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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叛逆性特征的主要体现
与魏晋南北朝文化多元性特征密切相连，其文化还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特征。实际上，叛逆性是以多元性为基础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叛逆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轻视皇权、否定皇权和蔑视礼法、不守纲常两个方面。
一、轻视皇帝 否定皇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氏族门阀地主势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因而常常使他们在皇权面前得以保持自己的个性与尊严。他们不再尊崇皇权，更不再以皇权为本，而是以自我为本，通过发现自我、重视自我、肯定自我而达到唯我独尊的目的，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皇权受到轻视。另外，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造成这一时期被废黜、遭毒手的皇帝数目远远多于其他历史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皇权的轻视，实际上始于东汉后期。东汉自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开始，几乎全部是小皇帝即位，登基时年龄最大的１５岁，最小的汉殇帝即位时仅１００天，死时才２岁，从而导致实际权力或者落在外戚手里，或者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由他们随意废立，像模像样执掌最高统治权的皇帝几乎没有。甚至皇帝自己都主动放弃了最高统治权，如汉灵帝多次不知羞耻地声称：“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张常侍叫张让，赵常侍叫赵忠，都是当时有名的宦官。连主仆关系都被颠倒了，可见皇权已经跌落到何种地步。不仅如此，皇帝的生命也操持在权臣手中。例如，８岁的汉质帝因当着群臣的面说掌权的外戚大将军梁冀是“跋扈将军”，就被骄横的梁冀毒死，临死前要口水喝，梁冀都不让给。少帝刘辨被董卓废黜后，也惨遭毒手。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大权旁落、性命不保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一时期，死于自己部下之手的皇帝主要有：白痴皇帝西晋惠帝司马衷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南朝宋后废帝为军阀萧道成杀害，南朝齐皇帝萧宝卷为部将杀死，南朝梁武帝萧衍被叛将侯景捕获后活活饿死，南朝梁文帝萧纲作傀儡皇帝没几天被侯景杀死，汉国皇帝刘粲被部将靳凖杀害，前秦建立者符洪为其军师将军麻秋毒死，前秦皇帝符坚被曾为其龙骧将军的羌人首领姚苌擒杀，北魏末帝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死，北周建立者宇文觉被其堂兄宇文护杀死，等等。另外，东晋、南朝的末帝，除陈后主受到隋朝的优待最终病死外，其余均在“禅位”后不久即被篡位军阀杀害———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南朝宋开国皇帝武帝刘裕杀害，死时３６岁；南朝宋顺帝刘准被南朝齐开国皇帝高帝萧道成杀害，年仅１５岁；南朝齐和帝萧宝融被南朝梁开国皇帝武帝萧衍杀害，年仅１５岁；南朝梁敬帝萧方智被南朝陈开国皇帝武帝陈霸先杀害，年仅１６岁。
这一时期，皇帝被逼禅让也形成一次小高潮，如汉献帝刘协“禅位”于魏文帝曹丕，曹魏元帝曹奂“禅位”于晋武帝司马炎，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南朝宋武帝刘裕，南朝宋末顺帝刘准“禅位”于齐高帝萧道成，南朝齐末和帝萧宝融“禅位”于梁武帝萧衍，南朝梁末敬帝萧方智“禅位”于陈武帝陈霸先，北朝东魏末孝静帝元善冗“禅位”于北齐文宣帝高洋，北周末静帝宇文阐“禅位”于隋文帝杨坚，等等。
对皇权的轻视和否定，到东晋时达到顶峰。东晋元帝司马睿即位前于公元前３１７年以西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之职到建康（今江苏南京）时，南方大族顾、贺、陆、朱、张等几家根本看不起他，甚至有意冷落他。司马睿上任１个多月，竟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当地世族来拜访他。最后，还是跟随司马睿南渡的琅邪大族王导，利用三月初三当地人过“禊节”（到水边求福去灾）的机会，让司马睿以观看官民欢度节日为名，乘坐华丽的轿子，排出威严的仪仗，王导等北方大族、名士簇拥在前后左右，以此抬高司马睿的地位。果然，江南的名门望族顾荣等人看到这个阵容后，大为震动，赶忙跑到路旁去拜见司马睿。司马睿也派王导拜访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邀请他们出来做官。在他们俩的带动下，其他江南世族这才纷纷出来，拥护司马睿，终于使司马睿顺利建立起东晋政权。尽管如此，东晋一朝，皇帝实际上根本就没秉过大权，朝纲一直由交替执政的王（王导、王敦）、谢（谢安）、庾（庾亮）、桓（桓温、桓玄）四大家族掌握。开朝皇帝元帝司马睿就因士族王敦弄权而忧愤死去，其他皇帝的命运可想而知。后来，东晋政权又落在了军阀刘裕手中，直到末帝被逼“禅让”而灭亡。
轻视皇权、否定皇权的现象在思想领域更有体现。曹魏时期的阮籍、嵇康首先提出“无君”思想。阮籍、嵇康二人都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他们一方面提出国君要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则提出“无君”、“无臣”主张。阮籍曾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二人也因此遭受迫害，而嵇康最终被人构陷，惨遭杀害。后来，东晋人鲍敬言继承和发展了阮籍、嵇康的“无君”思想，著有 《无君论》，系统提出了“无君”的主张。鲍敬言“无君论”的中心思想是“古者无君，胜于今世”。他反对儒家的“天生烝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君权并非天授，而是“强者凌弱”、“智者诈愚”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把人间的一切丑恶和灾难都是归结为有君之故。在此基础上，鲍敬言幻想实现“无君无臣”、“顺天分地”的理想社会。显然，他的思想成分中包含有浓郁的老庄学说。鲍敬言的“无君论”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闪耀的思想，而东晋王朝皇权的大为衰落，无疑对其思想的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蔑视礼法 不守纲常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封建纲常礼法对人们的束缚也大为减弱。人们不仅不再按照传统儒学的要求行事，甚至处处表现出与传统儒学相乖戾的举动。据说这股风气开始于曹操、曹丕父子：前者曾大权在握，位在皇帝之上；后者更贵为皇帝，掌有最高统治权。作为领袖人物，他们不仅不崇儒业，相反还处处突破礼法限制，自然会导致天下礼教的式微。所以，西晋人傅玄曾说：“（曹操、曹丕）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
身为丞相的曹操不治威仪、不拘小节的举止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如 《阿瞒传》记：（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帢帽 以见宾客。每与人论说，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帻”。一副活生生的豪放无忌、充满人情味的形象跃然纸上。
曹操为招徕人才曾多次颁布“求贤令”、“举贤令”，在这些命令中礼法纲常更被公然否定。如 《举贤勿拘品行令》 规定：“今天下得无有……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仅“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的可以举荐，甚至“不仁不孝”的被儒家视为败类应当处以极刑的人也可以被举荐。儒家最基本的教义都不再谨守，违背礼法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可见一斑。
曹操的儿子曹丕在这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作为高级贵族，他不仅与一帮文人打成一片，甚至无视自己的地位，经常有滑稽之举。及至他当上皇帝后，文人放浪无忌、多情善感的情结仍然浓郁如初。《世说新语》 记：“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字仲宣）死了，曹丕参加他的葬礼，突然对众人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赴客皆一作驴鸣”，致使肃穆庄严的葬礼之上驴叫之声不绝于耳。上梁如此，下梁自然扭曲得更厉害。一次，身为五官中郎将的曹丕在宴会上酒酣耳热之际，竟违反礼法，把自己绝代美色的夫人甄氏请出来拜见诸客。在座的都是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见此赶紧伏首而拜，眼帘下垂，唯独“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刘桢仍然平视，一眼不眨，把甄氏上下看了个够。对此曹丕倒没什么表示，但甄氏的公公曹操听说后不干了，立即将刘桢抓起来，要判死刑，可刘桢并不认罪。后来曹丕问他为什么不尊礼法时，他的回答竟是：“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反而指责曹丕不守礼法。
曹操、曹丕父子的所作所为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道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形成了一股不尊礼教、蔑视礼法的风气，甚至同时期的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也表现出强烈的叛离名教的倾向。孔融曾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实为情欲发耳。”关于母子关系，孔融更是大放厥词。他说：子与母就像东西装在瓶子里一样，东西出来了，与瓶子就没有关系了，公开否认孝道的基础。其平时的举止也同样不遵守礼法，放任无仪检。玄学家荀粲（字奉倩）对儒家思想也公开蔑视，如他认为圣人思想的细微之理，非语言、文字所能尽表，《六经》 虽存，不过是圣人思想的外壳，类似糠秕，等等。
前面提到的阮籍，蔑视礼法也是出了名的。比如居母丧期间，他居然饮酒不辍；别人来吊丧他却喝得滥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来吊丧的人中凡是他不喜欢的便以白眼对之。而且，阮籍非但自己不守礼法，对于那些庸俗的礼教中人，他还极尽嘲弄笑骂之能事。他在 《大人先生传》 中将礼法之士比喻为裤裆里的虱子，一遇到炎流热火即死于裤裆而不能出。
嵇康也以反对礼法名教而出名。他不仅如前所述，“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怀疑已经处于至尊的儒家圣人，而且公开提倡及时行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及时行乐之风始于东汉末，原起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生命短暂的忧虑，如 《古诗十九首》 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以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等唱词。另外，曹操的 《短歌行》 中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也表达出这样的思想倾向。而嵇康则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在 《难自然好学论》 中称：“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欲，纵欲则得自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及时行乐、纵欲为达竟成为魏晋南北朝名人士大夫风范的体现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突破了汉代注重人的内在道德风范、以“德”取人的传统，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外表上，注重人的外貌，盛行遗才取貌之风。如前面提到的诗人王粲，虽为“建安七子”之一，很有文学才能，小的时候就受到东汉大名士蔡邕的赏识，社会地位也挺高，但由于人长得矮小，举止又粗俗，所以本来荆州刺史刘表准备将女儿许配给他，就因为“嫌其形陋而用率”，最后竟将女儿嫁给了王粲“有风貌”的族兄王凯。而公孙瓒则因“有姿仪，大音声”，于是“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正因魏晋时期注重人的外貌，就连乱世英豪、才智盖世的曹操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社会压力。《世说新语》 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圭（名琰）代，帝捉刀立于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这个故事后来发展成一句成语，叫做“曹操捉刀”。
重视人的外表还表现为公开追求美色、贪恋美色上。在这方面，曹操也是个典型人物。这位汉丞相既爱江山也爱美人，只要是貌美女子，不在乎出身，不在意婚否，一定要弄到手，娶回家。例如曹丕、曹植的生身母亲卞氏，是倡家之女，而曹操并不在乎她出身低贱，照样娶为夫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刘桢平视曹丕的夫人甄氏，曹丕没什么反应，而作为公公的曹操却大为震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甄氏是他永远的痛。甄氏原来是袁绍之子袁熙的夫人，貌美可人，曹操早有所闻。袁绍死后，其余部继续与曹操对抗，后来被消灭。破袁之后，曹操传令赶紧召见甄氏，但左右告之，已被曹丕收去。曹操十分懊恼，说出一句千古名言：“今年破贼正为奴。”
在曹操的夫人中至少有两个原是别人的美妇。如杜氏，本是秦宜禄之妻，生有一子，名秦朗，住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县）。秦宜禄原是吕布手下小官，作为使者被派到淮南袁术处，被袁术留下。袁术让他继娶一汉宗室之女刘氏为妻，从此秦宜禄与杜氏断绝往来。后来，关羽到下邳，见到杜氏，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吕布被曹操围困在下邳时，关羽多次向曹操请求，攻下下邳后，把杜氏许给他为妻，结果引起曹操的好奇。吕布失败后，曹操见到杜氏，惊为天人，不肯给关羽，自己先娶了过来，惹得关羽非常不满。曹操还有一位夫人尹氏，原本也是他人之妻，即大将军何进的儿媳、何晏的母亲，甚有姿色。曹操为司空的时候把尹氏据为己有。
曹操不仅娶别人美妇为妻，而且爱屋及乌，对她们与前夫生的孩子也关怀备至。如杜氏嫁给曹操后，曹操成了其子秦朗的继父。曹操很喜欢这个孩子，接待宾客的时候，让秦朗坐在旁边，还对客人说：“世上还有人爱假子像我这样吗？”何晏在曹家也受宠如公子，他经常模仿曹丕穿衣，把曹丕气得要死，常称他“假儿子”。
公开追求美色、贪恋美色的社会风气的盛行也使得人们敢于公开谈论美色。如荀粲就公开宣称：“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他听说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长得漂亮，于是前往求婚。婚后，夫妻感情笃厚。后来，他妻子得了热病，正值严冬季节，荀粲到户外以身取冷，回到屋里为妻子去热。妻子去世后不久，荀粲也抑郁而卒。这足以表现出魏晋名士突出的风流情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不仅尊情重感，而且敢于外露情声。情在两汉时期是作为不善的私欲而被禁止的。如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出发，认为人之性情如天之阴阳一样，人禀阳为性，是善的方面；禀阴而为情，是不善的方面，且性是起主导作用的，情是从属于它的。因此，人必须按照天道以性限制情。东汉许慎作 《说文解字》，也说性是人的阳气，性是善的；情是人的阴气，是欲望的表现。这样的观点在魏晋时期受到强烈冲击。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意思是：圣人可以忘掉情感，最下等的人尚不能体会感情，只有像我们这一类士人才是最钟于情的人。王戎如此，其妻更是激情四射，经常称他为“卿”。“卿”在当时是一种很随便的称呼，夫妻之间一般不用。所以王戎对妻子说：“妇人卿婿（丈夫），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用礼教来教训妻子。谁知其妻竟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意思是：我因为亲你爱你，所以才称你为“卿”。我不称你为“卿”，谁还有资格称你为“卿”呢？王戎无辞，只好听由她“卿”、“卿”地叫。
魏晋名士还有其他一些仇视世俗的惊世骇俗之举。如“竹林七贤”之一的西晋人刘伶（字伯伦）喜欢“纵酒放达”，时常于家中脱衣裸形，客人来访，也不遮掩。别人讥笑他，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裤子，诸君为何会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其时，裸体的不止刘伶一人，以王澄、胡毋辅之和谢鲲为首的一班名士也经常裸体为乐，追求所谓的任放为达。惊世骇俗的还有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阮咸曾与其姑母家的婢女私通，使其女有孕在身。居母丧期间，他听说姑母因事将携婢女远去，正守灵的他竟然向客人借了一头驴，身着孝服，前去追赶，并与该女同骑而返，嘴里还说：“人种不可失！”后来，这个婢女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东晋大名士阮遥集。阮咸还有一个放达的故事。一次他与阮氏一大家人一起喝酒，众人围坐相向，谁都不用杯子，用大翁盛酒。“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这些叛逆行为，实际上是魏晋时代残酷的人生环境造成的。这一时期的战争杀戮、政治争斗及天灾饥馑等使个体生命薄若脆纸，人的生命朝不保夕，从而刺激了名士们对个体自由的强烈追求。阮咸着孝服追回恋女和与猪共饮之举，实际上是要揭示出外在生命的荒谬，而刘伶赤身裸体的极端行为更是蔑视社会的最彻底的方法。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叛逆性特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性觉醒和精神解放的必然结果，即所谓“极黑暗的政治，孕育极清白的人生”。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一语中的地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一、轻视皇帝 否定皇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氏族门阀地主势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因而常常使他们在皇权面前得以保持自己的个性与尊严。他们不再尊崇皇权，更不再以皇权为本，而是以自我为本，通过发现自我、重视自我、肯定自我而达到唯我独尊的目的，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皇权受到轻视。另外，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造成这一时期被废黜、遭毒手的皇帝数目远远多于其他历史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皇权的轻视，实际上始于东汉后期。东汉自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开始，几乎全部是小皇帝即位，登基时年龄最大的１５岁，最小的汉殇帝即位时仅１００天，死时才２岁，从而导致实际权力或者落在外戚手里，或者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由他们随意废立，像模像样执掌最高统治权的皇帝几乎没有。甚至皇帝自己都主动放弃了最高统治权，如汉灵帝多次不知羞耻地声称：“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张常侍叫张让，赵常侍叫赵忠，都是当时有名的宦官。连主仆关系都被颠倒了，可见皇权已经跌落到何种地步。不仅如此，皇帝的生命也操持在权臣手中。例如，８岁的汉质帝因当着群臣的面说掌权的外戚大将军梁冀是“跋扈将军”，就被骄横的梁冀毒死，临死前要口水喝，梁冀都不让给。少帝刘辨被董卓废黜后，也惨遭毒手。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大权旁落、性命不保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一时期，死于自己部下之手的皇帝主要有：白痴皇帝西晋惠帝司马衷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南朝宋后废帝为军阀萧道成杀害，南朝齐皇帝萧宝卷为部将杀死，南朝梁武帝萧衍被叛将侯景捕获后活活饿死，南朝梁文帝萧纲作傀儡皇帝没几天被侯景杀死，汉国皇帝刘粲被部将靳凖杀害，前秦建立者符洪为其军师将军麻秋毒死，前秦皇帝符坚被曾为其龙骧将军的羌人首领姚苌擒杀，北魏末帝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死，北周建立者宇文觉被其堂兄宇文护杀死，等等。另外，东晋、南朝的末帝，除陈后主受到隋朝的优待最终病死外，其余均在“禅位”后不久即被篡位军阀杀害———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南朝宋开国皇帝武帝刘裕杀害，死时３６岁；南朝宋顺帝刘准被南朝齐开国皇帝高帝萧道成杀害，年仅１５岁；南朝齐和帝萧宝融被南朝梁开国皇帝武帝萧衍杀害，年仅１５岁；南朝梁敬帝萧方智被南朝陈开国皇帝武帝陈霸先杀害，年仅１６岁。
这一时期，皇帝被逼禅让也形成一次小高潮，如汉献帝刘协“禅位”于魏文帝曹丕，曹魏元帝曹奂“禅位”于晋武帝司马炎，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南朝宋武帝刘裕，南朝宋末顺帝刘准“禅位”于齐高帝萧道成，南朝齐末和帝萧宝融“禅位”于梁武帝萧衍，南朝梁末敬帝萧方智“禅位”于陈武帝陈霸先，北朝东魏末孝静帝元善冗“禅位”于北齐文宣帝高洋，北周末静帝宇文阐“禅位”于隋文帝杨坚，等等。
对皇权的轻视和否定，到东晋时达到顶峰。东晋元帝司马睿即位前于公元前３１７年以西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之职到建康（今江苏南京）时，南方大族顾、贺、陆、朱、张等几家根本看不起他，甚至有意冷落他。司马睿上任１个多月，竟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当地世族来拜访他。最后，还是跟随司马睿南渡的琅邪大族王导，利用三月初三当地人过“禊节”（到水边求福去灾）的机会，让司马睿以观看官民欢度节日为名，乘坐华丽的轿子，排出威严的仪仗，王导等北方大族、名士簇拥在前后左右，以此抬高司马睿的地位。果然，江南的名门望族顾荣等人看到这个阵容后，大为震动，赶忙跑到路旁去拜见司马睿。司马睿也派王导拜访顾荣、贺循两家江南最大的世族，邀请他们出来做官。在他们俩的带动下，其他江南世族这才纷纷出来，拥护司马睿，终于使司马睿顺利建立起东晋政权。尽管如此，东晋一朝，皇帝实际上根本就没秉过大权，朝纲一直由交替执政的王（王导、王敦）、谢（谢安）、庾（庾亮）、桓（桓温、桓玄）四大家族掌握。开朝皇帝元帝司马睿就因士族王敦弄权而忧愤死去，其他皇帝的命运可想而知。后来，东晋政权又落在了军阀刘裕手中，直到末帝被逼“禅让”而灭亡。
轻视皇权、否定皇权的现象在思想领域更有体现。曹魏时期的阮籍、嵇康首先提出“无君”思想。阮籍、嵇康二人都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他们一方面提出国君要无为而治，另一方面则提出“无君”、“无臣”主张。阮籍曾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这二人也因此遭受迫害，而嵇康最终被人构陷，惨遭杀害。后来，东晋人鲍敬言继承和发展了阮籍、嵇康的“无君”思想，著有 《无君论》，系统提出了“无君”的主张。鲍敬言“无君论”的中心思想是“古者无君，胜于今世”。他反对儒家的“天生烝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君权并非天授，而是“强者凌弱”、“智者诈愚”的工具。不仅如此，他还把人间的一切丑恶和灾难都是归结为有君之故。在此基础上，鲍敬言幻想实现“无君无臣”、“顺天分地”的理想社会。显然，他的思想成分中包含有浓郁的老庄学说。鲍敬言的“无君论”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闪耀的思想，而东晋王朝皇权的大为衰落，无疑对其思想的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蔑视礼法 不守纲常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封建纲常礼法对人们的束缚也大为减弱。人们不仅不再按照传统儒学的要求行事，甚至处处表现出与传统儒学相乖戾的举动。据说这股风气开始于曹操、曹丕父子：前者曾大权在握，位在皇帝之上；后者更贵为皇帝，掌有最高统治权。作为领袖人物，他们不仅不崇儒业，相反还处处突破礼法限制，自然会导致天下礼教的式微。所以，西晋人傅玄曾说：“（曹操、曹丕）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
身为丞相的曹操不治威仪、不拘小节的举止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如 《阿瞒传》记：（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帢帽 以见宾客。每与人论说，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帻”。一副活生生的豪放无忌、充满人情味的形象跃然纸上。
曹操为招徕人才曾多次颁布“求贤令”、“举贤令”，在这些命令中礼法纲常更被公然否定。如 《举贤勿拘品行令》 规定：“今天下得无有……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仅“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的可以举荐，甚至“不仁不孝”的被儒家视为败类应当处以极刑的人也可以被举荐。儒家最基本的教义都不再谨守，违背礼法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可见一斑。
曹操的儿子曹丕在这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作为高级贵族，他不仅与一帮文人打成一片，甚至无视自己的地位，经常有滑稽之举。及至他当上皇帝后，文人放浪无忌、多情善感的情结仍然浓郁如初。《世说新语》 记：“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字仲宣）死了，曹丕参加他的葬礼，突然对众人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赴客皆一作驴鸣”，致使肃穆庄严的葬礼之上驴叫之声不绝于耳。上梁如此，下梁自然扭曲得更厉害。一次，身为五官中郎将的曹丕在宴会上酒酣耳热之际，竟违反礼法，把自己绝代美色的夫人甄氏请出来拜见诸客。在座的都是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见此赶紧伏首而拜，眼帘下垂，唯独“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刘桢仍然平视，一眼不眨，把甄氏上下看了个够。对此曹丕倒没什么表示，但甄氏的公公曹操听说后不干了，立即将刘桢抓起来，要判死刑，可刘桢并不认罪。后来曹丕问他为什么不尊礼法时，他的回答竟是：“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反而指责曹丕不守礼法。
曹操、曹丕父子的所作所为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道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形成了一股不尊礼教、蔑视礼法的风气，甚至同时期的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也表现出强烈的叛离名教的倾向。孔融曾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实为情欲发耳。”关于母子关系，孔融更是大放厥词。他说：子与母就像东西装在瓶子里一样，东西出来了，与瓶子就没有关系了，公开否认孝道的基础。其平时的举止也同样不遵守礼法，放任无仪检。玄学家荀粲（字奉倩）对儒家思想也公开蔑视，如他认为圣人思想的细微之理，非语言、文字所能尽表，《六经》 虽存，不过是圣人思想的外壳，类似糠秕，等等。
前面提到的阮籍，蔑视礼法也是出了名的。比如居母丧期间，他居然饮酒不辍；别人来吊丧他却喝得滥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来吊丧的人中凡是他不喜欢的便以白眼对之。而且，阮籍非但自己不守礼法，对于那些庸俗的礼教中人，他还极尽嘲弄笑骂之能事。他在 《大人先生传》 中将礼法之士比喻为裤裆里的虱子，一遇到炎流热火即死于裤裆而不能出。
嵇康也以反对礼法名教而出名。他不仅如前所述，“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怀疑已经处于至尊的儒家圣人，而且公开提倡及时行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及时行乐之风始于东汉末，原起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生命短暂的忧虑，如 《古诗十九首》 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以及“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等唱词。另外，曹操的 《短歌行》 中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也表达出这样的思想倾向。而嵇康则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在 《难自然好学论》 中称：“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欲，纵欲则得自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及时行乐、纵欲为达竟成为魏晋南北朝名人士大夫风范的体现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突破了汉代注重人的内在道德风范、以“德”取人的传统，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外表上，注重人的外貌，盛行遗才取貌之风。如前面提到的诗人王粲，虽为“建安七子”之一，很有文学才能，小的时候就受到东汉大名士蔡邕的赏识，社会地位也挺高，但由于人长得矮小，举止又粗俗，所以本来荆州刺史刘表准备将女儿许配给他，就因为“嫌其形陋而用率”，最后竟将女儿嫁给了王粲“有风貌”的族兄王凯。而公孙瓒则因“有姿仪，大音声”，于是“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正因魏晋时期注重人的外貌，就连乱世英豪、才智盖世的曹操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社会压力。《世说新语》 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圭（名琰）代，帝捉刀立于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如何？’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这个故事后来发展成一句成语，叫做“曹操捉刀”。
重视人的外表还表现为公开追求美色、贪恋美色上。在这方面，曹操也是个典型人物。这位汉丞相既爱江山也爱美人，只要是貌美女子，不在乎出身，不在意婚否，一定要弄到手，娶回家。例如曹丕、曹植的生身母亲卞氏，是倡家之女，而曹操并不在乎她出身低贱，照样娶为夫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刘桢平视曹丕的夫人甄氏，曹丕没什么反应，而作为公公的曹操却大为震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甄氏是他永远的痛。甄氏原来是袁绍之子袁熙的夫人，貌美可人，曹操早有所闻。袁绍死后，其余部继续与曹操对抗，后来被消灭。破袁之后，曹操传令赶紧召见甄氏，但左右告之，已被曹丕收去。曹操十分懊恼，说出一句千古名言：“今年破贼正为奴。”
在曹操的夫人中至少有两个原是别人的美妇。如杜氏，本是秦宜禄之妻，生有一子，名秦朗，住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县）。秦宜禄原是吕布手下小官，作为使者被派到淮南袁术处，被袁术留下。袁术让他继娶一汉宗室之女刘氏为妻，从此秦宜禄与杜氏断绝往来。后来，关羽到下邳，见到杜氏，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吕布被曹操围困在下邳时，关羽多次向曹操请求，攻下下邳后，把杜氏许给他为妻，结果引起曹操的好奇。吕布失败后，曹操见到杜氏，惊为天人，不肯给关羽，自己先娶了过来，惹得关羽非常不满。曹操还有一位夫人尹氏，原本也是他人之妻，即大将军何进的儿媳、何晏的母亲，甚有姿色。曹操为司空的时候把尹氏据为己有。
曹操不仅娶别人美妇为妻，而且爱屋及乌，对她们与前夫生的孩子也关怀备至。如杜氏嫁给曹操后，曹操成了其子秦朗的继父。曹操很喜欢这个孩子，接待宾客的时候，让秦朗坐在旁边，还对客人说：“世上还有人爱假子像我这样吗？”何晏在曹家也受宠如公子，他经常模仿曹丕穿衣，把曹丕气得要死，常称他“假儿子”。
公开追求美色、贪恋美色的社会风气的盛行也使得人们敢于公开谈论美色。如荀粲就公开宣称：“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他听说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长得漂亮，于是前往求婚。婚后，夫妻感情笃厚。后来，他妻子得了热病，正值严冬季节，荀粲到户外以身取冷，回到屋里为妻子去热。妻子去世后不久，荀粲也抑郁而卒。这足以表现出魏晋名士突出的风流情怀。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不仅尊情重感，而且敢于外露情声。情在两汉时期是作为不善的私欲而被禁止的。如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出发，认为人之性情如天之阴阳一样，人禀阳为性，是善的方面；禀阴而为情，是不善的方面，且性是起主导作用的，情是从属于它的。因此，人必须按照天道以性限制情。东汉许慎作 《说文解字》，也说性是人的阳气，性是善的；情是人的阴气，是欲望的表现。这样的观点在魏晋时期受到强烈冲击。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意思是：圣人可以忘掉情感，最下等的人尚不能体会感情，只有像我们这一类士人才是最钟于情的人。王戎如此，其妻更是激情四射，经常称他为“卿”。“卿”在当时是一种很随便的称呼，夫妻之间一般不用。所以王戎对妻子说：“妇人卿婿（丈夫），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用礼教来教训妻子。谁知其妻竟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意思是：我因为亲你爱你，所以才称你为“卿”。我不称你为“卿”，谁还有资格称你为“卿”呢？王戎无辞，只好听由她“卿”、“卿”地叫。
魏晋名士还有其他一些仇视世俗的惊世骇俗之举。如“竹林七贤”之一的西晋人刘伶（字伯伦）喜欢“纵酒放达”，时常于家中脱衣裸形，客人来访，也不遮掩。别人讥笑他，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裤子，诸君为何会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其时，裸体的不止刘伶一人，以王澄、胡毋辅之和谢鲲为首的一班名士也经常裸体为乐，追求所谓的任放为达。惊世骇俗的还有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阮咸曾与其姑母家的婢女私通，使其女有孕在身。居母丧期间，他听说姑母因事将携婢女远去，正守灵的他竟然向客人借了一头驴，身着孝服，前去追赶，并与该女同骑而返，嘴里还说：“人种不可失！”后来，这个婢女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东晋大名士阮遥集。阮咸还有一个放达的故事。一次他与阮氏一大家人一起喝酒，众人围坐相向，谁都不用杯子，用大翁盛酒。“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这些叛逆行为，实际上是魏晋时代残酷的人生环境造成的。这一时期的战争杀戮、政治争斗及天灾饥馑等使个体生命薄若脆纸，人的生命朝不保夕，从而刺激了名士们对个体自由的强烈追求。阮咸着孝服追回恋女和与猪共饮之举，实际上是要揭示出外在生命的荒谬，而刘伶赤身裸体的极端行为更是蔑视社会的最彻底的方法。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叛逆性特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性觉醒和精神解放的必然结果，即所谓“极黑暗的政治，孕育极清白的人生”。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一语中的地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