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十六章 毛泽东与北京大学

　　今年是我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百年华诞，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80周年。所以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在80年前，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首先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中，敏锐地看到人类社会“新纪元”的肇始。他成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并引导一批先进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而使北京大学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上，突出了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关系的特殊意义。

　　北京大学作为当代中国的最高学府，毛泽东在这里直接走进了当时新文化新思潮汇集的浓郁氛围中，受到了一次虽然短暂却十分重要的新思想的熏陶；而它作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毛泽东又是在这里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从图书馆书记到人民共和国缔造者，北京大学是不是这位历史巨人思想发展和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这确是值得研究而又饶有趣味的话题。

　　一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湘江之畔的橘子洲头、岳麓山下，集中了一批不计身家、心怀天下的“不羁之才”。他们发起的新民学会，开始以“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后来明确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会员的共同目的，成为湖南进步运动的核心组织。

　　在新民学会中，毛泽东主张做潜在功夫，打好基础，力主会员向外求得发展。1918年6月间，毛泽东就学的湖南第一师范的师长、时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的杨昌济来信，告知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发起法华教育会，倡导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希望湖南青年能利用这个机会，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随即同何叔衡、萧子升、萧子璋、周惇元（世钊）、蔡和森、张昆弟、李和笙（维汉）等10多人举行新民学会会议，商讨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大家认为留法勤工俭学有必要，应尽力进行，推举萧子升、蔡和森“专负进行之责”。6月25日，蔡和森抵达北京，经杨昌济介绍与蔡元培、李石曾接洽后，认为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即函告萧子升、毛泽东、陈赞周、部鼎丞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

　　6月30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说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他还特别提出联系赴法之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希望毛泽东与萧子升讨论研究，决定行止。毛泽东随即复信，同意北上。7月，蔡和森又致信毛泽东促其尽早赴京，他说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万不至无结果。这时邀集同志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已有眉目，于是有了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

　　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的直接目的是为组织、筹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以此为契机，他与北京大学建立了直接联系。这时的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校长领导的革新，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广延名师，倡导研究，思想自由，百家争鸣。这时的北大正如时人所赞：“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特别是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的《新青年》杂志随陈独秀一起迁京，同北京大学结合起来，在校内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青年毛泽东对革新后的北大心仪已久。他盛赞过蔡元培、陈独秀等在北大“首倡革新”，“革新之说，……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他曾经杨昌济的指点，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还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28笔画）的笔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出版）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这时陈独秀、胡适已代替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他崇拜的对象。所以，他入京后进入北京大学并不是偶然的。

　　8月19日，毛泽东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人抵达北京。开始毛泽东等人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后同蔡和森等八人住到距北京大学不远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现名吉安所左巷）7号租的两间狭小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清苦的生活中，他们开始了在北京的工作。

　　这时对青年毛泽东来说，需要找个安身之地，以解决生活问题。他究竟是经过谁的推荐到北京大学工作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17元’。按毛泽东系1918年8月来京后到北大工作约半年，这是确定无疑的，其时蔡元培任校长并在京也是确定无疑的，而蒋代署校务则是在五四运动后蔡离京出走，于是年7月间才委托的，因此蒋的回忆显然有误。至于办合作社及其破产一节更属子虚乌有；月薪17元也与北大现存档案材料不符。而据与毛同时来京的萧子升（萧瑜）回忆：这时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因此他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是让他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作为当事人，萧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当然，其间也会有杨昌济的举荐之力。

　　那么，青年毛泽东究竟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什么职务呢？迄今为止大陆的有关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称之为助理员，这几乎已成为一个定论。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据考证，当时北大图书馆并没有“助理员”这一名称，其工作人员除主任外计有四类：（1）助教，约在1920年9月开始设置，聘用的都是本校的大学毕业生；（2）事务员，一般是资历较深的工作人员，如各课的“领课”就明文规定“由一等事务员充任之”；（3）书记，一般是新增聘的新手，《北京大学日刊》曾刊登图书馆公开招聘书记的启事；（4）杂务人员，有装订匠、打字员、缮写员等。从毛泽东当年情况看，倒是上引蒋梦麟的回忆所称“图书馆书记”是准确的。至于“助理员”之说，都源于斯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其英文原文为“assisantlbrarian”，可理解为图书馆的“助教”。但在毛任职时北大图书馆尚未设“助教”之职，且从他当时的资历、待遇和从事的工作判断，都与《条例》规定的“助教”不相吻合，因而是不可能的。看来“助理员”之说，或是毛回忆有误，或是语言翻译之误造成的。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是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地点在沙滩红楼一层西头南向31号。他的具体工作是登记每天新到的报纸和阅览人的姓名，负责管理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個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刊》、《华文日报》，杭州《三江日报》，沈阳《盛京时报》、英文《导报》、日文《支那新报》（两种）和大阪《朝日新闻》等15种中外文报纸。

　　毛泽东的这些工作是平凡而琐碎的，待遇也很低，每月月薪仅8元。这与工友的月薪相差无几。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在50元至80元之间，校长月薪300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一般教授月薪约200元左右。虽然来自乡间的青年毛泽东认为“工资不低，每月有8块钱”，但在北大毕竟位卑薪薄。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同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这不会难倒一位胸怀大志的青年，北大毕竟为他提供了一个广阔而新奇的天地。

　　毛泽东在北京除了为生计履行图书馆书记职责和为同伴赴法之事奔忙外，还尽量旁听北大的课程，求得新知，并广泛结交活跃于当时新文化舞台上的知名人物，与他们座谈、讨论，研究比较他们的各种主张。他除了与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关系密切外，还同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有过交往，探讨各种新思潮和人生问题。他曾同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景。他同北大湘籍学生邓中夏关系密切，常相过往，并参加过邓发起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运动中，邓中夏曾专程到长沙向毛泽东介绍北京的情况。他还在《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3日）发表毛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并附启事写道：“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张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在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使青年毛泽东的探索活动在北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众多的社团从事各种学术和新思潮的研究，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一大特色。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青年毛泽东曾被同学称为“时事通”，来京前曾有到京后要“一面办报，一面入学”的计议。他很快成为这个研究会的成员，积极参加它的各项活动。如他出席了1919年2月19日研究会的改选大会，是与会的24位会员之一；3月10日晚，他听了李大钊为会员所作的讲演；每周还听邵飘萍等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门课。在参与研究会的活动中，毛泽东结交了朋友，增长了新闻知识6他曾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19年10月，研究会举行第一班研究期满式大会，照会章规定，毛泽东获得一张听讲半年证书；但他这时已离校，未能直接从会长蔡元培手里接过证书。与此同时，他还参加由杨昌济、陈大齐、胡适及学生陈钟凡等发起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在会中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其中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紧张而清苦，他曾两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了解设在那里的赴法预备班的情况。据李维汉等人回忆，毛泽东对了解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还要特别指出，青年毛泽东正是在这时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相知相爱，成为挚友，这位坚强的女性成了他心中终生不渝的“骄杨”。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离京，并在绕道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后回到长沙，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1919年12月18日，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在京主持驱张运动。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虽未在北大工作，但与北大仍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他曾多次到北大图书馆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译著，与李大钊等人探讨问题。他曾就这时萌生的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他还到北大学生等组织的工读互助团女子组参观，“觉得很有趣味”，但认为“也许终究失败”，因为男子组可说已经失败了。1920年2月，他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同其保持了长期的联系。

　　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逝。毛泽东同其子女一起守灵，并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知交慨加赙助。杨生前非常器重毛泽东、蔡和森，他在给章士钊的信称：此二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所以时人在对杨的悼文中曾写道：“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

　　1920年4月11日，由于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离京去上海。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对改造中国社会问题作了更加深沉的思考，并对他确立信仰起了重要作用。

　　二

　　青年毛泽东有过出国留学的计划，也有过进入北大学习的打算，但最后都没有实现。这大概与他的抱负和喜“自由研究”的特质有关。这正如他所说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但两次北京之行，对青年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都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两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获得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机会。据不完全统计，他在这期间所曾交往的人物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杨昌济、黎锦熙、邵飘萍、徐宝璜、陶孟和、梁漱溟、马叙伦、章士钊、李石曾、蒋梦麟、张申府、谭平山、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朱谦之、王光祈、李璜、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杨钟健等，其中不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醉心于各种新思潮的健将。与这些人的交往和讨论使他对各种主义、主张有了深入思考、比较和选择的余地。他曾说，这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就反映了这种转变中的思想状态。

　　两次北京之行，对于毛泽东实现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起了有着决定意义的作用。他在北大工作期间，不但读到了李大钊发表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开始传播的最初几篇文章，而且有机会与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常相过从，深入交流。他回忆说：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而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已能从北大等处直接读到若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文献，结合他自己对历史的深切理解及对各种主义的比较，对于他的世界观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他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提到的三本书，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它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译作马格斯和安格尔斯）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1920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考茨基（时译作柯祖基）的《阶级争斗》，恽代英译，1921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序，1920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诚然，上述有的出版时间与毛回忆的时间不一致，但应指出，五四时期北大的一些进步社团就曾大量翻译油印出版过这类书籍，毛泽东读到这种油印本是完全可能的。时为北大学生的罗章龙后来曾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曾是毛的老师和挚友的黎锦熙在1968年也回忆说：我此次（指1920年1月4日到北京北长街平民通信社）去看他时，主席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长的香案，左边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讯稿件，……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对他尔后的革命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北大图书馆在传播新思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殊作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湖南不久即创办文化书社，附设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人阅览，并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1年8月，他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也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室。蔡元培著文称赞自修大学是“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后来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也有类似的做法。毛泽东回湘后创办的《湘江评论》等刊物，也运用了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所学的知识。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不寻常的经历，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6年他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信蔡元培时，仍深情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这一年他在保安窑洞同斯诺畅谈青年时代经历时，也清晰而详尽地再现了当年在北大时的情景。而北大进步师生也怀念这位已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昔日校友，也在同一年，当那时被学校当局强令离校的北大进步教授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得悉陕北物资匮乏的消息后，即到东安市场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10多只火腿等，托人捎给了毛泽东。这种历史的巧合，也许是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之间某种心灵的沟通。

　　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然关注着北京大学，那种特殊的关系仍在延续着。

　　还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同北京大学有过三次书信往来。它反映了已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的未了情缘和作为一代伟人的谦逊和质朴的品格。

　　第一次联系是在1949年4月，五四运动30周年的前夕。离“五四”纪念日仅有一星期的时间。当时北大学生会干部许世华、萧蔚云，以纪念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四”，北大是毛主席工作过的地方等等理由，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邀请信，请毛泽东回校参加纪念活动。

　　这时毛泽东刚指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大军南进，军情紧迫；且又正筹备召开新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关建国大业。在这样繁忙而短促的时间里，毛泽东能回信吗？北大师生焦虑地期待着。未曾料到，信发出后仅隔两天，就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全文如下：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

　　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毛泽东四月三十日

　　这封信表达的毛泽东对北大的关怀和特殊感情，正如这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师哲回忆：那时中央机关刚刚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国民党的飞机还时来骚扰。每天寄给毛主席的信很多，有几箩筐。一般信件均由秘书室处理，只有重要的毛主席才会亲笔回信。他讲到这次给北大亲笔作复时说：这样的复信，完全可以由田家英（按：毛泽东的秘书）代笔，但主席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北京大学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主席常说：北大是最高学府，我们要尊重知识啊！这封信给北大师生以极大鼓舞和教育，40年后当事人仍记忆犹新地深情写道：“毛主席用的信封、信纸，以及送信的解放军，是那样的简朴，不禁使人想起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以身作则，为全党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

　　第二次书信联系是同年12月，学校为纪念51周年校庆（按：北大1949年前以12月17日为校庆日，此后改为5月4日），决定以北大全体师生名义致信毛泽东，邀他回校参加校庆，并请他给北大校徽题字。由于毛泽东这时正在苏联访问，未能及时看到这封信，但他于1950年3月4日回京后，仅隔13天，即3月17日，就通过中办秘书室寄来了他亲笔题写的“北京大学”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徽题字。这就是北大师生佩戴至今并引为骄傲的这枚校徽的来历。

　　在北大历史上使用过两个校徽：一是1917年由大文学家鲁迅应蔡元培之请设计书写的篆体“北大”两字的等腰三角形校徽，一直使用到1949年；再就是由大政治家毛泽东题写的这枚校徽。在北大校史上极具意义的这两枚校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的光荣历史。

　　第三次书信往来是距上次仅一个月之后，1950年4月20日，北大全体师生员工又一次致信毛泽东，请他为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题字，并特别提出“因为还要匀出装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几天写给我们。”同曰，北大学生自治会也致信请他为学生会的刊物写点文章。信发出后第二天，即4月21日，毛泽东就写了如下题词：

　　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随后，他又于4月28日复函北大学生自治会说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进步。

　　在一年的短短时间里，有过三次书信往来，这是人民领袖与教育界、特别是与北京大学的一段佳话，也反映了他对北京大学的殷切期望。

　　建国后，毛泽东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仍给北京大学以极大关怀。1951年6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他曾面请主席支持他工作，毛泽东问：“马老，您要我怎样支持？”马老说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毛泽东风趣地说：“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这年国庆节，马寅初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正好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当北大学生游行队伍举着红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关切地问马老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这时天下起大雨，毛泽东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给大家准备姜汤。”亲切之情，溢于言表。50年代后期，为加强北大哲学学科的建设，他亲自提名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到北大任教。1957年4月，北大教授李汝琪在《光明日报》发表《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后十分欣喜，指出此篇有用，要《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重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他在代拟的编者按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当时贯彻“双百”方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57年夏，北大名教授傅鹰在整风中两次发言，批评尖锐，措词尖刻，毛泽东从内部动态上看到后，在他写的文章和批示中两次提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保护了这位爱国而正直的学者，后来他又经有关部门任命其为北大副校长。建国之后，毛泽东同北大教授周培源、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等都有过交往。毛泽东的平易近人、睿智博学和深邃思想，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诚然，晚年毛泽东由于离开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了一系列“左”的错误，这也给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关系抹上了一笔悲剧色彩。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就是从毛泽东亲自批准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的。这时北京大学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典型，这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期间，毛泽东曾应聂元梓之请，题写过“新北大”三个大字，这虽然表达了毛泽东对北大的期望，但由于这种“新”已是一种“左”的蕴含，因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应有光泽。当然，在“文革”中，毛泽东也曾严厉批评过“校文革”的坏头头，遏制了派性的恶性膨胀；他也保护过北大的一些学术代表人物，如亲自指示把冯友兰、翦伯赞从“劳改大院”“解放”出来，“给出路”。在1968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还说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对当时北大蒙难的知识分子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百年北大与近代中国百年历史同行。历史总是要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基地，正是反映了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要求和选择。正是在这样历史的契机上，建立了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的关系，这是北大历史的光荣，而其中所蕴含的光荣传统，将永远为北大人所继承所弘扬。

　　（《纵橫》，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