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十一章 面向社会的职业教育思想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涉及教育的各个领域，有着丰富的思想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他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十分强调发展面向实际需要的职业教育，讲“有用之学”。他在这方面的许多重要见解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一、兴业救国的职业教育主张

　　职业教育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近代中国被西方的大炮轰开国门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为强兵目的而开始兴办一些工厂，实行引进机器的工业生产制度，因而需要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从这时起，一些有识之士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在倡言振兴商务、发展农工商矿业的同时，要求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实用人才。于是，实业教育、职业教育逐渐酿成潮流。

　　蔡元培对比西方发达之途，深感中国积弱积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业不发达。“行于野，农所服者，先畴之畎亩也。游于市，工所用者，高曾之规矩也。”这就是说，农业仍然因袭数千年来的耕作习惯，所谓工业也还是传统的手工操作。这就使得“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甚多，而国甚贫”。他由此主张，发展实业，推行职业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时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发展学校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已提上日程。蔡元培认为：“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他力主学堂要讲有用之学，革除那种无益于国之科举制艺，而今书院、私塾仍然“专课举业，无裨实用”，因而他主张“一概改订课程，按应设之中小学堂等办理”，要求“怵然脱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矣”。蔡元培很有信心地认为，革除种种弊端，只要“实事求是，岂难也哉”。

　　蔡元培在这里所讲的“有用之学”，是指农工商等实业之学。他认为，发展实业教育有助于国家急需的农工商业的进步，以图改变国家贫弱受侮之命运。他希望诸生明了“工食之理”，“农者，耕牧之工也。工者，制造之工也。商者，贸易之工也”。一个国家没有发达的农工商业，就难免受治受侮于人，“以我中国所以以四万万之众，而亟见侮于外国，以酿成亡国亡种之祸也”，实源于此。他殷切期望：“诸生有志为士，当思自有生以来，一切养生之具，何事不仰给于农工商，而我所以与之通易者，何功何事？”他提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勉励学子掌握有用之学以安身立命，报效国家。

　　1901年10月，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把教育分为普通、专门、实业三类，实业即职业教育，包括农工商医天文等。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一个组成部分，显示了他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他认为从普通初级直到专门教育需十余学年，如果寒微之家急于生计者，可从普通初二级后调入实业学堂，这样卒业后“足以持生计而不匮矣”。他显然也把职业教育作为青年就业维持生计之策。他后来针对高小学生毕业后不能悉数进入中学的问题，提出“为中学生筹救济，当注重职业教育”。他认为中等教育有三种功能：一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进行普通教育；二是高等教育之预备；三是培养职业应用能力。他主张小学后即可分流，一方面为中学校的普通教育，另一方面是建立中等之农工商业学校，养成适应职业的能力。这样做，既能解决人民的生计，又能满足发展农工商业的需要。他说：“我国地产极富，各种工业必将次第建设。建设工业非徒恃有少数之工学士，而亦恃多数工人均有工业上普通智识。”

　　基于上述认识，蔡元培把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这里所说的“事”，既指社会所需的职事，更指他所期望的发达的工农商等实业。这样，发展职业教育，既能急人民之生计，又能满足发展实业所需的有技能的劳动者；既能减轻人口压力，缓解辍学、失业等社会问题，又能把丰富的地宝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财富，达到富强国家的目的。

　　蔡元培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也表现在他民初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的新教育宗旨上。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针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书、尚实五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旧教育宗旨，提出“公民道德、实利主义、军国民、世界观和美育”五育并举的新教育思想。依据蔡元培这一教育思想，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样，就明确地把实利教育作为新教育的宗旨之一。

　　蔡元培倡导的实利主义教育，主要指智育，但由于他提倡实业化，使学生所学的知识具有就业的本领，因而包含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也就是后来发展演变而成为的职业教育。它是“以人民生计为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认为在实利主义教育（指智育）的课程设置上，要增加应用性的分量，国语国文有40%以上是实利的；历史、地理也是实利的；自然科学如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则当然是实利的；手工也是实利主义的。这体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知识技能教育相结合的要求。蔡元培认为对1906年清朝学部制定的教育宗旨，要摒弃其“忠君”、“尊孔”等违背共和体制的条款，“尚实”等仍可保留，“尚实，即实利主义也。”

　　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获得教育界的广泛赞同，对职业教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17年，蔡元培的学生、我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专事提倡和推广职业教育。从此，“职业教育”成为教育界广泛认同的通用名称。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事业得到蔡元培的关注和支持。1931年2月，蔡元培、黄炎培等42人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在积极推广职业教育的同时，还要求政府下令创办职业补习教育，以增进职工服务技能，建立发展改良实业的根本。这种近似继续教育的设想，扩展了职业教育的范围。对于蔡元培的支持，黄炎培后来回忆说：“时吾方倡职业教育于南方，其始颇不为人谅，惟吾师能知我，既共列名发起，复时进为之张目。数度当众演述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之艰苦，当时论尤庞杂时，矢石雨集，吾师乃身为之蔽，任评议会主席且十年，有会集必至。”这真实地反映了蔡元培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确是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还要指出，蔡元培倡导职业教育时，还十分关注和重视女子职业教育。男女平等，男女都有同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这是蔡元培一个基本的社会理念。“今之世界，女子职业，可与男子相同”，就反映了他的这一进步主张，他深感“我国妇女，向未以职业为重”，遂在家庭和社会中失去应有之地位，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在他看来，“能为而不敢为，失职，即失权也；可得而不能得，失权，亦失职也。二者互相持以完成其自立者也”。他提出：“妇女职业，非仅关系家运之荣枯，即社会组织亦多利赖。”显然，他是把妇女受教育和就业，看作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尺度。因此，蔡元培十分关注女子职业教育，认为当时对女子还偏重普通教育，这是否适合于中国目前需要，实为绝大疑问，他要求“对女子教育，须多方宣传，尽量设施，其职业种类，应以在不妨碍家庭生活之下，提倡社会服务为原则”。这对于促进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以至增加社会财富，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面向实际培养合格的职业人才

　　蔡元培在推广职业教育时，还诚挚地希望人们改变旧的就业观念。他说：“吾国自古以来，职业观念错误，以致埋没人才。要知职业无贵贱大小，都为平等。有利于人群者，即为正当职业。”他认为，只要是正当职业，就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就会对社会有所贡献。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就发出“劳工神圣”的呼声，呼吁社会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他大声疾呼：“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慷慨陈词，振聋发聩，给劳动者以自立、自强的信念。因此，他强调：“选择职业标准，最高原则，应视社会需要，以大众幸福为前提，不可以个人安乐而损害公众。”

　　在蔡元培看来，只要坚持从社会需要出发，职业教育的发展就会有良好的前景。他认为，“人生之目的，为尽义务而来。每个人必有一定职务，必做一番事业，此谓之职业。”事实上，“我国大多数的人，都是想求职业的，或者是已经得到了职业，而没有本领去做，这便需要职业教育，教给他们本领。”蔡元培十分关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状况，他称农为树艺之工，认为我国虽号称农业立国，而现实却是农事不修，农智未启，“穷弱愚昧，一盘散沙”，以至堂堂农业大国，衣食大源，竟然仰给外人。他深刻指出：“欲发达工商业，非提[振]兴农业不可。工非农，材料之产出无资；商非农，运输之功何用？故农业者，工、商之本，强强之基也。”他警示世人摒弃轻视农业的观念，充分认识“提倡农业者，为今日富强之唯一良策也”。对于当时凋敝的农业，蔡元培提出要早图挽救之策，否则后患难以设想。他认为应当对从事农业劳动者进行职业教育，增进其知识技能，明耕牧之理，有立国之才，他视此为根本大计。为此，他强调要有直接之设施，要择地创立乡村式男女职业学校，采取日、夜、星期职业补习学校等多种形式加以推广。后来他还主张“农村划区设校”，“各地须指定相当地点，试办农村改进，以改良整个的农民生活为目的，然后逐步推广”。由此可见，蔡元培对改进农业和农民职业教育，是极为重视的。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悖理的现象，引起了蔡元培的关注和思考。1917年1月，蔡元培在参与发起并为其起草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曾指出：“兴学二十余年，全国学校亦既有十万八千余所，何以教育较盛之区，饿莩载涂如故，匪盗充斤如故。”“何以国中自小学以至大学，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甚至实业学校、专门学校，“其十之六七，乃并一啖饭地而不可得”。对于这种现象，他悲愤地说：“教育幸而未发达未普及耳，苟一旦普及，几何不尽驱国人为高等游民，以坐待淘汰于天演耶。”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深刻的社会危机，但就教育而论，蔡元培等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与社会的需要相脱节。他们仅就职业教育中的弊端以解此症结，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设置拘统系而忽供求”，举办职业教育，不作任何调查，不了解社会对此的诉求，片面追求专业门类齐全，表式完备，上以是督，下以是报，对于时空需求，均在所不计；二是“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虽不少学校加设农商科，实农无农场，商无商品，不过加读些教科书，结果成为农业国文（指书本知识）而已，而今之学生，有读书之习惯，无服劳实习之习惯；三是“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实习非注重，则能力无自养成，学力不足，而欲望有余，任重有所不胜，位卑有所不屑。这种教育的弱点，造成实业学校毕业生失业纷纷之怪现象，此种病根实始于普通教育，因此他们提出，改良职业教育，必同时改良普通教育。他们主张学习欧美职业教育，使“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土”。他们强调举办职业教育要密切地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于“今时之社会，所需者何业，某地之社会，所需者何业，必一一加以调查，然后立一校，无不当其位置，设一科，无不给其要求，而所养人才，自无见弃之患”。1930年7月，蔡元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一届社员大会开会词中又一次提出，举办职业教育要“考察社会和职业的需要，就能力之所及，开办职业学校，予将服务或已服务工商界的人准备以补习的机会，并办职业指导所”。他说：职业教育的任务，是“去教给他们本领，使得能做事，有饭吃，和培养人才，使社会有得用”。在蔡元培看来，只有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才能办好职业教育；只有同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出合格的职业人才。

　　如何培养出合格的职业人才，是蔡元培倡导职业教育中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他认为，培养合格的职业人才，不仅体现在专业设置和布局上，而且要贯穿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他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和见解，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首先，蔡元培强调，做事要先做人，职业教育同样要以道德为中坚。他说：“教育的起源，虽然是职业的意思，但在普通中、小学校教育职业化是可以的，不过不是专为职业，而注重于修养品行。”他明确反对那种把职业教育同道德修养对立起来的极端实利主义倾向，他表示：“惟今日实利教育之趋势，殆有以致用诸科为足尽教育之能事，而屏弃修养心性之功者，则未敢以为然也。”他明确指出：“欲提倡实利主义，必先养其道德。”这就是他一向主张的：“德育实为完成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为恶，无益也。”所以，无论在任何教育领域、教育层次，都要以道德教育为中坚。

　　蔡元培十分重视在劳动者中进行道德教育的工作。早在1916年3月，蔡元培在法国参加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并任中方会长。当时正处一战期间，法国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从中国招募大批华工赴法，作战地服务和后方保障之用，但在这批华工中也存在诸如生活待遇和教育等问题。在蔡元培主持下，华法教育会为维护华工的权益做了许多工作，并开办华工学校，对他们进行文化和科学知识教育。蔡元培还为他们编写《华工学校讲义》共40篇，其中关于德育内容的共有30篇，占了绝大多数。他还亲自为师资班讲授。从1916年8月起，讲义分篇在《旅欧杂志》连续刊载。1919年8月，在巴黎印成书。1920年9月，北京大学新潮社将此讲义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此后，全国通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均选取其中如《舍己为群》、《理性与迷信》、《责己重而责人轻》、《文明与奢侈》等篇为课文。时人曾对此评说道：“对先生平日之人格与学问，所修养者至深，故其所言，简而深，平而切。工余读之，身体而力行之，则道德与知识，不期而日进于光明。此诚华工淑身之本，而自立之源也。”由此可见蔡元培对职业者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视。

　　蔡元培认为，学生除了应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外，还要有职业德行修养。职业道德，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起“服务社会”的意识。如前所述，蔡元培始终认为，社会各种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无贵贱大小之别，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加以尊重。只有自尊、自重，才能自立、自强于人。他教导学生：“诸位须知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若学得不完全，将来不能有贡献于社会，便是辜负了社会的培植，与欠债不还一样。”“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改造社会的中坚人物。对于读书和做事，都要有一种诚心，凡事只要求其尽责在我，不可过于责人。”在他看来，人生贵在对社会的奉献，而不是为个人的安乐而来。有了“服务社会”的职业道德观念，就会对所学的专业精益求精，将来在职场上也会兢兢业业，用最好的服务和业绩回报社会。

　　其次，蔡元培强调职业教育应注重实践，把知识与技能紧密地结合起来。学校不是单纯传授知识之机关，还要培养学生动手和实践的能力，职业教育更应如此。蔡元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中实习课的比重，认为学生通过应用、操作，掌握技能，使所学知识转化成为实际的工作能力。1916年他从欧洲回国，在杭州停留时考察一所实业学校，阅其教本殊无异普通学校教本，而实习时间每周不过16小时，比起法国此类学校，半日实习，半日授课，实在显得太少。他还专门在甲种农业学校演讲中介绍法国农业学校重视实习的经验：“彼法国中等农校，关于实习，非常注意。实习时间，除每周十余小时理论外，皆为于农场实习。或于上午听讲笔录之，下午施之于实验，由是理论与实验，相辅而行。理论之所不及者，而实验可以补其短。而反观当时的中国，情形正好相反。”“虽有研究学理之事实，不能与耕夫同操作，乏实习之功夫。”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像这样农业学校之教育，根本无法达到振兴农业的目的，要想使中国农业的前途有望，就应当在学校教学中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把知识和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还认为，造成我国教育中轻视实践的一个原因，是同长期以来儒家所宣扬的士为四民之首，轻视劳动、轻视实践的传统有关，所以他提出：“宜打破尊士陋习，教员能共同操作，学生能忍苦耐劳，斯可矣。奈何吾人受毒已深，埋头抱膝，据案以吟，尽人能办；若胼手胝足，入场操作，未有不抱怨以去者。苟不得此种教师，而仅责学生实习时间加多，于情于理，均未有以济。”这在当时确是石破天惊的一个深刻见解，又是切中时弊的“救济之法”。

　　再次，在职业教育中还要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蔡元培把学与术作了区分，认为术属应用科学，强调其实用性，应当使这种应用学科职业化，大力推广职业教育，他曾介绍法国职业教育之发达，“无论何种职业，均办有此种职业学校。小者易者，如理发，如擦靴，亦莫不各就自己之职业，各设学校以教授；大者难者，可勿论矣”。在他看来，职业教育是为青年谋生计出路，为职业提供有用之才，应当普及，但这绝不是说职业教育不需要提高。他认为，技术同样离不开学理研究，“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并进，发展终属有限”。他举例说，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这不是依样画葫芦能够做到的。所以他提出“不可忽视学理”。

　　为了提高我国的职业教育，蔡元培还提出“宜由公家派遣实业生赴欧留学”并“宜预订一种契约，须尽义务若干年”。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改进我国的职业教育。

　　总之，蔡元培以人民生计和振兴国家实业为中心，积极倡导和推广职业教育，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的职业教育理想不可能得以完全实现，但他作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为我国职业教育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在这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反映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内在要求，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