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二十二章 必须坚持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伟大节日。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的正确选择。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领导地位已庄严地载入国家宪法，成为人民共和国立国原则的一个核心内容，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任何否定或反对党的领导的企图都是违背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的，都是错误的。

　　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辩证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完善党的领导，目的是使党成为领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因而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

　　一

　　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是同近代中国社会只能走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历史发展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外侮纷至、国势日衰的险恶情势，在爱国拯民情怀的激励下，开始了对历史的思考，寻求强国富民的真理和方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近80年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所能作出的回答就是：学习西方，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为此，他们组织团体和政党，进行改良的或革命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走资本主义道路确是近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比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在近代中国，仿效西方，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客观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当时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和实施方案的态度也是热烈而真诚的，然而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等具有民族民主运动性质的实际斗争却屡屡失败。中国依然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没有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其实道理很简单：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惟一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出路，但近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实现这一方案的机缘，这就是说，中国已不具备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条件。就外部条件而言，在资本帝国主义已经控制了中国的情势下，它们是决不会允许这个偌大的推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基地因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而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总是首先遭到帝国主义的反对和绞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国内来说，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过于软弱，不具备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气，难以承担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人民在近代进行的漫长而痛苦的探索和奋斗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这一严酷的现实。

　　近80年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我们提供的最主要的历史经验，就是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救国自强的有效武器，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领导阶级。这是历史的要求，历史的呼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探索和思考，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这种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大体上都经历了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革命的俄国，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思想变化和新的抉择的过程。李大钊曾经是一位热烈的民主主义者，讴歌过民主共和政治，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其实际内容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现实生活很快使这种理想的梦幻破灭，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并以此为始点转而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原来的政治理想也是要“建设西洋式的新社会新国家”，这时也认识到要用这种共和政治“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正是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内无产阶级已经壮大这一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应该说，党的产生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如果不具备这种历史条件，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和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只有拥有新的阶级基础和新的理论武器的党，才有能力领导人民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真正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国情还缺乏深刻理解，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争取的目标提出。随着党的实际运动的展开，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的了解逐步深入，党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现阶级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社会主义为前途，在国际上联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个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民主革命纲领正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既适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具备了实现的主客观条件，把需要和可能有机地统一起来，避免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屡遭失败的命运，把民主革命引向胜利，从而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中国人民解放之路，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虽然近代中国历史已经判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国家引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但在共产党成立后的一个长时间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还是被一些人一再地提了出来。蒋介石上台的时候就曾作了“惠工保商”的许诺，当时也有人鼓吹基马尔主义，似乎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这正如一位外国史学家所说国民党欲使中国通过反革命道路成为现代国家的努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则长期倡导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这个主张曾经被一些中间人士长期宣传过，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一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就明确提出要建设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政治上应当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必须使政权掌握在多数平民手里，决不可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所谓”薪资本主义的经济，他虽然提出要采取进步的社会政策革除资本主义的弊端，但要“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这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战后一个时期虽然出现了有利于中间路线活跃的特定历史条件，然而这时的中国仍然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蒋介石连民主个人主义者要求的民主自由都不给，所谓中间路线的中间派立场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如像民盟的主要部分是由三党三派组成，其中的青年党和民社党这时先后离开民盟而追随了国民党，而民盟的绝大部分则同共产党合作，参加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蒋介石集团宁可让中间派的改良幻想破灭，也不愿再要一层“民主”的伪装。他们攻击民盟是“中共的尾巴，是”奸盟，对民主人士进行恐吓、逮捕以至暗杀，并最后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事实说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决不允许中间势力走一条独立的中间路线的。

　　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一而再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除共产党之外的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把中国引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80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自身的体验，使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顺应新的历史潮流，作出了“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新的抉择，使他在晚年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转变；那么，五四运动以后30年的斗争中，许多持中间立场的民主人士也在政治实践中提高了历史的自觉性，摒弃了以发展资本主义为重要内涵的中间路线。民盟在1948年初召开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在是非曲直之间是不能中立的，表示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这一边，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随后广大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纷纷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百流汇巨川。中国走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要求和选择，它也就必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同近代中国依据自己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的。正是这一选择，从根本上扭转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展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朴素的真理，是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得出的科学结论。

　　既然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惟一可能、惟一正确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它是以往历史上不同剥削制度更替的变革所不能比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核心，是要建立和发展公有制，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些不但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也是农民阶级不可能提出的，而同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则是相一致的。也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都不可能是自发的，而是要通过自觉的行动，依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战胜艰难险阻和一切敌对力量，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取得胜利。这一切都说明，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并坚持下去，如若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有希望的中国。

　　二

　　新中国40多年来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表明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然而，前些年，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在否定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还热衷于丑化、诋毁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他们一笔抹煞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否定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从而为他们改变国家制度的企图制造所谓“事实”的根据。如何估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直接关系到现实的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给予科学的回答。

　　如前所述，把贫穷苦难的中国变成为富强昌盛的中国，是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美好而崇高的理想，然而这个愿望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逐步地成为现实。如果说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侵略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根源，那么是在党的领导下才永远结束了这种屈辱难堪的历史，实现并维护了真正的民族独立，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如果说旧中国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造成对外无力抵御强权、对内失去了民族凝聚能力，那么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形成了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使我国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具有空前强盛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从而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新中国是在一个破烂不堪、满目疮痍的地基上艰难起步的。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40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曲折，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4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按国际通行的工业行业分类，除核电工业正在创建外，其余500多个行业我国均已建立。这种门类比较齐全的、比较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就为今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89年，扣除物价因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了18.8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7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钢由1949年占世界的第26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原煤由第9位上升到第1位，原油由第27位上升到第4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4位。在耕地仅占世界的7%却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棉花等产量都达到世界第一位，基本上解决了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我国的科技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科技队伍。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到1990年，已经有76%以上的县普及小学教育，多数城市普及了初中教育；高等教育初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体系。据专家测算，我国综合国力1949年居世界第13位，1989年上升到第6位，充分显示了我国总体实力的极大增强。这一切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当然，在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国家不仅要作历史的纵向比较，而且要同外部世界作横向比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但这种比较应当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我们作横向比较的目的，是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和进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又要看到差距和不足，激励我们民族的奋进心，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的和有用的东西，尽快缩短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水平上的差距；而决不是要比出民族失败主义情绪，须知一个妄自菲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比较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有人只是用一些表面的、片面的材料，甚至把两个不可比的事物强拉在一起，想通过这样简单的类比，来证明其预先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不是科学的比较研究。因为它违背了比较研究必须遵循的对象的等同化的原则，其结论也就必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如就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我们同它们之间就有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一般地说，这些国家是经过了一百年到三四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生产力的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而我国历史发展有很大特殊性，社会主义建设也还只有40多年。建国初期的195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仅28美元，而同期美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746美元，英国为687美元，分别相当于我国的62.3倍和24.5倍，历史造成的这样大的差距怎么可能要求在短期内马上消除呢？因而以我国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作简单的类比，就轻率地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显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当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方面，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可比的。据统计，1951—1980年间，我国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2.5%；在这期间，美国为4%，西德为5.8%，法国为5%，英国为2.3%，日本为11.5%，都低于中国。同期我国农业产值年均增长4%，而法国、英国、西德和美国则分别为2.5%、2.3%、1.9%、1.6%，也都不及中国。1981—1986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8%，而美、日、英、法四国分别为3%、3.7%、2%、1.6%。就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这个最重要的客观标准来看，以上的对比确是反映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同时也说明只要我们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缩短历史造成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完全可能的。

　　还需要指出，既然有些人是要通过横向比较来判定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优劣，那就需要作全面的分析。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包括少数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战后绝大多数独立国家都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制，结果无论是国民经济的总体实力还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都不如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和街道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

　　值得注意的，印度和中国是东方两个大国，有着相似的国情，近代又有大体相同的历史命运，独立后两国沿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建设自己的国家。西方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两个有很大可比性的国家。原来印度的底子和某些客观条件略强于中国，经过了三四十年的发展，虽然两国在各方面都取得相当的成就，但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印度。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对中印两国1952—1976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比较，中国在这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是6%到7%，按人均计算等于印度的2至3倍。由于印度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社会贫富悬殊现象，据印度官方估计，60年代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占全国人口的38%，即1.6亿人，而到80年代初已上升到48.4%，即3亿多人。这种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结果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战后中国如果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姑且不论它是否走得通），仅就经济发展来说今天至多也只是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两极分化、多数人贫困破产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决不是我们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之路。

　　无论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都可以清楚地显示新中国40多年来的进步与发展。事实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这个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如果否定了4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尊重客观事实，才有可能认识客观真理。

　　诚然，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过曲折和失误，有的还是很严重的。搞自由化的人对此则加以渲染、夸大，以作为否定党的领导的依据，有些人也因此而动摇了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产生到它的运行机制成熟，都不能不经历痛苦、曲折的斗争和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特别是带给人类的灾难难道还少吗？与我们不同的是，它们的失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即使资本主义世界利用了战后的和平环境，利用了科学技术新成果，在少数国家达到今天这样发达的水平，也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随的危机和动荡。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到现今它还处在幼年或青年时期，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成熟、不完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度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不能不经历一个探索、实践和经验积累的过程。由于我们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实践中还可能出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脱节的现象，这就会导致工作上的失误。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建立不久，某些具体的环节还存在缺陷，加上其他因素，也容易使我们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失误，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的，而主要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正确认识所引起的。我们科学地分析所犯错误的原因、性质，就有可能对新中国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应当肯定，尽管我们在40多年中犯过若干错误，有过挫折，但从总体上说，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给人民带来了福利，这是有目共睹的，就连国外敌视社会主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

　　既然在实践中的失误有着某种不可避免性，那么重要的是对失误所取的态度。这是衡量一个郑重的、对人民负责的党的重要尺度。事实上，我们党从来不回避和原宥自己的错误，而是勇于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领导如此伟大而艰巨的事业的党来说，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不可能走一条笔直而平坦的大道，所以曲折的经历也就成为达到理想境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大家知道，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犯过两次严重的错误，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挫折，而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正面和反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使全党对民主革命的规律有了深刻的、统一的认识，有了一条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从而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历的严重挫折，也使我们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对我们逐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经验的积累和比较，我们就很难提出并较顺利地逐步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任务，也很难取得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这样重大的成就。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错误并不是纯消极的东西，如果能够正确地总结经验，错误就会成为正确的先导。很明显，如果因为我们党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发生过一些挫折和失误，就悲观失望以至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就试图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去另谋出路，这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和短视，历史将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希望与困难并存的情势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推进和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三

　　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辩证的统一，而这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要求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这就是说，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党的建设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这一决定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根本问题。而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就是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政治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组织上更加巩固，能够团结并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在一定意义上，执政地位的党的建设，比起处在非法的、受压迫状态的党的建设，或换句话说，也就是和平时期的党的建设，比起战争时期的党的建设，是更加艰巨，更加困难，因而也更加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执政党的建设是十月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新课题，而且也是由执政的地位及其面临的新情况所决定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要随时准备为事业献身；而执政后做一名共产党员，则不仅意味着献身，而且还意味着一定的权利，他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权谋取一己的私利。这就是说执政党的地位，以及各种条件的制约，使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体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如果对此不警惕、不自觉，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就有可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变质。而且，自从党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来，改革、开放、搞活的新环境，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譬如，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就会在经济生活中起作用，这就有可能使一些党员滋长“金钱万能”、“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忽视以至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又如，商品交换原则会影响以至侵入党内政治生活领域，侵蚀某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使他们动摇以至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如，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新环境中，加上来自境外的消极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会腐蚀某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使极端利己主义大大膨胀起来，这就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等等。同时还应该看到，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已成为它们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根本性战略，他们往往利用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紧其渗透活动，而这种活动会在我们内部得到一些人的响应。所以，执政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以及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的考验，说明了执政党建设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是党风问题。本来，党在执政的条件下，注重党风问题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有那么多群众卷入，除了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这个根本原因外，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即党风问题引起广大群众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这场风波中，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腐败。当然，这个口号是他们的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一定要把党内外广大群众对清除腐败的正当要求，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反腐畋”为名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区别开来。勿庸讳言，近些年来，在我们党内的部分干部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为政不廉、以权谋私的问题，这种腐败现象引起群众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党风治理和党风建设的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深入的探讨。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建设中，是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的。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形成了系统的党风建设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伟大创造。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总结了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备的三大优良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由此可见，党风并不仅仅指党的一般工作作风或思想作风，而且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和世界观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形象和共产党人的特有品格的表现。因而党风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只有党风搞好了，党才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信任。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把党风问题同党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而对曾在党内盛行一时的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斥之为党和人民的大敌，认定“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如果说，在党执政之前，我们讲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风还主要是指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党风问题，已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敌人要从外部搞垮我们这个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党执政后腐败现象蔓延开来而不加以制止的话，这来自内部的危险就会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对当时党和国家机关中严重存在并日益发展的官僚主义现象，极为恼怒和忧虑，把这种官僚主义者斥之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并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这里，列宁实际上已敏锐地指出了执政党党风问题的严重性。在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都对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作过深刻的论述，特别是陈云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重要观点，深刻揭示了问题的实质，这在今天已成为全党同志的共识。

　　从表面上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的党风问题，主要是表现在经济领域中诸如贪污盗窃、索贿受贿、倒买倒卖、营私舞弊等问题，但在实质上，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在这些腐败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肮脏的权与钱的交易，是一些党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捞取私利。这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是腐畋现象的主要特点和实质性表现。虽然党内的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但必须看到，这少数人的所作所为，无法无天，其危害之烈，影响之大，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决不能低估的。首先，它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望，破坏了党群关系。我们党所以能赢得亿万群众衷心的爱戴和拥护，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坚定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为群众谋福利。因而人民群众对党的期望很高，不能容忍党内的腐败现象。共产党员如若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失去了群众；其次，它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损害党的肌体，使党有失去应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危险；再次，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必然会促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恶性发展，毒化整个社会空气。这不仅影响、破坏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且归根结底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所以，这种腐畋现象不仅是同党的性质、宗旨根本对立的，而且也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能相容的。

　　诚然，近些年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党内生活不健全、党的建设放松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对我们党的侵蚀，虽然极少数的腐败分子是新生的，但归根结底仍是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遗留的产物，因为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应当看到，这几年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的蔓延，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密切相关的。那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是那样放肆地攻击、否定党的优良传统，连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都成了他们嘲弄和批判的对象，而他们竭力宣扬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导向，则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灵魂，使一些党员、党员干部的党性逐渐泯灭，走上了不择手段地以权谋私的腐败道路。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敌对势力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他们力图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瓦解共产党的队伍，使它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不仅国内搞自由化的人是这样做的，而且这也是西方反共势力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所谓“攻心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企图。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和认真对付的。所以，对于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必须如实地把它看作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现象，必须坚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给予正确的说明。总之，我们要从腐蚀与反腐蚀、“和平演变”与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高度，来对待和推进当前正在开展的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工作。

　　这里有必要指出，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必然会在经济领域中起作用，会带来某种盲目性，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确有它难以避免的一面。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为党内腐败现象开脱、辩护的理由，更不能因此得出党必然腐败的荒谬结论。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创造条件，这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恩格斯曾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完成，“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賦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则完全可以避免也不需要采取这种“恶”的形式，也能够防止和避免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道德沦丧、社会犯罪剧增等弊端的发生。第二，腐败是同党的性质、宗旨，同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根本对立的，党有必要而且也有能力抵制和克服腐败现象。事实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和党员干部是廉洁清正、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只要党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党的建设，严格党规党法，从严治党；只要我们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分辨是非和拒腐蚀、反腐败的能力；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两手抓”，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我们就能够克服或限制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年代，有许多共产党人战斗在敌人的龙潭虎穴里，有的身处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中，却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党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通过“三反”、整党等的斗争，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传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为坚决惩治腐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广大群众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这一切表明，我们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客观环境的消极影响，清除自身的污垢，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主要群众是农民的国度里，并且又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从而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也一定能够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始终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并且善于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光荣的七十年。党的全部历史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心：只要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任何艰难险阻、惊涛骇浪都会被克服被战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定会取得辉煌胜利。

　　（《高校理论战线》，1991〈3〉；收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津出版社；《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世纪转换中的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