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四十六章 严师若朋友

　　岁月流逝，时序无情，斯人远行，倏忽十载。今天，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以举行纪念性学术座谈会、编辑出版《胡华纪念文集》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师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表达了师友们共同的心愿。承编者来函邀我写点纪念性文章，这自然是我十分乐意做的。

　　应当说，尊师之道，是人类社会共通的一份珍贵情感的表露。而这在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尤被珍重。但就具体的师生之间的感情而言，则又因人而论。有的随着岁月的磨洗，渐渐地淡去，远去，留下记忆的痕迹并不太多，或是模糊一片；有的却在岁月的沉积中印象更加深刻，感情更加浓烈，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胡华老师当然是属于后者。对于当年的学生来说，在往后的年月里，他始终是一位受到尊敬的师长，又是一位可以促膝谈心的朋友。相识这样一位集严师与浄友于一身的学者，是人生的一件幸事。在我与他并不太多的直接接触中，有些片断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颇为感人的。

　　我是195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是当时称作历史系的第一届本科生。那时中共党史是这个系的一个专业，后来才单独成立系的。我们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调干学生，大多在原工作单位读过何干之、胡华早期的中共党史著作，并受它的影响而选择这个专业的。所以进校后，他们也就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中共党史专家。我们这些调干学生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生活，都想能好好读几年书。但遗憾的是，那几年的学生生活偏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在校认真读书的时间不多，而多的是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记得1957年经历了热闹非凡的反右派斗争，第一次尝到了政治上“呛水”的滋味，随后不久，又下乡半工半读，迎接“大跃进”，并且参加了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建立的全过程。当时确实为群众的劳动热情，渴望改变国家贫穷面貌的精神状态和豪迈的口号而激动，忘我地投身到深翻土地、兴办食堂等多种活动中去。但入学前三年多农村工作的经历，又使我对当时的许多做法疑虑重重，困惑不解。这使我感到老跟不上形势，成了过去经历的合作化运动中被批判的“小脚女人”，支部一些同志也把我视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当时我思想上颇为苦恼。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是1958年国庆节过后不久，我有事返城。中午饭后，我一个人到中山公园消磨时光，也想借此机会放松一下。北京之秋是很美的，公园内仍是绿草如茵，姹紫嫣红，绚丽非常。大概由于自己心绪不宁，无心观赏，只是一个人踯躅于古树幽径之间。当我走出树林时，突然看到胡华老师一个人站立在那里，像是在等候友人。我们相视了一下，我主动上前作了自我介绍：

　　“胡华同志，我是党六班的，您的学生。”这时人大对老师仍以同志相称，可能是这所来自老区学校的传统，而这对学生来说，也感到十分亲切。

　　胡华老师一下子就表现出热情和关切，问了我们现在哪里锻炼，离公社所在地东冉村有多远（他去过）。他随即说道：“你们在反右之后，有机会参加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很难得的锻炼机会，一定很有收获吧？！”是的，在这场“大跃进”运动中，人人都有许多感受，特别是质朴而热情的北方农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向他作了简略而真切的介绍，大概谈到了同学们的干劲和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情景，他听得饶有兴趣，也简略谈了老师们在“大跃进”中的近况，并且说不久前他也刚从下面回来，也有很多感受。那时我年轻，心中有想法就按捺不住，又见他还有耐心听一个普通学生的倾诉，于是就不知深浅地、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

　　“胡华同志，这次下乡确实收获很大，但也有许多问题想不清楚，感到有点迷惑，想和您谈谈。”胡华老师的表情仍很真诚而有兴趣，邀我在路旁长椅上坐了下来。我把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浮夸风，“大跃进”中的虚假数字，公社化过程的轻率，管理中大拉平的共产风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忧虑，并且对比了自己过去在农村工作的体验，不解地问道：党为什么不再坚持一直行之有效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工作方法，《人民日报》为什么会报道令人无法相信的亩产几万斤的“卫星”消息，本分的农民根本不相信这些“卫星”，为什么文说成是群众的创造？等等。

　　这时胡华老师的神情凝重起来，不时地“哦、哦”两声，有时也轻轻地点一下头。我抒发完了，舒了一口气，浑身感到一阵轻松。胡华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似鼓励又似担忧地说：“你的想法很好，到实际中去还要多思考问题，这也是以后党史研究的范围。不过下去要多看主流，像你所谈的收获那样。群众运动会有缺点和不足之处，要重视，会慢慢解决的。”临别，他又一次问了我的名字，并诙谐地说：“这个名字好记。”

　　本来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不想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又开始了更为逼人的反右倾运动。我也成了班上重点帮助的一个对象。不久和部分同学下乡搞社会调查，边劳动边进行调查，通过实践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认识，这大概是对青年学生问题的一种教育方式。在社会调查或自我检查时，我总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系统的右倾观点是那次在中山公园和盘托出的，面对的又是胡华这位系里的领导。如果他在某个场合点了我，不是更麻烦了吗？何况离毕业的时间已不远了。政治运动经历多了，也学会了察言观色，窥测方向，几个月过去了，感觉到不会再有来自这方面的威胁，也就放心了。

　　回校后，有了比较正规的几个月专业的学习。一次在教室门口碰上了胡华老师，他大概认出了我，冲着我笑着说：“哦，你好啊！”我们都会心地笑了笑。

　　这是件很小的事，但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微见著，使我从这里看到了这位学者的人格力量。

　　在校期间，和胡华老师虽还有几次小的接触，但在记忆中都很模糊了，毕竟是经过了40年无情的岁月。当然，胡华老师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对党史研究情有独钟的执著追求，都深深感染并教育了我们，对坚定自己的专业思想与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确是起了很好的垂范作用。

　　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和胡华老师才有了一些学术上的交往。这时他已开始步入老年，但他对学术还是那样执著，那样投入，似乎比过去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在学术聚会几个人在一起闲谈时，他还是那样豪爽，指点时事，妙语横生，而对待学术问题，他仍是那样认真，大约是在庆祝建国35周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正好坐在他的旁边，当我在发言中引用一个数字时，他马上提出另一个数字加以纠正，两人相执不下。这本是学术研讨中的一件平常事，很快也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次见面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查过了，那次你用的材料是对的，是我把数字记错了。”我为他严肃的科学态度而感动。那时他正热心于党史人物的研究工作，不记得是在哪次会上，他曾问我是否有时间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那时我正忙于撰写一本书，没有立刻答应下来，从而失去了一次更多地向他聆教的机会。这在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悔。

　　胡华老师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在党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斯人虽去，业绩永存。他的思想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的事业和科学事业而奋勇前进。

　　（《胡华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