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九章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5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正是由于全民族的发动，人民战争的广泛开展，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中国人民值得永远纪念的历史性胜利。

　　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和中国抗战的特点，存在着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所承担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所开辟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实事求是地评价两个战场及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关系到正确总结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历史经验，汲取在振兴民族大业中所经历的曲折发展的深刻教训，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正确阐明中国战场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作用和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我们对国民党及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表现作了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和评价，纠正了过去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某些片面的或偏激的看法，这在我们的许多抗战史论和一些影视中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但我们注意到，尽管蒋介石在抗战中多次对八路军、新四军说过诸如“忠勇奋发，迭予敌重创”之类的评语，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出尔反尔，执于政治偏见，任意捏造历史，尽力美化自己，有意抹煞解放区战场的卓著功勋，否认中共在抗战中的杰出作用，这在他们那里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当年在敌后战场艰苦鏖战之际，重庆就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流言，今天台湾方面又制造所谓中共利用抗战“坐大论”的奇谈怪论。其实，这样做，与人无损，与己何益？不过继续受损害的是我们民族的声誉。

　　不妨举一个例子。60年代，国民党军史局编辑出版了一套百卷本的《中日战争史（1937—1945）》，70年代又将其缩编成一本《中日战争简史》，并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行。它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不仅一笔抹煞，而且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尽管编者吹嘘这本书“在国外很受欢迎，被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当作主要参考书”，但它并不能给国民党增添光彩。正像英国学者霍尔博士在书评中所写的：“这本书是按标准的国民党对中日战争的宣传总路线来写的”，“一些漫不经心的读者可能会被这本书的价格和夸张的翻译，以及虽无吸引力但却是厚厚一大本的篇幅给糊弄住”。但是，“这本书不能使我们对中日战争增加什么了解，无法说它是本有用的书”。

　　毫无疑义，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但几十年来，国际上一些人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苏德战场和美日太平洋战场，而对开辟最早、持续最长、牺牲最大的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公正的评价。这除了同某些政治成见、地域偏见有关之外，还在于许多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国这样一个以弱抗强的战争的特点，不了解持久的人民战争这一特殊的作战形式及其伟大作用。当时，解放区战场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新闻封锁，“海外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就是中国”，而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采取避战政策，畋绩甚多，“打得很糟”，这个在国际上无法抹掉的记忆和事实，这笔不那么体面的帐，也就被记到了整个中国的头上。这是中国抗战伟大作用在国际上未能得到应有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正确评价国共两党及两个战场在抗战中的作用，深刻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明辨是非，是正视听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显然不能靠任意塑造历史的办法，而只能从客观事实出发。

　　始于30年代的这场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抗击东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中日双方力量悬殊，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殊死大搏斗中，如何避免近代历史上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教训，关键在于要注重发挥我方战争正义性、得道多助的优势，充分利用敌人少、兵临大国的弱点，真正实行全民族的总动员，发动持久的全面的人民战争。这是坚持抗战并争取达到最后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途径。对参加抗战的党派，主要是指国共两党而言，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即实行有利于全民族总动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以贯之，坚持到底，谁就实际上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它将最终赢得战争，也将赢得人心。

　　众所共知，在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分裂，内战不已，蒋介石政权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热衷于“剿共”，而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则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沦丧，华北危急。因此，停止内战，争取一个统一的中国一致对外，成为发动中国人民抗战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发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效的形式。尽管由于蒋介石坚持一党私利，使统一战线的目标和组织形式未能完全实现，但中共始终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抑制了反共逆流，制止了对日妥协的倾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下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中国抗战既然是以弱敌强，在作战方式上主要地不是一般的正规战，而是持久的全面的人民战争，这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灵活机动并负有向正规战发展使命的游击战争，便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恩格斯曾正确地指出：“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惟一方法。”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他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共领导的广泛的人民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正是在全民族抗战这一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

　　诚然，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战的统一体中，是既互为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它们都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作为战略防御的主体起了主战场的作用，它对日作战是积极的，在从华北到华中的正面战线上，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杀伤大量敌人，迟滞了敌军的进攻，使其“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的狂言成为历史笑柄。只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方针，加上指挥上的失误，在华北、华东和华中战场上，除台儿庄等战役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外，基本上打的是节节后撤的防御战，正面战场陷入十分被动局面。在这一阶段，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挺进华北和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战场。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在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八路军基本上集中主力作战，在战役、战斗上配合了华北正面战场，迅速占领了晋东南、晋西北、晋察冀三大边区战略要地。到太原失守时，八路军已收复了晋西北、晋察冀边区部分城镇，打开了敌后抗战的局面。这时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军民共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人，在华北和华中敌后创建了广大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敌人，稳定了华北地区的抗战局面。这对于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回师华北，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

　　从军事学和战争史的角度看，一般正面战场都起着主要战场的作用，但由于中日战争的特点，由于战局的演变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提高，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的重心，敌后军民逐渐成为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应当说，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受挫后，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把“确保占据地区”，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目标，这就在客观上把敌后战场推上了抗战重心的位置。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只以11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国民党战场，占侵华日军（不含东北部分）的45.8%；而用于解放区战场的兵力则达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的54.2%。从1939年至1943年的五年间，侵华日军用于对付解放区战场的兵力，平均每年占60%多；而对付国民党战场的兵力则年均不到40%。本来，日军战略重点的改变，相对减轻了国民党战场的压力，这也为其坚持正面抗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国民党由于畏惧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而在日本对其政治诱降为主方针的影响下，谋求妥协、积极反共的倾向急剧增长。在这期间，国民党战场虽然也有过有限的攻势作战，有些仗也打得比较好，但就其全局而言，行动消极。据统计，在这五年中，侵华日军对国民党战场较大的进攻年均2.8次，多时5次，少时1次；而对解放区战场千人至7万人的“扫荡”，仅华北平均每年就达56次，多时76次，少时也达33次。由此可见，在相持阶段国民党战场已逐渐降为次要的地位。

　　战略相持阶段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最重要阶段，也是最残酷、最艰难阶段，1939—1940年，在日军开始把主要兵力用于敌后的情势下，抗日游击战争却得到迅猛发展，敌后根据地人口扩大了1倍多，八路军、新四军增加了1.7倍，并取得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歼敌4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41—1942年是解放区抗战最困难阶段，敌为消灭“华北治安之癌”，对敌后进行残酷“扫荡”、“清乡”、“治安强化”和“三光”（烧、杀、抢）政策，一度使敌后抗日力量下降。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正像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所说：中共战胜一切困难，“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在这场“群众战”中，他们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人民战争的形式，终于渡过了难关，扭转了被动局面，巩固了敌后根据地。从1943年起，解放区战场又步入了再发展的新阶段。事实表明，敌后解放区军民的艰苦奋战，无疑地起到了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定性作用。

　　无庸讳言，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是在抗日战争中获得了伟大的进步和发展，但这决不是台湾方面所说的什么“坐大”。试想：在强敌包围、“扫荡”不断的敌后，如果不抗击的话，是一天也“坐”不下去的，更何论“大”？这是小学生也应懂得的道理。相反，国民党却确有一个大后方可以“坐一坐”，但消极避战的结果，使自己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这里不妨引用1943年日华北方面军关于综合战果的报道：“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军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19.9万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4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对比是鲜明的。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下，国民党战场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豫湘桂战役的节节败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丢失豫、湘、桂、粤等省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000多万人口，损失总兵力15%左右。这是国民党长期消极避战政策酿成的恶果，同时也导致了更深刻的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与此同时，解放区战场开展了局部反攻，一年中对敌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0余万人，光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1200万同胞。1945年春国民党发布总反攻作战方针，但也只决定是年秋进行；局部反攻也只是在日军收缩南中国占领区情况下收复了南宁、桂林等地。国民党战场实际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战略反攻阶段。而解放区战场在对日最后一战中，由于国民党当局竟指令日军不许向我军投降，以至反攻作战、歼灭拒降之敌一直持续到年底，我军收复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东北全境。

　　历史表明，在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它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坚忍的牺牲精神，以自己的政治战略和英勇作战，使它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真理的追求》，19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