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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周“人本”文化特征的体现
西周“人本”文化特征最主要的体现是宗法制的完善和周礼的制作，它们所表述的完全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其中几乎看不到人与神交往的痕迹。
一、宗法制的完善
宗法，即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即血族的族系，凡同一祖先的人为同一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宗法制就是围绕着这种法则而建立起的一整套等级制度。
宗法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每个父系氏族中都有一个享有越来越大权力的最高领袖———父系大家长，氏族的血统依其而定，氏族成员依照与他的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亲疏尊卑关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法制逐渐演变为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等级制度。宗法制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宗法制发展得如中国这样细密、完善和影响深远。在中国，宗法制影响达３０００多年之久，一直及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所以有人称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
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型于商代后期，西周时达到完备。西周宗法制的主要内容有三，即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政治基础，它规定权力地位和财产由嫡长子继承。这项制度是在殷商末期确立起来的，西周正式确定下来。在此之前，殷商君主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交互使用的继承制度。由于继承人的不确定，造成权力交接时往往出现剧烈动荡，影响政权的稳固。有鉴于此，西周确定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原则，将嫡长子继承制正式确定下来，从而避免了殷商时期的政治弊病。按照这一原则，君主只以正规迎娶进门的妻子为嫡妻，也即正妻，其他嫔妃不管有多贤惠也不能取代嫡妻的地位，而嫡妻所生的长子即为嫡长子，被确认为君位继承人，其他嫔妃所生的儿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也不能继承君位。这一原则实际上在殷商末期已经实行了，如商纣王与其哥哥微子启为同一母亲所生，但微子启出生时其母尚未被立为嫡妻，而纣王出生时母亲已被立嫡，所以微子启虽为长，但身份只是庶长子，而纣王虽小但为嫡长子，因此继承王位。
西周时，周王自称天子，为姬姓宗族的“大宗”，其权力、地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周天子既是姬姓贵族的最高家长，同时也是全国贵族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大权。周天子的庶子有的被分封为诸侯，对于周天子来说，诸侯的血统属“小宗”，但在本国内则为大宗，其职位亦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们以国为氏，如鲁、晋、卫等。再往下，诸侯的庶子有的被分封为卿大夫，他们的血统对诸侯来说为小宗，但在本家则为大宗，其职位亦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们以官职、邑名、辈分等为氏。以官职为氏如司马、司空、司徒等，以邑名为氏如城、郭、园等，以辈分为氏如伯、仲、叔、季等。最后，卿大夫的庶子有的被分封为士。士是西周最低级的贵族，其血统对卿大夫来说为小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他庶子则降为庶人。这样，从周天子到士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些世袭的嫡长子，亦称宗子或世子，他们掌握本族的财产，负责本族的祭祀，管理本族的成员，同时代表贵族统治和剥削民众。
（二）分封制的实施
分封制，亦称封建制，它既是西周的地方行政制度，同时也是宗法制的政治体现。西周时的行政区划是：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围１０００多里的地区划为王畿，由周王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各级诸侯，由诸侯分统，但他们只有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而无所有权。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周天子，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西周分封是从周武王开始的，周公时扩大分封，以后周成王也分封了一些，据说他们一共分封了７１个诸侯国。诸侯主要有３类：第一类是周王的同姓亲属，共５３个，其中武王辈分的１５个，成王辈分的１０个，如鲁国（在今山东，始封君为周公子伯禽）、卫国（在今河南，始封君为武王弟康叔）、晋国（在今山西，始封君为成王弟叔虞）、蔡国（在今河南，始封君为武王弟叔度）、曹国（在今山东，始封君为武王弟叔振铎）、毛国（在今陕西，始封君为文王子叔郑）、蒋国（在今河南，始封君为周公之子）等；第二类是帮助周武王克商的功臣，如齐国（在今山东）的始封君吕尚，又称姜子牙，他辅佐了周文王、周武王两代国君，为克商贡献了很大功劳；第三类是古代先王圣贤之后，如陈国（在今山东，始封君胡公满，传为舜的后裔）、薛国（在今山东，任姓，传说中车的发明人奚仲的后裔）、申（在今河南，传为商末孤竹君长子伯夷之后）、宋（在今河南，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等。分封制要求，诸侯对周天子必须保持臣属关系，必须承担各种义务，比如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等。如果诸侯不承担义务，将会受到惩罚，如一次不朝，削地；两次不朝，降低爵位；三次不朝，将遭军事讨伐等。
西周分封制改变了夏、商两族基本聚族而居的传统，将姬姓贵族分封各地，将本族的血缘关系拉长，使姬姓血缘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牢牢罩住了整个周人统治的地区。这样，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比夏、商王朝大得多的国土，而且改变“王室独占天下”为“诸侯共治天下”的新的政治统治格局，因此有人称西周的分封制为“分权式的民主制”。事实证明，这种统治方式是奴隶制时代最好的、最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
在对待异姓贵族问题上，西周统治者一改殷商野蛮压迫的做法，采用了积极与之通婚的办法，将他们也纳入到周族人的宗法体系当中来。西周时，坚持“同姓不婚”的婚姻原则，规定凡姬姓男女百代不得通婚，姬姓女子必须嫁给异姓贵族，姬姓男子也必须全部娶于异姓。“同姓不婚”婚姻原则的实行，一方面是周族人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即近亲结婚会导致后代的不繁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笼络异姓贵族，即所谓的“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如此一来，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与姬姓贵族之间则是甥舅关系，大家全都被划归于一个血缘宗法体当中。由此，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这一结构既表达了血缘上的亲疏关系，又展现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同时还标明了等级上的不平等关系。
（三）宗庙祭祀制度的完备
宗庙祭祀制度是宗法制的第三项重要内容。“宗”的意思是“尊贵”，“庙”的意思是“颜面”。当时祭祀祖先是对着祖先的画像施礼，所以宗庙祭祀就是见先祖尊貌的意思。这项制度虽与鬼神有关，但实际上也是为人事服务的，因为举行宗庙祭祀活动的目的，一是为了维护宗族的团结，即所有同血缘的人都是来自一个始祖，定期祭祀始祖和列祖列宗，可以增强宗族本身的凝合力；二是为了加强嫡长子的地位，维护宗法制的政治基础，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有权祭祀始祖。所以，西周的宗庙祭祀制度带有强烈的等级制的色彩。如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等。天子七庙，即周天子可以祭祀７个祖先，他们是后稷、文王、武王和“四亲”（即当朝天子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诸侯五庙，即诸侯只能祭祀５个祖先，他们是始封君和诸侯自己的“四亲”；大夫三庙，即大夫只能祭祀３个祖先，他们是始封君和祖父、父亲；士一庙，即士只能祭祀祖先神主。庶人无庙，即庶人不得有专门的场所祭祀祖先，要想祭祀只能在嫡长子的寝室中。
西周灭亡以后，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没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有着血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的各个诸侯国不再为此有所顾虑，相互之间不断发生血腥的战争。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其他利益，不再讲究血缘亲情，也不再理会作为天下大宗和共主的周天子的权威，从而瓦解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但是，宗法制度中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原则和精神，却经过春秋战国儒家的宣扬而维系下来了。不仅如此，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正统理论，这些精神原则逐渐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中，并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习惯之中，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显著的宗法制的特征，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二、周礼的制作
周礼是周人的另外一项人本文化创新。“礼”起源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习惯，经过夏商的发展，到西周时发展完善起来。据史载，周礼是周公制定的，他依据周族人的习惯，结合夏商以来有利于贵族统治的礼仪规范，将他们厘定补充，并规范化、系统化，从而制定出一套对各个等级的人们产生强烈约束力的礼制。周礼的形式是“仪”，即各种礼节仪式。
西周的礼十分庞杂，就数目而言，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等说法。就类型来说，有所谓“五礼”之说，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其中吉礼又分为１２种、嘉礼分６种、宾礼分８种、军礼分５种、凶礼分５种；有所谓“六礼”之说，即冠礼、昏（婚）礼、丧礼、祭礼、乡礼、相见礼；有所谓“九礼”之说，即冠礼、婚礼、朝礼、聘礼、丧礼、祭礼、宾主礼、乡饮酒礼、军旅礼。就内容来说，周礼囊括社会的一切方面，包括国家的政治与外交、战争与媾和、兵役与贡赋、教育与刑罚、宗教与祭祀、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社会交往与人情往来、家庭生活与婚丧嫁娶，等等。周礼实际上是当时一切行为规范准则的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都要受到礼的约束和支配。正如《礼记· 曲礼》 所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周礼表现出的是强烈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性，它要求各级贵族及庶人在祭祀、政治、军事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严格按照合乎自己等级身份的礼节仪式来行事，严禁有任何僭越行为。比如，军礼规定：天子设六军，诸侯大者三军、中者两军、小者一军；乐礼规定：天子的乐队排列在东南西北四面，诸侯为三面，大夫为两面，士只一面，这叫“正乐县（悬）之位”，而乐舞则实行“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即天子观赏六十四人的乐舞规模、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据 《论语· 八佾》记载，春秋鲁国的权臣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称：“是可忍也，孰可不忍也？”意思是：如果这种事情都能忍受的话，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能忍受的事吗？为这事，孔子恨死作为大夫的季氏了。
还有，关于仪仗扇（用雉羽做成，以显示高贵和权威）的使用，规定：天子八扇，诸侯六扇、大夫四扇、士二扇。至于象征权力的鼎更是不能随意使用。西周用鼎的制度称“列鼎制度”或“升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春秋时，楚庄王曾陈兵东周边境，炫耀武力，并向前来劳军的大夫王孙满询问周之九鼎的“大小轻重”，企图取周而代之，结果被王孙满严厉地教训一番。王孙满告诉楚庄王：“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弄得楚庄王灰头土脸的，十分没趣。
另外，关于穿衣戴帽规定：贵族穿丝织品并可以戴冠，庶人则只能穿麻织品和戴头巾。关于不同人的死亡，说法上也必须尊卑有别，分别为：“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还有，只有天子才能封禅泰山———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辟基祭地曰“禅”，以及前面所述宗庙祭祀制度，等等。
西周运用这些礼仪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上下尊卑关系。它所贯彻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即亲其亲者，要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也包括男女有别，核心是“孝”，它贯彻的是血缘宗族的原则。尊尊，即尊其尊者，要求臣对君、小宗对大宗、下级对上级，都必须绝对服从，核心是“忠”，它执行的是政治关系的等级制原则。可以看出，周礼的主旨就是“别贵贱，序尊贵”，它是与宗法等级制度相配套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一、周礼是不成文法；二、现在我们所谓的“周礼”是经过儒家学者充实和完善过的，不一定是西周时的。西周时的礼绝对不如后世描述得那样完备、细密。
西周灭亡以后，一方面儒家学者们对周礼进行了补充和加工，另一方面又发挥了其中的精神原则，从而使之一直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后世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价值观念及是非善恶的判断等，并使礼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人本性”特征的突出体现之一。
一、宗法制的完善
宗法，即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即血族的族系，凡同一祖先的人为同一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宗法制就是围绕着这种法则而建立起的一整套等级制度。
宗法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每个父系氏族中都有一个享有越来越大权力的最高领袖———父系大家长，氏族的血统依其而定，氏族成员依照与他的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亲疏尊卑关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法制逐渐演变为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等级制度。宗法制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宗法制发展得如中国这样细密、完善和影响深远。在中国，宗法制影响达３０００多年之久，一直及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所以有人称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
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型于商代后期，西周时达到完备。西周宗法制的主要内容有三，即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政治基础，它规定权力地位和财产由嫡长子继承。这项制度是在殷商末期确立起来的，西周正式确定下来。在此之前，殷商君主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交互使用的继承制度。由于继承人的不确定，造成权力交接时往往出现剧烈动荡，影响政权的稳固。有鉴于此，西周确定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原则，将嫡长子继承制正式确定下来，从而避免了殷商时期的政治弊病。按照这一原则，君主只以正规迎娶进门的妻子为嫡妻，也即正妻，其他嫔妃不管有多贤惠也不能取代嫡妻的地位，而嫡妻所生的长子即为嫡长子，被确认为君位继承人，其他嫔妃所生的儿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也不能继承君位。这一原则实际上在殷商末期已经实行了，如商纣王与其哥哥微子启为同一母亲所生，但微子启出生时其母尚未被立为嫡妻，而纣王出生时母亲已被立嫡，所以微子启虽为长，但身份只是庶长子，而纣王虽小但为嫡长子，因此继承王位。
西周时，周王自称天子，为姬姓宗族的“大宗”，其权力、地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周天子既是姬姓贵族的最高家长，同时也是全国贵族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大权。周天子的庶子有的被分封为诸侯，对于周天子来说，诸侯的血统属“小宗”，但在本国内则为大宗，其职位亦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们以国为氏，如鲁、晋、卫等。再往下，诸侯的庶子有的被分封为卿大夫，他们的血统对诸侯来说为小宗，但在本家则为大宗，其职位亦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们以官职、邑名、辈分等为氏。以官职为氏如司马、司空、司徒等，以邑名为氏如城、郭、园等，以辈分为氏如伯、仲、叔、季等。最后，卿大夫的庶子有的被分封为士。士是西周最低级的贵族，其血统对卿大夫来说为小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他庶子则降为庶人。这样，从周天子到士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些世袭的嫡长子，亦称宗子或世子，他们掌握本族的财产，负责本族的祭祀，管理本族的成员，同时代表贵族统治和剥削民众。
（二）分封制的实施
分封制，亦称封建制，它既是西周的地方行政制度，同时也是宗法制的政治体现。西周时的行政区划是：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围１０００多里的地区划为王畿，由周王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各级诸侯，由诸侯分统，但他们只有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而无所有权。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周天子，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西周分封是从周武王开始的，周公时扩大分封，以后周成王也分封了一些，据说他们一共分封了７１个诸侯国。诸侯主要有３类：第一类是周王的同姓亲属，共５３个，其中武王辈分的１５个，成王辈分的１０个，如鲁国（在今山东，始封君为周公子伯禽）、卫国（在今河南，始封君为武王弟康叔）、晋国（在今山西，始封君为成王弟叔虞）、蔡国（在今河南，始封君为武王弟叔度）、曹国（在今山东，始封君为武王弟叔振铎）、毛国（在今陕西，始封君为文王子叔郑）、蒋国（在今河南，始封君为周公之子）等；第二类是帮助周武王克商的功臣，如齐国（在今山东）的始封君吕尚，又称姜子牙，他辅佐了周文王、周武王两代国君，为克商贡献了很大功劳；第三类是古代先王圣贤之后，如陈国（在今山东，始封君胡公满，传为舜的后裔）、薛国（在今山东，任姓，传说中车的发明人奚仲的后裔）、申（在今河南，传为商末孤竹君长子伯夷之后）、宋（在今河南，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等。分封制要求，诸侯对周天子必须保持臣属关系，必须承担各种义务，比如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等。如果诸侯不承担义务，将会受到惩罚，如一次不朝，削地；两次不朝，降低爵位；三次不朝，将遭军事讨伐等。
西周分封制改变了夏、商两族基本聚族而居的传统，将姬姓贵族分封各地，将本族的血缘关系拉长，使姬姓血缘像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牢牢罩住了整个周人统治的地区。这样，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比夏、商王朝大得多的国土，而且改变“王室独占天下”为“诸侯共治天下”的新的政治统治格局，因此有人称西周的分封制为“分权式的民主制”。事实证明，这种统治方式是奴隶制时代最好的、最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
在对待异姓贵族问题上，西周统治者一改殷商野蛮压迫的做法，采用了积极与之通婚的办法，将他们也纳入到周族人的宗法体系当中来。西周时，坚持“同姓不婚”的婚姻原则，规定凡姬姓男女百代不得通婚，姬姓女子必须嫁给异姓贵族，姬姓男子也必须全部娶于异姓。“同姓不婚”婚姻原则的实行，一方面是周族人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即近亲结婚会导致后代的不繁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笼络异姓贵族，即所谓的“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如此一来，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与姬姓贵族之间则是甥舅关系，大家全都被划归于一个血缘宗法体当中。由此，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间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这一结构既表达了血缘上的亲疏关系，又展现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同时还标明了等级上的不平等关系。
（三）宗庙祭祀制度的完备
宗庙祭祀制度是宗法制的第三项重要内容。“宗”的意思是“尊贵”，“庙”的意思是“颜面”。当时祭祀祖先是对着祖先的画像施礼，所以宗庙祭祀就是见先祖尊貌的意思。这项制度虽与鬼神有关，但实际上也是为人事服务的，因为举行宗庙祭祀活动的目的，一是为了维护宗族的团结，即所有同血缘的人都是来自一个始祖，定期祭祀始祖和列祖列宗，可以增强宗族本身的凝合力；二是为了加强嫡长子的地位，维护宗法制的政治基础，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有权祭祀始祖。所以，西周的宗庙祭祀制度带有强烈的等级制的色彩。如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等。天子七庙，即周天子可以祭祀７个祖先，他们是后稷、文王、武王和“四亲”（即当朝天子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诸侯五庙，即诸侯只能祭祀５个祖先，他们是始封君和诸侯自己的“四亲”；大夫三庙，即大夫只能祭祀３个祖先，他们是始封君和祖父、父亲；士一庙，即士只能祭祀祖先神主。庶人无庙，即庶人不得有专门的场所祭祀祖先，要想祭祀只能在嫡长子的寝室中。
西周灭亡以后，这种“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没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有着血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的各个诸侯国不再为此有所顾虑，相互之间不断发生血腥的战争。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其他利益，不再讲究血缘亲情，也不再理会作为天下大宗和共主的周天子的权威，从而瓦解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但是，宗法制度中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原则和精神，却经过春秋战国儒家的宣扬而维系下来了。不仅如此，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正统理论，这些精神原则逐渐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中，并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习惯之中，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显著的宗法制的特征，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二、周礼的制作
周礼是周人的另外一项人本文化创新。“礼”起源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习惯，经过夏商的发展，到西周时发展完善起来。据史载，周礼是周公制定的，他依据周族人的习惯，结合夏商以来有利于贵族统治的礼仪规范，将他们厘定补充，并规范化、系统化，从而制定出一套对各个等级的人们产生强烈约束力的礼制。周礼的形式是“仪”，即各种礼节仪式。
西周的礼十分庞杂，就数目而言，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等说法。就类型来说，有所谓“五礼”之说，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其中吉礼又分为１２种、嘉礼分６种、宾礼分８种、军礼分５种、凶礼分５种；有所谓“六礼”之说，即冠礼、昏（婚）礼、丧礼、祭礼、乡礼、相见礼；有所谓“九礼”之说，即冠礼、婚礼、朝礼、聘礼、丧礼、祭礼、宾主礼、乡饮酒礼、军旅礼。就内容来说，周礼囊括社会的一切方面，包括国家的政治与外交、战争与媾和、兵役与贡赋、教育与刑罚、宗教与祭祀、生产活动和经济关系、社会交往与人情往来、家庭生活与婚丧嫁娶，等等。周礼实际上是当时一切行为规范准则的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都要受到礼的约束和支配。正如《礼记· 曲礼》 所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周礼表现出的是强烈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性，它要求各级贵族及庶人在祭祀、政治、军事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严格按照合乎自己等级身份的礼节仪式来行事，严禁有任何僭越行为。比如，军礼规定：天子设六军，诸侯大者三军、中者两军、小者一军；乐礼规定：天子的乐队排列在东南西北四面，诸侯为三面，大夫为两面，士只一面，这叫“正乐县（悬）之位”，而乐舞则实行“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即天子观赏六十四人的乐舞规模、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据 《论语· 八佾》记载，春秋鲁国的权臣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称：“是可忍也，孰可不忍也？”意思是：如果这种事情都能忍受的话，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能忍受的事吗？为这事，孔子恨死作为大夫的季氏了。
还有，关于仪仗扇（用雉羽做成，以显示高贵和权威）的使用，规定：天子八扇，诸侯六扇、大夫四扇、士二扇。至于象征权力的鼎更是不能随意使用。西周用鼎的制度称“列鼎制度”或“升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春秋时，楚庄王曾陈兵东周边境，炫耀武力，并向前来劳军的大夫王孙满询问周之九鼎的“大小轻重”，企图取周而代之，结果被王孙满严厉地教训一番。王孙满告诉楚庄王：“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弄得楚庄王灰头土脸的，十分没趣。
另外，关于穿衣戴帽规定：贵族穿丝织品并可以戴冠，庶人则只能穿麻织品和戴头巾。关于不同人的死亡，说法上也必须尊卑有别，分别为：“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还有，只有天子才能封禅泰山———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辟基祭地曰“禅”，以及前面所述宗庙祭祀制度，等等。
西周运用这些礼仪的目的，就是要明确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的上下尊卑关系。它所贯彻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即亲其亲者，要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也包括男女有别，核心是“孝”，它贯彻的是血缘宗族的原则。尊尊，即尊其尊者，要求臣对君、小宗对大宗、下级对上级，都必须绝对服从，核心是“忠”，它执行的是政治关系的等级制原则。可以看出，周礼的主旨就是“别贵贱，序尊贵”，它是与宗法等级制度相配套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一、周礼是不成文法；二、现在我们所谓的“周礼”是经过儒家学者充实和完善过的，不一定是西周时的。西周时的礼绝对不如后世描述得那样完备、细密。
西周灭亡以后，一方面儒家学者们对周礼进行了补充和加工，另一方面又发挥了其中的精神原则，从而使之一直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后世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价值观念及是非善恶的判断等，并使礼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人本性”特征的突出体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