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章 兼收并蓄：蔡元培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主张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对北京大学的整顿和革新中，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在他的悉心倡导和努力下，北大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校内社团有如夜空繁星，各种刊物宛似雨后春笋，众家学说竞相争长，新思想、新思潮应运而生。鸢飞鱼跃，生动活泼。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开创了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一代新风。这是近代中国教育和文化思想史上值得称颂的重大事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的中国，随着西学东渐，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围绕着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妄自尊大，抱残守缺，主张闭关锁国；另一种则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鼓吹全盘欧化。这虽然表现为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但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则是共同的。蔡元培作为一位革新者，曾实际考察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承认“彼俗化之美，仍由于教育普及、科学发达、法律完备、人人于因果律知之甚明”。他正视我国近代落伍的现实，同时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中国有能力迎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基于这种认识，在学术上，他既不赞成故步自封的国粹派，也反对消亡本民族特性的全盘欧化论，主张把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同广泛学习外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吸收、消化、创新，求得我国学术的新发展。

　　蔡元培对中西文化取兼收并蓄、融汇贯通的主张，对我国学术的发展及学校课程的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他的一些深刻的、精到的见解和做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首先，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并提出大学课程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成就”。

　　他把善于继承前人成果，学习先进文化，视为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都包含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人类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他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国的文明而消化之，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高卢、日耳曼诸民族吸收了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欧洲今日的文明。中国自汉至宋逐步吸收了印度文明，而在哲学、文学及美术，“得此而放一异彩”。但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间，与欧洲文明虽有接触，然未尝有大量的吸收，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蛰之动物“日趋羸瘠”。这种历史的回顾和比较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批判了那种单纯指摘别人缺点而拒绝学习的妄自尊大态度：“……社会上一部分之黑暗，何国蔑有？不可以观察未周而为悬断也。”

　　为了使我国学术尽快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经验。他说吾人为集思广益起见，对于各友邦之文化，无不欢迎。以国体相同，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之文化，尤所欢迎；以思想之自由，文学美术之优秀，彼此互相接近，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中之法兰西，更绝对的欢迎。蔡元培从上述思想出发，在北大广泛容纳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许不同学派的观点自由讨论，使学生通过广泛接触加以比较、吸收和创新。同时，他还把对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张，作为学校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他在北大，“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他还“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

　　为了更好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蔡元培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以世界语为例，北大是我国提倡世界语较早的一个学校。蔡元培主持北大后，即聘世界语学者孙面璋（字芾仲）来校主讲世界语，于文科设立讲习班，参加学习的达到五百多人。他为了利于世界语学者作高深的研究，于1920年创立北大世界语研究会，自兼会长，孙国璋为副会长。1922年俄国学者、盲诗人爱罗先珂受聘来校讲授世界语会话，孙国璋讲文法及读本，使世界语班学生倍增。1922年春由北大发起组织了北京世界语学会。是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北大提出的“以世界语首先加入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这一年12月15日，世界语研究会开展纪念柴门霍甫诞辰的活动，在北大召开了全国世界语联合大会，参加者达两千多人。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主张中国应普及世界语，以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会上通过的议案，要求在各级学校增加世界语课程，多方面推广世界语，并筹办世界语专门学校。由北大负责筹办的这所学校，于1923年在北京西城孟端学校内成立，蔡元培兼任校长，校董有蔡元培、鲁迅、张季鸾、爱罗先珂、周作人等。

　　其次，蔡元培认为对外国文化思想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

　　他在重视学习外国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学习时应取的态度和目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学习要择善而从，取分析的态度，为我所需，为我所用。他曾引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这反映了蔡元培对待文化，包括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态度。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吸收外国文化应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预备，而只有消化才会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认为单纯模仿、照搬照抄，只是一种稚拙的举动；而全盘欧化，则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于他人，是完全错误的。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殷切勉励我国留学生应具坚强毅力，发愤图强，“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可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而切勿志行薄弱，“弃损其我同化于外人”。他语重心长地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如若这样，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这些针砭时弊的金石之言，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价值。

　　当时这种简单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在北大也有严重反映。

　　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校积极推广外语会话，在本科和预科课堂上除一些国学课程外，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预科教务会议全讲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难言。这种状况，虽然对推广外语学习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长了盲目崇洋和轻视祖国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当时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留学生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不用汉语讲话，甚至有的教中国历史时也要讲几句英语以显示其有学问。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连一些外国教员也不以为然，“叹为非兴国之征”。蔡元培长校后，既重视和推广外语教学，又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他规定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开始时，一个外国教授起而反对，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从容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都说中国话？”使对方无言以对。从这时起，他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必须使用祖国语言。对《大学理科月刊》刊登的论文，则规定除有关专有名词外，也一律要用中文书写。这些措施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蔡元培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欧美各国学术文化的成就，同时又强调结合本国的实际，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如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面，“于数理化等学科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亦是一例。

　　蔡元培到北大后为筹办生物学系，曾与法国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后没有实现），但他没有单纯依赖外国，而是努力发展我国自己的生物学。1918年他聘请著名植物学家钟观光（1868—1940）为北大理预科教授。钟观光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先后深入十几个省调查我国植物分布情况，历时五载，搜集和积累了许多珍贵植物标本与资料，对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他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先后整理出植物标本八千多种，为教学提供了较好的条件。1925年北大生物学系正式成立。这个事实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欧美国家先进文化的根本是着眼于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

　　再次，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蔡元培很重视在吸收、消化基础上的创新，对外来文化是这样，对传统文化亦如此。他曾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比较正确地指明了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应取的态度。这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校的课程改革具有指导的意义，当时北大史学系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即学系），因而引起旧派教员的不满；1917年秋成立中国史学门时，他们多改归这新学门，想把这里作为他们旧派的阵地。但蔡元培、陈独秀同样重视史学的改革，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史学门增设西洋史各课，改称史学系，由原来一国的史学变为世界的史学。蔡元培还将史学系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一起编入同一学组，表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革新中国旧史学，这时将原为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课程，改为必修科，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且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方面书籍。1920年李大钊任史学系教授后，曾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重要课程。这些措施改变了过去史学门只重史料的偏向，开始重视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的研究。这时的史学界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史学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基础，要学习欧美新史学的优点。他后来曾说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藉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哪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他认为治史学者不仅要重视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质学也有密切关系。在他的倡导下，1923年北大考古学会成立，先后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査和发掘工作，如河南新郑、孟津两县出土的周代铜器，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北京宫山明代古迹和甘肃敦煌古迹调查等，这对建立科学的史学和丰富学生的史学知识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中，还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又如，他认为，“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仍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蔡元培是我国较早提出比较学问题的，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开扩知识领域是有好处的。

　　除了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文化外，蔡元培还重视直接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如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经胡适等邀请来华后，蔡元培曾出面与杜威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商议，留他在北大讲授一年哲学。蔡元培对杜威是推崇的，但他并不赞同实用主义教育观点。如他在学与术的关系上重学理的研究，在科学研究上，他认为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能立即得到应用，更难短期就有明显的效果，但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科学研究的意义。这些观点有助于抵制实用主义思想对教育、学术领域的影响。

　　1921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教育时，曾亲自分别访问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邀请他们来华讲学。1922年秋爱因斯坦到日本访问时，表示愿顺道来华讲学，蔡元培即去电表示欢迎，并商妥了待遇条件。但因中国方面要用各团体名义联合发出正式邀请信，往返征求意见延宕了时间，爱因斯坦则因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尚未接到中国来信，误以为未能践约而延长了在日访问时间，致使来华讲学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他接到蔡元培来信，方知是误解，当即写信给蔡元培说明原委，表示：“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苦痛。”并说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当时北大为爱因斯坦访华讲学作准备，专门举行了爱因斯坦学说公开讲演，校内还组织了相对论学说研究会。

　　蔡元培也很重视派遣教员、学生出国留学，直接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以便回国后开设新课，充实课程建设。

　　在上述关于融汇中西文化的主张和做法中，蔡元培对继承传统文化和广泛学习外国这样两个关系学术发展的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特别是他提出对中西文化都要吸收、消化、创新，以求得发展与进步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也仍然是富有启迪的。

　　（《北京日报》，1988-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