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注重自我、张扬人性性格的主要体现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注重自我、张扬人性性格的主要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仅见的注重自我、张扬人性的时代，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令后世羡慕不已的“魏晋风度”。所谓“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名士们所表现的独具魅力的行为举止、言谈话语等，它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风行于世家大族中间。从时间上说，它酝酿于东汉末年，产生自三国曹魏，到东晋时最终定型。魏晋风度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珍惜生命 渴求永生
强烈的生命意识是魏晋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所依存的士族地主阶层往往要面对５种死亡。第一种是世家大族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互相残杀。第二种是庶族地主对氏族地主的仇视和无情杀戮。第三种是少数民族贵族对汉族世族地主的野蛮杀戮。例如，石勒曾做过汉族地主的佃客、耕奴，因此对西晋世族极端仇恨，在作战中将俘获的二千石以上的西晋官员几乎全部杀死。公元３１１年，他率兵包围了从洛阳逃出的西晋王公、贵族、大臣和军队，用骑兵围射屠杀，十几万人无一幸免。第四种是在被压迫各族百姓的起义斗争中对世族地主的无情杀戮；第五种是瘟疫、疾病、饥饿等自然因素造成的死亡。
这５种死亡使得这一时期人们的寿命是非常短暂的。例如，陆机在其 《叹逝赋序》 中感叹道：“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涂（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正因如此，魏晋知识分子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生命短暂的悲凉与感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都在这种长时期的多重死亡威胁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晋石崇在 《金谷诗序》 发出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感叹，是这种悲凉心情的真实写照。
追求长生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在战国时代便已产生，到秦汉时达到一次小高潮，但都不如魏晋时期表现得这样普遍和深刻。在魏晋文人的作品中，感叹人生短促的主题一直贯穿于这一时代始终。例如，西晋以写哀辞著称的潘岳（字安仁）曾大规模地创作以哀悼为题材的作品，他的 《怀旧赋》、《悼亡赋》、《杨荆州诔》、《杨仲武诔》、《伤弱子辞》、《金鹿哀辞》、《阳城刘氏妹哀辞》、《哀永逝文》、《哭弟子》 等作品，所哀对象都是自己的亲人，如岳父、内兄、妻子、妹妹、儿女等。除此之外，他还为朋友及朋友的妻子写下许多诔文①，著名的如 《寡妇赋》、《夏侯常侍诔》、《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 等。这样大规模地以哀悼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创作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魏晋士子对生命久长的追求与渴望表现最突出的是服用“五石散”。“五石散”是一种被认为可以养生和不死之药，而且对人的容颜和精神确有益处。据说服药之风的首倡者是何晏。他曾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他以后，此风流行于世。所谓“五石”，就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磺５味药剂。但这种药毒性非常强，服用不当，往往送命。服用五石散后，因毒性发作，必须吃冷饭才能将毒性散发掉，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但又必须饮热酒，同时还得外出散步，称“行散”。显然这种药不是平常百姓能服用得起的。
由于行散得当有益于健康，逐渐地，行散就成为名士风度的重要表现内容，并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成为社会风俗。北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都服石药，皆称“石发”，服药发热成为富贵人家的标志，以至有的平民百姓为了博取虚荣，也诈称发热，以冒充富贵，闹出笑话。曾有一人，躺在闹市口，翻转身体称发热，让世人观看。同行的伙伴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正石发呢！”同伴问：“你何时喝了石药，现在得以石发？”那人说：“我昨天买米，里面有石头，吃了以后现在开始发作了。”闻者哈哈大笑。
另外，服药后皮肤会变得脆嫩，容易划破，所以必须穿宽大、破旧的衣服，不能穿新衣服，而且衣服不能常洗，这样必然会生出很多虱子。嵇康曾说：“头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性复多虫，把搔无已”。于是，手舞足蹈地在大街上来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抓虱子在当时竟成为令人称叹的名士风度。《世说新语》 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东晋）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即名士周顗）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尚书）令仆（射）才。”顾和的这个行为，便是令后世着迷的“扪虱而谈”的名士风度。
二、情深意切 表里澄澈
魏晋名士出于对人生苦短的悲情，对于人间情怀不仅不羞言，反而大胆外露，并公开歌颂赞美。
例如，文人情结浓郁的曹丕虽贵为魏王太子，但并不吝袒露自己多情善感的心灵深处。他与“建安七子”友善，而这七子多早亡，常令曹丕唏嘘不已。建安十七年（公元２１２年），“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字元瑜）首先病逝，曹丕满怀悲情地为其遗孀写了 《寡妇赋》，在 《序》 中说：“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始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使人难以想像身为高级贵族的曹丕竟能体会普通人的情感。建安二十年（公元２１５年），曹丕在 《与吴质书》 中说：“每念昔日南皮之乐，诚不可忘……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诚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一面热烈地回顾当年与吴质等文人在南皮游乐的情景，一面又真切地表达出“斯乐难常”的感慨，尤其３年前阮瑀的病逝仍令曹丕扼腕痛心，悲伤不已。两年以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２１７年），一场更严重的灾疫袭来，同时夺去了“建安七子”另外４ 位成员王粲、徐干（字伟长）、应玚（字德琏）、刘桢（字公干）的生命，令曹丕更加伤感。第二年，他在 《再与吴质书》 中又悲切地说：“王、徐、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真切地表达出人不得全寿的沉痛心情，使人直感埋藏在其心灵深处的丰富情感。
西晋的潘岳在 《悼亡》 诗三首中追念亡妻也同样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第一首：“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怳如或存，回遑忡惊惕。”其睹物思人的悲痛之情让人心恸欲绝。
至于东晋名士，在这方面更有特色。面对国破山河在，尤其沦落江南、寄寓他乡的痛苦与尴尬，使得南渡名士的感情十分敏感和脆弱。如刚刚南渡时，北方名士每遇风和日丽之日，便相邀聚集于新亭饮宴。一日，周顗于座中突然叹到：“此处风景虽与洛下相同，然而举目之间，却是山河有异，已非神州一统之旧了！”众人顿时相视流泪，唏嘘不已。这就是著名的“新亭饮泣”的故事。
东晋名士重情不仅十分深挚，而且带有艺术的美感，这也是他们具有迷人风度的主要原因。即使是雄豪一生的桓温也极富深情。太和四年（公元３６９ 年），他率兵北伐，途经金城，见自己当年为琅琊内史时亲手栽种的柳树已长成十围粗壮的参天大树时，不禁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回想当年自己仅２３岁，而今转眼已是６０之翁，当年一腔的豪气，满怀的抱负，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付东流。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３５６年），桓温曾率兵收复洛阳，当地父老乡亲持牛酒沿途迎接，并哭泣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桓温上表请还都洛阳，但为江南世族所阻挠，没有成功，使其力图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豪情壮志未能实现，因而才有这样的叹息。桓温的这一叹息不仅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留恋的深情，流露出英雄暮年壮志未酬的悲壮情怀，而且显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千百年来，风流不减。后来南朝庾信作 《枯木赋》，将这种情怀进一步文学艺术化。其赋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代伟人毛泽东晚年曾多次让人诵读这篇 《枯木赋》。
东晋名士还非常珍惜人世间的情谊，亲朋好友的每一次分离都给他们带来哀伤，经常要难过上好几天。如谢安曾说：“人到中年以后，特别伤于哀乐。每次与亲友分别，总要难过好几天。”生离如此，死别更是凄厉感人，悲剧美感也更加强烈。如 《世说新语· 伤逝》 记王徽之（字子猷）哭悼王献之（字子敬）：“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时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其兄弟情深感人肺腑。另外，大名士刘惔（字真长）哭王濛也一样感人至深，《世说新语》 记：“（王长史）及亡，刘尹（惔）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这种临亡“恸绝”正是东晋名士独有的深情。
另外，国家的前途、个人的遭遇也都是东晋人重情、伤感的触发点。如袁宏（字彦伯）做安南将军谢奉的司马，朋友送他离京至濑乡，将别之时，倍感凄惘，袁宏不禁叹道：“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这一感叹，既表达出对国家的担忧，又寓含着个人内心的辛酸，这是时代造就出的敏感心灵，是面对山河破碎而喷薄涌出的伤感情怀，同样令人心酸泣下。
三、凭心而动 任率自然
凭心而动、任率自然最能体现魏晋名士们注重自我的文化性格。如西晋人张翰（字季鹰），家在江东。他在洛阳做官时，一日因见秋风起，顿起家乡莼菜鲈鱼之思，幡然说：“人生贵适志，安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即时挂印东归，传为美谈。到了东晋，名士们更视自己为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不拘小节，高蹈尘世，纯任个性，放纵自我，不愿受任何约束。如王徽之家住山阴（今浙江绍兴），有一夜天降大雪，他半夜醒来，一面命家人酌酒，一面欣赏四周皎洁一片的世界，突然涌动出思念好友戴逵（字道安）的情绪。当时戴逵在剡（今浙江嵊县），王徽之竟不惮路远，“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他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种将自己置于一切社会生活之上，一切以自己的情绪为标准，是东晋名士的突出特点。
东晋名士不仅十分重视自己的情绪，格外尊重自己的情绪，。快淋漓地表现、宣泄这种情绪，同时也体味这种情绪的。快淋漓。如王献之路经吴地，听说当地名士顾辟疆有座名园，他与顾辟疆并不相识，却径直去顾家赏园。当时，正值顾家宴请朋友，王献之也全然不顾，并不与主人打招呼，只管自己游览，之后还指手画脚地品评优劣，惹得顾辟疆勃然大怒，将王献之的仆从赶出门外。王献之坐在肩舆中等仆从来抬，许久不见人来，于是就让主人送他到门外，但仍是一副不屑搭理的样子。王献之这种只管满足自己的意愿，全然不顾主人家的感受，即使受到粗暴对待也毫不在乎，仍然怡然不屑的表现，正是当时名士的风度。另外，王徽之也有类似的故事。《世说新语· 简傲》 记：“王子猷尝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通报）。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世说新语· 简傲》 还记载一更绝的故事：“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这种张扬的个性，不自矜持的本色，实际上表达的是名士对生命本身的深爱。
四、不邀世宠 轻待权贵
不邀世宠、轻待权贵这股风气始于东汉末年。如名士李充本受大将军外戚邓骘的赏识，一次到邓家赴宴，因谈论名士的话题与邓骘意见不合，邓骘便夹起一块肉欲堵其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谁知李充不给面子，弃肉于地，称：“谈论名士比吃肉更有味道。”并愤而离去。当有人责怪李充这样做不仅“刺激面折，不由中和”，也不利于子孙时，他慨然答道：“大丈夫居世贵行其意，何能远为子孙计哉！”显示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再如著名文人祢衡更是当时恃才傲物、目空王侯的响当当的人物。他除对孔融（字文举）、杨修（字德祖）的学问略有赞赏外，将其他名士一律视为出己之下，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其时祢衡不到２０岁，而孔融已４０岁。不仅如此，就连身为丞相的曹操也不被祢衡放在眼里。曹操爱才，一心想见他，祢衡不仅不愿前往，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曹操为了煞煞他的傲气，令他为鼓史当众击鼓，以示羞辱。谁知祢衡竟在大庭广众之下面不改色地褪光衣裤，赤身裸体地站在众人面前慢慢地换上鼓史之服，毫无羞怯之状。弄得曹操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地说：“我本来想借此羞辱祢衡，却不料受到祢衡的羞辱。”之后，祢衡又来到曹操大营前，手拿３尺大杖，捶地大骂。曹操碍于祢衡的名气，虽然气愤得不得了，但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后人据此故事写成戏曲剧本 《击鼓骂曹》，广为传唱。
到了东晋，由于士族势力与皇权平行，甚至超越皇权，在这种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下，名士更是追求人格上的平等，绝不以政治地位的高低论英雄。《世说新语》 载：桓温问大名士刘惔对会稽王的看法，刘惔毫不犹豫地回答：属于第二流中人。桓温问他谁是第一流的人，刘惔骄傲地回答：“正是我辈耳。”会稽王就是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地位如此之高却不被名士放在眼里。名士戴逵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武陵王司马晞派人召他去表演，他竟破琴说：“戴道安不为王门伶人。”还有，名士殷浩少有美名，精通 《老子》、《易经》，与权臣桓温齐名。桓温“常有竞心”，一次问殷浩：“卿如我何？”殷浩回答：“我与你周旋久，宁作我。”以第一流人物自居，毫无愧色。在玄学思潮的启迪下，东晋名士往往口出狂言，这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非议。可见这个时代对人的个性、价值都是十分重视的和尊重的，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不多见。
东晋名士王徽之与右军将军桓伊（字自野）的平等交往更令人称道。王徽之与桓伊二人并不相识。桓伊擅长吹笛，时称“江左第一”，王徽之听说，一直心向往之。一次二人相遇，当时王徽之在船上，桓伊在岸上乘车而行。王徽之让人传话给桓伊说：“听说你笛子吹得很好，能否为我一奏？”桓伊素闻王徽之的名字，“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这件事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二人始终不曾交谈一言，其次在于二人地位悬殊。桓伊是东晋名将，在淝水之战中立有大功，当时极为显贵，而王徽之不过一名士而已，但他敢于呼桓伊吹笛，而桓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东晋人旷达的品格与风度从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儿子如此，其父更加了不得。王徽之、王献之的父亲王羲之还有叫绝的故事呢！王羲之是帮助晋元帝司马睿建东晋的丞相王导的侄子。一次，太尉郗鉴派门生到王导家送信，希望从王氏子弟中寻觅一快婿，王导让门生去东厢房自己查看。门生回去报告说：“王氏子弟都非常优秀，但一听说选婿之事，都未免过于矜持做作。只有一人躺在东床上袒露着肚子，如若不闻。”郗鉴说：“这正是我的佳婿。”一打听，才知是王羲之，于是将女儿嫁给他。这就是有名的“东床坦腹”的故事。同样，这件事的迷人之处也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王羲之坦腹东床“如若不闻”，另一方面郗鉴却认定这便是自己的乘龙快婿，这种事情以后难得再见。而王羲之坦腹东床“如若不闻”，则充分体现出东晋名士不邀世宠、以本色为上的真性情。
五、处惊不乱 镇定自若
处惊不乱、镇定自若表明的是魏晋名士内心的坚定，以及不受外物所扰的雅量，也是他们注重自我的鲜明体现。在 《世说新语》 中被列为第一雅量之人的是东吴的顾雍。顾雍的儿子顾邵死在豫章太守任上，顾雍接信，见里面没有儿子的亲笔信，心已明白。此时，他正聚集一帮僚属下围棋。他表面上依旧神气不变，但亡子之痛，心如刀割，以至“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另一个与之相似的故事是关于东晋谢安的。谢安任宰相时，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３８３年）北方前秦皇帝符坚率军来袭，双方在淝水交战，指挥晋军的是谢安的侄子谢玄。当时两军兵力对比悬殊，前秦军有９０万，到达前线的也有二三十万，而晋军只有８万，虽是精兵，但毕竟人少。在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谢安始终镇定自若，持必胜信心。当前线捷报传来时，谢安也正在与客人下围棋，接到战报略读完毕后即搁置一边，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忍耐不住，询问战况，他才徐徐答道：“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待送走客人，谢安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大步往回走，脚下木屐的踏齿打在门槛上脱落以至走路高低不平，他都不知道。顾雍和谢安这种雅量显示出第一流名士的风采，被时人看作是了不起的风度。
嵇康是正始年间第一等名士，其在生死之际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风度，也令时人叹为观止。曹魏元帝景元三年（公元２６２年），嵇康受司马氏冤诬，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或许因名士身份，或许因中散大夫官职，嵇康没有被绑缚，他从槛车中走出来后，便安详地盘腿而坐。四周士兵围成一个大圆圈，精神高度紧张地戒备着。一会儿，嵇康抬头顾视日影，见太阳尚未及午，便向陪伴他的哥哥嵇喜索琴而弹。一曲感动天地、惊泣鬼神的 《广陵散》 之后，嵇康从容就义，闻者无不为之动容。面对死亡，南齐张融也有可圈可点的风度。他曾为夷贼捕获，夷贼想杀而食之，张融毫不惧怕，神色镇定，用洛阳方音高声吟咏，夷贼甚感惊奇，以为神人，遂将他放了。
西晋王衍（字夷甫）则有另外一种雅量。一次，他与王导一起参加族人的宴会，席间王衍问一个人：“我以前托你办的事，怎么一直没办？”谁知那人竟然恼羞成怒，拿起食盒掷在王衍脸上。王衍丝毫不见怒容，他一言不发，擦洗完毕后，拉着王导一同离去。后人评论说：“王夷甫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正因为名士们自视清高，所以不滞外物，不会因外物干扰自己的内心，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总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潇洒的风度。魏晋名士这种气度雅量、风神洒脱不仅深受当时人的推崇，而且也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六、纵酒为达 挥麈如仙
纵酒为达、挥麈如仙既是魏晋名士们注重自我的体现，更是张扬人性的表现。酒与魏晋名士关系密切，关于酒他们有许多经典的论说，因为酒他们有更多的任达放诞之举，所以饮酒成了魏晋风度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之一。检点魏晋文人的文章，几乎没有能离开酒的。不论是悲是喜，是欢聚是离别，魏晋名士都要通过酒来发泄自己的情感。他们借酒浇愁，借酒放达，借酒抒情，借助酒来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同时又在酒中发现真趣味。所以，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说：“酒中有深味。”另一名士王荟也说：“酒正自引人著胜地。”而王恭（字孝伯）更是明确宣布：“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 《离骚》，便可称名士。”可见饮酒被当作做名士的一个重要标识。
刘伶曾作 《酒德颂》，因而被后人奉为“酒仙”。他性颇通达，为人不妄交游，亦不治家产，常乘一鹿车，携带一壶酒，让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说：“如果我死了，就地埋掉算了。”他因饮酒太多，其妻子曾将家中酒具全部砸掉，将酒全部泼掉，并哭着劝他戒酒，但他无动于衷。阮籍也好酒，他听说步兵厨中有好酒，便立即申请做步兵校尉，上任后先入厨中，与刘伶一同。饮。张翰也有关于酒的名言，因其纵任不拘，有人劝他说：“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周顗任尚书仆射时，经常喝得大醉，一月中竟只有几日清醒，时人号为“三日仆射”。当然，名士们喝酒也给后代造成严重危害，体会“酒中有深味”的陶渊明嗜酒成性。有人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正因他大量饮酒，导致他的５个儿子全部智力低下。
魏晋名士不仅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以麈尾作为自己的标志。麈是鹿的一种，据说鹿之大者为麈，在群鹿中以尾调度指挥群鹿的行动，因此挥麈尾便有“领袖群伦”之意。魏晋名士清谈时总要手捉一柄麈尾，如 《世说新语》 说王衍“妙于玄谈，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麈尾既作为身份的标志，也显示名士的风流。正如南朝梁元帝萧绎 《麈尾诗》 中“匣上生光影，毫际起风流”的赞句，名士们追求的是在挥麈之际顿然生出的无限风流。不仅如此，名士们还往往把麈尾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东晋名士王濛临终前，“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其死后，他的好朋友、大名士刘惔亲手把麈尾放在棺内随葬。
七、崇拜美色 风流自赏
崇拜美色、风流自赏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化注重自我、张扬人性的鲜明体现。魏晋时期人们对形体美的崇拜与追求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在当时，一个人长得魁伟、漂亮，不仅能得到社会认可，而且还能顺利踏入仕途，因此这一时期的男子甚至比女子更加注重自己的容颜外貌。例如，何宴本已“美姿仪，面至白”，面色白得令曹丕怀疑他“傅粉”，但为了突出自己皮肤的白晳，他在大夏天猛食“热汤饼”（面条），搞得大汗淋漓，然后用红衣服试汗，使面色显得越发皎洁。潘岳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皮肤煞白，另一名士夏侯湛皮肤也很白，与潘岳“并有美容”，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二人“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另外，名士卫玠长得也很美。据说他小的时候乘坐白羊车在洛阳市上走，看到的人都说：“看！谁家的璧人？”卫玠的舅舅王济也是风姿俊爽之人，但每次见到卫玠，总是叹道：“明珠在旁，朗然照人！”可见卫玠确实漂亮。《世说新语》 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卫玠去建康，建康人观者如堵，人山人海，卫玠本来有弱症，结果不堪劳苦，一病而死，时人流传“看杀卫玠”的时髦语。
魏晋时期有着姣好容貌的男子常常使得羞涩的女性也情不自禁地公开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据说当美男子潘岳走在街上时，沿途少女少妇多被其翩翩风度所倾倒，她们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私心爱慕，纷纷向他投以瓜果。另有个故事称，诗人左思长得相貌丑陋，于是想仿效潘岳，结果遭到沿途少女少妇们的唾骂，搞得狼狈不堪。在又一个故事里，左思则换成了张载。张载也是西晋诗人，与左思、潘岳同时。上述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史实，但反映的背景却是真实的，它们准确地描绘出魏晋时人对形体美的崇拜与追求。正因为魏晋名士注重自己的形体美，所以使这个时期的文化沾染上浓烈的烟水之气，这实际上展示的是“人的自觉”的开始，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值中国文化由童年期向青年期转变这样的时代特征完全吻合的。
魏晋风度之所以令后世羡慕不已，是因为它是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说它独特，是因为魏晋时期独有的历史条件造就了魏晋名士，这个条件就是门阀世族的形成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所占的统治地位、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这是任何一个时期所不具备的，所以它既不可再现，也不可模仿。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没有这个时期的文化多元局面的形成，没有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就不会有以后强大的隋唐王朝，也不会有隆盛无比的隋唐文化的发生。
§§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隆盛时代——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时期。到这个时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已有两千六七百年的时间，进入封建时代也有一千多年时间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文化终于发展成熟，进入到鼎盛时期，并呈现出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景象。
一、珍惜生命 渴求永生
强烈的生命意识是魏晋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所依存的士族地主阶层往往要面对５种死亡。第一种是世家大族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互相残杀。第二种是庶族地主对氏族地主的仇视和无情杀戮。第三种是少数民族贵族对汉族世族地主的野蛮杀戮。例如，石勒曾做过汉族地主的佃客、耕奴，因此对西晋世族极端仇恨，在作战中将俘获的二千石以上的西晋官员几乎全部杀死。公元３１１年，他率兵包围了从洛阳逃出的西晋王公、贵族、大臣和军队，用骑兵围射屠杀，十几万人无一幸免。第四种是在被压迫各族百姓的起义斗争中对世族地主的无情杀戮；第五种是瘟疫、疾病、饥饿等自然因素造成的死亡。
这５种死亡使得这一时期人们的寿命是非常短暂的。例如，陆机在其 《叹逝赋序》 中感叹道：“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涂（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正因如此，魏晋知识分子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生命短暂的悲凉与感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都在这种长时期的多重死亡威胁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西晋石崇在 《金谷诗序》 发出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感叹，是这种悲凉心情的真实写照。
追求长生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在战国时代便已产生，到秦汉时达到一次小高潮，但都不如魏晋时期表现得这样普遍和深刻。在魏晋文人的作品中，感叹人生短促的主题一直贯穿于这一时代始终。例如，西晋以写哀辞著称的潘岳（字安仁）曾大规模地创作以哀悼为题材的作品，他的 《怀旧赋》、《悼亡赋》、《杨荆州诔》、《杨仲武诔》、《伤弱子辞》、《金鹿哀辞》、《阳城刘氏妹哀辞》、《哀永逝文》、《哭弟子》 等作品，所哀对象都是自己的亲人，如岳父、内兄、妻子、妹妹、儿女等。除此之外，他还为朋友及朋友的妻子写下许多诔文①，著名的如 《寡妇赋》、《夏侯常侍诔》、《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 等。这样大规模地以哀悼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创作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魏晋士子对生命久长的追求与渴望表现最突出的是服用“五石散”。“五石散”是一种被认为可以养生和不死之药，而且对人的容颜和精神确有益处。据说服药之风的首倡者是何晏。他曾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他以后，此风流行于世。所谓“五石”，就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磺５味药剂。但这种药毒性非常强，服用不当，往往送命。服用五石散后，因毒性发作，必须吃冷饭才能将毒性散发掉，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但又必须饮热酒，同时还得外出散步，称“行散”。显然这种药不是平常百姓能服用得起的。
由于行散得当有益于健康，逐渐地，行散就成为名士风度的重要表现内容，并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成为社会风俗。北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都服石药，皆称“石发”，服药发热成为富贵人家的标志，以至有的平民百姓为了博取虚荣，也诈称发热，以冒充富贵，闹出笑话。曾有一人，躺在闹市口，翻转身体称发热，让世人观看。同行的伙伴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正石发呢！”同伴问：“你何时喝了石药，现在得以石发？”那人说：“我昨天买米，里面有石头，吃了以后现在开始发作了。”闻者哈哈大笑。
另外，服药后皮肤会变得脆嫩，容易划破，所以必须穿宽大、破旧的衣服，不能穿新衣服，而且衣服不能常洗，这样必然会生出很多虱子。嵇康曾说：“头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性复多虫，把搔无已”。于是，手舞足蹈地在大街上来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抓虱子在当时竟成为令人称叹的名士风度。《世说新语》 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东晋）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即名士周顗）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尚书）令仆（射）才。”顾和的这个行为，便是令后世着迷的“扪虱而谈”的名士风度。
二、情深意切 表里澄澈
魏晋名士出于对人生苦短的悲情，对于人间情怀不仅不羞言，反而大胆外露，并公开歌颂赞美。
例如，文人情结浓郁的曹丕虽贵为魏王太子，但并不吝袒露自己多情善感的心灵深处。他与“建安七子”友善，而这七子多早亡，常令曹丕唏嘘不已。建安十七年（公元２１２年），“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字元瑜）首先病逝，曹丕满怀悲情地为其遗孀写了 《寡妇赋》，在 《序》 中说：“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始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使人难以想像身为高级贵族的曹丕竟能体会普通人的情感。建安二十年（公元２１５年），曹丕在 《与吴质书》 中说：“每念昔日南皮之乐，诚不可忘……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诚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一面热烈地回顾当年与吴质等文人在南皮游乐的情景，一面又真切地表达出“斯乐难常”的感慨，尤其３年前阮瑀的病逝仍令曹丕扼腕痛心，悲伤不已。两年以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２１７年），一场更严重的灾疫袭来，同时夺去了“建安七子”另外４ 位成员王粲、徐干（字伟长）、应玚（字德琏）、刘桢（字公干）的生命，令曹丕更加伤感。第二年，他在 《再与吴质书》 中又悲切地说：“王、徐、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真切地表达出人不得全寿的沉痛心情，使人直感埋藏在其心灵深处的丰富情感。
西晋的潘岳在 《悼亡》 诗三首中追念亡妻也同样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第一首：“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怳如或存，回遑忡惊惕。”其睹物思人的悲痛之情让人心恸欲绝。
至于东晋名士，在这方面更有特色。面对国破山河在，尤其沦落江南、寄寓他乡的痛苦与尴尬，使得南渡名士的感情十分敏感和脆弱。如刚刚南渡时，北方名士每遇风和日丽之日，便相邀聚集于新亭饮宴。一日，周顗于座中突然叹到：“此处风景虽与洛下相同，然而举目之间，却是山河有异，已非神州一统之旧了！”众人顿时相视流泪，唏嘘不已。这就是著名的“新亭饮泣”的故事。
东晋名士重情不仅十分深挚，而且带有艺术的美感，这也是他们具有迷人风度的主要原因。即使是雄豪一生的桓温也极富深情。太和四年（公元３６９ 年），他率兵北伐，途经金城，见自己当年为琅琊内史时亲手栽种的柳树已长成十围粗壮的参天大树时，不禁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回想当年自己仅２３岁，而今转眼已是６０之翁，当年一腔的豪气，满怀的抱负，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付东流。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３５６年），桓温曾率兵收复洛阳，当地父老乡亲持牛酒沿途迎接，并哭泣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桓温上表请还都洛阳，但为江南世族所阻挠，没有成功，使其力图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豪情壮志未能实现，因而才有这样的叹息。桓温的这一叹息不仅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留恋的深情，流露出英雄暮年壮志未酬的悲壮情怀，而且显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千百年来，风流不减。后来南朝庾信作 《枯木赋》，将这种情怀进一步文学艺术化。其赋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当代伟人毛泽东晚年曾多次让人诵读这篇 《枯木赋》。
东晋名士还非常珍惜人世间的情谊，亲朋好友的每一次分离都给他们带来哀伤，经常要难过上好几天。如谢安曾说：“人到中年以后，特别伤于哀乐。每次与亲友分别，总要难过好几天。”生离如此，死别更是凄厉感人，悲剧美感也更加强烈。如 《世说新语· 伤逝》 记王徽之（字子猷）哭悼王献之（字子敬）：“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时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其兄弟情深感人肺腑。另外，大名士刘惔（字真长）哭王濛也一样感人至深，《世说新语》 记：“（王长史）及亡，刘尹（惔）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这种临亡“恸绝”正是东晋名士独有的深情。
另外，国家的前途、个人的遭遇也都是东晋人重情、伤感的触发点。如袁宏（字彦伯）做安南将军谢奉的司马，朋友送他离京至濑乡，将别之时，倍感凄惘，袁宏不禁叹道：“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这一感叹，既表达出对国家的担忧，又寓含着个人内心的辛酸，这是时代造就出的敏感心灵，是面对山河破碎而喷薄涌出的伤感情怀，同样令人心酸泣下。
三、凭心而动 任率自然
凭心而动、任率自然最能体现魏晋名士们注重自我的文化性格。如西晋人张翰（字季鹰），家在江东。他在洛阳做官时，一日因见秋风起，顿起家乡莼菜鲈鱼之思，幡然说：“人生贵适志，安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即时挂印东归，传为美谈。到了东晋，名士们更视自己为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不拘小节，高蹈尘世，纯任个性，放纵自我，不愿受任何约束。如王徽之家住山阴（今浙江绍兴），有一夜天降大雪，他半夜醒来，一面命家人酌酒，一面欣赏四周皎洁一片的世界，突然涌动出思念好友戴逵（字道安）的情绪。当时戴逵在剡（今浙江嵊县），王徽之竟不惮路远，“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他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种将自己置于一切社会生活之上，一切以自己的情绪为标准，是东晋名士的突出特点。
东晋名士不仅十分重视自己的情绪，格外尊重自己的情绪，。快淋漓地表现、宣泄这种情绪，同时也体味这种情绪的。快淋漓。如王献之路经吴地，听说当地名士顾辟疆有座名园，他与顾辟疆并不相识，却径直去顾家赏园。当时，正值顾家宴请朋友，王献之也全然不顾，并不与主人打招呼，只管自己游览，之后还指手画脚地品评优劣，惹得顾辟疆勃然大怒，将王献之的仆从赶出门外。王献之坐在肩舆中等仆从来抬，许久不见人来，于是就让主人送他到门外，但仍是一副不屑搭理的样子。王献之这种只管满足自己的意愿，全然不顾主人家的感受，即使受到粗暴对待也毫不在乎，仍然怡然不屑的表现，正是当时名士的风度。另外，王徽之也有类似的故事。《世说新语· 简傲》 记：“王子猷尝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通报）。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世说新语· 简傲》 还记载一更绝的故事：“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这种张扬的个性，不自矜持的本色，实际上表达的是名士对生命本身的深爱。
四、不邀世宠 轻待权贵
不邀世宠、轻待权贵这股风气始于东汉末年。如名士李充本受大将军外戚邓骘的赏识，一次到邓家赴宴，因谈论名士的话题与邓骘意见不合，邓骘便夹起一块肉欲堵其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谁知李充不给面子，弃肉于地，称：“谈论名士比吃肉更有味道。”并愤而离去。当有人责怪李充这样做不仅“刺激面折，不由中和”，也不利于子孙时，他慨然答道：“大丈夫居世贵行其意，何能远为子孙计哉！”显示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气概。再如著名文人祢衡更是当时恃才傲物、目空王侯的响当当的人物。他除对孔融（字文举）、杨修（字德祖）的学问略有赞赏外，将其他名士一律视为出己之下，常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其时祢衡不到２０岁，而孔融已４０岁。不仅如此，就连身为丞相的曹操也不被祢衡放在眼里。曹操爱才，一心想见他，祢衡不仅不愿前往，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曹操为了煞煞他的傲气，令他为鼓史当众击鼓，以示羞辱。谁知祢衡竟在大庭广众之下面不改色地褪光衣裤，赤身裸体地站在众人面前慢慢地换上鼓史之服，毫无羞怯之状。弄得曹操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地说：“我本来想借此羞辱祢衡，却不料受到祢衡的羞辱。”之后，祢衡又来到曹操大营前，手拿３尺大杖，捶地大骂。曹操碍于祢衡的名气，虽然气愤得不得了，但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后人据此故事写成戏曲剧本 《击鼓骂曹》，广为传唱。
到了东晋，由于士族势力与皇权平行，甚至超越皇权，在这种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下，名士更是追求人格上的平等，绝不以政治地位的高低论英雄。《世说新语》 载：桓温问大名士刘惔对会稽王的看法，刘惔毫不犹豫地回答：属于第二流中人。桓温问他谁是第一流的人，刘惔骄傲地回答：“正是我辈耳。”会稽王就是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地位如此之高却不被名士放在眼里。名士戴逵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武陵王司马晞派人召他去表演，他竟破琴说：“戴道安不为王门伶人。”还有，名士殷浩少有美名，精通 《老子》、《易经》，与权臣桓温齐名。桓温“常有竞心”，一次问殷浩：“卿如我何？”殷浩回答：“我与你周旋久，宁作我。”以第一流人物自居，毫无愧色。在玄学思潮的启迪下，东晋名士往往口出狂言，这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非议。可见这个时代对人的个性、价值都是十分重视的和尊重的，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不多见。
东晋名士王徽之与右军将军桓伊（字自野）的平等交往更令人称道。王徽之与桓伊二人并不相识。桓伊擅长吹笛，时称“江左第一”，王徽之听说，一直心向往之。一次二人相遇，当时王徽之在船上，桓伊在岸上乘车而行。王徽之让人传话给桓伊说：“听说你笛子吹得很好，能否为我一奏？”桓伊素闻王徽之的名字，“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这件事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二人始终不曾交谈一言，其次在于二人地位悬殊。桓伊是东晋名将，在淝水之战中立有大功，当时极为显贵，而王徽之不过一名士而已，但他敢于呼桓伊吹笛，而桓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东晋人旷达的品格与风度从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儿子如此，其父更加了不得。王徽之、王献之的父亲王羲之还有叫绝的故事呢！王羲之是帮助晋元帝司马睿建东晋的丞相王导的侄子。一次，太尉郗鉴派门生到王导家送信，希望从王氏子弟中寻觅一快婿，王导让门生去东厢房自己查看。门生回去报告说：“王氏子弟都非常优秀，但一听说选婿之事，都未免过于矜持做作。只有一人躺在东床上袒露着肚子，如若不闻。”郗鉴说：“这正是我的佳婿。”一打听，才知是王羲之，于是将女儿嫁给他。这就是有名的“东床坦腹”的故事。同样，这件事的迷人之处也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王羲之坦腹东床“如若不闻”，另一方面郗鉴却认定这便是自己的乘龙快婿，这种事情以后难得再见。而王羲之坦腹东床“如若不闻”，则充分体现出东晋名士不邀世宠、以本色为上的真性情。
五、处惊不乱 镇定自若
处惊不乱、镇定自若表明的是魏晋名士内心的坚定，以及不受外物所扰的雅量，也是他们注重自我的鲜明体现。在 《世说新语》 中被列为第一雅量之人的是东吴的顾雍。顾雍的儿子顾邵死在豫章太守任上，顾雍接信，见里面没有儿子的亲笔信，心已明白。此时，他正聚集一帮僚属下围棋。他表面上依旧神气不变，但亡子之痛，心如刀割，以至“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另一个与之相似的故事是关于东晋谢安的。谢安任宰相时，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３８３年）北方前秦皇帝符坚率军来袭，双方在淝水交战，指挥晋军的是谢安的侄子谢玄。当时两军兵力对比悬殊，前秦军有９０万，到达前线的也有二三十万，而晋军只有８万，虽是精兵，但毕竟人少。在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谢安始终镇定自若，持必胜信心。当前线捷报传来时，谢安也正在与客人下围棋，接到战报略读完毕后即搁置一边，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忍耐不住，询问战况，他才徐徐答道：“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待送走客人，谢安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大步往回走，脚下木屐的踏齿打在门槛上脱落以至走路高低不平，他都不知道。顾雍和谢安这种雅量显示出第一流名士的风采，被时人看作是了不起的风度。
嵇康是正始年间第一等名士，其在生死之际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风度，也令时人叹为观止。曹魏元帝景元三年（公元２６２年），嵇康受司马氏冤诬，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或许因名士身份，或许因中散大夫官职，嵇康没有被绑缚，他从槛车中走出来后，便安详地盘腿而坐。四周士兵围成一个大圆圈，精神高度紧张地戒备着。一会儿，嵇康抬头顾视日影，见太阳尚未及午，便向陪伴他的哥哥嵇喜索琴而弹。一曲感动天地、惊泣鬼神的 《广陵散》 之后，嵇康从容就义，闻者无不为之动容。面对死亡，南齐张融也有可圈可点的风度。他曾为夷贼捕获，夷贼想杀而食之，张融毫不惧怕，神色镇定，用洛阳方音高声吟咏，夷贼甚感惊奇，以为神人，遂将他放了。
西晋王衍（字夷甫）则有另外一种雅量。一次，他与王导一起参加族人的宴会，席间王衍问一个人：“我以前托你办的事，怎么一直没办？”谁知那人竟然恼羞成怒，拿起食盒掷在王衍脸上。王衍丝毫不见怒容，他一言不发，擦洗完毕后，拉着王导一同离去。后人评论说：“王夷甫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正因为名士们自视清高，所以不滞外物，不会因外物干扰自己的内心，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总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潇洒的风度。魏晋名士这种气度雅量、风神洒脱不仅深受当时人的推崇，而且也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六、纵酒为达 挥麈如仙
纵酒为达、挥麈如仙既是魏晋名士们注重自我的体现，更是张扬人性的表现。酒与魏晋名士关系密切，关于酒他们有许多经典的论说，因为酒他们有更多的任达放诞之举，所以饮酒成了魏晋风度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之一。检点魏晋文人的文章，几乎没有能离开酒的。不论是悲是喜，是欢聚是离别，魏晋名士都要通过酒来发泄自己的情感。他们借酒浇愁，借酒放达，借酒抒情，借助酒来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同时又在酒中发现真趣味。所以，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说：“酒中有深味。”另一名士王荟也说：“酒正自引人著胜地。”而王恭（字孝伯）更是明确宣布：“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 《离骚》，便可称名士。”可见饮酒被当作做名士的一个重要标识。
刘伶曾作 《酒德颂》，因而被后人奉为“酒仙”。他性颇通达，为人不妄交游，亦不治家产，常乘一鹿车，携带一壶酒，让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说：“如果我死了，就地埋掉算了。”他因饮酒太多，其妻子曾将家中酒具全部砸掉，将酒全部泼掉，并哭着劝他戒酒，但他无动于衷。阮籍也好酒，他听说步兵厨中有好酒，便立即申请做步兵校尉，上任后先入厨中，与刘伶一同。饮。张翰也有关于酒的名言，因其纵任不拘，有人劝他说：“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周顗任尚书仆射时，经常喝得大醉，一月中竟只有几日清醒，时人号为“三日仆射”。当然，名士们喝酒也给后代造成严重危害，体会“酒中有深味”的陶渊明嗜酒成性。有人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正因他大量饮酒，导致他的５个儿子全部智力低下。
魏晋名士不仅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以麈尾作为自己的标志。麈是鹿的一种，据说鹿之大者为麈，在群鹿中以尾调度指挥群鹿的行动，因此挥麈尾便有“领袖群伦”之意。魏晋名士清谈时总要手捉一柄麈尾，如 《世说新语》 说王衍“妙于玄谈，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麈尾既作为身份的标志，也显示名士的风流。正如南朝梁元帝萧绎 《麈尾诗》 中“匣上生光影，毫际起风流”的赞句，名士们追求的是在挥麈之际顿然生出的无限风流。不仅如此，名士们还往往把麈尾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东晋名士王濛临终前，“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其死后，他的好朋友、大名士刘惔亲手把麈尾放在棺内随葬。
七、崇拜美色 风流自赏
崇拜美色、风流自赏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化注重自我、张扬人性的鲜明体现。魏晋时期人们对形体美的崇拜与追求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在当时，一个人长得魁伟、漂亮，不仅能得到社会认可，而且还能顺利踏入仕途，因此这一时期的男子甚至比女子更加注重自己的容颜外貌。例如，何宴本已“美姿仪，面至白”，面色白得令曹丕怀疑他“傅粉”，但为了突出自己皮肤的白晳，他在大夏天猛食“热汤饼”（面条），搞得大汗淋漓，然后用红衣服试汗，使面色显得越发皎洁。潘岳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皮肤煞白，另一名士夏侯湛皮肤也很白，与潘岳“并有美容”，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二人“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另外，名士卫玠长得也很美。据说他小的时候乘坐白羊车在洛阳市上走，看到的人都说：“看！谁家的璧人？”卫玠的舅舅王济也是风姿俊爽之人，但每次见到卫玠，总是叹道：“明珠在旁，朗然照人！”可见卫玠确实漂亮。《世说新语》 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卫玠去建康，建康人观者如堵，人山人海，卫玠本来有弱症，结果不堪劳苦，一病而死，时人流传“看杀卫玠”的时髦语。
魏晋时期有着姣好容貌的男子常常使得羞涩的女性也情不自禁地公开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据说当美男子潘岳走在街上时，沿途少女少妇多被其翩翩风度所倾倒，她们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私心爱慕，纷纷向他投以瓜果。另有个故事称，诗人左思长得相貌丑陋，于是想仿效潘岳，结果遭到沿途少女少妇们的唾骂，搞得狼狈不堪。在又一个故事里，左思则换成了张载。张载也是西晋诗人，与左思、潘岳同时。上述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史实，但反映的背景却是真实的，它们准确地描绘出魏晋时人对形体美的崇拜与追求。正因为魏晋名士注重自己的形体美，所以使这个时期的文化沾染上浓烈的烟水之气，这实际上展示的是“人的自觉”的开始，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值中国文化由童年期向青年期转变这样的时代特征完全吻合的。
魏晋风度之所以令后世羡慕不已，是因为它是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说它独特，是因为魏晋时期独有的历史条件造就了魏晋名士，这个条件就是门阀世族的形成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所占的统治地位、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这是任何一个时期所不具备的，所以它既不可再现，也不可模仿。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没有这个时期的文化多元局面的形成，没有这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就不会有以后强大的隋唐王朝，也不会有隆盛无比的隋唐文化的发生。
§§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隆盛时代——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时期。到这个时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已有两千六七百年的时间，进入封建时代也有一千多年时间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文化终于发展成熟，进入到鼎盛时期，并呈现出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