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五章 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八十年前，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首先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中，敏锐地看到人类社会“新纪元”的肇始。“微言如闪首传真”（林伯渠对李赞诗），他成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并引导一批先进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而使北京大学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这是值得后人称颂和纪念的近代中国的伟大事件。

　　本世纪初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领导的革新后，集中了一批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样思想激进、勇于寻求救国真理的新派人物，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活跃，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中国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之后，北京大学就成为马克思学说进入中国的一个理想的落脚点和生长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首先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在这些文章中，他热情宣传十月革命，集中论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划时代意义，并初步把中国革命同这个新的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当一个历史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要准确地把握它的本质是不容易的，何况，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已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竭力攻击的目标，迷漫全球的是对革命俄国的歇斯底里般的诅咒声。这种反动宣传曾使许多人对十月革命产生怀疑和恐惧。而李大钊则透过反动派欺骗宣传的迷雾，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明确地判定了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质，“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从这个新的革命时代中看到建造新的中国的一线曙光，我们的态度“惟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洞察和认识的深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正是从这新的世界历史的变动中，引导人们认识指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学说。

　　诚然，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在北大，在国内，还只是作为“五四”时期众多新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出现的。真理是通过实践和比较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才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真理的内在力量，也说明李大钊传播这一理论的深远意义。今天，我们仍可从这早期传播活动中获得深刻启迪。

　　其一，从李大钊传播工作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然而却是中国先进分子长期没能正确认识的问题。近代中国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都同这个带有根本性的缺陷相联系着。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感性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这个至关重要的工作，也首先是在李大钊的著述中开始的。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所谓“公理战胜强权”，欢呼英美等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这次大战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从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1919年初，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他并明确提出了“殖民地对于本国（按：指帝国主义宗主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即实行反帝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正确指出当时正在发展的爱国运动，不能只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要求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分赃活动，已经彻底撕去了它们所谓的人道、正义、和平的虚伪面纱，证明“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引导人们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从而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与奴的关系。

　　对于应当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李大钊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正确地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这就是：一方面，不畏惧帝国主义，不轻视“民众势力”。他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产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它搏战，信它必可摧拉“；另一方面，要认清”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强调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以夷制夷’的覆辙。这里所揭示的两个思想，是只有在透彻了解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才可能提出的，这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无疑地，李大钊的上述思想，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为近代先进分子热烈向往的民主科学指出了实现的正确道路。这个事实，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其二，在早期传播工作中，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批判的精神。李大钊在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特别致力于唯物史观的系统介绍；而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在批判各种旧的唯心史观中确立起来的。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那时的启蒙思想家在自然科学方面，大体上是拥护唯物论的，那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们则仍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庸俗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正确理解“自强”与反帝、渐进与革命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李大钊作为在我国传播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先驱，他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浓重存在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并运用这一新的世界观、方法论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他曾把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思想变动的原因应从经济中求得解释；其二是阶级斗争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和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是实现经济革命的根本途径。在李大钊论述唯物史观的文论中都贯串了这样两个基本观点。他着力批判那种“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观，认为种种唯心史观以“心之力”解释历史，实际上在这种随意性的背后隐存着它的目的性，全在于讨“权势阶级的欢心”，无论是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还是“伟力神德”的英雄史观，都把古往今来的兴衰祸福，归之于天命，使一般庶民顺心接受“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使权势阶级“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他号召人们摒弃这种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旧历史观，树立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指出，把历史变动归结于外力的作用，只能“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这只能“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而把历史的变动归结于“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动，这种历史观完全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进而，他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即把历史科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并“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这表明，李大钊第一次在我国使历史学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成为指导和促进历史进步的科学。

　　这里顺便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战斗的、批判的，当年李大钊就是在批判各种唯心史观中确立唯物史观的，这种批判的精神仍然是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发扬和正确对待的。在我们克服了过去“左”的幼稚病、恢复了本来意义的批判精神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是不应当被丢弃不用的。这正如恩格斯在致格·特里尔的信中所说的：“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其三，在早期传播工作中，李大钊就对理论必须与实际枏结合这一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命题作了最初的表述，并提出了共性应与个性相结合的精辟思想。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受到北大教授胡适的非难。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对社会问题持改良主义主张，因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指责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只起了“鹦鹉和留声机”的作用。李大钊在回答胡适诘难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指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中国，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那样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同时，他又明确提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他强调要把”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他不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II理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提出要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他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个思想的深刻性，已为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所证明；这个思想的价值还不仅在其本身，更在于它所反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可贵的探索，及由此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党的优良学风。这对于我们党是有着永恒的思想价值。

　　李大钊以北大为基地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星期评论》、《新生活》以及北大学生创办的一些学会会刊上，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外，他还在北大史学系、政治系、经济系和法律系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讲座，加上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所授的共有十门之多。至今保存在北京档案馆的一份1923年北大政治系贺姓学生的《唯物史观》试卷，其对“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题的回答，纵以今日之水平视之，其观点也是正确而全面，应令人刮目相看的。这无疑是反映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一个弥足珍贵的佐证。同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0年先后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社团组织。特别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活动时间前后达七八年之久，它对于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实际革命运动，以及促进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五四”时期的北大以及许多先进分子的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所在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及其住宅，成了北大进步师生和革命青年集会和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场所。他不但引导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还鼓励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谆谆教导青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在他的教育下，北大的一些进步学生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人服，走向工棚，深入矿井。这不仅使他们自身得到锻炼，而且也促进了在工人中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正是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北大成长起来。从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时间，与李大钊朝夕相处，常相过从。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应当说，李大钊的上述工作，不仅使北京大学成为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而且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个摇篮。据统计，在党的一大之前，在全国八个早期共产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中，有六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全国早期53名党员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参加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北大确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它不仅在学术上有过辉煌建树，而且在政治上也始终处在我国进步运动的前锋地位。而这种进步作用是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紧密联系着的。因而，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北大优良传统的一个部分。我们深信，当北京大学走向新的百年历程时，一定会更好地发扬这个优良传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北京党史研究》，1998〈3〉；《真理的追求》，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