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二十八章 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革新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大学教育。他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施展了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他聘请各派学者，实行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对促进思想解放、百家争鸣起了重要作用。他勇于破除旧观念，倡导德、智、体、美诸育全面发展，为培育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工作，是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最重要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今天也仍是有意义的。

　　一

　　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并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仍相当腐败。不少人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他们对专任的教学认真的教员不欢迎，甚至反对；而对由政府官吏兼任教员的，虽时时请假，亦十分欢迎，以为可作自己将来仕途的靠山。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陈陈相因，敷衍塞责。这时的北大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1916年9月，蔡元培从国外接到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促其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回到上海后，不少友人劝他莫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得不好反而坏了自己的名声。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都持反对态度。但是，他也得到了一些友人的赞助，特别是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很重视开辟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对蔡元培也十分了解和信任，认为蔡元培去北京主持高等教育，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是出于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的决心，于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长职务。

　　蔡元培是一位既具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人，他的到任，给暮气很深的北大带来了新的气息。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也列队在门口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即脱下礼帽向他们鞠躬还礼。当时北大校长是由大总统任命的特任官，从不理睬校役。蔡元培的这个行动使欢迎的师生和校役们都感到惊讶和新鲜。此后，他每次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都脱帽点头。他还宣布，学生要称工人为“工友”，不准再叫“听差”。蔡元培和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融洽。从前有事和校长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复之后，张贴在告示牌上。蔡元培厌恶这种衙门作风，他到校后立即出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学生对学校有改进建议时，他就把提议送校刊登载，择其可行者付诸实行。他和学生之间还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为学生的著述和发行的刊物题辞写序。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先进代表。他曾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过分集中，成为国内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人。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颁行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并对它的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他长校后锐意改革，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革新学校领导体制。

　　1917年，蔡元培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名教授代表为评议员。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选一人的办法，一年改选一次。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拥有很大的权力。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民主讨论的气氛十分突出，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说：“我曾被选作过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由于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这一时期北大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较好的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

　　1917年12月，蔡元培还根据评议会通过的教授会组织法，分别按学门主持成立了教授会。沈尹默、胡适、顾孟余、马寅初、俞同奎等都分别担任过这一时期国文、英文、德文、经济、化学等门教授会主任。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进，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

　　蔡元培对校政改革的设想，是要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做到“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开始他是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由学长分别负责领导各科的行政和教务。五四运动后，除原有评议会司立法外，还建立行政会议及各行政委员会司行政；设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设总务处司事务。这就基本上确立和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蔡元培在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尽量发表意见。对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多去干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本领。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学校的建设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顾孟余对这种领导方法曾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对这种分工协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满意。1920年10月他赴欧考察教育，与学生话别时说：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是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的进行。

　　在健全学校领导体制的同时，蔡元培还对北大学科的设置进行了改革。他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重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因而他致力于把北大办成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北大原先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蔡元培大力扩充文、理两科，文科原来仅有国文、哲学、英国文学三学门，后又陆续增设了中国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科则除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外，1917年增设了地质学门。废止商、工两科。法科原计划与法专合并组成法科大学，后因法科方面反对没有实现。蔡元培还主张要融通文、理两科的界限，使学生能兼习对方学科中的某些门；认为按文、理科分门办法，易造成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往往出现使习文者轻理、学理者轻文的倾向。1919年起采取了分系制，废去文、理、法科之名称，改门为系。全校共设十四个系。原来分属于文、理、法三科的各学系，分别称为第一、二、三院。院只是各学系所在地区的名称，不再是一级机构。经过改革，北大成了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委身教育事业后，就积极倡言平民教育，主张让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反对那种把大学看作“只有大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观念和做法。他长校后对北大原来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而不看资格和出身，这就使那些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有为青年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同时，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学校要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由于这一制度的实行，京津以至远近省份的知识青年来北大听讲学习的很多，他们环绕在沙滩、北河沿一带居住，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进行攻读，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者和失业失学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都成为革命者或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才。此外，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和赞助下，北大还在1918年4月开办了校役夜班，全校230多名工友也都得到了业余读书的机会。一些学生也创办了平民夜校，开展平民教育。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国立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它势必引起封建卫道者的恐惧和仇恨。教育部曾给北大公函指责，大总统徐世昌也为此对北大进行所谓“告诫”。这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系军阀，对蔡元培极为不满，男女同校问题也竟然成为他们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口实。但是，男女同校一经北大首倡，逐渐酿成潮流，全国各地学校纷起仿效。这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二十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革新的重大意义。

　　经过蔡元培革故鼎新的整顿，北大进一步发展成为一所名实相副的近代大学。

　　二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是蔡元培革新北大，造成良好学术风气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主张大学应是包容不同学派，广收各种人才并发挥其所长。即在教员选择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和他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则分不开的。他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主张“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还认为，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同时，采取这一方针，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风。他深知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匮乏，难得品学兼备的人才。他针对林纾为代表的旧势力对北大教员的攻击，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处。

　　蔡元培采兼容并包方针，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他要求：“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他还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员。委员以教授为限。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审核是很严格的。1918年校评议会通过的《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第一年为初聘，有效期为一学年，具试用性质；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续聘书，这才长期有效。过期未送续聘书者，即作为解约。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科方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同时也有旧学深沉的黄侃、刘师培、黄节、陈介石、陈汉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崔适，法科的马寅初、陶孟和、周览、陈启修等人也都是国内闻名的专家学者。理科方面，知名教授如李四光、夏元琛、颜任光、何杰、俞同奎、翁文灏、钟观光、李书华，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

　　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一个被辞退的英国教员，竟要英国公使找蔡元培谈判，要求续聘。蔡元培拒绝了。另一个被辞退的法国教员竟向法庭控告，因有聘约为据，对方的无理要求没能得逞。蔡元培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敢于顶住帝国主义分子的压力，表现了他革新的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气概。

　　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方针的基本倾向，是为了打破当时严重存在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所以他在北大大力反对“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一道同风之旧见”，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新思潮。他在北大是从整顿文科入手的。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不少，原来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占据优势，亟需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对于文科学长一职，沈尹默、汤尔和等人向他推荐《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他翻阅了《新青年》杂志，十分赞同对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的评价；而他自己对陈独秀（当时叫陈由己）早年发行白话报，鼓吹民主思想，也怀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因而在他到校后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请陈独秀主持文科。这时陈独秀才36岁，他和蔡元培一道，推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新青年》杂志原是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编辑的，编辑部随他迁京后于1918年1月改组扩大。经由蔡元培先后引进或延续聘请来到北大的新派教员，如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这样，就迅速地在校内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如李大钊就是在十月革命后成为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是1918年1月由蔡元培聘请为北大图书部主任，1920年又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北大图书馆于1918年10月迁入沙滩红楼一层新址，李大钊在这里开辟了二十一个书库和六个大阅览室，并从国内外购进大量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和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使它成为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在这里聚会，向李大钊请教问题。1918年8月，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到北京后，就曾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半年，并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还先后在史学、政治等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以及《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讲座；有的讲演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曾由学生记录并在《北大日刊》上登载。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它影响并推动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蔡元培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的深远意义。

　　蔡元培为了罗致新派人物，还注意从青年新进和国外留学生中物色人才。如胡适原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他在留学期间常向国内《新青年》投稿，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4月又发表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翻案文章。蔡元培对这个留美青年十分欣赏；而这时陈独秀也向他作了推荐，遂决定邀请他来北大任教。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就正式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他的文学主张和他的政治主张一样，都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但他积极提倡白话文，后来还作白话文学史以证明白话文的价值，对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说，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助成了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蔡元培虽然致力于引进新派人物，但他反对那种罢黜百家、独尊一己的文化专制主义。他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他在北大实行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专长；对于那些政治思想顽固守旧的人，则认为只要所授课程与政治无涉，同样应该用其学术专长。如辜鸿铭是辛亥革命后到北大任教的，他反对民主共和，持帝制复辟论，继续头束发辫，身穿枣红马褂。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曾被列名于外务部。但他精通英、德等国语言，在文科讲授西洋文学，后又主讲文科研究所的《英诗》。蔡元培认为他所授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而继续延聘。刘师培曾背叛过同盟会，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成为发起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遭到人民群众的唾骂。袁死后，他潦倒天津。蔡元培则取其国学所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史课程。对于旧派学者，蔡元培同样是注意物色和延揽人才。例如梁漱溟当时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青年，中学毕业后自修哲学。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探究宇宙与人生的本源问题。中心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惟独推崇佛学。蔡元培看到后，认为也是“一家之言”，经与陈独秀商议，决定破格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这时以“研究东方学”为名，在校内带头维护孔教。他到校第一天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他公开表示自己对孔子“不仅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夕卜，更不作旁的事”。后来他在北大发起成立了孔子研究会，参加创办《国故》月刊社，成为北大旧派中的一个活跃人物。

　　蔡元培在延聘教员的工作中，注意学力，不重资历，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而使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相当“年轻化”。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其中35岁以下者共43人，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为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北大教师队伍的年轻化给学校带来了朝气，推动了学校的革新。

　　三

　　蔡元培在北大还十分重视学制与课程的改革和建设。1917年10月，教育部召集在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修改大学规程时，蔡元培提出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议案，与会代表通过决定，先由北大试行。蔡元培提倡选科制，是和他主张发展个性的新教育观相一致的。他认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按照原来的旧学制，各系所开设的课程，对本系学生均为必修科，且不能兼习他系课程。蔡元培认为这种年级制的流弊是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又因几门不及格须全部重学，失去兴味。实行选科制，学生除了本系规定的必修科外，还有在总学时中占一定比例的辅助学科作为选修课程，供自由选择；选修科还可选习相关学系开设的课程》这样可以发挥学生之所长，能研究他们所向往的学科。学生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即可结业。实行这种学制，可以增长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专长，有利于培养专门人才。当然，选科制如果缺乏必要的指导，也会有弊病。如有的学生从兴趣出发，旁听的课程过多，有的专攻冷门，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蔡元培强调选科制只能在高等学校实行，且规定各系教授会负责编印课程指导书和分学年课程表；学校还专门成立由教授组成的新生指导委员会，作为新生入学选课事宜的顾问。蔡元培不但认为普通教育不宜采用选科制，而且也反对中学实行文理分科制，认为这样不仅对造就理、工科人才不利，而且培养出来的文、法，商诸科学生，也由于“科学知识太缺乏，仍为变相的举子，而不适于科学万能之新时代。”这个意见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

　　自1919年起，北大在将学门改为学系的同时，正式实行选科制。从1922年起，全国其他高等学校也都先后采用选科制。

　　在课程内容上，辛亥革命后北大曾进行过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革，增加了资产阶级新学的课程，但很不彻底。这时北大的教学思想仍很陈旧保守，课程设置也很落后。蔡元培任校长后，在课程改革和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主张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汇贯通。他在这方面有一些很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他请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琛（浮筠）作理科学长，理科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又如，他主张对外国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认为消化应以“我”为主体，对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他曾语重心长地说吾国学生留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告诫留学生“不可捐弃其‘我’而同化于外人，否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这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确是针砭时弊的金石之言。蔡元培重视学生的外语课程，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北大并成为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但他反对这时北大严重存在的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严复主持校政时曾全全校积极推广外语会话，在课堂上除一些国学课程外，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预科教务会议全讲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难言。这虽对学习外语收到一定效果，但也助长了盲目崇洋和轻视祖国文化的倾向。蔡元培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规定开会一律讲国语。他还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必须使用祖国语言讲授。蔡元培在课程建设上既注意吸收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又强调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像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再如，他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对于改革学校课程也有重要意义。1917年秋北大成立了中国史学门，蔡元培很重视对史学的改革，他在五四后增设了西洋史各课，改称史学系，由原来一国的史学变为世界的史学。他还将史学系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编为一个学组，表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改革中国旧史学，又将原来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课程，改为必修科，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且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1920年李大钊任史学系教授后，曾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史学门只重史料的偏向，开始重视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的研究。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词史、戏曲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又如，他认为：“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他是我国较早提出比较学的，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开扩知识领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课程设置上，蔡元培还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他在解释学术这一名词时，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而文、理两科都属于学的范围。这里所说的学理，就是指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对于中小学基础教育（即普通教育）和大学专业教育（即职业教育），都很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他认为基础教育有如房屋的地基，专业教育有如地面上的楼台亭阁；未有地基不牢而能建起高屋的。他不赞同中学实行选科制和文理分科制，就是重视基础知识教育的表现。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他同样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强调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因而，加强学理的研究是他在北大进行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

　　这一时期的北大由于集中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使课程设置远较过去充实，并且提高了学术水平。在文、法科开设的课程中，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钱玄同的《文字学》（声韵），刘复的《语音学》，吴虞的《文学名著选》，刘师培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黄节、沈尹默的《诗》，马叙伦的《庄子哲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陈启修的《现代政治》，陈大齐的《认识论》，陶孟和的《教育社会学》，马衡的《金石学》，周览的《国际法》，马寅初的《货币》、《银行》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受到学生的欢迎。理科各系的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也比过去大为加强。例如，地质学系由于荟集了许多地质学、古生物学方面的知名学者，是北大理科和国内同专业中教授较多的一个系，课程内容比较丰富。其中如李四光的《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地质测量及地质构造学》；何杰的《地质学概论》、《经济地质学》、《采矿工程学》、《钢铁专论》；王烈的《矿物学》、《普通地质学》；葛利普的《高等地质学》、《高等古生物学》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开设了一些关于中国地质、矿产和古生物的课程，如翁文灏的《中国地质》、何杰的《中国矿产专论》和葛利普的《中国古生物学》等。课程的充实和加强，使学生的学业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据物理系教授李书华后来称这时北大理预科物理课程与美国大学本科一年级课程相当，物理系本科毕业生水平比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B。Sc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平为高，比美国得硕士学位水平的为低。

　　为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蔡元培还十分重视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曾指出：“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他把教学和科研作为高等学校的两个职能，认为是并行不悖的。他认为教学与科研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教员如果不从事科学的研究，则他的教学就难免不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的状态。在蔡元培的提倡下，这一时期北大文、理科教员中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进展，对教学起了促进作用。如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力学理论等重要课题的研究，就是他在北大任教时开始进行并取得成就的。

　　蔡元培不仅重视课程建设以加强对学生的智育，而且还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大力提倡美育，就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认为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他把美育作为德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为了强调美育的重要，又把它和德、智、体诸育并列而称之为“四育”。在他的倡导下，北大文科开设了《美学》和《美术史》课程。如1918年文科的国文门和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哲学门三年级等，都开设有《美学》课。1921年10月因没有教员讲授《美学》课，他即亲自讲授，并开始编著《美学通论》一书。此外，蔡元培还提倡学生注重音乐、书法、绘画的修养，以培养对美育的兴趣，陶冶高尚的情操。1918年他发起成立了音乐研究会，以研究中西音乐为宗旨，并聘请名乐师肖友梅为导师。1918年4月，他还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并为研究会撰写“旨趣书”，聘请名家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为导师。1922年8月，画法与书法两个研究会合并组成造型美术研究会，由蔡元培兼任会长。

　　蔡元培对美育的重视，也是在贯彻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针对封建迷信观念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而提出的一项进步主张。1917年8月，蔡元培就正式提出了这一主张。1922年3月，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在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并表示：“我的意思，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参入教育的”。所以北大完全没有基督教青年会、孔教会一类的宗教组织和活动。

　　蔡元培还主张要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体育应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他极力矫正北大学生一向轻视体育的倾向，成立体育会等各种体育运动组织，增加设备。自1919年秋起实行新生入学体格检查。他还仿照欧洲各国组织国民军的办法建立学生军，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规定军事教育和其他体育项目，每周三小时，定为正式课程，与其他课程并重。

　　四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革新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思想自由、学术研究风气的培养和提倡。明确提出他在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北大原来学风不正，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他们不愿进文、理科，而要入法科，认为“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他们平日放荡冶游，无意于学术研究，却醉心于运动官吏议员；有的甚而捧坤角，逛妓院，搞什么“探艳团”之类的下流组织。为了改变学生的观念，蔡元培曾多次向学生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他勉励学生去掉科举时代的习气，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蔡元培采取引导的方法，把学生兴趣引到学术研究上来。他除了积极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加强课程建设，以引起学生研究的兴趣，还在1917年底创办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为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提供研究高深学问的机会。此外，他还为学生研究学问创造各种有利条件。比如，重视办好图书馆，并整顿扩充实验室。蔡元培到校后即表示要尽力“筹集款项，多购新书”。要求做到“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虑缺乏”。这时购书程序采取由图书委员会向教授征集应购之书单，再经审查确有必要后广为采购。又如，兴办学报，使师生“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并有“交换知识之机会”。1918年出版了《理科大学月刊》。1919年1月，创办了《北京大学月刊》。蔡元培很重视学报的作用，认为“有了学报，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人人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再如，积极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到校讲演，开扩学生知识领域和“引起研究的兴味”。在蔡元培的倡导下，校内经常举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讲演活动，由教授会以及各种学会、研究会发起组织。1918年2月，蔡元培曾与校内外一些学者发起成立学术讲演会，校内外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钱玄同、李大钊、马寅初、李四光等都参加过学术讲演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十分注意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这一时期各系都组织了学会，如史学会、国文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还有的是属于全校范围或系际的学术性社团，如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俄罗斯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査会、考古学会、世界语研究会等。1917年11月组成的雄辩会，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研究会，以及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在校内和社会上都发生了较大影响。

　　由于蔡元培的热心提倡和身体力行，北大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师生间问难质疑，互相切磋；著书立说，受到鼓励；学术争辩，各抒己见。这时在学术讨论中有着良好的民主风气，如蔡元培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曾以“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来作为孔子所说的“仁”的定义。青年教员梁漱溟不同意这个见解，认为“仁”只是人们直觉的、情感的本能表现，即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仁也”。批评蔡的定义空洞笼统虽然表面上无可非议，然它的价值也只可到无可非议而止。又如，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对《红楼梦》详加考证，名其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而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一书中，把蔡著归于”附会的红学“一类，指责其考证为”笨的猜谜，走错了道路。在学术观点上，蔡元培和梁、胡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并没因此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学术民主的作风培育了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时的北大，正如蔡元培所期望的成了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这时除了为数众多的学术性团体外，在北大师生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社团组织。蔡元培积极提倡大学生应当有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要革除科举时代的观念，要“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他曾指出：“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正是从提高学生研究学术的兴趣、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出发，他本着思想自由的原则，对这些社团都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在五四运动前夕，校内的和以北大师生为主的革新社团和进步刊物已相继出现，著名的如1918年10月成立的以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许德珩等为骨干的国民社；1918年12月成立的以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徐彦之等为骨干的新潮社；1919年3月由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许德珩等发起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社会上和新文化运动中都发生过重大影响；国民社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许多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中坚作用。这些进步社团都得到了蔡元培的热情支持，像《新潮》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宣传，曾招致旧势力的忌恨，一个安福系国会议员曾向教育部指控《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纲常名教之罪人”，要求取缔；教育部长傅增湘曾致书蔡元培，指责《新潮》持论逾于学术范围之外，蔡元培当即作书面回答，为《新潮》作了辩护，保护了这个刊物。

　　与上述革新社团相对立的，当时校内的守旧派也建立了他们的社团组织。如1919年1月由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等发起成立了国故月刊社。他们以笃守国粹为己任，攻击新文化的传播。《国故》上的文章，全用文言文写成，不用新式标点。但在新思潮澎湃发展的北大，国粹家们已无力招徕看客，《国故》出了四期后就草草收场了。对于国故社一类的守旧团体，蔡元培本着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在经济上也给予了支持。

　　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内社团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后春笋，各种学说竞相争长。鸢飞鱼跃，生动活泼。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校。应该特别指出，这种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而且又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是我国最早拥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文献的一个图书馆；北大也是我国最早开设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一个学校；同时北大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研究马克思学说团体的一个地方。应该说，北大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五四时期在这里成长出一枇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诚然，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非蔡元培的本意，但他却确实为此做了好事。

　　蔡元培在扶植社团、丰富学生课外生活的同时，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认为任何挽救时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他常以砥砺德行的话勉励学生，指出在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他在北大发起组织了一个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的进德会，1918年6月开成立大会时，教职员中入会的有160多人，学生有300多人。蔡元培对教职员在校外言动虽取自由主义态度，但对那些行为失检者则要求“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如果教员的行为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他们的学识如何渊博，也不姑息，决意解聘。对学生同样不仅注重提倡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同时也注意对学生的纪律要求。有一次，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发生了一个男学生欺负女学生的事，蔡元培听后大怒，痛斥了这个男学生，并召开学生大会，指出中国女子由于几千年的历史关系，有着某些弱点，男子对于这些弱点，决不应当利用，而是应当同情和帮助。结果，这个男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但蔡元培并没有因此就对这个学生抛开不管，而是一直关心着这个学生的情况，并且曾几次找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来谈话。这样热切的关怀与不倦的教诲，终于把一个被人目为桀骛不驯的青年，感化得力求上进了。

　　蔡元培虽然在北大实际任职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对北大的影响是很深的。在这个期间，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它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它点燃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炬，发挥了先锋的作用；它为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成绩。这是北大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兴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蔡元培对教育事业的热忱，革新的勇气和成就，使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事业，他在我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史上，是一位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为了振兴中国，他致力于提倡科学，培育人才。本世纪初期他在北京大学的单新，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这种革新从基本的方面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教育的客观要求，而在这方面所体现出的大学教育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做法，则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