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四章 在革新中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三）

　　3.不拘一格网罗众家

　　蔡元培懂得学术民主对于发展科学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罢黜百家、独尊一己的文化专制主义，实行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专长。他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他提出：“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在坚持革新、扶植新派的前提下，对于那些政治思想上顽固守旧的人，则认为只要所授课程与政治无涉，同样应该用其学术专长。他说：“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当时北大教授辜鸿铭、刘师培等人都是新潮社学生反对的对象，一些学生曾表示对蔡元培的做法不能理解，蔡元培对学生解释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虽然这些旧派人物多是封建复古的顽固势力，反对新文化运劫，但蔡元培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作了一定区别，采取不求全责备和用人唯才的方针，不拘一格广收人才。当然，即使对于旧派人物，除了学问之外，蔡元培也还是有所要求和选择的，时为北大学生的毛准（子水）曾回忆说：“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决不会允许他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决不允许他提倡复辟。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这表现了他既坚持政治上的是非标准，又尊重讲学自由和正当的学术研究的自由。这对繁荣学术、培育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是有着积极作用的。所以，这时北大众家林立，竞相发展，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的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以及黄侃等人，也就组成了北大的旧派，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新派相对垒。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福建同安人。早年在英、德等国学习，得过英国文学博士的学位。后受马建忠的影响，崇信中国旧学和封建伦理道德。他精通英、德、法和希腊等国语言，曾将《论语》、《中庸》等译成西文，并撰述《中国文化之精神》等书，受到西方汉学家的推崇。回国后任张之洞幕僚二十余年，后曾任清廷外务部员外郎，并赏赐文科进士。辛亥革命后，到北大任教。蔡元培长校后，以其擅长英国文学而继续留聘为文本科教授。他反对民主共和，持帝制复辟论，继续头束发辫，身穿枣红马褂。1917年张勋复辟时，辜鸿铭曾被列名为外务部次长。对这样一个旧派怪人，蔡元培认为，他专长英国文学，“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继续聘他为文科教授。这时，他在北大文科讲授西洋文学，后又主讲文科研究所的“英诗”。他虽然讲授外国文学，但也不忘把英国诗歌分列成所谓“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类。他在课堂上大都分时间都用来胡诌“春秋大义”，“君师主义”一套陈词滥调。他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18年夏，他写了《春秋大义》一文，公开提倡“尊王”、“尊孔”。说什么“至醇至圣之孔夫子，当有支配全世界之时，彼示人以高洁、深玄、礼让、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1919年春，他化名“冬烘先生”，撰写《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攻击蔡元培“纵使教员、学徒出《新潮》、《新青年》诸杂志，丑詈旧学，诋毁伦常”。五四运动后，7月12日，他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用英文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攻击文学革命论者倡导的新文学只能使人的道德萎缩，是所谓真正的死文学。8月16日，他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反驳新派攻击文言文难学造成中国众多文盲的观点，他竟然认为他们这些留学生能够在国内愉快生活，“应该为我们四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为文盲之事实，在每天生活中应该感谢神”。他讥讽地写道：“试想，如果中国四亿人中之百分之九十都变成为知识分子之结果——好像在北京的苦力、马夫、司机、理发匠、店员、小贩、游民、流氓等全部都变成知识分子，并且和北京各大学学生一样参与政治，那将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据说已有五千件电报拍往巴黎讨论山东问题的中国代表们，如果四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变为知识分子，并且也都和留学生一样表现爱国狂，那就请计算一下拍发的电报件数和所耗费的金钱吧。”这活画出这个封建遗老的嘴脸。辜鸿铭的复辟谬说得到一班遗老遗少的称颂，也得到帝国主义国家一些学者的吹捧。1927年辜鸿铭到军阀张作霖那里当顾问去了。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龛，江苏仪征人。文选派国学家。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重要建树，著有《春秋左氏传略》、《佚礼考》、《庄子校义》等书。早年赞同民主革命，曾改名光汉，并著《攘书》，主张排满复汉。后参加编辑《警钟日报》，曾与蔡元培共事。1907年亡命日本，任民报记者，不久背叛同盟会，投靠清廷，充任端方幕府，干出卖同志的勾当，为革命党人所不齿。他曾上疏奏设两江存古学堂，要用儒家经说“正人心，息邪说”，妄图抵制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端方于资州被杀，刘师培被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崇硕学”，不念旧恶，亲自致电资州军政分府，饬对刘优待并护送入京。蔡元培也奉命以教育部名义，向资州军政分府发去要求将刘释放的电报。蔡元培还和章太炎一起刊登《寻找刘申叔启事》，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小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但是，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刘师培又成为发起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鼓吹帝制，宣扬“天生丞民，无主则乱；事勿稽古，无以承天”，遭到人民群众的唾骂。袁世凯死后，他潦倒天津。蔡元培到北大后，取其国学所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史课程。他授课时着重讲汉魏六朝文学的源流与变迁，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师培极力宣扬陈腐的封建文化，1918年夏，曾与辜鸿铭、黄侃等人一起，欲谋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专门与《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作对。这曾遭到鲁迅的斥责。后又创办《国故》月刊，由刘师培等任总编辑，以所谓“昌明中国古有之学术”为宗旨。他们反对白话文，主张“言以从文”，反对新思潮，鼓吹“讲学救时”。他们号召所谓“有志之士”起来，“振颓纲以绍前载，鼓芳风以扇游尘”，要承继所谓“文武之道”、“六艺之传”。在新文化运动中，刘师培成为封建复古派的一个代表人物。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早年曾组织反清斗争，遭通缉，后亡命日本，在东京曾加入同盟会，并受教于章太炎门下。辛亥革命后回国，不满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曾拒受袁世凯赠与的嘉禾勋章，后逐渐脱离政治，从事教学工作。他精研小学，尤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学术上多有建树，著作甚丰。他顽固守旧，骂倒一切，曾宣称“八部书外皆狗屁”。1914年起任北大文科教授，蔡元培出任后又对其继续延聘。黄侃在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札杂记》等，讲课颇受学生欢迎。1917年刘师培来北大后，黄侃对其十分钦佩，认为他说经有师法，不以年龄相若，师事之；于是两人结成了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同盟。黄侃反对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往往一节五十分钟的课，要用半个小时来抨击白话文，谩骂新派教授；常常指名道姓，语意尖刻失态，十分放肆。后终因不满蔡元培对学校的革新，于1919年离开北大。

　　对于旧派学者，蔡元培同样是注意物色人才，善于发现人才。例如梁漱溟当时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青年，中学毕业后自修哲学。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这篇文章以探究宇宙与人生的本元问题，列举了东西方各家学说，认为“种种言说无非戏论”，因而“凡夫究元非藉正法（佛法）不得穷了”，“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所以它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蔡元培看到后，认为也是“一家之言”，经与陈独秀商议，决定破格请这位只有中学毕业文凭的青年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开始，梁漱溟谦辞。蔡元培诚挚地说：“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自己是爱好哲学的，我们还有一些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在未知的朋友中，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么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梁听后深为感动，欣然应命。梁漱溟从1917年到1924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七年，先后讲授了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课程，受到学生欢迎，他还在讲课的基础上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他后来回忆说：在北大执教“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难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在北大期间，梁漱溟以“研究东方学”为名，在校内带头维护孔教。他所宣扬的“东方化”、“东方学”，是指中国的儒学和印度的佛学，主要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他到北大第一天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他公开表示他自己对孔子“不仅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后来他在北大发起成立了孔子研究会，参加创办《国故》月刊社，成为北大旧派中的一个活跃人物。梁漱溟晚年对于他在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的取向也承认，“我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与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远，我对新派人物的种种主张，不赞同的甚多”。

　　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积极引进下，当时北大的旧派学者还有黄节、崔适、陈汉章等人，他们也都是国内知名的国学名流。

　　蔡元培在延聘教员的工作中，以热心与积学为根本标准，既广揽新派人物，又能容纳思想虽旧的饱学之士，这充分表现了他所具有的既能坚持原则又善于团结不同学派的高贵品质。陈独秀在蔡元培逝世后写的《感言》中曾称赞道：“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陈独秀认为这是追念蔡元培的人都应该服膺他的两点美德。

　　四、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设

　　1.实行选科制

　　如前所述，蔡元培在对北大的改革中，确立了以文、理两科为主的预科、本科和研究所三级学制，并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年限。与此同时，还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这是蔡元培对北大进行学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表现了他尊重个性、反对强求一律的教育思想。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集在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修改大学规程时，蔡元培提出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议案，当经与会代表通过，并决定先由北京大学试行。自1919年起，北大将学门改为学系的同时，又正式对旧学制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选科制。

　　蔡元培之提倡选科制，是和他主张建立发展个性的新教育相一致的。他在1918年发表的题为“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著名讲演中，就积极提倡实验新教育，反对封建旧教育对受教者的压制和摧残。他在讲演中提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主张因材施教，发展个性。他从这一教育思想出发，在大学教育中也注意发挥学生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反对强求一律。1919年4月，他又进一步重申他的主张：“平等者，破除阶级而决非消灭个性。从前行阶级制度教育时，重在一阶级中绝对平等，如美国教育会所举德国教育之劣点，谓‘平民学校中，专以种种仪节制度限止之，使养成其服从心、信仰心，与夫唯帝命是听之恶根性，……以轧制平民之生活、工作、知力，为一种物质的机械’，是其例也。既破坏阶级制度，则即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盖世界为有机的组织，有特长者不可强屈之以普通。世界有进化的原则，有天才者尤当利用之以为先导。此后新教育，必将渐改年级制而为选科制。”他崇尚人的个性发展，承认人的心理品质的差异性，人的气质、个性、能力、爱好不一，教育中忌划一性；认为年级制的弊端在于“不论个性如何，总使读几年，方能毕业，很不适当”。而选科与这种划一的年级制相比，则可以发展个性。

　　按照原来的旧学制，各系所开设的课程，对本系学生均为必修科，且各系学生不能兼习他系课程。蔡元培认为这种“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几门课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实行选科制，学生除了本系规定的必修科外，还有在总学时中占一定比例的辅助学科作为选修课程，可供自由选择；选修科可以听本系开设的课程，也可以选习相关学系开设的课程。这样可以发挥学生之所长，研究他们所向往的学科。学生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即可结业。

　　实行选科制，是和实施单位制（即后来的学分制）相联系的。当时规定预科学生学满四十个单位（按每周一学时计，学完全年的课程为一单位），本科学生学满八十个单位即可毕业。在学习年限上分预科二年、本科四年。预科分设甲、乙两部；本科各学系分置五个学组，即：第一学组，数学系、物理学系、天文学系；第二学组，化学系、地质学系、生物学系；第三学组，心理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第四学组，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第五学组，经济学系、史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其中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天文学四系尚未成立，实际为十四个系。规定预科甲部结业后可升入本科第一、二学组，乙部结业后可升入第四、五组；甲、乙两部俱可升入第三组。学校按照学组的不同要求，安排预科的课程和单位数量。规定预科四分之三课程为共同必修和分部必修课，四分之一课程为选修课。共同必修科为国文（包括模范文、学术文和文法三种）、伦理学大意和第一、二种外语（第一外语十四单位，第二外语六单位）。分部必修课：甲部为数学、物理、化学三项，乙部为哲学概论、科学概论、古文、本国及世界近代历史，同时有数学、物理、化学，但分量较轻。此外为选习科：甲部学生将来拟入物理、化学、地质学系者分别选习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和图画，并得选习哲学概论、科学概论；乙部学生拟入法律学系者选习法学通论，拟入政治、经济学系者选习经济通论，拟入文学、哲学、史学系者选习文字学。这种预科的必修和选修的课程设置，既顾及学生学业的全面发展，又为升入本科准备一定的专业基础。本科学生每年所习学科约为二十单位左右，规定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后改为三分之二为必修课，其余为选修课）。本科四年皆为分系选科制，第一年按各学组要求选习共同的学科，如第一学组各系学生须共同选习立体解析几何、微积分等，又如第四学组文学各系须共同选习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大纲等。本科二、三、四年级学生所习学科，以本系课程为主，而每人得以其余力选习相关的学科或本人有兴趣的学科，但规定三年中所习学科至少须有三十单位在本系和相关的系内。本科学生仍须继续学习两种外国语（每种六单位以上）。

　　关于选科的确定，分别由本科和预科教授会负责。各学系根据自己专业的特点以及师资和设备的条件，确定必修和选修的课程，而学生则在教师指导下按规定志愿选择学科。各系教授会负责编印课程指导书和分学年课程表，于每学年开学时帮助学生作选课的指导。对于一年级新生，学校还专门设立新生指导委员会，每年于新生入学时由校长指定教授组成，作为新生入学选课事宜的顾问。

　　实行选科制，可以增长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专长，有利于培养专门人才。当然，选科制如果缺乏必要的指导，也会有弊病。如有的学生从兴趣出发，旁听的课程过多，有的专攻冷门，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从而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蔡元培认为选科制只适合于大学，普通教育不宜采用，他说：“这种制度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学校，并且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他又说：“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因教员知道选何者有益，选何者无益，如走生路，若无人指引，易入歧路。总而言之，高等教育方行选科制，但须教员认定。”蔡元培不但认为普通教育不宜采用选科制，而且也反对中学实行文实分科制，认为这样不仅对造就理、工科人才不利，且培养出来的文、法、商诸科学生，也由于“科学知识太缺乏，仍为变相的举子，而不适于科学万能之新时代”。这个意见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

　　为了启迪学生的主动性，除了采用选科制外，蔡元培还进行了一些改革。如主张大学讲义应删繁就简，只需列出纲要以启发学生主动钻研。他说：“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唯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又如，改变过去公布考试成绩的做法，教员评出分数后将结果送交注册部，不再向学生公布；不合格者由学校个别通知。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生能一心向学，以免有的学生一味去追求分数的高低。

　　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北大一部分学生中比较活跃，这时有些学生又纷纷提出取消考试制度的要求。如由北大学生会主办、于1920年1月开始出版发行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曾出过一期“教育革命专号”（该刊第十五号），主要讨论考试制度问题，所载文章都是主张彻底废除考试，取消一切考核和纪律。有的学生甚至主张小学、中学、各种专门学校应和大学一样，“一律废除考试”。有的学生还发宣言呼吁“同声反抗，把考试的‘笔’抛去”。有的则称“考试是一种最坏的制度，等于摧花的风，啮果的虫”。蔡元培承认考试“有好多坏处”，但又认为合理的考试还是必要的；考试废除与否，“则以要不要证书为准，不要证书者废止试验，要证书者仍须试验。”有些学生曾接受这个办法，自由听课不要文凭。1923年1月在北大日刊上曾公布本校不受试验不要文凭的有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同学。当时同学间曾称他们为“自绝生”。

　　自1919年蔡元培在北大首行选科制后，1922年全国其他高等学校也先后采用这一学制。选科制的普遍推行，被看作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2.融合中西文化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课程的改革和建设极为重视。

　　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在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方面，曾进行过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资产阶级新学的内容。但是这时的改革是很不彻底的。特别是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需要，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又公然把“法孔孟”定为教育宗旨，下令各校在编写修身、国文教科书时，必须“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如有违背斯义或漏未列入者，并妥慎改订，呈部审查”。这种“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使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新学又受到了压抑。虽然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很快破产了，但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仍在继续。所以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学校的教学思想仍很陈旧保守，课程设置也很落后，不少教员不学无术，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

　　蔡元培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曾剀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我国学术发展的严重束缚。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一方面；西学方面不容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这就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他认为这些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学术和课程建设的取向上，主张“贯通中西”。他在这方面有一些很好的见解和做法。

　　首先，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蔡元培在谈到中国画也要吸取西洋画的优点时说：“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他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腊之文明；高尔日耳曼诸民族吸收希腊、罗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之文明。”他痛感近世中国由于封闭、隔绝，在学术文化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方，“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只在他固有的范围内、固有的特色上进化，故‘文艺的中兴’，在中国今日才开始发展”。他认为要使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得到发展，就应该开放，善于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1916年秋，在他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就与汪精卫、李石曾联名致函国内有关人士，提出：“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已为有识者所公认。元培等留法较久，考察颇详，见其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与吾国儒先哲理类相契合；而学术明备，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蔡元培从这个思想出发，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外国科学成果，融合中西文化。他在北大“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他“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北大原来设有“中国哲学门”，一位学生曾建议改为“哲学系”，不局限于一国哲学，而要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这个建议和蔡元培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相一致，因此他接受了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

　　为了更好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蔡元培是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的。以世界语为例，北大是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即聘世界语学者孙国璋（字芾仲）来校主讲世界语，于文科设立讲习班，参加学习的达到五百多人。蔡元培倡立的校役夜班正班也把世界语作为外国语学科之一，与国语、算术及理科并重。蔡元培为了利于世界语学者作高深的研究，于1920年创立北大世界语研究会，自兼会长，孙国璋为副会长。1922年俄国学者、盲诗人爱罗先坷受聘来校讲授世界语会话，孙专讲文法及读本，世界语班学生倍增。1922年春由北大发起组织了北京世界语学会。是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北大提出的“以世界语首先加入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这一年12月15日，世界语研究会开展纪念柴门霍甫诞辰的活动，在北大召开了全国世界语联合大会，参加者达两千多人。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主张中国应普及世界语，以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会上通过的议案，要求在各级学校增加世界语课程，多方面推广世界语，并筹办世界语专门学校。由北大负责筹办的世界语专门学校，1923年在北京西城孟端学校内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长，校董有蔡元培、鲁迅、张季鸾、爱罗先珂、周作人等。蔡元培提倡世界语，在北大开设世界语课程，是和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主张相一致的。

　　其次，认为对外国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蔡元培认为：“人类之消化作用，不唯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蔡元培既承认我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后人继承发扬，又反对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既强调学习外国，求得发展，又坚决反对“全盘欧化”，反对简单的模仿，生吞活剥外国的东西。他殷切地告诫人们，在向外国学习时，要重在为我所用，要吸收而消化之，切忌为他人所同化。他对此作了意深词恳的剖析：

　　分工之理，在以己之所长，补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长，亦还以补我之所短。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否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夫世界上能增加此几辈有学问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宁不甚善？无如失其我性为可惜也。往者学生出外，深受刺激，其有毅力者，或缘之而益自发愤，其志行稍薄弱者，即弃损其“我”同化于外人。所望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学业修毕，更遍游数邦，以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

　　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也仍然是十分感人而富有意义的。这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确为针砭时弊，金石之言。

　　但这种简单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当时在北大同样严重存在。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校积极推广外语会话，在本科和预科课堂上除一些国学课程外，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预科教务会议全讲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难言。这种状况，虽然对推广外语学习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长了盲目崇洋和轻视祖国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当时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留学生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不用汉语讲话，甚至有的教中国历史时也要讲几句英语以显示其有学问。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连一些外国教员也不以为然，“叹为非兴国之征”。蔡元培长校后，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他规定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开始时，一个外国教授起而反对，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从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都说中国话？”对方语塞，无言以对。从那时起，开会时一律用中文，不再讲英语。在课堂上，他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必须使用祖国语言。对《大学理科月刊》刊登的论文，则规定除一些专有名词外，也一律要用中文书写。这些措施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蔡元培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又强调结合本国的实际，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如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面，“于数理化等学科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亦是一例。

　　蔡元培到北大后为筹办生物学系，曾与法国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后没有实现），但他没有单纯依赖外国，而是努力发展我国自己的生物学。1918年，蔡元培聘请钟观光为北大理预科教授，担负采集我国植物标本的工作。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浙江镇海人。著名植物学家。蔡元培创立中国教育会和民初主持教育部时，曾与他共事。这时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先后深入福建、广东、云南、广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省调查我国植物分布情况，历时五载，搜集和积累了许多珍贵植物标本与资料，对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他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系正式成立后，钟观光仍留校继续整理标本，直至1927年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为止。这时生物系已整理出植物标本八千多种，为教学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件事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和消化欧美国家的先进文化，根本是着眼于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

　　再次，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他又说：“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这种科学不仅指某一学科或研究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指科学的方法。他主张中国不但在“发明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方面应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而且“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人文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1921年6月，蔡元培到美国考察教育时，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讲演中，曾阐述了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规律，他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统一，表现了蔡元培进步的中西文化观。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这对于改革学校的课程也有重要意义，史学系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来，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因而引起旧派教员的不满；1917年秋成立中国史学门时，他们多改归这新学门，想把这里作为他们旧派的阵地。但蔡元培、陈独秀同样重视史学的改革，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史学门增设西洋史各课，改称史学系，由原来一国的史学变为世界的史学。这时史学门类的课除中国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代史，分别在四个年级讲授外，世界史有西洋史（分上古、中古和近世史），但东洋史还只有印度古代史和日本近世史。蔡元培还将史学系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一起编入第五学组，表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改革中国旧史学，这时将原来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课程，改为必修科，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且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陈翰笙等人也是在这时应聘来系介绍欧美新史学的。1920年李大钊任史学系教授后，曾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重要课程。这改变了过去史学门类只重史料的偏向，开始重视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的研究。这时的史学界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当然，这主要是指这时新思潮对学术的影响而言，对多数教授来说，其史学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史学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基础，要学习欧美新史学的优点。他后来曾说：“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藉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他认为治史学者不仅要重视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质学也有密切关系。1923年5月，北大考古学会成立，先后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如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的周代铜器，北京官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甘肃敦煌古迹调查等，这对建立科学的史学和丰富学生的史学知识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词史、戏曲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又如，他认为：“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蔡元培是我国较早提出比较学问题的，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开阔其知识领域是有好处的。

　　值得指出的是，蔡元培在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明确提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输出”。在他看来，国际和平的取得，是以互相了解为前提，而“现在欧美大势，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独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不了解的很多”。除了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外，蔡元培还重视直接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经胡适等邀请来华后，蔡元培曾出面与杜威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商议，留他在北大讲授一年哲学。杜威除在北大讲学外，还在中国各地巡回讲演，前后达两年多，遍历11个省，大量散布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恶劣影响。蔡元培对杜威是推崇的，但他并不赞同实用主义教育观点。如他在学与术的关系上重学理的研究，在科学研究上，他认为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能立即得到应用，更难短期就有明显的效果，但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科学研究的意义。这些观点有助于抵制实用主义思想对教育、科研领域的侵蚀。

　　继之，罗素、班乐卫、今西龙、杜里舒、阿士本、耶尔朔夫、福田德三等也曾应邀来校讲学或作学术讲演。1920年8月，北大特授予法国数学家班乐卫、里昂大学校长儒班、美国哲学家杜威、美驻华公使芮恩施以荣誉学位，蔡元培主持了授予仪式并发表演说。这是北大第一次授予外国学者以荣誉学位。

　　1921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教育时，曾亲自分别访问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邀请他们来华讲学。这一年3月8日，他在法国访晤居里夫人于其镭锭研究所，居里夫人“朴质诚恳”，晤谈中她提出中国不可无实验镭锭之所，如在北京建设必较为清静，不似巴黎之嘈杂而多烟。蔡元培当面邀请她来华讲学，居里夫人答：“暑假无多日，此次不能往，当于将来之暑假中谋之。”同年3月16日，他在德国偕原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访问爱因斯坦，“询以是否能往中国？答甚愿，但须稍迟。彼询如往中国演讲，应用何种语言？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即能译者之一。”1922年秋，爱因斯坦应邀到日本讲学，他表示愿同期来华，双方并商妥了来华讲学的条件。但由于中国方面拟以各团体联合名义发出联合邀请信，往返协商费时，致使爱因斯坦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未接到中方正式邀请信件，以为北大不打算践约，便延长了访日时间；直到12月22日，他方收到蔡元培寄去的信，才了解是误解，但日程已无法改变，致使这次来华讲学无法实现。爱因斯坦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苦痛。”“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当时，北大曾为爱因斯坦访华作准备，于1922年11至12月举行了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讲题有：“爱因斯坦以前之力学”（主讲人丁燮林）、“相对各论”（何吟悒）、“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高叔钦）、“爱因斯坦之生平及其学说”（夏元瑮）、“非欧几里特的几何”（王士枢）、“相对通论”（文范村）、“相对论与哲学”（张竟生）。此外，北大当时还组织有相对学说讲演会和研究会，介绍和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蔡元培也很重视派遣教员、学生出国留学。1918年5月，他曾呈请教育部咨商外交部，请于美国退回庚子赔款用于留学名额中增加北大人选。他提出过去北大有派选留学生成例，京师大学堂期间，1903年曾派学生31名赴日留学；1906年曾分别资遣毕业生赴日留学游历；1907年复派师范毕业生八名赴英、法、美三国留学。自民国成立，国库奇绌，派生之举，因而停止。他认为“此不仅无以鼓励学生，亦且有碍学术发达，诚莫大之遗憾也”。他在呈请中提出：“本校文、法、理、工四科每年毕业，约计十四班左右，每班以二人或一人计算，二十名之额，似难再减。”后得以派遣。他还很重视挑选准备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派往国外留学，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以便回校后开设新课，充实课程建设。如史学系为培养师资，曾由学校选派本系毕业生姚士鳌、理科毕业生毛子水赴德学习史学和地理学。理科如汪敬熙、杨钟健、孙云铸等，也都是在这一时期资送出国留学，后来他们都回北大担任教学工作。

　　3.注重学理研究

　　在课程设置上，蔡元培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

　　他在解释学术这一名词时，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而文、理两科都属于学理的范围。这里所说的学理，就是指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论及中小学基础教育（即普通教育）和大学专业教育（即职业教育）时，都很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他认为基础教育有如房屋的地基，专业教育有如地面上的楼台亭阁，未有地基不牢而能建起高屋的。他不赞同中学实行选科制和文理分科制，就是重视基础知识教育的表现。他强调中学的主要课程，特别是语文和数学两科所学的内容，是学生毕业以后无论学文或是学理都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他同样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他曾说：“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纯粹科学入手，治纯粹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系。”他反对那种专已守残的经院式学风，主张学生要有扎实而宽厚的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文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与科学全无关系。”1920年北大制定过校旗，旗的右边是横列的红、蓝、黄三色，左边是纵列的白色，又于白色中间缀黑色的北大两篆文，并环一黑色。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蔡元培对此解释说，红蓝黄三色，象征现象的科学（指物理、化学等）、发生的科学（指历史学、生物进化学等）和系统的科学（指植物、动物、生理学等）。“科学的范围最广，哲学是窄一点，玄学更窄一点儿。就分门研究说，研究科学的人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他以此形象地表明“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这是他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他对学生所应该具备的比较宽广的基础知识的要求。由此可见，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即学理的研究，是蔡元培在北大进行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一个重要体现。

　　过去的北大，由于师资力量薄弱，官僚习气严重，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都很差。蔡元培很了解师资质量对教学的决定作用，正是由于他重视延聘学有专长的教授，这一时期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都有显著提高。他曾指出：文科除原有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外，“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周豫才（鲁迅）、刘半农、周岂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李四光）、丁巽甫（丁燮林）、王抚五（王星拱）、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法科“直到王雪艇（王世杰）、周鲠生（周览）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这生动地说明了教师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北大由于集中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各学系的课程设置远较过去充实，并且提高了学术水平。在文、法科开设的课程中，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钱玄同的文字学（声韵），刘复的语音学，吴虞的文学名著选，马裕藻的古籍校读法，黄节、沈尹默的诗，郑奠的中国文学名著选，陈寅恪的佛典译文研究，林玉堂的中国比较发音学，陈翰笙的欧美通史，郁达夫的英国戏剧，钢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吴梅、许之衡的戏曲，马叙伦的庄子哲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陈汉章的中国上古史，陈启修的现代政治，陈大齐的认识论，高仁山的教育学，张颐的康德哲学，屠孝寔的宗教哲学，樊际昌的普通心理学，王星拱的科学概论，邓以蛰的美学，江绍原的基督教史，熊十力的唯识哲学，张竟生的孔德学说，谭熙鸿的进化学说，陶孟和的教育社会学，马衡的金石学，周览的国际法，高一涵的政治学原理，顾孟余的国际公法要论，马寅初的货币、银行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受到同学的欢迎。有的系还对课程安排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史学系为了改造旧史学，把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等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程。政治系的演习课，也是根据专业需要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演习分调查和译书两种，由学生自由选定一种或两种，采取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讨论的方式进行。调查系由学生就理论、历史和现状等方面任选一题目，经指导教师指定参考书和指导研究方法后、自行调查研究，并于一定期间内写出报告，轮流在规定的演习时间上堂解说，再由教师和同学提出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选修学生每学期至少报告一次。译书系由学生一人或两人与教员选译书目，请教师指导译书方法和参考资料，自行翻译，于两个月后轮流上堂报告译作的内容大略，批评其书的长短处，并述翻译中的疑难问题，然后由教师和同学提出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选修学生至少每两月作一次报告。规定调查或译书的成果须交存本系教授会，备演习员和本校师生参考。演习课对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李大钊、周鲠生、陶孟和、高一涵、王世杰等都担任过这门课的指导教师。政治系还开设现代政治课，注意对当前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的研究，讲题由任课教授确定后随时在北大日刊上公布。当时讲授的题目有李大钊的人种问题、杨栋林的现代英国殖民地与其母国之关系、王世杰的现代之出版自由、高一涵的苏维埃联合的根本组织法、燕树棠的中俄交涉问题、周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俄罗斯的政治等。

　　理科各系的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也比过去大为加强。例如，地质学系由于汇集了许多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的知名学者，是北大理科和国内同专业中教授较多的一个系，课程内容比较丰富。其中如李四光的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地质测量及地质构造学；何杰的地质学概论、经济地质学、采矿工程学、钢铁专论；王烈的结晶学与矿物学、普通地质学；葛利普的高等地层学、高等古生物学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开设了一些关于中国地质、矿产和古生物的课程，如翁文灏的中国地质、何杰的中国矿产专论和葛利普的中国古生物学等。又如，数学系的必修课程有：近世代数学、近世几何学、函数论、微积分、理论力学、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式等。三年级以上选修的课程有：群论、数论、函数通论、集合论、天体力学、流体力学、微分几何学、积分和微分方程式论以及数学史等，课程内容都比较充实。又如，物理系的物理学课程分为初级物理、普通物理和专门物理三级，分别在预科、大学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进行。其中专门物理课程有颜任光的物理光学、气体中之电流及电子论；何育杰的数理物理、热物学及气体论、原能论；李书华的放射学及X光线；温毓庆的交流电及无线电等。同时还加强了对学生物理实验的指导，颜任光专门编写了学生实验用书《物理实验》。

　　这一时期由于重视基础理论和专业的学习，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胡适在1921年10月8日的一则日记中曾记载：“此一个月的补课，我虽尽心力做去，但终是一种敷衍，心里终过不去。”这是指这一年因学潮学生缺课较多，学校决定开学后先用一个月时间补课，然后再上新学期的课。胡适认为一个月补课不是办法，主张学业延长一个学期，将所有误课认真补好。据说此议得到蔡元培的赞同，但在教务会议上未获通过，胡适对此“气得难受”。所以在补完课后，他在日记中有上述记载。他在一次讲演中，对当时出现的对学生评分过松现象表示不满，他说：北大的学年考试，居然没有留级、降班的，这是北大的耻辱，它说明北大的教育是不严格的。这可能是一时现象，但反映了教师的责任感。事实上当时对考试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以1926年物理学系学生考试成绩为例，大致可以看到这时北大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其中：普通物理参试25人：80～85分2人，70分4人，60～68分16人，不及格3人：电磁学参试10人：81～83分2人，70～79分2人，60～63分3人，不及格2人；数理物理参试5人：70分1人，60～65分4人；热力学及气质流体运动论参试4人：60～65分4人；物理光学参试11人：70～75分3人，60～65分4人，不及格4人；应用电学参试6人：73分1人，60～65分3人，不及格2人；电振动参试11人：80分1人，70分2人，60～65分7人，不及格1人；原量论参试9人：80分2人，70分2人，60～65分3人，不及格2人；本一物理实验参试15人：80～90分4人，70～75分7人，65分2人，不及格2人；本二物理试验参试11人：80分3人，70～75分4人，60分2人，不及格2人；本三物理实验参试4人；62分1人，不及格3人；大四物理实验参试11人：80分2人，70～75分4人，60～65分4人，不及格1人。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对分数的管理和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对今天也有启迪的意义。

　　由于强调基本理论的教育，这一时期北大教师担负的课程任务是比较重的，许多教师对教学和学校的工作也是认真、努力的。如李四光于1920年到北大任教时，他是上午上课，下午教学生做试验，晚上自己做研究工作，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则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他的亲属后来曾回忆他在北大任教的情景：“仲揆在北大任教，主课是岩石学。他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教材经常补充新的内容。讲一堂课，往往要准备几小时，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学生上课听讲，记的笔记，都要亲自查看。如发现有的学生不理解他所讲的内容，他就把学生留下，单独给他解释，有时因此连吃饭都忘了。学生做毕业论文时，他都要逐个进行具体指导。学生常常在晚上到家里来请教他，他就和他们边吃饭边讨论。在论文写出初稿后，他要学生自己先反复修改后再由他修改，并指出修改的原因。他认为这样培养学生，可以使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进步更快些。”那时教授还要兼任学校事务方面的工作，“仲揆任教一年后，看到北大校舍很不整齐，连一个大讲堂都没有，就和蔡元培先生提出自己兼职庶务主任，负责修理校舍。蔡元培同意后，他就把原来北大理学院后面的一个大殿，改修为一个大讲堂；把前面的院子修建成一个小花园，供学生散步休息；还把几间破旧的房子给学生改建成了洗澡间。大讲堂和洗澡间的钥匙由他亲自管理。”又如物理系教授李书华是1922年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年他讲授本科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包括物性、热学、热力学及音学），每周四小时，同时担任两班实验课，每班每周三小时；第二年除继续讲授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外，并讲授本科二年级的普通物理（包括光学和电磁学），每周亦四小时，同时仍担任两班实验课；第三年仍讲授一年级普通物理，并加授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包括游子、电子、阳电射、X光与放射学），另外还兼授预科一年级的物理课。他自己曾回忆这时的教学生活，写道：“终日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工作，一面充实功课内容，一面为学生准备实验室各种实验，同时准备在讲室讲授时的指示实验。”那时教授们合作得较好，工作是努力的。课程的充实和加强，使学生的学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为了使学生具备比较全面、宽厚的基础知识，蔡元培还提出沟通大学文、理两科的主张。他认为文、理两科的截然划分，和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的事实不相符合，他说：“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蔡元培反对“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斤其他”的治学方法，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因此，他主张习文者须兼习理科的基础知识，习理者则要兼修文科的基础知识。在学校的编制上实行学系制，废止文、理、法等科别，使文理学生能够兼涉他科的课程；在教学管理上实行单位制、选科制，使学生于选修课中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当时哲学等系还开设了科学概论课，虽然偏重于方法论，但已涉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问题。这门课由王星拱主讲，讲授内容包括：（一）科学方法：（1）偶然与或然；（2）归纳之原理；（3）物理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4）错误之免除与减少；（5）观察与试验；（6）假定之价值与用法；（7）逼近；（8）综合与推较；（9）分类；（10）结论。（二）科学效果：（1）科学与哲学；（2）理论与实用；（3）科学与美术；（4）科学与论理；（5）科学与道德；（6）联续与无限；（7）物质与能力；（8）生物进化；（9）由生理学解释之生命论。后来北大根据蔡元培的这一主张，进一步扩充了科学概论课，在文科学生中讲授，其中包括：数学方法论、物理学方法论、化学方法论、生物与生理方法论、地质学方法论、心理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统计学方法论、考古学方法论、语言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等。这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由各有关专业教授分任讲授，目的是使学生略知各种学科的概念及其演变历史。理科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这时理科的教学实验设备也有了改善。蔡元培很重视实验室的建设，他曾在北大1922年始业式演说中说：“为研究学问计，最重要的是实验室。在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勉强腾出几万元，增设物理、化学、地质各系的仪表标本，并修理实验室、陈列室，现在第二院已有与前不同之状。”这反映了当时北大的实际情况。如地质学系在1920年前设有一个实验室，李四光来校后，蔡元培委托他管理仪器、标本，他曾任地质系仪器主任。经过他多年努力，建立了矿物学、古生物学、岩石光学等专业实验室，修建了地质学馆，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等。物理系原来仅有一间实验室兼仪器室，设备差，精确实验无法进行，即使做实验数据也是照抄教科书的。蔡元培聘请颜任光来校主持物理系后，北大物理系逐渐成为国内同类专业中设备较齐全的一个系。这使学生的实验课逐渐充实，后来规定初级物理实验62个，在预科一、二年级进行，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实验69个，在本科一、二年级进行，每周一次，目的是使学生能使用各种高级仪器，以养成将来独立研究的能力；专门物理实验在三、四年级进行，每周两次，学生可在教授指导下自做实验，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学生对基本理论的学习，蔡元培还十分重视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教员如果不从事科学的研究，则他的教学就难免不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的状态。在蔡元培的提倡下，这一时期北大文、理科教员中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进展，对教学起了促进作用。如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力学理论等重要课题的研究，就是他在北大任教时开始进行的。

　　蔡元培曾指出：“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在这里，他把教学和研究作为高等学校的两个职能，认为二者是并行不悖的；而这两方面作用的发挥，对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关系极大。

　　五、开创国立大学设置研究所之先河

　　蔡元培还从大学应是研究高深学问，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观点出发，十分重视研究工作，大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后来，他在1930年4月致北大评议会函中，又着重阐明了北大应致力于提高的观点，主张在当时普通中学已能满足北大学生来源的情况下，停办预科，将经费移用于研究所，他说：“为北大发展计，与其求诸量，无宁求诸质，与其普及，无宁提高。”早在京师大学堂时，学制上就规定有大学院一级，那时称“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之研究，不主讲授，不主课程”。后又把大学院改名为通儒院，限以五年。民国初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大学应设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研究的机关”的主张，他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仍改通儒院为大学院，不立年限；同时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确定大学研究院“其任务为高深学术之研究”，决定在大学设立研究院，“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或“大学高年级生”。但这些规定在当时并没有能实现。

　　后来蔡元培曾专门撰文，为大学设立研究院提出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蔡元培认为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搜集材料，购置参考图书和仪器设备，这都非私人之力所能胜任。若大学不设研究所，不提倡研究并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则除一二杰出之教员外，其普通者，将专己守残，不复为进一步之探求，或在各校兼课，至每星期任30余时之教课者亦有之，为学生模范之教员尚且如此，则学风可知矣”。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条件。蔡元培指出，作为大学，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因为社会需要或个人经济关系而谋职以自赡，“然亦有少数对于学术有特殊兴趣，不以在大学所已受之教育自封者”，则通常选择出国留学。这主要是因为欧美各国除独立研究院外，各大学也都设立研究院。其导师和各种设备都远胜我国。“故留学自有优点”。然而，出国留学至为靡费，学成归国者不多，“故亦非尽善之策”。“苟吾国大学，自立研究院，则凡毕业生之有志深造者，或留母校，或转他校，均可为初步之专攻。俟成绩卓著，而偶有一种问题，非至某国之某某大学研究院参证者，为一度短期之留学；其成效易睹，经费较省，而且以四千年文化自命之古国，亦稍减依赖之耻也。”

　　三是，使未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和条件。蔡元培说，我国教育让人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