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一节 新疆的地缘战略地位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从西汉开始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棒作，努力开拓，共同书写了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的辉煌篇章，新疆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为我国边疆自治区中跨境民族最多、宗教问题最为复杂的地区，新疆问题的边疆性、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与国际恐怖的关联性等各个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特别是冷战后随着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的坍塌，中亚伊斯兰教的复兴，“东突”恐怖括动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愈演愈烈，新疆问题备受关注，成为我国民族与边疆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焦点。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面积166万平方公，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陆地边境线5600公里，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据2000年统计，新疆人口为1925万人，其中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为1096.96万人。新疆现有47个民族成分，主要居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新疆的地貌大致可慨括为三山两盆，其中天山和昆仑山巍蛾高耸，这两座大山都是东西走向的，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昆仑山由东向西北延伸，两山交汇帕米尔高原，这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而袋的开口朝东，通过河西逛廊与中原内地相接，交通方便。这就是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与现实、从政治到经济的各个角度，新疆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历史上新疆是沟通东西方的要冲

　　新疆在历史上是沟通东西方、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的要冲。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融汇，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公元前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维护边疆安宁，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两次派遺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中国与中亚的联系，促进了连接中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唐朝强盛时期，唐太宗派兵征服了东西突厥和吐谷浑，高昌等地。公元659年，唐朝在中亚设立了8个都督府，76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把中亚置于自己统治下。这一时期，中国的造纸术和制作陶器的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阿拉伯的一些国家。元朝时期，中国对西亚进行直接的统治，加强了中原地区与中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交流，进一步繁荣了丝绸之路。明朝时期，中国仍与中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丝绸之路上来往于中国与中亚的商队络绎不绝。清政府时期，清政府出兵平定了准葛尔的叛乱之后，统一了新疆地区，中亚的许多地方也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清政府对中亚与中国内地经贸往来实行优惠政策，促进了双方经贸的发展，当时丝绸之路很繁荣。

　　19世纪后期，沙俄征服了中亚，对中亚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并不断侵犯中国新疆地区，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隔断了中亚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使丝绸之路黯然失色。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性降低以后，新疆的战略地位并未降低。

　　二、当代新疆为“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

　　冷战结束以后，当代新疆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亚欧大陆桥横跨亚欧两洲、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它在途经俄罗斯进入亚洲的东段随着国际经贸的发展，已经扩增成为新旧两条亚欧大陆桥线，并且又各自再进一步发展出一些分支线。旧的欧亚大陆桥有三个分支：第一分支是全部沿西伯利亚铁路，至俄罗斯滨海州的哈巴洛夫斯克后，南下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通往日本海和太平洋。第2条是沿西伯利亚铁路过赤塔后，向东南经我国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铁路，再进入俄罗斯，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路程较短近。至20世纪50年代末又发展出第三分支，沿西伯利亚铁路过伊尔库茨克后，向南穿过蒙古国，进入中国，沿二连一北京一天津，至塘沽新港、或者秦皇岛港人渤海，再通往黄海和太平洋，路程不但更为短近，而且对于蒙古国的海运贸易最为便捷。90年代初，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这对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利。中亚国家为了摆脱对外交通上的困境，积极开辟新的对外交通路线。中亚国家积极致力于开通中国一中亚一欧洲之间的陆上通道，以恢复新丝绸之路。1990年12月，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经阿拉山口到新疆乌鲁木齐市再横跨中国至连云港的铁路接轨，1992年开始正式运营。于是开辟了第二条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它不再绕道西伯利亚铁路，而是从俄罗斯的莫斯科折向东南，穿过中亚的塔什干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进入中国新疆，沿伊宁一乌鲁木齐一西安一郑州一连云港，更加近便地通往黄海和太平洋。作为新大陆桥在亚洲东缘的“桥头堡”港口，已不仅限于当初的连云港，还扩大到青岛港、日照港，甚至新开辟的我国南方的广西防城港。随着过境设备和服务的完善化，日本、韩国、甚至美、加等国同中亚各国的商贸运输有许多已从连云港登陆。尤其是韩国，运往中亚的绝大部分货物已从连云港上桥。而这条新亚欧大陆桥的捷径与连接点就在新疆从交通运输经济合理的调配来看，在运输距离相同的情况下，铁路运输的时间短而运费贵；海路运输的时间长而运费低。但是，如果运送货物到同一个地点，走海运绕道太远、时间长而费用高，用铁路运输走近道，可争取时间而总运费相差无几，就会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经由老大陆桥线的第2和第3分支，或者直接从中国连云港登陆经由新大陆桥线去欧洲，对于从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向欧洲运送货物，将会有很广阔的市场。1999年12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完成了修建自新疆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苏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中亚国家谋求新的交通线的一系列行为无疑加强了新时期新疆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新的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此外，随着中亚内陆各国的经济发展，近年来沿上述路线还出现了一种反向的商贸和旅游联运的新趋向：由中亚各国和蒙古，经由新、老大陆桥线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天津港，再循海路或空路至日本、美国和加拿大。

　　三、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复杂

　　新疆还是个多民族聚居和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地区，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影响到新疆地区的稳定。在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自治区总人口的60%以上，其中维吾尔，哈萨克，克尔克孜，塔吉克，蒙古，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民族跨界而居，与境外一些民族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有着传统的联系。中亚与中国存在着8个同源跨国民族，即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维吾尔族和回族。其中，中国境内的哈萨克人有111.1768万，吉尔吉斯人有11.2973万，塔吉克人有3.3538万，乌兹别克人有1.4万，维吾尔人有700万。这些民族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广，以哈萨克族为例，它分布在新疆，甘肃和青海等地。同时这些民族居住区域又相当集中，例如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等主要分布在新疆。他们与境外的同源民族有着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上的联系。同源跨国民族之间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他们在民族观念、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爱国感情上不一致，这导致他们对居住国和原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等认识上存在差异。这就会影响到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局稳定。新疆复杂的民族关系影响着新疆社会的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亚的民族独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一些同源跨国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有着明显的示范和怂恿作用。

　　四、新疆是我国向中亚进口石油的要道

　　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是我国从中亚进口石油的要道。中亚资源丰富，特别是引起当前社会关注的里海地区石油、天然气，是最具开发前景的能源基地之一，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预测储量也是相当大的。哈萨克斯坦政府计划到2010—2015年将石油产量提高到1.7亿吨，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石油生产国。土库曼斯坦有能力年产600—800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90%供出口；年产1000多万吨石油，2/3以上供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年产60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200亿立方米供出口。所以中亚以其仅次于中东的油气资源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亦在其制定的新的中亚战略中将该地区列为应特别关注的战略利益地区。中国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中国在1993年就已经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对石油的需求使中国开始从能源战略安全的高度关注未来石油进口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新疆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出来。新疆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产油国直接接壤，与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相距不远。如此有利的地缘优势，有利于中国获取石油资源。1997年9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以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为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这条线路对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当然中亚丰富的战略资源以及中国的有利地缘优势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美国也加紧了对中亚石油资源的控制。美国对中亚的新动向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新疆地区。中国签署的新的石油管道的修建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控制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的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带来的挑战。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充分认识到新疆的战略地位，认识到它对于中国将来的发展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新疆的地缘政治文化是独特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周边政治地图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