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二章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自序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颇具特色的。他以一个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却转变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反清斗争中曾提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激烈主张，而却是一位以宽容和恬淡自处而著称的长者；他旧学深沉，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明确的开放意识，取文化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旧中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为祖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一生虽然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始终追求真理，憎恶暴虐，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呕心浙血；他虽然身居要职，却自始至终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道德文章垂范人间。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揩模”；周恩来则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确是正确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一生。对蔡元培这样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过重要贡献、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给予正确而恰当的评价，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和事业，这对于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借鉴于现在，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他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他委身教育事业后，即明确要为革新政治而培养人才。民国建立后，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虽然时间很短，但开始了施展他的改革中国教育的抱负，在他的倡议和努力下，初步建立了我国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当然，蔡元培在教育事业上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计，热心引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使各种人才荟萃于沙滩“红楼”；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争辩之风，使新思潮新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大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经过整顿和革新，把一个陈腐不堪的“封建文化营垒”，改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文化思想界。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居北大校长名义虽十年有半，实际在校视事仅五年余，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而他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大学教育思想，也确有许多创见和卓识，一些精到的见解，确是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因此，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冀望能够通过它再现当年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生动情景，能够镂刻丝析其中所体现的大学教育思想，以使我们从中得到启迪，获得教益；同时也借以表达对这位一代宗师的景仰之情。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对整个历史应取的态度说的。如果就教育方面而言，我们不也应该对从孔夫子到蔡元培来一番总结吗？诚然，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教育，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千百年教育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就不能不反映出某些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说，教育也同其他领域一样，不应当割断历史，要承认历史的继承性。我们在建国初期，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我们的教育体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帮了忙的，但后来的事实说明苏联模式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1956年，党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的任务。不幸的是，在这关系到我国继续前进的重要时刻，党内“左”的思潮急速增长，致使从探索新路这一正确的命题出发，却导向了错误的结果。从50年代中期起，学校更是和“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开展的“教育大革命”，批判了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不加分析地否定了历史遗产，否定了老教师、老教授的作用。此后，频频“折腾”。“文化大革命”到来后，连大学要不要办竟也成了问题，遑论其他？二十多年来，我都在教育领域体验了一次又一次的“震荡”，经历了从新奇到迷惘到失望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从反面使我深深体会到，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许多因素，而蔑视历史，否认历史（包括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的继承性，以为靠批判一切便能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教育的新制度来，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否定一切，最后否定了自己，被传为笑谈的所谓“和十七年对着干”，便是一个否定自己的典型的口号。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些经历和体会，也使我对蔡元培，对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这大概就是古人所云：“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的道理吧。自然，我也希望这本还很粗浅的著作，能引起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研究教育史，研究教育发展规律的兴趣，借以充实自己，真正成为办学的里手、内行。如能这样，也就足以补偿我为此付出的一点辛劳了。

　　诚然，对待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和事业，重要的是要取历史分析的态度。简单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是最便当不过了，然而这恰恰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表现；因为这样做，极有可能违背历史实际，因而是不科学的。对待蔡元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同样也要取历史分析的态度。拿他在北大革新时提出的著名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来说，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具有指导作用的办学方针，同时也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方针在扶植新文化新思想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就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来说，它又确是适应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人才培养和学术进步，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文化教育发展客观规律要求的。我们对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仅要肯定它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而且还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内涵中所蕴含的对发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对我们则更具有借鉴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继承性。

　　当我们根据历史的实际，充分肯定这一办学思想的进步作用和现实意义的时候，也并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无缺的。应该看到“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礼记·中庸》篇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兼容并包”主张。但他对这里所说的“道”，并没有作出性质和内容上的明确限定。如果对这一办学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么就会是不分主次地把新与旧相互对立的东西包容在一起，这就否认了对立物的质的区别，看不到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抹煞了对立物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也就抹煞了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催新破旧的历史责任。由此可见，“兼容并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概括，表现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调和的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斗争中的不彻底性。这种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实践。事实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对世界大势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对北大的整顿中始终坚持革新进步的方向，而不是让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无原则地混合并存。“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所以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约束旧事物和反对封建旧文化的结果。所以，具体就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或扩而大之就一般的历史遗产的继承来说，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内在的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而不是要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重复旧的口号。

　　总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成果，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遗产，是值得我们珍视、研究和借鉴的。历史总是在前进，研究前人，是为了超过前人。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蔡元培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蔡元培生前最后一次表达对北京大学的祝愿，是在1938年北京大学诞生四十周年的时候，那时中华大地战火弥漫，寇深国危，北大被迫南迁，但他仍充满信心地说：“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励，一定有特殊之进步。”虽然今日已时过境迁，但老校长这一祝愿的深情，特别是深信未来的北大定会有特殊的进步，这对于即将迎来建校百年庆典的北京大学来说，仍是一个寓意深远的激励。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本集时作部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