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四十章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和坚持敌后抗战评析

　　八年抗战期间，中共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是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是根据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中共认为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但片面抗战是一定不能持久的，它只能把战争引向失畋。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指出，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为此，中共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总动员，以推动国民党全面抗战；一方面为坚持敌后抗战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以保证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党及时地实现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这对于争取抗战胜利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

　　在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民族自卫战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地将军事战略方针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从而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发展人民抗战力量规定了正确的方向。

　　早在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主力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日本占领区则要“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并且第一次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这是我军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开始。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日，毛泽东、洛甫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目前红军作战方针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以相当的打击。明确提出了红军改编后战略方针问题。在同年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把它确定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他说：执行这条方针，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不是说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平原就不管，它包括有利条件的时候，平原也搞游击战争。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山地，因为红军依靠山地创造根据地进行斗争，依托比较好。这个方针就是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相当的独立自主。什么叫游击战争？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什么叫山地？就是创造根据地。这就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内涵，从战略高度指明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把我军的战略方针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从而在提法上更加全面和完善了。

　　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这个转变，是在特殊情况之下，即敌友我三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

　　从敌人方面看，这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极其凶残的民族敌人。日本侵华战争的野蛮性、残酷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是一个工业较发达的帝国主义军事强国，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准备，其军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又深受法西斯思想熏陶，有较强的组织力和攻击力。这种情况，和内战时期红军的作战对象是有很大区别的。因而，要坚持持久抗战，我们的战略方针就必须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抑制敌人的优势，充分利用敌小国少兵，后方空虚的弱点，消耗敌人，积蓄力量，争取最后胜利。

　　友方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在充分肯定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参加抗战意义的同时，也正确估计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其一，国民党在华北正面战场的抵抗是暂时的现象，它不可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及国民党党部也会退走，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就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这说明不可能依靠国民党的正规战争来坚持华北的持久抗战，而只能依靠八路军的人民战争路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其二，估计到国民党的主要当权者并没有放弃反共方针，这时仍有大量国民党军陈兵边区周围，因而我们对友军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要在战略方针上反映这种特殊情况。

　　我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革命刚经历了严重挫折，红军只剩下4万多人，但都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和长征保存下来的精华，有着良好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丰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这种情况说明，“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这就是说，党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阵地，发展阵地，使持久抗战得以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而实现在这一目的的关键，在于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

　　当时正处在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就准确地把握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战略，使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深刻反映了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

　　但是，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全党所认识的，当时“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在洛川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时，大家对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战略部署和作战方式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同志虽然赞同在战略部署上我军只能在敌之侧翼进行牵制和袭击敌人，但还不认识在配合国民党军正规战争的问题上，我军也主要是以分散的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而不是以集中兵力的运动战在战役和战斗上直接配合，因而主张我军出兵后要打几个大仗，以扩大我们的影响，特别强调兵力不能分散，要比较集中，在作战方式上，打运动游击战。这显然是重复内战中后期的做法，是不适合新时期的新情况的。这种意见分歧，是包含了如何正确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友党友军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反映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由内战到抗战转变的要求。洛川会议经过讨论，基本统一到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上来，但由于一些军事干部急于赶赴华北前线，讨论得不够充分，在认识上还未取得一致。

　　八路军出师华北以后，毛泽东于1937年9月12、17、25、27日连续给华北前线负责同志发了五封电报，对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说明。毛泽东一再重申实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惟一的就是游击战争。”并请彭德怀坚持他提出的“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正确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理解，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毛泽东还特别指出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原则包含：一、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人民武装的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前线负责同志电中又指出：“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这就更明确地提出了以敌后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这些指示非常深刻明确，坚持了洛川会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

　　应该指出，在战略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虽然包含某些原则性的分歧，但主要是属于认识上的分歧，这同随后发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第一、王明不但在政治策略上，而且在军事战略上都反对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军事指挥关系上主张绝对地统一于国民党。而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在这些基本原则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第二、王明提出错误的作战方针，根本否定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否定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而当时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在战略方针上有过不同意见，但主要是由于对新情况、新事物缺乏深刻的认识，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这些同志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接受并贯彻了中央的方针。事实上在太原失陷前后，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就已逐渐趋于一致。

　　9月25日，八路军前总发出关于动员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随后各部队把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组织工作团，深入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11月11日，即太原失陷后第三天，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着手建立晋西南、晋西北和晋东南三大战略支点，广泛发展华北游击战争。所以，在战略转变初期党内虽发生过争论，但问题较快得到解决，就全党来说，“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后来彭德怀曾对这次战略转变有过这样的回顾这一点，我们又要认识毛泽东同志的远见。抗战开始不久，他就提出坚持敌后军事斗争的指导原则，‘基本的游击战及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代替内战时代的旧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在华北各地对这一新的指导原则或多或少的都认识不深刻。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为了使全党进一步认识抗日游击战争对整个抗日战争的极端重要作用，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重要著作，从抗战全局的角度，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同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后来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列举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十八项好处，反复地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性，特别是结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和党的历史经验，引导全党提高从事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自觉性，从而取得了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性。

　　怎样理解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呢？所谓战略问题，就是指有关战争全局的问题。抗日游击战争所以是一个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问题。同一般游击战争相比较，抗日游击战争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性。由于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中国所处的进步的时代（进步的主要标志是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觉醒的人民），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有亿万群众参加的、规模空前的伟大事业；它不只是一种战争形式，而且是党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组织形式。同时，从地域上看，抗日游击战争普及敌人占领的华北、华中、华南以及东北广大地区。这种全国性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显然是关系到抗日战争全局的。第二，抗日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由于敌人的少兵临大国，兵力不足，在广大占领区内它实际只能控制一些点、线，因此，我军能够在战略外线单独发展游击战争。这就是说，这种游击战争的任务主要地不是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战略外线即敌后单独作战。正是由于这个独立性的特点，我们在抗后抗战是实行军队与人民相结合的体制，既是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又是以正规兵团为骨干的游击战争，从而使游击战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游击战争当然会影响抗日战争的规模和进程，是关系到抗战的全局。第三，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性。这不仅是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所决定，而且也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因而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长期抗战。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但要担负独立作战任务（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已不占主要地位），还必须担负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的民主政权，以及向运动战发展等项任务。这样的游击战争显然是远远超出了战术的范围，而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和最后胜利起着重大的作用。

　　总之，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理论，从实践上解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大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

　　二

　　敌后解放区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起来的。它不仅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是坚持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1937年8月至1940年底，是开辟敌后战场和敌后抗战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全面实现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开辟了敌后战场。战略转变的实现和敌后战场的开辟大体上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出师至11月太原失陷。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并开始部分分兵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8月底，115师从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晋东北地区，9月初，120师开赴晋西北。这时正值晋北战局紧急，八路军进入前线后即配合国民党军正面防守，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东北伏击日军坂垣师团补给部队，歼敌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师后、也是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10月中旬，120师配合忻口战役在雁门关附近连续伏击敌人，歼敌800多人。9月底129师主力也渡过黄河，一路在晋北代县一线袭击沿同蒲路南犯之敌，取得奇袭阳明堡机场，击毁敌机24架的胜利；一路进抵晋东娘子关一线，同南下的115师主力相配合伏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迟滞了日军的西进。八路军在出师击敌的作战中取得了很大战果，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并为开辟敌后战场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太原失陷到1938年4月晋东南根据地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主要是独立自主地分兵深入敌后，依傍山地建立根据地，开辟了敌后战场。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已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央的指示，决定分兵深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地，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115师聂荣臻部于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三省边陲地区开辟了敌后第一块根据地。12月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日军2万多人的围攻，使根据地经受住了考验，1938年1月在阜平建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120师在敌后以云中山和吕梁山为中心开展活动，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给同蒲路两侧敌人以严重威胁，129师以太行山为中心创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3月间连续取得长生口、神头、响堂铺等战斗的胜利后，4月间又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至此，八路军在敌后建立了三大战略支点，战略转变初步实现。

　　第三阶段，从1938年4月至10月武汉失守前后，主要是以山地根据地为依托向平原地区扩展，迅速扩大解放区战场。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对129师作了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提出“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5月4日，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中以河北、山东为例，又一次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这时日军正集中兵力在徐州、武汉外围作战，华北空虚，为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时机。遵照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八路军迅速分兵，晋察冀军区派出支队向平北、平西、冀东平原挺进，冀中平原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晋东南129师分兵进入冀南、冀西、豫北、冀鲁边平原地区，使晋南根据地扩展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晋西北120师一部分向绥远方向活动，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后来与晋西北联成一体，成为晋绥根据地。同时115师和129师的两个支队深入冀鲁边地区，开辟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江北部队也分别向苏南、皖中敌后挺进，初步打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全面实现了中央关于战略转变的部署，即完成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到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几块大根据地，面积达二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5千万以上，八路军发展到15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多人，初步显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威力，为坚持抗战和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是相持阶段到来后解放区战场的战略地位逐渐突出，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支柱。日军占领武汉后，已有总兵力达100万的24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其国内仅剩下一个师团，已无力继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定的《昭和13（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规定：“以攻占汉口、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陕复治安。”这就确定了不准备扩大占领区，而以主要力量对付解放区的方针。1939年4月敌华北方面军制定的《治安肃正纲要》，规定治安肃正的根本任务是肃清占领区的抗日武装，“彻底扼杀游击战争”，并确定治安肃正作战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分三期进行。而1940年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计划则更加明确地规定，其作战的重点“放在剿灭共产党军队方面”。这一时期敌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1939年10月，日军在华北兵力增至18个师团，约占侵华日军的一半；新四军活动的江南地区，日军也增加了两个师团的兵力。这表明日军作战的重点已开始转移到解放区战场。

　　随着敌在其后方兵力的增强，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规模也愈来愈大，因而反“扫荡”就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据统计，在1938年7月至1940年7月两年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09次，万人以上的有10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出动了6万兵力。同时，1939年和1940年，敌在华北还修复和新建铁路2347公里，公路15600公里，新建碉堡、据点2749个，通过这些“线”和“点”，对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但是，由于敌人兵力不足，配备分散，加之在作战指导上仍然以正规战对付抗日游击战，这就使其仍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因而；这一时期敌后斗争虽然十分残酷，但仍是抗日游击战争大发展的有利时机。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仅华北敌后军民对敌大小战斗就达20106次，共毙伤日伪军126000多人。由于我们在敌后的军事斗争采取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这样既能充分发挥游击战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果，又能相机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较大地杀伤敌人扩大影响。这一时期八路军作战从总体上说是以游击战为主，但运动战也提到了一定的地位，如1939年4月120师和冀中军民的齐会歼灭战，4月120师和晋察冀军区的上下细腰间战斗，8月山东军民的梁山歼灭战，9月120师进行的陈庄战斗，11月晋察冀军区的涞源战役，1940年6月晋西北军民的米峪镇战斗等。这些战斗每次歼敌都在五六百人乃至千人以上，并击毙敌旅团长水原少将、阿部中将等重要将领。特别是1940年8月至12月进行的、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共作战1826次，毙伤日军20465人，伪军5155人，拔除敌人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0多里，公路3000多里，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百团大战使日军在华北陷入困难的境地，对于打破敌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鼓舞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及稳定全国的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为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人民抗战力量在战斗中获得了发展。至1940年底，人民军队从抗战初的45000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其中八路军已有150个团40万人，新四军52个团10万人左右；共建成十五块敌后根据地，遍布于华北、华中、华南敌占区，根据地人口约一亿。广大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有力地配合并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支持了全国的长期抗战。

　　（二）1941年和1942年，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

　　这时敌后抗战的形势是，“三年以来，敌人在占领区的统治已经较为稳定，伪军伪政权相当普遍地建立起来，加以交通运输线、军事据点及封锁线的筑成，都使敌军的地位较过去增强了，军事上处于更为有利地位。敌人依托其已经增强的地位，……以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军，掌握整个敌后地区。所以今天敌后形势，已进入敌我双方依托相当巩固的阵地，进行持久争夺战的局面”。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区为主要目的”。并总结过去单纯军事“扫荡”失败的教训，更加强调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7月敌华北方面军提出的《肃正建设三年计划》，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占领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之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进行更加彻底和残酷的进攻，使占领区完全殖民地化。为了集中力量围剿解放区，2月间敌决定从驻守武汉地区的第11军中抽调一个师团，从驻守上海地区的第13军中抽调一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连续进行五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并在华中地区推行“清乡运动”。从1941年开始，日军动用大量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在抗战的第四、第五两年中，敌对华北解放区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强三分之二，并且在战术手段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即由过去的“短促‘扫荡’进到长期‘扫荡’，由分散‘扫荡’进到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线式‘扫荡’进到纵深‘扫荡’，由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壁合围，由无组织的烧杀掠夺，进到有组织的三光政策”。同时，日军还通过在根据地周围加修碉堡、据点，构筑封锁线，并逐渐推进的办法，实行所谓“蚕食”政策。在这两年，敌在华北又新建和修复铁路752公里，公路发展到37351公里，封锁沟墙增至11230公里，新增据点7801个。据记载，“敌所筑的碉堡，林立于敌后，在平原地区，远的是二三十里一个，近的是五里一个，至于在铁路及大河沿线以及重要地区，例如冀中大清河以北的平津保三角地区内，津南乐陵、滨县一带地区，鲁西梁山泊地区等，都是每隔二里一个碉堡，步枪火力可以互相联系”。这种较为缓进的、隐蔽的“蚕食”办法，曾使根据地一度遭到严重损失。

　　敌人空前残酷的“扫荡”，是造成敌后解放区严重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同时，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也加重了敌后抗战的困难。特别是1941年以后曲线救国“论甚嚣尘上，一些国民党军就是在这个罪恶的旗号下叛国投敌的。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第30师师长公秉藩、山东省政府主席、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等都在这个时期投敌。1943年四五月间，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联袂投敌，并联名通电全国叛国投敌，使这种投敌丑剧达到顶点。这些部队都变成了伪军，加入了敌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的行列。

　　在这两年中，解放区面积比原来大为缩小了，华北的冀中、冀南、清河、冀鲁边等区几乎全部变为游击区和敌占区，人口由一亿降到五千万，八路军由40万减到30万，新四军由13万减到11万。由于敌人的破坏、封锁和华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在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也达到了极点。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时期敌后抗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中共中央为坚持抗战、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政策。这些政策着重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关键问题：

　　其一，加强对敌斗争，转变斗争方法。党中央规定了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精兵简政，以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争来对付敌人空前的“扫荡”。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强调在新形势下“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和巩固上”。规定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一般以山岳根据地二比一、平原根据地一比一为原则。八路军撤销了纵队指挥机构，加强军区和军分区建设，并将大部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使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进一步健全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以便于执行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争的任务。这样，除保留必要的野战部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外，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用，发挥群众的创造力，以伏击、袭击、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消耗打击敌人。后来又坚决实施“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后的敌后”进军，开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1942年由129师首创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实施除奸政策、瓦解伪军政策、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革命的两面政策，等等。武工队的组织及其活动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发展，它卓有成效地打破了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敌占区里又建立起许多小块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由于党适时地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和工作方法，真正实现了军民一体、军政一体，使敌后抗战出现了全民一致对敌、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人民战争局面。

　　其二，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巩固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根据地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内部的团结，调动全体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的积极性。为此，当时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主要是：（1）健全和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设，深入贯彻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劳资两利的劳动政策，以及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等等，合理地照顾了各抗日阶级、党派的政治经济利益，调动了各阶层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2）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当时根据地在敌人的频繁进攻和野蛮破坏下，区域日益缩小，人口大量减少，而国民党又从1940年11月起对我军停发经费。在这种情势下，根据地客观经济条件已无法负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庞大的军政机关和大量脱产人员。为了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党一方面强调生产节约，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大量减少脱产人员，适应根据地的经济能力。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号召精兵简政，要求脱产人员不能超过各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队二，地方一。精兵简政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也提高了军政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质量。（3）深入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工作，进一步改进军民、军政之间的关系。

　　其三，开展整风运动，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关键所在。1942年的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深刻地改变了党的面貌。通过整风运动，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在全党树立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整风运动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四，开展大生产运动，增强战胜困难的物质力量。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它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同时进行部分工商业和副业生产。边区部队积极开垦荒地，进行生产自救，迅速地实现了粮食、布匹和经费的基本自给。1942年开始，敌后各解放区也先后开展大生产运动，至1943年便发展成为普遍的运动。前方战士一面作战，一面生产，分别实现粮食、经费的大部或部分自给。经过大生产运动，基本上解决了军需民用，克服了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军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全党全军的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

　　由于党采取了上述正确的方针政策，敌后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战时期的最大难关，保卫和坚持了敌后抗日阵地。敌华北方面军第26师团师团长佐伯文郎在日记中写道：“由于中共军队进行了精兵简政，虽然人员减少了，没有进行大的行动，但武器弹药的生产有了发展，自卫队、游击队显著增强，士气旺盛，中共努力增加农业生产，开垦荒地，并且农田得到了充分利用，建立了亲密的军民关系。”敌人不得不承认由于八路军与民众的结合，使其对解放区的“扫荡”遭到了失败。到1943年，华北、华中敌后的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恢复，部分地区还有一定的发展。

　　（三）1943年至1945年8月，是敌后抗战力量在取得恢复和巩固的基础上重新进入大发展的时期。

　　1943年，敌后解放区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人民抗日军队则增加到47万。1944年解放区战场开始转入攻势作战，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共作战两万多次，毙伤敌伪军22万多人，收复县城16座，攻克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多万。是年底，敌人的“扫荡”基本上被我制止。到1945年8月，我军转入全面反攻。随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我军又开始实现由游击军到正规军、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转变，使人民军队成为实现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在大反攻中，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27万余人，收复城市200余座；新四军则基本肃清了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日伪军，使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连接起来。

　　敌后抗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光辉历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解放区战场虽然在不同的阶段都灵活运用了不同的作战形式，但始终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对于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抗日游击战争是弱国战胜强国侵略的有效武器，是实现人民战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在抗战中，敌我双方的强弱对比是明显的、突出的，但是，“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中国抗战要避免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命运，就要充分发挥作为大国和反侵略战争正义性的优势，这就不但要在政治上形成全民族的大团结，而且要在军事上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并且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奇观。

　　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军队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最充分地发挥了广大群众智慧、力量和创造力，从而弥补并逐步改变了敌我之间物质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敌后军民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村落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等灵活巧妙的游击战，组织了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雁翎队、敌后武工队等多种形式的游击队，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敌人不断惊呼游击战争“令人神经紧张”，是“没有战线的战场”，哀叹日军的作战是“真正的掉在泥潭中的浴血苦战，是不分昼夜连续不断的、长期的、没有结果的战斗”。承认中共“与一亿民众结成了新的组织，所以无论怎样投入大兵力，在短时间内也不能摧毁解放区”。

　　抗日游击战争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敌人的广大后方变成消灭敌人的战场，牵制并消耗了大量敌人。在抗战初期，与敌人的进攻方向相反，八路军和新四军向着敌后挺进，形成了战略外线的进攻战。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配合了正面战场，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并且吸引了大量敌人，促进了相持阶段的到来。1940年上半年，日军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侵入中国14个省区，在其所包含的900多个县中，能完全实施敌伪政权的仅100多县，而其余多数是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1943年3月曾承认中共军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全中国都妨碍着日军的行动。这就使敌不得不保持半数以上的兵力用来巩固其后方。这样，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在敌人占领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区域，形成了置敌于死地的真正的人民战争。

　　抗日游击战争的又一个特点，是以积小胜为大胜，坚持了持久抗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朱德曾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在八年抗战中，敌后军民对敌作战共达125165次，歼灭日伪军171万人，其中日军527000多人。这些战斗的规模虽然一般都比较小，但却使日军在持久的人民战争中，疲于奔命，大量消耗，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曾在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一个参谋人员写道：“现在回顾起来，笔者在任时（1939年8月至1940年5月），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很多。但一年就是18000人离开了战列，是大消耗。”

　　第二，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并对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战后战场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在战略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箝制了大量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

　　两个战场虽然在战役上的直接配合不多，但在战略上的配合是明显的。例如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曾计划抽调华北方面军一部沿平汉路南下，会同南面第十一军夹攻武汉，但由于华北八路军频繁出击，使敌在华北的“治安恢复地区只不过是铁路两侧地区”，因而敌不敢贸然分兵南下，遂使南北夹击计划告吹。在整个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都牵制了大量日军，以1943年3月的材料为例，当时全部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约60万人，敌后军民抗击日军35万人，占其总数的58%。国民党军抗击日军25万人，占42%。这说明侵华日军是以相当半数以上兵力用于对解放区作战，这就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牵制并消耗了日军，创造了全民参战的奇迹，这不仅对坚定国民党的抗战信心、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大的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正面战场一起，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强堡垒。1937年7月至1941年中国独自进行的四年抗战，消耗了日本大量军力和经济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整个太平洋战场最重要的战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为240多万，除海军部分用于中国、主力用于南进外，其210万陆军兵力，在本土约40万，在中国东北约70万，在华北、华中、华南60余万，用于南进的约40万。这就是说，日军总兵力的55%以上，陆军兵力的60%以上仍然被牵制在中国，其侵华兵力相当于南进兵力的三倍。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中共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全民族抗战仍在继续，这就使日本近百万关东军、六七十万派遣军被牢牢地钳制在中国。日本一再强调的所谓“以战养战”，将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也由于敌后军民的英勇抗击而化为泡影。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敏锐地看到中国战争的作用，提出要把英国的命运“紧密地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作用当时曾受到盟国的高度重视。1943年9月16日，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首先提出要武装和使用八路军牵制日军的意见。史迪威的助手谢伟思、戴维斯等通过对中国实际的了解并经过对解放区的实地考察，认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力量。虽然共产党缺乏武器，但是仍有效地反抗日本人，坚持着游击战争”。“共党已将民众与军队结为一体，全部动员，故能有抗日成绩之表现。”谢伟思在一份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写道：“据两个美国军官、若干记者和二十余个外籍旅行家关于华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状况的许多报告，相互极为吻合。这种根据实际观察所得的一致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迫使我们接受某种事实，并且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日本人受到积极的反抗——不管日本人对人民如何经常地作战和残暴地予以报复。这种反抗力量正在增长。……这种反抗是合理的，并且是成功的。因为这是动员全体人民所积极发动的全面游击战。在这全体动员中，共党的正规军虽然以领导组织者的身份，仍服从于为数更多的人民自身的武装力量。他们能够存在，是因为人民允许、支持并全心全意与他们共同作战。这里军队和人民是完全团结了。”这种观察者的一致看法，反映了敌后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第三，抗日游击战争极大地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阵地，并且通过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时期。据1945年9月的统计，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军队的主力由4万多人发展到127万人，革命根据地由一个陕甘宁边区发展到19个解放区，这些解放区包括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区域，面积为1048000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强，人口1255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从而成为新中国的雏型。敌后解放区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史迪威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史迪威的助手戴维斯也在备忘录中写道：“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1937年以来共产党的成长差不多是几何级数地进行着，……并且他们还在继续长大之中。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坚持敌后抗战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证明，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有力地贯彻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和创造光明中国的重要一环。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论文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