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十五章 论毛泽东另辟蹊径的思想理论基础

　　胡绳同志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可以设想，当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这虽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假设。这个看法无疑是深刻的，但笔者认为对这个看法还须要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另辟蹊径就可能避免后来的厄运，而事实上当年另辟蹊径的并非中国一家。拿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全都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其间又曾经历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震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确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个表现。1956年，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又是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比较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并加以纠正，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在这方面更具有继承性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理论思考和理想建设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指明要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历史和历史经验，这是我们另辟蹊径建设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冲击。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桿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我们党于同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仍然能站得住脚；其所表现出来的深邃思想和历史的预见性，则已为岁月所证明。

　　“两论”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正确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及其历史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实践，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两论”进一步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在他的一生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位置，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桿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同时又客观地指出，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因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同志的错误。文章针对当时一些人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做法，严肃指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而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实质上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这是十分有害的。事实表明，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错误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主义历史问题，也才能捍卫我们应当捍卫的原则。

　　文章还针对当时出现的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荒谬论调，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在1956年，苏联的工业总产量已达到沙俄最高年份1913年的30倍，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很显然，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么，斯大林错误产生的原因何在？其一，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层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的具体制度方面仍不完善，还存在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如不及时地加以调整则会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工作上就会出现失误。其二，主观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状况。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正是同上述两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正确认识这些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且能够全面地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既要旗帜鲜明地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善于及时地调整和改革其具体制度，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在1956年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还涉及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道路还灵不灵？这是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紧密相关的，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文章概括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指明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上述这种区分，为我们回答十月革命道路还灵不灵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同时也指明了应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的经验。“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畋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这就是说要取分析的态度，重要的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运用这些基本经验。

　　上述表明，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欲去其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历史经验之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30多年后众所周知的历史悲剧，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戈尔巴乔夫正是以“彻底粉碎斯大林主义以及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形式”、“告别过去”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为幌子，推行他的一套所谓的改革，这样的改革闹剧，最终只能以葬送社会主义制度而告终。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的。

　　“两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对我们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及后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事业中，能够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第二，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初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

　　在建国的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事情确是如此。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正是运用这种体制，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的，对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

　　如前所述，苏共20大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保卫十月革命所开创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曾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打破神化主义，这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也都有积极的意义。

　　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开宗明义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对此，我们要“引以为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后来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诚然，这时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路线、对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但应当指出，《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确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指明了方向。

　　其一，明确提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说：过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在这期间，毛泽东一再强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强调：“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才能获得巩固和发展。他在报告中率先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而其所论述的十大问题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展开的。40多年的曲折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其二，开辟了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苏联的做法是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毛泽东强调，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他特别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是一个严重教训，要以此为戒。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这里，他辩证地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在他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到60年代，他更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内涵是：既要搞好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又要搞好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这就是毛泽东一向主张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经济建设思想。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开辟，展现了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其三，提出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某些设想。毛泽东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借鉴苏联东欧各国的经验，针对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他认为，“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同时又要“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在利益分配方面，他提出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他特别强调：“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向企业扩权的问题，他提出，应当有“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要有点“独立王国”，这涉及了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他还曾支持在一些工业、交通运输部门试办托拉斯的倡议，等等。在这期间，他还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上的一个重要思想。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原则和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成为我们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指出的，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论十大关系》对保证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充分重视。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时，他在这篇讲话被整理成文稿之后，写信给毛泽东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我国4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证明了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的一个高峰，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长远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已为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篇文章代表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

　　这就是说，如何认识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存不存在矛盾？它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作过某些原则的论述，表现了经典作家的深邃的洞察力，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还不可能对此作出全面的解答。在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他就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他才开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要领导者经常注意发现矛盾和克服矛盾，并认为如果注意不够，搞不好的话，还可能发生冲突。但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把它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因而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极其有害。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由于斯大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否认苏联社会存在矛盾，这就势必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把一切矛盾归结于国外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挑动，结果导致混淆敌我的严重错误。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沉痛的教训。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毛泽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组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基本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进而，他又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并同样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结论，这是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事实证明，只有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并懂得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才能使我们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处于主动的地位。应该说，这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例如，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为确定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指明了方向。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其中适应是主要方面，不适应是次要方面。他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认定，我们之所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这同中共八大作出的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决策，是一致的。

　　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一方面，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同国家和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突出表现，也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刻根源，因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成为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这就是说，党和国家要由原来占据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主要向自然界开战。事实表明，只有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一项长期的中心任务，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提出要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适应的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不仅指明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也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他提出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实际上是不断调整和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和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结果必将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应当指出，毛泽东在这期间不止一次地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他看来，还未建成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他强调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虽然这时对建成时间的估计显然太短，但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建成要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要有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无疑是一个极其深刻而重要的思想，是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巩固和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

　　又如，指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就表现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突出的，在社会矛盾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而必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学说的核心，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社会矛盾运行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在指明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前提条件的同时，进而指出，两类矛盾虽然有明确的严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互相转化的。因而，要善于创造条件，使矛盾的性质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要坚持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向着不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运行的总的趋势，是人民的范畴越来越扩大，敌人的范畴越来越缩小。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发展，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的可能性愈益增加，而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的可能性则趋向缩小。这个总趋势是要通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够逐步实现的，但应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这些都深刻说明在我国条件下两类矛盾运行的规律，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时，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强调了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进一步指出，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虽然已经开始，但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理论上仍基本上坚持了他在《正处》一文中所阐发的思想。诚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和逐步完善的历程，特别是不久毛泽东偏离了自己的正确思想，理论上走入误区，实践上也就不可能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坚持下去。但必须肯定，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确是为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上举两端，表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邓小平在新时期谈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时，他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他在新时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正确处理了我国生产力与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事业中日益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威力。

　　综上所述，表明在50年代中期党和毛泽东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和理论工作，对于我们另辟蹊径、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纠正在前进中出现的自身的失误，使之沿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善于依据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才能正确地指导现实，预见未来，保证航向的正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4〉；收入《探索新路，构筑辉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