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 第四节 春秋战国文化争斗性格的主要体现
第四节 春秋战国文化争斗性格的主要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一切都在变的同时，又一切都在“争”———政治上争霸、军事上争胜、经济上争利、思想上争鸣，由此形成这一时期文化的“争斗”性格。
一、政治争霸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政治地位的逐渐衰落，天下大势逐渐演化为大国之间的争霸争雄斗争。先是春秋时代出现了５个诸侯先后称霸的局面，称“五伯”称霸，亦称“春秋五霸”。所谓“称霸”，即是“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
春秋时期，最先称霸的是管仲辅佐下的齐桓公。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先是帮助燕国打败了山戎，然后又营救邢、卫两国，制止了戎狄对中原的进攻。他还联合中原诸侯进攻蔡、楚两国，阻止它们插手中原事务。尤为重要的是，他安定了东周王室的内乱，为自己树立了极高的威望。于是，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东），订立盟约，成为第一个霸主，以后又多次大会诸侯。
第二个称霸的是晋文公。他曾出奔在外１９年，历尽千辛万苦。即位后，他对内整顿政局，增强军队，使国力强盛；对外以“尊王”相号召，平定东周内乱，迎接周襄王复位，还为解救宋国大败楚军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成为霸主。这次会盟连周襄王都被迫亲自出席，可见影响之大。
第三个称霸的是楚庄王。楚庄王曾于公元前６０６年陈兵东周郊区“问鼎之大小轻重”，以后又于公元前５９７年包围郑国，并败晋军于邲（今河南郑州东北），接着又于公元前５９４年包围宋国，而晋国不敢再出兵相救，这样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从而成为霸主。
第四个称霸的是吴王阖闾。他曾灭亡徐国，攻破楚国，一度占领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但后来被越王勾践打败，重伤而死。以后，他的儿子夫差攻破越国，替父亲报了仇。然后，夫差又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大败齐兵。公元前４８２年，夫差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但未及争取到霸主地位，后方就传来越国偷袭吴国的消息，只好让与晋国，自己匆匆回军救吴，最后兵败被杀。
最后一个称霸的是越王勾践。勾践被吴王夫差大败后，被迫屈服求和。他卧薪尝胆，刻苦图强，任用范蠡、文种等贤臣整顿国政，终于转弱为强，灭亡吴国。随后，勾践于公元前４７３年与诸侯会于徐（今山东滕县南），成为霸主，但亦昙花一现，很快复趋衰落。
大国的争霸给中小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于是他们开展了一场“弭兵运动”，企望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弭，“平息”的意思。公元前５４６ 年，在宋国的倡议下弭兵之会终于召开，结盟诸国决定以晋、楚为大国盟主，除齐、秦两大国外，其他各国同为晋、楚属国，互朝晋、楚和承担晋、楚两国给予的义务，以避免战争。这次大会后由于晋、楚两国无力争霸，中原终于得到了一些年的和平。
春秋时期还有两个霸主：一个是宋襄公，他于齐桓公死后与楚争霸，结果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之战中重伤而死；二是秦穆公，他称霸西戎，灭亡了１２国。
当历史进入到战国时代，终于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夺天下的局面。
二、军事争胜
伴随着政治上的争霸、争雄、争天下，军事上的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残酷、激烈。春秋时期，尽管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但大国的争霸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空旷地带和控制弱小国家，因此并不倾全国之力作战，大战不过万人左右，一二日即可决出胜负。作战时讲究阵形、程序、礼节，甚至带有“彬彬有礼”的味道。例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前６３８年）中追求“君子不乘人之危”的所谓君子之义，先是不让向正在渡河的楚军发动攻击，然后又阻止向正在列阵的楚军进攻，连连丧失战机，结果被排好阵势的楚军打得大败，他也身受重伤，次年因伤而亡。后人讥笑宋襄公，认为这是愚蠢之举，但如果站在那个时代的立场上，或许就能理解他了。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已变成为夺取天下而战，各大国所追求的都是为了争夺敌方地盘、歼灭敌方军队主力或予以毁灭性打击，同时为了获胜不择手段，讲求兵不厌诈等阴谋之术。
前面已述，随着封建制的确立，战国各国征兵入伍的对象放宽，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铁兵器的应用、弓弩的发明，以及骑兵部队的发展，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加之作战方式也由车兵列阵冲杀变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所以一次战争战死几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是经常的事情。尤其到了战国中后期，随着合纵连横战略政策的实施，各大国互相拉拢、结盟，组成联军，从而使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往。在战争中，为了达到消灭敌国有生力量的目的，各国统治者都采取了奖励军功的政策，激励士兵杀敌，杀人多者可以赐爵和受田，因此杀人更众。
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到昭襄王的１２０年左右的时间里，历次战争中有明文记载的斩杀敌国士兵人数就超过１３０万。其数字如下：
秦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７千；
秦惠文王八年，与魏战，斩首４万５千人；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与韩、赵战，斩首８万；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与韩战岸门，斩首万人；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与楚战丹阳，斩首８万；
秦武王四年，占韩之宜阳，斩首６万；
秦昭襄王六年，两次伐楚，斩首２万７千和２万；
秦昭襄王十四年，攻韩、魏，斩首２４万；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伐赵，斩首３万；
秦昭襄王三十二年，伐魏，斩首４万；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伐魏，斩首４万；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伐魏，斩首１３万，沉河２万；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伐韩，斩首５万；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长平及围赵都邯郸之战，斩杀、坑埋赵军４５万；
秦昭襄王五十年，攻晋军，流河死２万；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韩，斩首４万；攻赵，斩首９万。
这其中还不包括秦军自己的损失数字。古语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可知秦军的损失也该有几十万。这一时期，六国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事，其伤亡数字难以统计。估计，在这１２０年左右的时间中，战争死亡人数当有数百万之众，实在惊人。
三、经济争利
前面已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经济十分发达，被司马迁描述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商业经济发达的真实写照。春秋的私商中，范蠡是最著名的一个。他在佐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功成身退，携西施潜逃，来到齐国，在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经商，改名陶朱公。由于他“能择人而任时”，所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以致成为后世商人的行业神，被世代供奉。还有孔子的学生子贡（名端木赐），其财力雄厚，竟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正是有他的资助，孔子才能周游列国，故后人都明白“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战国的商人更加精明。东周人白圭总结出一套买贱售贵的贸易致富理论，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经商———谷成熟时收进粮食，出售丝、漆；茧出产时收进帛、絮，出售粮食，结果生财有道，成为巨商。而卫国大商人吕不韦更是精明到极点，他在赵都邯郸偶遇入质于此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后，认定“此奇货可居”，毅然决定弃商从政。他抓住秦国王室内部的矛盾，倾其全部财产支持异人成为后嗣，终获成功。异人即位，是为庄襄王，吕不韦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死，秦王政继位，他又被尊为“仲父”，前后掌握秦国大权十二三年。
四、思想争鸣
思想争鸣，即“百家争鸣”。其时各家各派的思想交锋是十分激烈的，有的时候甚至使用漫骂之辞。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交锋对手在不同时段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春秋末期是儒家与墨家对立，二者并称为“显学”；战国前期是儒家、墨家、杨朱鼎立；战国中期是儒家与道家对立；战国末期则是法家对儒家、墨家、杨朱、道家等进行尖锐的批判。
杨朱学派被有些人归于道家学派，其实并不合适，其思想与道家明显不同。杨朱学派以主张“贵生”和“为我”而著称，反对别人侵夺自己，亦不愿侵夺别人，提出“全生葆真，不以物累形”及“迫生不若死”等思想。其特点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其“我”的本质是“生”，“生”是欲望得以满足的过程，也即自由，因此杨朱学派认为一切有碍于“生”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无价值的。这种观念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展在人们思想中的极端反映。杨朱学派把生命的价值归结于物质欲望的满足，从而把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和思想合理化，这既是对儒家“重义轻利”的否定，更是对贵孝仁爱道德伦理观念的藐视。他们曾与墨家学派形成无形的“反儒联盟”，而且势力相当大，以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对他们愤恨之极，曾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另外，魏文侯时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西门豹曾破除当地“河伯娶妇”迷信，应是思想争鸣在现实政治中的反映，也是无神思想的继续发展。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了。随之，中国历史上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也终结了。从此以后，在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再也未见如此辉煌的文化景象。
§§第六章 中国文化的统一与一统——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实现了统一，与此同时，文化一统也随即实现。这种文化的统一与一统体现在制度层面，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全国的建立，这种制度在当时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不仅由于这个制度本身，而且还由于其性质是封建性的，这在当时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一、政治争霸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政治地位的逐渐衰落，天下大势逐渐演化为大国之间的争霸争雄斗争。先是春秋时代出现了５个诸侯先后称霸的局面，称“五伯”称霸，亦称“春秋五霸”。所谓“称霸”，即是“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
春秋时期，最先称霸的是管仲辅佐下的齐桓公。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先是帮助燕国打败了山戎，然后又营救邢、卫两国，制止了戎狄对中原的进攻。他还联合中原诸侯进攻蔡、楚两国，阻止它们插手中原事务。尤为重要的是，他安定了东周王室的内乱，为自己树立了极高的威望。于是，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东），订立盟约，成为第一个霸主，以后又多次大会诸侯。
第二个称霸的是晋文公。他曾出奔在外１９年，历尽千辛万苦。即位后，他对内整顿政局，增强军队，使国力强盛；对外以“尊王”相号召，平定东周内乱，迎接周襄王复位，还为解救宋国大败楚军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成为霸主。这次会盟连周襄王都被迫亲自出席，可见影响之大。
第三个称霸的是楚庄王。楚庄王曾于公元前６０６年陈兵东周郊区“问鼎之大小轻重”，以后又于公元前５９７年包围郑国，并败晋军于邲（今河南郑州东北），接着又于公元前５９４年包围宋国，而晋国不敢再出兵相救，这样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从而成为霸主。
第四个称霸的是吴王阖闾。他曾灭亡徐国，攻破楚国，一度占领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但后来被越王勾践打败，重伤而死。以后，他的儿子夫差攻破越国，替父亲报了仇。然后，夫差又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大败齐兵。公元前４８２年，夫差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但未及争取到霸主地位，后方就传来越国偷袭吴国的消息，只好让与晋国，自己匆匆回军救吴，最后兵败被杀。
最后一个称霸的是越王勾践。勾践被吴王夫差大败后，被迫屈服求和。他卧薪尝胆，刻苦图强，任用范蠡、文种等贤臣整顿国政，终于转弱为强，灭亡吴国。随后，勾践于公元前４７３年与诸侯会于徐（今山东滕县南），成为霸主，但亦昙花一现，很快复趋衰落。
大国的争霸给中小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于是他们开展了一场“弭兵运动”，企望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弭，“平息”的意思。公元前５４６ 年，在宋国的倡议下弭兵之会终于召开，结盟诸国决定以晋、楚为大国盟主，除齐、秦两大国外，其他各国同为晋、楚属国，互朝晋、楚和承担晋、楚两国给予的义务，以避免战争。这次大会后由于晋、楚两国无力争霸，中原终于得到了一些年的和平。
春秋时期还有两个霸主：一个是宋襄公，他于齐桓公死后与楚争霸，结果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之战中重伤而死；二是秦穆公，他称霸西戎，灭亡了１２国。
当历史进入到战国时代，终于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夺天下的局面。
二、军事争胜
伴随着政治上的争霸、争雄、争天下，军事上的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残酷、激烈。春秋时期，尽管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但大国的争霸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空旷地带和控制弱小国家，因此并不倾全国之力作战，大战不过万人左右，一二日即可决出胜负。作战时讲究阵形、程序、礼节，甚至带有“彬彬有礼”的味道。例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战（前６３８年）中追求“君子不乘人之危”的所谓君子之义，先是不让向正在渡河的楚军发动攻击，然后又阻止向正在列阵的楚军进攻，连连丧失战机，结果被排好阵势的楚军打得大败，他也身受重伤，次年因伤而亡。后人讥笑宋襄公，认为这是愚蠢之举，但如果站在那个时代的立场上，或许就能理解他了。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已变成为夺取天下而战，各大国所追求的都是为了争夺敌方地盘、歼灭敌方军队主力或予以毁灭性打击，同时为了获胜不择手段，讲求兵不厌诈等阴谋之术。
前面已述，随着封建制的确立，战国各国征兵入伍的对象放宽，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铁兵器的应用、弓弩的发明，以及骑兵部队的发展，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加之作战方式也由车兵列阵冲杀变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所以一次战争战死几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是经常的事情。尤其到了战国中后期，随着合纵连横战略政策的实施，各大国互相拉拢、结盟，组成联军，从而使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往。在战争中，为了达到消灭敌国有生力量的目的，各国统治者都采取了奖励军功的政策，激励士兵杀敌，杀人多者可以赐爵和受田，因此杀人更众。
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到昭襄王的１２０年左右的时间里，历次战争中有明文记载的斩杀敌国士兵人数就超过１３０万。其数字如下：
秦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７千；
秦惠文王八年，与魏战，斩首４万５千人；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与韩、赵战，斩首８万；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与韩战岸门，斩首万人；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与楚战丹阳，斩首８万；
秦武王四年，占韩之宜阳，斩首６万；
秦昭襄王六年，两次伐楚，斩首２万７千和２万；
秦昭襄王十四年，攻韩、魏，斩首２４万；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伐赵，斩首３万；
秦昭襄王三十二年，伐魏，斩首４万；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伐魏，斩首４万；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伐魏，斩首１３万，沉河２万；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伐韩，斩首５万；
秦昭襄王四十七年，长平及围赵都邯郸之战，斩杀、坑埋赵军４５万；
秦昭襄王五十年，攻晋军，流河死２万；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韩，斩首４万；攻赵，斩首９万。
这其中还不包括秦军自己的损失数字。古语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可知秦军的损失也该有几十万。这一时期，六国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事，其伤亡数字难以统计。估计，在这１２０年左右的时间中，战争死亡人数当有数百万之众，实在惊人。
三、经济争利
前面已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经济十分发达，被司马迁描述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商业经济发达的真实写照。春秋的私商中，范蠡是最著名的一个。他在佐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功成身退，携西施潜逃，来到齐国，在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经商，改名陶朱公。由于他“能择人而任时”，所以“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以致成为后世商人的行业神，被世代供奉。还有孔子的学生子贡（名端木赐），其财力雄厚，竟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正是有他的资助，孔子才能周游列国，故后人都明白“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战国的商人更加精明。东周人白圭总结出一套买贱售贵的贸易致富理论，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经商———谷成熟时收进粮食，出售丝、漆；茧出产时收进帛、絮，出售粮食，结果生财有道，成为巨商。而卫国大商人吕不韦更是精明到极点，他在赵都邯郸偶遇入质于此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后，认定“此奇货可居”，毅然决定弃商从政。他抓住秦国王室内部的矛盾，倾其全部财产支持异人成为后嗣，终获成功。异人即位，是为庄襄王，吕不韦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死，秦王政继位，他又被尊为“仲父”，前后掌握秦国大权十二三年。
四、思想争鸣
思想争鸣，即“百家争鸣”。其时各家各派的思想交锋是十分激烈的，有的时候甚至使用漫骂之辞。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交锋对手在不同时段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春秋末期是儒家与墨家对立，二者并称为“显学”；战国前期是儒家、墨家、杨朱鼎立；战国中期是儒家与道家对立；战国末期则是法家对儒家、墨家、杨朱、道家等进行尖锐的批判。
杨朱学派被有些人归于道家学派，其实并不合适，其思想与道家明显不同。杨朱学派以主张“贵生”和“为我”而著称，反对别人侵夺自己，亦不愿侵夺别人，提出“全生葆真，不以物累形”及“迫生不若死”等思想。其特点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其“我”的本质是“生”，“生”是欲望得以满足的过程，也即自由，因此杨朱学派认为一切有碍于“生”的东西都是不道德的、无价值的。这种观念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展在人们思想中的极端反映。杨朱学派把生命的价值归结于物质欲望的满足，从而把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和思想合理化，这既是对儒家“重义轻利”的否定，更是对贵孝仁爱道德伦理观念的藐视。他们曾与墨家学派形成无形的“反儒联盟”，而且势力相当大，以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对他们愤恨之极，曾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另外，魏文侯时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西门豹曾破除当地“河伯娶妇”迷信，应是思想争鸣在现实政治中的反映，也是无神思想的继续发展。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结束了。随之，中国历史上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也终结了。从此以后，在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再也未见如此辉煌的文化景象。
§§第六章 中国文化的统一与一统——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实现了统一，与此同时，文化一统也随即实现。这种文化的统一与一统体现在制度层面，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全国的建立，这种制度在当时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不仅由于这个制度本身，而且还由于其性质是封建性的，这在当时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