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十四章 蔡元培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毛泽东对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崇高赞誉，恰当地表现了他足以垂范后世的道德文章，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上所做的杰出贡献和应有的地位。蔡元培作为20世纪初期新旧代替、继往开来的历史巨匠，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忱的支持者，是值得后人景仰和纪念的。

　　蔡元培在其一生事业中所表现出的睿智的思想、革新的勇气、首创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世人的普遍尊敬。五四运动结束后，北京大学学生在致词欢迎蔡元培返校复职时真挚地说：“信能启吾心灵，扬我国风者，环顾海内，唯先生耳。”“故今日之欢迎先生，非感情的，非虚伪的，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学生等之新生命！”蔡元培逝世后，蒋梦麟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立己立人，一本于此，到老其志不衰，至死其操不变。敬为挽曰：‘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这些都反映了时人对他发自内心的真实评说。

　　蔡元培的事业和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教育方面尤为突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一生追求在中国建立一个近代化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首先，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的奠基者。

　　蔡元培决裂仕途、投身教育，是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的。这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寻求国家出路的思想，使他很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并把教育事业同培养革命人才联结起来。这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蔡元培通过学习西方，了解世界，更加痛切地认识到教育和科学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我国科学智识之落后，绝非国人智慧之后人；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唯有力倡科学化。故极期望时彦俊士，能急当务之急，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之探讨，庶国家前途有望焉”。欲兴科学，必先教育。这是他一生重视教育的深刻动因。他热切期望通过发达的教育，培养人才，以“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他在初期的教育实践中，就进行了新教育的探索；辛亥革命后，他出任民国教育总长，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以务实的精神，旗帜鲜明地废止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推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重的新教育方针，组织制定了确立近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的一系列法令、法规。其主要内容为：一是除旧布新，改革学制。规定从前各种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原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求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民间通用的教科书，凡在内容和形式上不合共和宗旨者，由各出版书局自行修改，学校教员亦可随时删改；小学一律废止读经科目；小学应注重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的体操应注重兵式操练；初等小学三学年起兼课珠算；中学为普通教育，不分文、实科；旧时奖励出身，一律废止，毕业于学校者分别称初、高等小学毕业生，中学校、师范学校毕业生。上述教育法规，基本上否定了清末封建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改变了当时面临的教育混乱局面，建立起比较稳定的新的教育秩序。二是反对尊孔，废止“经科”。反对尊孔读经，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倡导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的题中之意。他认为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背，反对把儒家定为一尊和对孔子顶礼膜拜。他明确指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但孔子思想和主张作为一种学派、一种学说，则是应当加以研究的。蔡元培反对尊孔拜教，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这在当时确是破天荒之举，这不仅在教育界思想界，而且在全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是倡导男女平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提倡和重视女子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他一向反对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礼教信条对女性的摧残和压迫，认为男女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他出任教育总长后，对推广女子教育，采取两方面的举措：一方面，支持创办各种新式女校，如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和女子职业学校；另一方面，规定在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当时男女同校虽然还仅限于小学，但毕竟打破了长期以来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禁令，开创了近代中国男女同校的先河。四是对大学教育进行了初步整顿。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大学教育占有重要的位置。他重视大学教育，特别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积极推行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倡导教育的平民主义取向和以美育代宗教的进步主张。正是在蔡元培的努力和领导下，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制度，对于促进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

　　其次，为确立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大学教育。20世纪初期他在北京大学的革新，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事件。蔡元培自己曾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从1917年到1923年初，蔡元培实际在校任职的期间（其中于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赴欧美各国考察十个月），是北大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期间，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它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成为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重镇，为我国革命事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对教育事业的热忱，革新的勇气和成就，以及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贡献，使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兴利除弊的改革，化腐朽为神奇，使陈腐不堪的旧北大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有人把他在北京大学建立的业绩，称之“为中国的学术界，开一新纪元”，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对北大的整顿和革新，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自此之后对它的赞誉之词不绝于书。有人评论道：“蔡先生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厉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其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芨，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这确是反映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盛况。仅从学校的发展来看，这时北大学生人数顿增，1912年学生注册人数为八百多人，而1919年则达到两千多人。北大自1907年（京师大学堂时期）至1929年23年间，先后毕业学生3822人，其中以1925年毕业生为最多（472人），其次是1923、1924和1926年，分别为390、342和327人，这主要是蔡元培主持学校期间，特别是五四后入学学生增多的缘故。教员人数也由1912年的53人增加到1918年的217人。这是北大发展的一个兴盛时期。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曾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生机勃兴的情景和蔡元培的卓越贡献：

　　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他的所以使人景仰不衰，同时也就是他的所以办学有成就，一由于他的民主作风，二由于他对青年的热诚爱护。他的民主作风，重要的在于他对各种学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也在于他确能使学有专长的学者，办事有创造性的干部，在他领导之下，发挥其才能，施展其抱负。他创造了各种会议制度，如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教授会议等等，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提出办法。他对各院各系的负责人以及各教授，以学问及才干为主，不问其他；一经聘定，就信任他，把事情全部交给他，不去多加干涉。因此，那时的教授和职员，都一心一意做事教书，竭忠尽智的要把事情做好，书教好，做出成绩来。沙滩文科大楼的第一院、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二院和骑河楼译学馆的第三院，办得各有特色，自成一格。踏进公主府，既富丽，又清幽，使人心旷神怡。跑到文科大楼（按即沙滩红楼），左一间政治学会研究室，右一间“新潮社”办公室，楼底下在赶印教授、学生们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楼上面是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阅览室，门房内则堆满着各种各样代售的杂志，使人应接不暇。译学馆里呢？那个顶大顶大的大礼堂上，不是今天有什么学术演讲，名人演说，就是明天有什么学生大会，纪念大会，使人兴奋，使人振发。蔡先生长校时的北大师生，真有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既活泼又愉快。这种气象，这种生活，那得不令人怀念无已。蔡先生长北大时，对青年是充分表现了他“爱之能勿劳，忠焉能勿悔”的情怀。……被蔡先生这种民主作风和爱护青年的精神所笼罩着的北大，不仅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成了中国革命优秀干部的培养所。这就是北大永远不能使人忘怀的原因。我们怀念北大，我们更怀念蔡先生。

　　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从基本的方面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教育的客观要求，因而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在北大的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大学教育思想，应该说在许多方面是反映了发展教育的客观规律。如他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和学术自由；重视教师质量，强调选择教员要以“积学与热心教育”为主，同时又充分尊重和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贯彻民主办学的原则；吸收外国文化要重在创新，主张要融合中西文化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反对盲目崇拜外国，反对单纯模仿；主张以德育为中坚的体、智、德、美诸育并重，培养学生具有“健全的人格”；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宽厚的基础知识，主张沟通大学文理两科，学生要相互兼习，扩大知识面；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要以学业为主，并提倡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鼓励学生自由研究，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等一系列主张，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在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毫无疑问，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革新工作，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为我国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次，蔡元培关于教育的许多论著，涉及面广，有思想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教育的客观规律，是留给后世的宝贵的教育思想财富。

　　应当指出，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源于他的丰富的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新式教育的客观规律，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迪的意义。比如，他把具有“健全的人格”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主张以德育为中坚的体、智、德、美四育并重的教育思想；主张：“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培育学生具有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世界观；主张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重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的能力；主张要敢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又要勿忘我性，重在消化和创新；倡导教育的平民主义取向，主张人人都有学习的权利和机会；主张要从国家实际出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内容要从小学开始，分流培养，重在培养学生技能知识和动手能力；提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大力倡导美感教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进步主张；构建以学术为导向的“第二课堂”教育思想，等等。这些教育思想不但在蔡元培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进步作用，而且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是值得我们珍惜的一份宝贵的教育思想遗产。

　　对待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和事业，重要的是要取历史分析的态度。对待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同样也要取历史分析的态度。拿他在北大革新时提出的著名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来说，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具有指导作用的办学方针，同时也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方针在扶植新文化新思想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就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来说，它又确实适应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人才培养和学术进步，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文化教育发展客观规律要求的。我们对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仅要肯定它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而且还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内涵中所蕴含的对发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对我们则更具有借鉴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继承性。

　　具体地举例说，诸如：第一，这一办学思想反映了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理。这是发展学术常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蔡元培并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且是坚持学术与教育活动必须为民主共和政治，为振兴国家服务，这是发展学术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又对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以人废言；二是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种对学术与政治二者关系的正确处理，既体现了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第二，这一办学思想所体现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发展学术、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就学术研究而言，它实际上是探求真理的一个过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今天被认为正确的事物，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认识的深化而成为谬误，反之亦然。因而学术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蔡元培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允许他们并存，自由讨论。他认为，我国先秦时代思想界所以出现百家争鸣这种“空前绝后之伟观”，是因为“种种学说并兴”、“相竞相攻”，到汉武帝采董仲舒独尊儒家之主张，遂使“诸家之说熸矣”。他极力反对这种“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反对封建性政治和文化专制对学术思想的束缚。这些认识应该说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原则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三，这种办学思想体现了发展学术、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民主领导作风。这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不再赘述。上举数端，说明蔡元培办学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我们根据历史的实际，充分肯定这一办学思想的进步作用和现实意义的时候，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完美无缺的。应该看到“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礼记·中庸》篇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兼容并包”主张。但他对这里所说的“道”，并没有作出性质和内容上的明确限定，人们可以进行随心所欲的理解；其“容”与“包”的对象，既可以是新的进步的思想、学说，也可以是旧的、落后的理论、流派。他自己曾认为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可以并行无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如果对这一办学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么就会是不分主次地把新与旧相互对立的东西包容在一起，这就否认了对立物的质的区别，看不到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抹杀了对立物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也就抹杀了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催新破旧的历史责任。由此可见，“兼容并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概括，表现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中、调和的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斗争中的不彻底性。这种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实践。事实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对世界大势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对北大的整顿中始终坚持革新进步的方向，而不是让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无原则的混合并存。“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所以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约束旧事物和反对封建旧文化的结果。所以，具体就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或扩而大之就一般的历史遗产的继承来说，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内在的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而不是要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重复旧的口号。

　　最后还要指出，蔡元培的人格力量是很感人的，他在学术界的人望也是同他这种人格的魅力相关联的。任鸿隽在回忆中称他具有“处处为人无我的真精神”。“凡与蔡先生相识有素，有相当机会观察先生举动行为的人，都可以承认不曾看见先生有过疾言厉色的时候。他这样谦让和蔼，温良恭俭，纯是发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蔡先生的对人接物，似乎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或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的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但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确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冯友兰也回忆说，在蔡先生身边，感同光风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在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也是很感人的，他爱惜人才，就是对低劣的学生也极尽教育的责任。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发生了一个男学生欺负女学生的事，蔡元培听后大怒，痛斥了这个男学生，并召开学生大会，指出中国女子由于几千年的历史关系，有着某些弱点，男子对于这些弱点，绝不应当利用，而是应当同情，应当予以帮助，在恋爱关系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主要的应由男子负责。结果，这个男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但蔡元培并没有因此就对这个学生抛开不管，而是一直关心着这个学生的情况，并且曾几次找他到自己办公室来谈话。这样热切的关怀与不倦的教诲，终于把一个被人视为桀骜不驯的青年，感化得力求上进了。蔡元培这种爱护青年、负责到底的人格精神，是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的。

　　蔡元培一生廉洁，自奉俭朴，生活清苦，直到晚年仍是全家租赁房屋居住，书籍也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北大同人蒋梦麟、丁燮林、王星拱、胡适、罗家伦等人，曾发动蔡元培的朋友、学生赠款，集资建造一所房屋作为他七秩寿辰的贺礼。这个倡议很快就得到数百人的响应。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写给蔡元培的祝寿笺说：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一日，是先生七十岁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所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蔡元培按照他平素的主张，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但面对学生和友人的盛情厚意，难以坚辞。1936年1月1日，蔡元培作书回答，对友人“奖励”之意深表感激，他谦逊地表示：“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之美意，无所借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而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这个计划因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淞沪沦陷，未能付诸实现，但这反映了人们对蔡元培的深深敬重。

　　总之，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在近代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