为临时首府，企图以雅鲁藏布江为屏障，以印度为后盾，赢得国际支持，进行长期的叛乱活动，谋取“西藏独立”。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拉萨叛乩，挥师南下，很快击溃山南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集团作长期抵抗的企图化为泡影，只得率众于3月31日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从此，十四世达赖喇嘛走上了流亡印度的道路。4月18日，达赖到达印度提斯浦尔，当日即向印度外交官散发了“达赖喇嘛的声明”，其中宣称“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的”。显然，达赖声明表明，他本人也走上了分裂国家的“藏独”之路。在初抵印度的一段时间里，叛乱集团聚集在穆索里。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此会见了达赖喇嘛。1960年初，达赖在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组成了流亡噶厦及其下属机构。不久，达赖将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康拉县达兰萨拉。这里一直成为达赖流亡集团的大本营。1960年9月，流亡集团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告成立“岗钦吉雄”即“大雪国政府”，也就是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宣布达赖喇嘛为“国家首脑”。这次大会标志着“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成立。

　　“流亡政府”成立30多年来，在达赖喇嘛的精神支持和实际主持下，颁布了所谓“宪法”，选举了所谓的“人民会议”和“内阁”，并在国外成立了以达赖喇嘛名义的驻外办事处。它企图借达赖喇嘛的影响，在流亡藏人中甚至在藏区鼓动起分裂的潮流，在国际上则利用财机与国际反华努力勾结，闹起“藏独”宣传，谋求国际的同情与支持。在六七十年代，“流亡集团”的国际努力没有多少成功可言。但是，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西藏流亡集团又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以达赖喇嘛出访为中心活动的国际努力。在这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达赖喇嘛打着宗教的旗帜，以美国、西欧为重点出访对象国，以欧美国家议会以及那些反华议员为活动主要对象，以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为主要论题，以中国政府为主要攻击目标，迎合西方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心理，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恶毒攻击，对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予以全面否认，企图谋取国际舆论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和支持，鼓起国际社会对他重返西藏的关心。

　　二、达赖喇嘛的“人权外交”

　　在国际上，自分裂分子逃至印度后，几十年来，达兰萨拉流亡集团为了取得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同情或支持，以达赖喇嘛为中心，展开了不少的外交活动。虽然在这些访问中，他受到许多高级官员，甚至国家首脑的接见，但是大多数国家都非常谨慎地对待达赖喇嘛。与六七十年代相比，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明显地存在着一些新特点。他加强了国际攻势，确立美国和欧洲为重要访问对象；提出了一系列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方案；迎合西方社会，确立西藏人权问题为重要论题；达赖的国际努力获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达赖访美及其“五点和平建议”。1987年9月10日至28日，达赖以宗教活动为由，出访美国。达赖对解决所谓“西藏问题”提出了“五点和平建议”：

　　（1）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我建议把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省（昌都地区）和安多省，变成一个阿希姆萨（和平）区。……西藏历来是亚洲大陆大国之间的缓冲国。要建立西藏和平区，中国就得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从历史上讲，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从来没有紧张过，只是在中国军队开进西藏，第一次要划定共同边界之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才紧张起来，以致导致了1962年的战争。如果……用一个友好、辽阔的缓冲区把他们隔离开来，将会大大有利于促进世界上这两个人口数一数二的国家恢复友好关系。

　　（2）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

　　（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在那里推行一种称为分离和同化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藏民实行歧视，藏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充其量只不过是二等居民。他们在一个殖民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和自由。

　　（4）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

　　（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

　　达赖喇嘛的美国之行，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反响。达赖访美及其进行的分裂鼓噪，成为1987年9-10月拉萨骚乱的导火索。此次拉萨骚乱就是达赖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直接后果。达赖的美国之行，在美国国会引发了一个反华的议案。达赖在国会众议院发表“五点和平建议”后，立即得到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佩尔和参议员赫尔姆斯的支持。他们提出了“西藏问题修正案”，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歪曲拉萨骚乱事件，造谣中国处决和监禁了一百多万藏人，还散布西藏是“国家”的谬论，支持达赖分裂中国的“五点建议”。这个决议还要求美国政府将其对华外交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美国国会的“修正案”是近几年来西方议会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始作俑者。

　　2.欧洲之行与“斯特拉斯堡建议”。1988年6、7月间，达赖喇嘛到欧洲访问。6月15日，在欧洲议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达赖重申他的“五点和平建议”；此外他又提出以下几点“想法”，即“斯特拉斯堡建议”：

　　（1）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

　　（2）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

　　（3）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

　　（4）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的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

　　（5）西藏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

　　（6）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他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7）应该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3.达赖喇嘛获1989年诺尔和平奖。达赖喇嘛的“人权外交”攻势，在1989年终于获得了最高的回报。这就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989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对中国来说，1989年是国庆40周年，改革开放10周年，也是平息1959年西藏叛乱30周年。但是这一年也是中国历史的多事之秋。3月拉萨再次发生骚乱，国务院于3月7日宣布在拉萨实行戒严。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此后西方对中国推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政策。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所谓“惩罚”，西方某些组织极力抬高达赖的地位，授予他各种人权奖，以至于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对世界来说，1989年是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易手，苏联的动荡、德国的统一，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两极体系崩溃。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出现了严重挫折。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89年对达赖集团来说，其最大的也是意外的收获莫过于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奥斯陆宣布，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该委员会负责人公然说授奖是为惩罚中国和影响西藏局势。达赖获奖，尽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已是连续第三次被提名，但毕竟他不是热门人选。在101个被提名者中，分析家的注意力一向只集中在里根、戈尔巴乔夫、曼德拉等人中。但是，诺贝尔和平奖一向有其政治涵义，与时局有关。1989年的时局中，“北京政治风波”占有较重地位。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也说：“让达赖喇嘛获奖，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表彰达赖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所以诺贝尔委员会的考虑是出于政治目的。这给西藏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困难，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向达赖颁奖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攻势。达赖获奖还鼓励了西藏的分裂活动，助长了西藏流亡分子的气焰。达赖本人利用这个机会多次演讲鼓吹“西藏独立”，攻击“中国有组织地摧毁西藏人民的民族精神”，并自吹他是“因为从事争取西藏独立的非暴力斗争而获奖的，这个奖有助于实现西藏独立”。

　　三、何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

　　达赖在1987年访美提出“五点建议”后，流亡集团的分裂分子四处活动，发表讲话，制造舆论，企图就“西藏的地位”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但这种分裂主张遭到中国政府拒绝。而追随达赖的青年人，特别是西藏青年大会坚决要求独立，并主张在西藏举行武装暴动。达赖自称，他要在这二者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作出让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北京的支持，重开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在回答各国记者提问时达赖多次表示，“西藏应该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同中国保持联盟的关系”，“……全面独立太难实现了，因而需要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西藏问题是西藏人的问题，不是我本人的问题，60年代以来我一直认为，达赖的地位应当由西藏人来决定，而不是由我个人来决定”，“……我并不反华，并不反对中国政府，只是要求恢复我们的权利”。斯特拉斯堡建议就是达赖所谓中间道路的集中体现。这条“中间道路”成为达赖喇嘛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在西方国家也颇有市场。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

　　第一，“中间道路”提出的历史前提“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达赖在“斯特拉斯堡建议”中开门见山就说“我国历史是一部独立的历史”；“从未向任何国家出让过主权”，“西藏与中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国家”。他是想用歪曲历史的办法，为“藏独”制造依据。而在这种历史前提下提出的“西藏政府”与中国的谈判建议，只能是导致中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这是将中国内政变成两个国家之间问题的企图。

　　第二，建议提出的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民主政治实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联盟关系（Assosktion）的政治主张是不可取的。这个政治主张是整个建议的核心。也就是达赖喇嘛常常讲的用“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来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的西藏政府有权决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关的所有事务，“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这种主张很容易使人想起近代史上的宗主权或保护权。按照这种历史传统，被保护国的外交与国防为保护国或宗主国负责，其内政则自主独立，尽管如此，被保护国仍然是国际法的主体，享有主权或半主权。由此看，斯特拉斯堡建议就是企图将中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类似于历史上的所谓的保护权或宗主权关系，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

　　第三，建议提出通过非军事化和中立化将西藏变成和平区和大国之间的缓冲国的主张，是故意混淆中印关系中的问题，是涉及到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问题。如果将中国的西藏拿出来与印度去建立和平区或中立区，其结果只能是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正是历史上英印殖民主义者侵略西藏的目标之一。

　　第四，达赖在建议提出前还提出将中国国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亚细亚共和国联盟”或“亚细亚合众国”，以适应中藏双方的“地位平等”。

　　这一主张也同样是不可取的。达赖说“中间道路意味着不是完全独立，而是地位平等，相互尊重。在一个共和国里我们有自己的地盘，是那里的主人，中国帮助我们”。达赖在提出这一主张时，把中国与苏联作了比较，希望未来的中国象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一样，西藏、新疆、内蒙古、满洲也同中国地位平等。由此看来，这种“合众国”或“国家联盟”的主张都是要分裂中国，就象现在的苏联瓦解而成为“独联体”一样。

　　总而言之，“斯特拉斯堡建议”并不是什么新的建议，它只是在表面上作了某些让步，并没有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西藏分裂集团不得不看到，国际上虽然有某些反华势力同情他们，但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公开支持其“西藏独立”主张。因此转变手法，提出一些新名词，如“自治的民主政治实体”、“国家联盟”等，但其实质仍然是搞“西藏独立”。

　　四、“藏独”的特点分析

　　西藏流亡集团自1960年成立以来，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流亡藏人在十四达赖喇嘛的精神支柱下已基本上适应了国际环境。流亡集团结合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及过去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建立了类似君主立宪的“流亡政府”、颁布了类似美国总统制的所谓“宪法”，并维持至今。估计它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在达赖喇嘛的“人权卫士”与宗教领袖的感召下，西藏流亡当局高举“人权”大旗，隐蔽其“藏独”本质，鼓噪西藏问题。与“疆独”活动的暴力恐怖性相比，“藏独”在国际上暂时得到了较多的同情。综观西藏流亡集团四十多年的活动，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活动，人们可以看出流亡集团鼓吹西藏问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西藏分裂集团高举人权与宗教大旗，主要展开“柔性”攻势。这与“疆独”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动与宗教极端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人权是流亡集团经常使用的武器。四十多年来，流亡分子苦心经营，以一个反华的弱者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通过歪曲事实，在国际社会传播谣言，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谎言一千遍，似能成真理。外国新闻界及普通百姓不明真相，很容易对流亡藏人产生同情与支持起初作为难民的流亡藏人能够生存下来，离不开国外大量的捐赠，现在，他们以一个人权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也颇能迷惑不少人。

　　第二，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与精神领袖地位，是国际上西藏问题甚嚣尘上的根本原因。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集团鼓吹西藏问题的旗手。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具有崇高地位，是一个精神象征，是维系流亡藏人的力量。但是他却被分裂集团用作进行分裂活动的旗帜与旗手，所以对流亡藏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与号召力，与此同时，达赖在国际上，仿效印度的圣雄甘地，鼓吹非暴力主义，也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作为西藏流亡集团的首脑，达赖正是以上述二种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为流亡集团赢得同情和支持。1989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更加抬高他的国际形象与影响力。

　　第三，达赖集团灵活的外交策略和巧于心计的公关攻势，是西藏问题在国际上“长盛不衰”的基本原因。新疆“东突”分子在国际上的活动总是表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暴力恐怖主义，这与西方的主流价值基督教形成了严重的“文明的冲突”。而达赖喇嘛则鼓吹“宗教之间的对话”或“人权对话”或“环保主义”，这在西方很有市场，特别是在“9·11”后。自美苏缓和以来，国际形势趋缓，各过因此更关注保妒环境宗教和人权问题。西藏分裂分了便适应这种国际性呼声，四处鼓吹“西藏人权问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易位后；西方高呼这是什么“民主、自由、自决的胜利”。达赖喇嘛也将他的触角伸到东欧，鼓吹从东欧变革中看到“西藏自决摆脱中过”的希望，海湾战争爆发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据联合国决议派兵海湾战场，解放科威特，达赖又将西藏比作科威特。说“布什总统和梅杰首相对在科威特侵犯人权和实施暴行表示深恶痛绝，我对这种态度表示欢迎”，但对他们拒绝支持西藏的自决要求，表示失望。达赖集团巧于心计，混淆视听的公关术在西方国会得到了灵活的表演，在西方赢得不少同情。在下面有更深入的分析。

　　第四，在西藏问题上，流亡集团与国际反华势力呈勾结之势。除了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外，西藏分裂分子还与新疆分裂势力“东突”和内蒙古的分裂势力勾结，鼓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脱离中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藏流亡集团已在美英等国议会建立了为他们说的“西藏利益集团”，如前面提到的“声援西藏国际运动”。现代西方国家的院外集团非常活跃，成为影响国会决策的重要力量。流亡集团在这方面的工作正是我们中国所忽视的。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有几位地位显赫的反华议员成为达赖喇嘛的“老朋友”，如佩尔，赫尔姆斯、兰多斯，这些人都是反共老手，主张对华强硬的鹰派人物。他们在美国过会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决议时起了重要要作用，成为达赖喇嘛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