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十四章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探析

　　在我国，对外开放是相对于封建时代后期的闭关锁国而言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同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紧密关联着的，也是近代世界历史潮流所要求的。近些年有的论者把毛泽东晚年失误绝对化、扩大化，进而认为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他是搞闭关锁国的，甚至冠以“封建”倒退一类的字眼。其实大谬不然。虽然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曾使我国一个时期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上处于封闭状态，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但纵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应当说恰恰是他奠立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他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做法，推动了我国与世界的交往。在深入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认真研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当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还行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时，毛泽东率领这支奇异的队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极目远望，面对那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莽莽昆仑，思绪万千。他征尘未洗，慨然命笔，一曲《念奴娇》，直抒胸臆：“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后来他对此加了一段说明：“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作为一位诗人，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触景生情，浮想联翩，遨游在诗的王国里；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优美的诗章里，透露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抱负。上引词句，可谓充分表达了他放眼世界的恢宏气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还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他处在新旧潮流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奋进精神，他痛恨那种用“闭锁一个洞庭湖”的做法，不给青年人用武的余地。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激励会员要立志“向外发展”，主张大留学政策，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并计划组建游俄队，游历“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苏俄，学习世界各国的进步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科学真理。他反对封闭的、落后的部落思想，主张取世界主义，谋全体人类的幸福，认为：“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随后他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则明确把这种世界主义称作社会主义，并说：“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可以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始终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对世界事务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这是毛泽东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它贯串于他一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在两种政权的长期对峙中，革命政权是处在严酷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很难实现和外部世界的有效接触与交往。即使这样，在毛泽东主持下，也力求打破封锁，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对外宣言》，明确规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的原则立场。同时又明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这表明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权仍然是主张对外往来的，而不是自我封闭。

　　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活动的日益猖撅，极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极大变动。这时中国革命大本营已转移到陕北，中国共产党也已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第一代领导，因而有可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深入研究党的对外政策。1936年深秋，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同美国记者斯诺探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问题时，就充分表达了党对发展与友好国家交往的愿望和基本主张。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在政治策略上，提出了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是这些国家的共同敌人，因而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不同类型的国家，即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党对这些友好国家都采取欢迎的态度。他特别强调，在中国抗战实现后，英、美等国如能对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切实的援助并对日本进行封锁，“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同时毛泽东在谈话中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主张，他说，如果中国取得真正独立和民主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人民政府对“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而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则“一概不予承认”。等等。而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更明确地提出：“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这些论述，虽是初步地但确是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在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内党的对外开放的构想和政策，也大体展示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轮廓。

　　实行对外开放，就有一个学习外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而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为对外开放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必要性。但是，对待外国文化又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说：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是对待外国文化应取的正确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坚决反对了所谓“全盘西化”和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严肃指出，前者，实际上是属于奴化思想的文化，是极端错误的；而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也是有害无益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已深刻地表达了他后来所概括的“洋为中用”的思想。

　　毛泽东上述对外开放的思想，在抗战时期我们党所处的环境中具备了一定的付诸实践的条件。这不仅在敌后抗日政府制定的法规中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如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有“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与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的条款，而且在这期间还聘请了一些外国友好人士担任八路军的电讯和广播技术顾问，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帮助下，成立了延安工业合作事务所，发展边区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还聘请英国人乔治·何克在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培养工业技术人才。这些都表明中共与外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诚意。同时，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外文书籍编译部和外国语学院，以便更有效地了解外国和培养外交人才。此外，还在国统区集中一枇党的外交干部，积极从事对外联络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援助。当然，我们党在对外工作中，首先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争取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的友好交往，也同样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点。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进程”，在重庆的周恩来曾多次向美国官方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我们党希望并相信通过实地考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经过许多周折，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得以成行。这是美国官方的代表第一次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这时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把这次访问看做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强调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并在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

　　这时，毛泽东对发展同美国的交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在修改《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时，热情地加上了“战友们”的亲密称呼，并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不仅表达了在抗击日寇中中共军队将与美军积极合作的愿望，而且更多地涉及战后中国的形势和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问题。他明确表示：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事。他深刻估计了战后国民党政策走向，指明战后中国存在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极大危险性，希望美国不要片面援助和支持一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仅可与当年北洋政府并论的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促进国民党内部的改革，避免内战。他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后指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各方面来说，都将是有益的；与国民党比较而言，共产党是更容易合作的。他在谈话中还表达了发展中美经济合作的愿望，指出通过外国资本的援助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他特别指出，在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不久他在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的谈话中还提出，如果美国政府同意，他将和周恩来一起或单独访问美国。这些都体现了共产党人愿意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善良愿望。当时，观察组成员根据广泛的实地考察，向美国国务院写了大量报告，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断定未来中国的命运将掌握在受到人民广泛而积极支持的共产党人手里，要求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包一个政治上破产的”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决策者的对华政策出于帝国主义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最后选择了“扶蒋反共”的错误道路。美国决策者这个错误而又是必然的选择，导致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关闭了同中共及随后诞生的新中国的交往的大门。这就是后来美国某些研究者所称的一次“在中国失落的机会”。

　　综上可知，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毛泽东就是明确反对自我封闭，主张对外开放的。虽然毛泽东这时还没有提出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原则是明晰的，从而为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奠立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即表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这在当时国际上存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下，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的情势下，实行这一方针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那种把“一边倒”方针与自我封闭混同起来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因此而认为“一边倒”只是一种政治方针或政治态度，而不是外交政策，也是有失偏颇的。诚然一边倒“的宣布，确是表明了我们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方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幻想，也消除了国内某些人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但同时又必须肯定一边倒”确是当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只不过它不是对外政策的全部，不能加以绝对化的理解。

　　建国初期，当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一次关于外交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就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外交政策的思想，指明我们要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实行“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是对于发展同东西方外交关系都同样适用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在阐明“一边倒”外交方计的同时，还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事、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残余势力清除掉再建立外交关系。这正如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谈及新中国对外关系总方针时所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来”。这表明，我们在首先同民主阵营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同时，还要同西方各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西方国家，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还是要请客的，而且在客未请或请而未来之前，还可以“互通有无”，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所以，“一边倒”的方针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的往来，恰恰相反，这时中国的大门却是被美国的禁运政策所封锁。这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写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所揭露的：“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仍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我们只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思考，就会清晰地看到，他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多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关系，尽可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党在全国胜利后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时，指出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估计到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但即使这样，“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在论述“一边倒”的主张之后，同样明确地提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并且确信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们不但有生意可做，而且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外交方面基本政策的重要构想，建国后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不久，就在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分别同这些国家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同时还尽最大可能地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对于后者，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1949年12月访苏期间，曾两次就对外贸易问题致电中央，提出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在苏联是第一位的情况下，要准备和波、捷、德、日、美各国做生意，还特别提出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緬、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当时，我国同西方国家政府间经济合作难以实现，我们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西方不肯投资，就设立华侨投资公司，吸引侨资。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错误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不同于政治问题，不存在阶级和阵营的区别，“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但“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采取灵活的策略，以打开同西方国家友好往来和经济合作的局面。由上可见，建国后毛泽东仍然是十分重视发展对外往来的，他着眼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致力于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往来。

　　但是，新中国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往来面临着重重障碍，障碍来自美国在一个长时期内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当时政治格局下，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在西方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毛泽东以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在首先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对西方世界则灵活而巧妙地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加以区别对待，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往来。这样，就使新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有力地打击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封锁政策。毛泽东这种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外开放的思想，正如他在1954年8月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所表示的：“一要和平，二要通商”，是我们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说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这类国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表达了愿意同包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在经济上政治上合作的愿望。

　　尽管由于美国奉行对华门户封锁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长达20余年的非正常状态，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毛泽东仍采取积极的步骤以期实现中美之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正常化。他深刻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早在建国之前，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这里并试图与我方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对美方的这个信息是重视的，当时曾派黄华以南京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身份与司徒会晤，表达了我们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改变对华政策，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关系的愿望，并欢迎他按惯例北上参加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和过生日。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致使这次微弱的联系很快便被其掐断了。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封锁，并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变本加厉。面对这一险恶的情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大无畏的精神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同时，又对国际形势及其走向作了缜密而冷静的分析。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稿上，删去了原有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这句话，并在旁边加了一句批语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对于我们党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的决策是有重要意义的。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了许多努力。1954年1月，毛泽东就通过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透露了这个信息，他表示，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后来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和许多国家的促进，从1955年8月开始，中美两国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代表会谈，结束了中美双方不接触的局面。这次会谈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虽然没有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在中美关系非正常化的情况下，为两国开辟了保持某种接触和沟通意见的渠道，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时毛泽东注重发展新中国的对外往来，反映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他不仅认为要广泛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且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在他看来，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科学，而且要研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1954年，在我国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就研究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并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抽暇阅看”，而指定阅看的内容就包括“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并特别注明它“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当时周恩来也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956年，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就曾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里，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学习外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后，就成为他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的一年，又是国际上风云骤起的多事之秋。毛泽东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深刻论述了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他强调，任何国家和民族总是有优点和缺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如果只说一点不说两点，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要放下架子，拿出勇气，敢于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特别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一万年都要学习。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提出，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提了出来。此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但在这方面还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在这一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在设想可以开一些私营工厂的同时，还可以允许境外投资，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他在1956年一次听取汇报时专门谈到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问题，他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他还教育大家不要守旧，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的东西，他风趣地说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有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1964年6月，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参照美、英、法、日等国的经验，在一部分工业、交通企业中试办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效。60年代初期，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困难。在这期间，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他曾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他还甚至提出，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来宾，当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高兴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这虽然是具体指科学技术而言的，但同样表达了他的世界应当是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的晚年，由于思想认识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使得他的对外开放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同时也不能不使我们正常的对外交往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毛泽东在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是慎重而清醒的，在“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70年代，他和周恩来力排极左的干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嗣后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先后正式建交，从而为今天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应当指出，这次我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也开拓了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尼克松谈话中批评了与西方贸易工作中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具体组织下，形成了继50年代引进156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高潮，取得了重大成效。诚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条件的限制，以及毛泽东本人对外部世界还缺乏充分的了解，这都不能不使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天新的条件下加以完善和发展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主导方面。

　　三

　　对外开放是一项大政策，在它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因而要正确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如前所述，毛泽东不仅有着明确的对外开放思想，而且对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也同样有过很好的论述，值得认真研究。

　　首先，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遵义会议以后，这成为毛泽东处理党同外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排除干扰，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政策，按中国情况办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依据独立自主原则成功地处理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而且也在外交战线上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抗战后期，毛泽东曾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又说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里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毛泽东关于在对外关系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辩证统一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这是对近代中国对外交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开放的，是以丧失主权、备受凌辱为代价的。这种状况自晚清开始，又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期所继续。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就是为了结束这种悲惨的局面，因而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既是主张对外开放的，又决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援助，但当抗战后期美方提出要中共接受蒋介石无理提案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时，他就在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靠自己的双脚行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有成效的反对美国封锁禁运的斗争，努力争取和扩大对外交往，同时他又明确表示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这些都表明，我们主张对外开放，但中国事务必须由中国做主，事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是决不含糊的。第二，使对外开放有利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开放当然包括向西方世界开放，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交往。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既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又能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三，体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要正确处理学习外国与为我所需、所用的关系。毛泽东一向重视并提倡向外国学习，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强调：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照搬，而是要分析、研究、理解。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就是他后来所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他还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引导人们认识中外交流源远流长，阐明学习外国应重在吸收、创新的正确态度。他以音乐为例，说：“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中国音乐。”他指出，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失了，“而是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够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在毛泽东看来，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再其次，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又明确指出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既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又不要因此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50年代中期，西方反共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困难局面，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和平演变战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并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这首先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及时敲响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警钟，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诚然，毛泽东晚年由于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党内外形势，使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恰当地重复“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政治上、经济上导致了严重后果，使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但是，就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说，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却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是要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要善于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一个批语中，曾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线作过这样的表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里虽然主要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但同时也把争取外援和学习外国放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对对外开放——争取外援与学习外国的一种思考。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晰的基本结论，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的。他作为一位目光远大、思想深邃的中国必须走向世界的积极倡导者，在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应遵循的方针政策等方面，都为今天的全面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从这一点上说，他决不是如有些人所指摘的是什么闭关锁国者。但也应当看到，他的这些积极的有益的探索，确未能完全在实践中贯彻始终，而他晚年的错误又在某种程度上延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这种历史的矛盾现象，只有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中方能得到正确的解答，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是不能认识事物的真理的，何况有时真理与谬误之间也仅有一步之遥。

　　新中国对外开放的愿望，包括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交往与合作，是真诚的。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愿望的主体，而是需要能够与之呼应的客体，要有必要的国际环境。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政府便把人民共和国视作“一个‘邪恶的’非法的政权”，悍然宣布“美国决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与此相反，美国必须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府垮台”。他们还断定共产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现实之间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在经济领域中产生，正是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最有效的武器。如前所述，在中共中央派黄华以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长的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的过程中，中央曾指示黄华：对于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秘书）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而美国决策者基于上述考虑，掐断了中美之间的一切联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5月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胁迫其他国家参与对我国的全面经济封锁。而且美国国会还通过“巴特尔法案，竟以停止美援来挟持受援国对中国实行禁运。1952年9月，美国又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中国委员会，以作为执行对华禁运的专门机构。它所确定的对华禁运项目竟达500种以上。1956年，美国政府还颁布不许美国人访问中国的禁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才开始松动，前后达20多年之久。还应该看到，从60年代初开始，原苏共领导人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单方面中断合作，撤走专家，胁迫东欧国家也断绝对华往来，这使我国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的大门也被堵死了。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一个基本方面。

　　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在紧紧依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同时，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卓有成效地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果不顾这种特定的历史事实，把毛泽东诬称为封建式的闭关锁国者，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或是有意戏弄历史。对此，韩素音女士曾愤然说道：怎么不顾到历史事实呢？是美国想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而毛泽东、周恩来千方百计突破封锁嘛！为什么你们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呢？诚哉斯言。

　　诚然，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开始离开他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胜利之后，骄傲的情绪也开始滋长起来，这就使得在路线和政策上“左”的倾向日益发展。同时，也由于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感性认识不够充分，特别是对70年代以来世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经济整体性的加强，等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相应的对策研究。这不能不使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还没有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和巨大动力。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夸大了主观的能动性，片面地强调自力更生，使原来一些正确的思想没能坚持下来，甚至出现了实践与理论脱轨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则把这种“左”的错误推向了极端，出现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一类的笑话。这些自然对我国的对外交往和合作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但这里应当指出，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严重的全局性错误中，毛泽东在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上没有改变，并且注意纠正在这方面出现的极左思潮和做法。邓小平曾正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如前所述，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毛泽东根据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敏锐而果敢地抓住时机，打开僵持了20多年的中美大门，迎来了我国第二次建交高潮。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而且70年代还出现了我国第二次引进高潮。这表明，新中国的大门是从外面被关闭的；当西方国家松动、开启之后，中国方面的对外开放是不会有障碍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使之成为一项更加自觉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这一思想和决策的重大意义。而在这里，新中国的历史将会记住，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所起的重大的先导作用。

　　邓小平曾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就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政策而言，同样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已成为强国之路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仍然是富有教益的。

　　《教学与研究》，1993〈6〉；收入《永远的旗帜——全国高校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本集时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