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一节 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挑战

　　1991年，以前苏联边疆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为导火索，庞大的苏联解体了。这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挫，和屆际关系两极体制的坍塌。西方学术界还普遍认为，一个以资本主义一统江山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时代终于实现了。但是，10年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向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可以说，“9·11”是穆斯林世界对以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的极端抗议。当穆斯林恐怖分子劫持“美国联航”的民航飞机，用美国的“人体炸弹”，冲向代表美国经济象征的纽约世贸中心和美国国防象征的五角大楼时，号称举世无敌的美国军队和CIA、FBI，还有一贯趾高气扬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显得如此无奈，只好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世界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均作出反应，对美国遭袭深表同情，对国际恐怖主义同声谴责。“9·11”事件后，政治家与学术界都在研究其产生的原因。西方普遍认为，这是不同文明之间，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9·11”给美国也给其他国家沉痛的教训与警示。其中，位于阿富汗危机中心东邻的中国及其新疆自治区尤其应当注意，“东突”或“疆独”问题犹如警钟，敲响在中国的上空。“9·11”事件中，恐怖主义分子可以袭击纽约的世贸中心，那么恐怖分子也有可能袭击上海经济象征的摩天大楼金茂中心，也可以袭击北京的政治象征天安门。

　　如果说苏联解体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宗教因素在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中的重要影响，那么，美国的“9·II”事件，让我们看到了“文明冲突”的可怕。而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又是何等宝贵。只不过穆斯林与基督教的关系更多地属于国际间的范畴，而我国的民族宗教问题，例如西藏和新疆问题，更多地体现为国内范畴里。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主权、疆域和民族国家均出现弱化的趋势，而民族主义的抬头，宗教问题的复兴，早已具有了更强的跨国性和更多的复杂性。

　　在当前所谓第三波全球化浪潮中，综合国力，特别是国家的非物质方面如政治制度、法治、精神文明、国民教育水平以及领导者政治智慧等的竞争，日显重要。而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等观念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球村”的出现，使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功能出现了某些式微。在从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追求本国最高的国家利益与领土安全，天经地义。以邻为壑的领土纠纷、边界战争因此不断。但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距离的消失”，“疆域观的消退”。民族国家、文化差别在信息与资本的全球流动下，在跨国集团的冲击下，愈来愈受到冲击。国家政府的作用相对降低。而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逐步提高，与民族国家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需要相关国家领导人着眼于未来，用“地球村”、“睦邻友好、共损共荣”的立场处理国家间的“邻里”纠纷：边疆问题，民族宗教纠纷。

　　第二，实现国家利益的因素日益国际化、多元化，即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范畴相对式微。特别是在国家间的经贸摩擦、区域性环境保护与打击国际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甚至国际卫生组织预防SARS、国际网路防范病毒的全球扩散等方面，单独的国家力量及其只在国家疆域内部发挥作用的权力范围，难以处理这些跨国性的复杂问题。这都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需要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源在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更大范围里实现共同的利益。全球化因此呼唤着民族国家拥有“全球观”，“国际观”，要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在国际合作中，互相妥协是必要的。这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给予国际组织，并透过国际组织达到国家间的主权分享。

　　第三，与全球化相对应，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民族宗教问题的抬头，西方国家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增多，更多弱小民族国家得以诞生。而在冷战后诞生的20余个小国家绝大多数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的边疆少数民族，从前都属国内的民族范畴。

　　第四，全球化时代呼唤着主权让渡，资源共享，合作开发。民族国家主动缩减管辖范围，让渡部分主权，成立跨国性的政治经济组织，其典型非欧盟一体化莫属。50年代以来，西欧经济共同体从煤钢联营开始，经过40年的努力，已经实现了共同市场、共同货币。欧盟在政治上作出跨国决策，可以直接转变成为其成员国的决策。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共同防务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范例，正在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其他区域性跨国组织学习的榜样。而在具体的边疆问题上，如在海疆的开发与合作上，国际海洋法的国家实践中出现了让渡主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模式与新案例。我国领导人邓小平20多年前就提出了类似的构想，但是，在我国150多万平方公甩的争议海域中，周边国家还没有一个同意此一构想的先例。

　　起源于400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第一次全球化，中国人没有赶上。而起源于200年前的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以欧美国家的殖民化运动为特征，中国被迫卷人其中，中国人的华夷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东方泱泱大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拯救民族危机的救亡图存，成为所有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与前二次全球化浪潮相比，当前的全球化的挑战更多地表现为软性的制度与文明的层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成功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了“世界的工场”。然而，我们同样面临着考验。如何处理好我国的民族宗教问题，就是最关键的考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