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厕所清洁工
西大滩，西大滩，
三十里地无人烟，
兔子不打窝，
牛马不撒欢。
——民谣
“张曼新！”
“到！”
“从今天开始，你的任务是负责清扫全队的所有厕所，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那你就留下，其他人跟我去田里干活！”
清晨，在位于银川正北方向的前进农场第八生产队第三分队第九组，中等身材的组长张棉传给全组分工，他那响亮的嗓门在广漠的黄土塬上如同拉鞭放炮，带着黎明的冷瑟传出很远。
站在九组行列最后一个的张曼新，身穿藏蓝色裤褂，在寒风中挺着胸脯，目光闪亮，精神勃勃。
这是他与浙江的三万多支边青年乘坐闷罐式火车，经过八天八夜颠簸，来到宁夏前进农场后得到的第一份差事——清扫八百多人使用的四个男女厕所。
清扫八百多人使用的厕所莫非就他一个人么？
不。
还有其他分队的一个五十岁开外的老汉，名叫魏保。
张曼新与魏保接触后发现，他整天穿得邋里邋遢，胡子不刮，走路总是眼睛盯着脚尖，似乎生怕踩死蚂蚁一样，见了人也不吭不哈，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一副窝窝囊囊和谨小慎微的样子。
起初，张曼新以为魏保有些呆傻。后来才知道，魏保过去是军阀马鸿奎部队的无线电台的一个营级军官，解放后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农场被监督劳动改造。可不，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只能是老老实实，沉默寡言，焉敢乱说乱动？
张曼新被分配与魏保扫厕所，倒不全是因为他家庭成分不好。主要是队里的领导看他年龄小，个子矮，到田里干活顶不了一个壮劳力，队里又需要出一个人扫厕所，所以就把他派上了用场。
这一老一少负责清扫八百人使用的四个男女厕所，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可是，他们却干得很出色。
每天，他们要彻底清扫厕所两次。每天早上待到田里干活的大队人马出工后，他们要把每个茅坑里的粪便用铁锹推到厕所后面的屎池里，再把担来的黄土填在每个茅坑里。然后，到厕所后面的屎池里，把粪便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扔到屎池外面。八百多人使用的厕所，一人一天屙一泡屎和撤三次尿，加上与铺垫的黄土搅合在一起，要装尖尖一马车。尤其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季，粪便与黄土冻在一起，生铁疙瘩似的。要把粪便铲出屎池，先要用镐刨。张曼新将镐高高举过头顶，随着“嗨”的一声，一镐下去，有时只刨出一个白点儿，有时粪便碎渣四射，溅在脸上和脖子里。一个粪池铲完，常常需要长达两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又脏又累，手臂酸痛。
然而，脏点累点，张曼新觉得还好忍受，使他最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来自分队和班组里的一些人的歧视。
张曼新饥肠辘辘地走进食堂，一声大喝冲天炮似的响起：
“张曼新你狗日的浑身臭气烘烘的，还叫老子吃饭不吃饭？出去，等老子吃完了你他妈的再进来！”
张曼新每当听到这污辱性的喝斥声便胆战心惊地跑出食堂，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只得忍气吞声地等别人吃完了饭，他才走进食堂。这时，饭菜都凉了，有时连剩菜都没有，只能好歹把肚子填饱为止。
这种受歧视的日子，不是有时有会儿，而是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不是张三骂，就是李四吼，还保不齐三天两头吃拳脚。张曼新常常一个人跑到没有人的野外，嚎啕大哭。哭毕，想起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那不折不挠的精神，想起母亲的叮嘱，一咬牙帮骨，用手抹去泪水，又昂首挺胸地回到班组里。
他已经做好了长期忍辱负重和艰苦奋斗的准备。
每当他放眼望去，只见远处是光秃秃的贺兰山脉，四周是荒漠的大塬，硬戈壁似的地面上稀疏长有骆驼刺、红柳和沙枣树，一片“大漠孤烟直”的苍茫和萧瑟。
这就是张曼新所在的西大滩，正应了当地一首民谣：“西大滩，西大滩，三十里地无人烟，兔子不打窝，牛马不撒欢。”正因为这里地广人稀，解放后，才辟为农场。
在张曼新他们这批浙江支边青年到来之前，整个农场只有解放初期的当地驻军就地转业的两千来名老军工。张曼新他们这批四千多名分配到农场的支边青年一到，农场便忽啦一下子就膨胀到六七千人之多。仅张曼新所在的第八生产队，就增加了六百名支边青年。
那么，人骤然间增加了二三倍，房子却没多盖，怎么睡觉呢？
起初，每间屋子里靠南北各盘一个土炕，每个土炕睡十三个人，每间屋里的两个土炕睡二十六个人。
张曼新他们睡的屋子过去曾是一个牛棚，四面墙用土坯垒成，上面是芦苇棚顶。屋子里空间大，窗户小，休说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就是白天也是黑咕隆咚。这就给张曼新又增加了一个“差事”，即每天早晨倒尿盆。
倒尿盆不是领导的指派，而是班组有的人欺负他年纪小、出身差的另一种行为。他却敢怒而不敢言。
倒尿盆比清扫厕所还难受。一间屋子里睡二十六个小伙子，每个人按每夜只撤一泡尿计算，那二十六个家什冲着尿盆决堤似的“哗哗”猛喷射一顿，到天明一看那特大号尿盆撇撇溜溜的，只要稍微一歪尿液就往外溢。
张曼新在倒尿盆时，弯着腰，双手死死抓着尿盆两侧，两只脚擦着地一寸一寸地往外挪，既不敢直腰，又不敢迈步，生怕保持不好平衡尿液从盆里溢出来。就是这样，还时不时地将尿洒在地上。
“你狗日的下面那家伙没长眼，莫非脑袋上也没长眼睛？你没看见尿洒了一地吗？下次，你再不经心，看老子怎么叫你狗日的把洒在地上的尿用嘴舔了！”
一顿臭骂，接着不是拳打就是脚踢。
倒尿盆是每天早晨的事，而每天熄灯前张曼新的另一桩“差事”是给全屋子的人打洗脚水和倒洗脚水。
二十多个人洗脚，需要多少热水和凉水呀！
热水，要用水桶到伙房去挑。
凉水，要用水桶到外面去提。
如果洗脚水烫了，唾沫星子直往张曼新脸上飞：“你狗日的以为是在烫猪蹄子呀！”
如果洗脚水凉了，吼声雷似的在张曼新头上滚：“还不快加点热水，你想把老子的脚冻成冰糕吃呀！”
张曼新呢，从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他倒是想还手还口，敢吗？
他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谁叫自己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呢？自己不接受改造谁接受改造？自己不多受磨难谁多受磨难？
大概正是因了这种心态，张曼新在对待极不公平的工资报酬上也平静如水。
当时张曼新所在的班组，虽同为支边青年，又是同一天到的农场，但组长每月的薪金是三十元，一般的支边青年每月薪金也都在二十四元到二十七元之间，可张曼新的月薪却只有十八元。
可是，当他第一个月拿到十八元薪金时，觉得自己立刻变成了富翁。过去手里哪有过这么多的钱呀！在华表村时，劳动一天才挣一个半工分，一个工是十分，年终分奖金一个工才合三四分钱，一个半工分只合五六分钱，一个月才总共只有一元多钱，可如今一个月的工资要比在华表村一年挣的还要多，够知足的了！
当晚，他高兴得半宿没有睡着觉。
他躺在被窝里，往下哧溜一钻，躲在被子里一连把钱数了十几遍，又一会儿把钱放在枕头下面，一会儿掏出来攥在手里，似乎生怕钱飞跑了。
转天，他清晨起来倒尿盆，白天清扫厕所，熄灯前给大家打洗脚水和倒洗脚水，干得比以往更欢。
张曼新从天亮忙到天黑，清洁了别人清洁了环境却没有时间清洁自己。因此，他身上长了不少虱子，脱下棉衣，在阳光下一抖，那肥胖肥胖的虱子像长了翅膀，明晃晃地飞舞。一次，他脱光膀子捉棉衣上的虱子，一连捉到二十多个。这事儿不知怎么叫远在浙江瑞安的母亲周雪影知道了，她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张曼新呢，一面捉虱子一面还乐呵呵地喊：“抓住了个希特勒！又枪毙了个东条英机！”一点儿伤感的样子都没有。
人们常说，那时候的人傻。
可张曼新谈起那时的情景，若有所思地说：“恐怕用傻字概括不了那时人们的心境和对生活的理解。”
那么，那时人们的心境和对生活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张曼新谈到此，目光既凝重又深邃。
三十里地无人烟，
兔子不打窝，
牛马不撒欢。
——民谣
“张曼新！”
“到！”
“从今天开始，你的任务是负责清扫全队的所有厕所，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那你就留下，其他人跟我去田里干活！”
清晨，在位于银川正北方向的前进农场第八生产队第三分队第九组，中等身材的组长张棉传给全组分工，他那响亮的嗓门在广漠的黄土塬上如同拉鞭放炮，带着黎明的冷瑟传出很远。
站在九组行列最后一个的张曼新，身穿藏蓝色裤褂，在寒风中挺着胸脯，目光闪亮，精神勃勃。
这是他与浙江的三万多支边青年乘坐闷罐式火车，经过八天八夜颠簸，来到宁夏前进农场后得到的第一份差事——清扫八百多人使用的四个男女厕所。
清扫八百多人使用的厕所莫非就他一个人么？
不。
还有其他分队的一个五十岁开外的老汉，名叫魏保。
张曼新与魏保接触后发现，他整天穿得邋里邋遢，胡子不刮，走路总是眼睛盯着脚尖，似乎生怕踩死蚂蚁一样，见了人也不吭不哈，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一副窝窝囊囊和谨小慎微的样子。
起初，张曼新以为魏保有些呆傻。后来才知道，魏保过去是军阀马鸿奎部队的无线电台的一个营级军官，解放后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农场被监督劳动改造。可不，作为一个“历史反革命”，只能是老老实实，沉默寡言，焉敢乱说乱动？
张曼新被分配与魏保扫厕所，倒不全是因为他家庭成分不好。主要是队里的领导看他年龄小，个子矮，到田里干活顶不了一个壮劳力，队里又需要出一个人扫厕所，所以就把他派上了用场。
这一老一少负责清扫八百人使用的四个男女厕所，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可是，他们却干得很出色。
每天，他们要彻底清扫厕所两次。每天早上待到田里干活的大队人马出工后，他们要把每个茅坑里的粪便用铁锹推到厕所后面的屎池里，再把担来的黄土填在每个茅坑里。然后，到厕所后面的屎池里，把粪便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扔到屎池外面。八百多人使用的厕所，一人一天屙一泡屎和撤三次尿，加上与铺垫的黄土搅合在一起，要装尖尖一马车。尤其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季，粪便与黄土冻在一起，生铁疙瘩似的。要把粪便铲出屎池，先要用镐刨。张曼新将镐高高举过头顶，随着“嗨”的一声，一镐下去，有时只刨出一个白点儿，有时粪便碎渣四射，溅在脸上和脖子里。一个粪池铲完，常常需要长达两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又脏又累，手臂酸痛。
然而，脏点累点，张曼新觉得还好忍受，使他最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来自分队和班组里的一些人的歧视。
张曼新饥肠辘辘地走进食堂，一声大喝冲天炮似的响起：
“张曼新你狗日的浑身臭气烘烘的，还叫老子吃饭不吃饭？出去，等老子吃完了你他妈的再进来！”
张曼新每当听到这污辱性的喝斥声便胆战心惊地跑出食堂，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只得忍气吞声地等别人吃完了饭，他才走进食堂。这时，饭菜都凉了，有时连剩菜都没有，只能好歹把肚子填饱为止。
这种受歧视的日子，不是有时有会儿，而是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不是张三骂，就是李四吼，还保不齐三天两头吃拳脚。张曼新常常一个人跑到没有人的野外，嚎啕大哭。哭毕，想起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那不折不挠的精神，想起母亲的叮嘱，一咬牙帮骨，用手抹去泪水，又昂首挺胸地回到班组里。
他已经做好了长期忍辱负重和艰苦奋斗的准备。
每当他放眼望去，只见远处是光秃秃的贺兰山脉，四周是荒漠的大塬，硬戈壁似的地面上稀疏长有骆驼刺、红柳和沙枣树，一片“大漠孤烟直”的苍茫和萧瑟。
这就是张曼新所在的西大滩，正应了当地一首民谣：“西大滩，西大滩，三十里地无人烟，兔子不打窝，牛马不撒欢。”正因为这里地广人稀，解放后，才辟为农场。
在张曼新他们这批浙江支边青年到来之前，整个农场只有解放初期的当地驻军就地转业的两千来名老军工。张曼新他们这批四千多名分配到农场的支边青年一到，农场便忽啦一下子就膨胀到六七千人之多。仅张曼新所在的第八生产队，就增加了六百名支边青年。
那么，人骤然间增加了二三倍，房子却没多盖，怎么睡觉呢？
起初，每间屋子里靠南北各盘一个土炕，每个土炕睡十三个人，每间屋里的两个土炕睡二十六个人。
张曼新他们睡的屋子过去曾是一个牛棚，四面墙用土坯垒成，上面是芦苇棚顶。屋子里空间大，窗户小，休说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就是白天也是黑咕隆咚。这就给张曼新又增加了一个“差事”，即每天早晨倒尿盆。
倒尿盆不是领导的指派，而是班组有的人欺负他年纪小、出身差的另一种行为。他却敢怒而不敢言。
倒尿盆比清扫厕所还难受。一间屋子里睡二十六个小伙子，每个人按每夜只撤一泡尿计算，那二十六个家什冲着尿盆决堤似的“哗哗”猛喷射一顿，到天明一看那特大号尿盆撇撇溜溜的，只要稍微一歪尿液就往外溢。
张曼新在倒尿盆时，弯着腰，双手死死抓着尿盆两侧，两只脚擦着地一寸一寸地往外挪，既不敢直腰，又不敢迈步，生怕保持不好平衡尿液从盆里溢出来。就是这样，还时不时地将尿洒在地上。
“你狗日的下面那家伙没长眼，莫非脑袋上也没长眼睛？你没看见尿洒了一地吗？下次，你再不经心，看老子怎么叫你狗日的把洒在地上的尿用嘴舔了！”
一顿臭骂，接着不是拳打就是脚踢。
倒尿盆是每天早晨的事，而每天熄灯前张曼新的另一桩“差事”是给全屋子的人打洗脚水和倒洗脚水。
二十多个人洗脚，需要多少热水和凉水呀！
热水，要用水桶到伙房去挑。
凉水，要用水桶到外面去提。
如果洗脚水烫了，唾沫星子直往张曼新脸上飞：“你狗日的以为是在烫猪蹄子呀！”
如果洗脚水凉了，吼声雷似的在张曼新头上滚：“还不快加点热水，你想把老子的脚冻成冰糕吃呀！”
张曼新呢，从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他倒是想还手还口，敢吗？
他觉得，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谁叫自己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呢？自己不接受改造谁接受改造？自己不多受磨难谁多受磨难？
大概正是因了这种心态，张曼新在对待极不公平的工资报酬上也平静如水。
当时张曼新所在的班组，虽同为支边青年，又是同一天到的农场，但组长每月的薪金是三十元，一般的支边青年每月薪金也都在二十四元到二十七元之间，可张曼新的月薪却只有十八元。
可是，当他第一个月拿到十八元薪金时，觉得自己立刻变成了富翁。过去手里哪有过这么多的钱呀！在华表村时，劳动一天才挣一个半工分，一个工是十分，年终分奖金一个工才合三四分钱，一个半工分只合五六分钱，一个月才总共只有一元多钱，可如今一个月的工资要比在华表村一年挣的还要多，够知足的了！
当晚，他高兴得半宿没有睡着觉。
他躺在被窝里，往下哧溜一钻，躲在被子里一连把钱数了十几遍，又一会儿把钱放在枕头下面，一会儿掏出来攥在手里，似乎生怕钱飞跑了。
转天，他清晨起来倒尿盆，白天清扫厕所，熄灯前给大家打洗脚水和倒洗脚水，干得比以往更欢。
张曼新从天亮忙到天黑，清洁了别人清洁了环境却没有时间清洁自己。因此，他身上长了不少虱子，脱下棉衣，在阳光下一抖，那肥胖肥胖的虱子像长了翅膀，明晃晃地飞舞。一次，他脱光膀子捉棉衣上的虱子，一连捉到二十多个。这事儿不知怎么叫远在浙江瑞安的母亲周雪影知道了，她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张曼新呢，一面捉虱子一面还乐呵呵地喊：“抓住了个希特勒！又枪毙了个东条英机！”一点儿伤感的样子都没有。
人们常说，那时候的人傻。
可张曼新谈起那时的情景，若有所思地说：“恐怕用傻字概括不了那时人们的心境和对生活的理解。”
那么，那时人们的心境和对生活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张曼新谈到此，目光既凝重又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