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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清文化腐朽、愚昧特征的主要体现
明清文化腐朽、愚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君主专制的极端强化，二为闭关锁国政策的全面实施。前者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越发扭曲，腐朽不堪，最终止步不前，落后挨打；后者与前者关系密切，它不仅将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地位拱手让出，而且将中国人彻底变成井底之蛙，愚昧无知到极点。
一、君主专制的极端强化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得到空前的加强。皇帝不仅将一切军政大权全都揽入怀中，并且将天下完全当成是自家的“私产”，“家天下”味道极为浓厚。明清皇帝的威严程度，如果让创立这一制度的秦始皇看到，简直如小巫见大巫一般，必定会自叹不如的。
（一）取消宰相之制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得到空前加强的表现之一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取消。
中国最后一位宰相是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胡惟庸。明朝的宰相是中书省左、右丞相，其中以左丞相为长。胡惟庸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任中书省左丞，当时左丞相因李善长告老引退而空缺，汪广洋为右丞相，但汪广洋为人懦弱怕事，又喜欢喝酒，凡事都让着胡惟庸，所以胡惟庸已实际执掌宰相之权。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汪广洋被贬往广东，胡惟庸成了事实上的宰相，不久他升为右丞相，成为真正的宰相。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胡惟庸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完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仕途旅程。从洪武六年七月到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正月，胡惟庸当了不到７年的宰相。在此期间，尤其后４ 年任左丞相期间，他利用朱元璋的信任，大权独揽，目无同僚，专权树党、贪污受贿严重。他常常遇事不奏而行，对各衙门递送上来的奏章，必先自看一遍，有不利于自己的便搁置一边，不让朱元璋知道，一直到后来，竟发展到欲取朱元璋而代之，自己当皇帝，最终被朱元璋以谋逆罪处死。
朱元璋在杀掉胡惟庸之后，顺势于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将宰相制度废除了。废除宰相以后，以前由宰相领导的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全部升格，由皇帝亲自领导，六部长官———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朱元璋实际上兼任了宰相的职务。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使皇权得到空前的加强。但是，所有政务都集于朱元璋一身，他也难于应付。忙了９个月，朱元璋终于吃不消了。无奈，他只好找来一些大学士作为自己的顾问，让他们帮助看奏章，处理文书，起草诏谕等。到明成祖朱棣时，这些人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机构，为了避开宰相之名，遂称为“内阁”。以后，由于内阁大学士经常参与机务，所以权位渐高，又超过了六部长官。内阁中的首席阁员称“首辅”，实际掌握宰相之权。但内阁不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不设官署，也不管辖六部，所以还是有别于宰相的。清朝时，内阁权力下降，让位给军机处。
清朝雍正年间，因为对西北用兵，往返军情通报频繁，而内阁在太和门外，距离内廷过远，雍正皇帝觉得很不方便，同时也容易泄密，于是命令一些亲近大臣到内廷来办公，地点在后宫内朝门外西侧、隆宗门内的小厢房里，以便他能够随时面授机宜。该机构刚开始叫“军需房”，后改称“军机房”，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始正式定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人员不定，少则二三人，最多时六七人，都由皇帝亲自指定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称“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地位虽高，但仅是“内廷差使”，且都是兼职，非为专官。另外，他们只有值庐，没有衙署，下面也没有属吏，所以军机处不是正式的衙门。不过，由于它接近皇帝，以后遂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一级机构。
军机处的设置是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点的一个标志。它表明封建官吏已经彻底沦为皇帝的奴仆。他们为皇帝办事，却龟缩在皇宫一隅，既没有自己的官署，也没有可供调遣的下属，被皇帝呼来唤去，毫无尊严可讲，君与臣的差距已拉至最大。不仅如此，秦汉时期大臣上朝可以坐着，唐宋之时大臣站着见皇帝，而明清的时候大臣则是跪着与皇帝说话，并且口称“奴才”，君主已不再把臣下当人看待。仅从这一点而言，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有怎样的好前景了。
（二）纵容宦官干政专权
君权高度强化的结果是，为宦官干政专权提供了便利。明清都是宦官干政专权比较严重的朝代，其中尤以明朝为甚。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继东汉和唐朝之后第三个宦官干政专权严重的朝代，而且严重程度超过东汉和唐朝。
明朝宦官干政是从第三代皇帝成祖朱棣开始的。本来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有鉴于历史教训，曾明令不许宦官识字，禁止宦官干政，外臣不得和内臣有公文往来等，并留有遗训，在南京皇宫门口还立了一个铁牌，上铸１１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时，南京宫城以内及派遣在外的宦官由于受不了建文帝的严管，不少都拥护朱棣，向他递送情报，从而使他最终篡位成功。这样，就使得朱棣对宦官产生了偏好。于是，朱棣当上皇帝以后，开始重用宦官。永乐时期最著名的宦官恐怕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保太监”郑和了。由于郑和等宦官忠于皇权，踏踏实实地为朱棣做了一些事情，结果又进一步促使朱棣加深了对太监的信任。另外，朱棣靠发动政变夺权，猜忌成性，对统兵在外的将领总放心不下，而太监时常伴随他左右，相比之下与其更贴心些，于是他便常派宦官外出做监军，让他们给他当耳目。后来，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又命宦官为“镇守中官”，使他们担当起地方大员来。从此以后，明朝重用宦官之风一发不可收拾。如明英宗朱祁镇时，中央政府的用人行政权、军权、司法权和特务机构等全都交付给宦官掌握，在各省各镇都普遍设立镇守太监，控制地方政府。明宪宗朱见深时宦官揽权更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全国各省差不多皆是宦官当“镇守中官”。这些宦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和总兵之上，军队将领中极少有人不低首下心于监军太监的。
由于太监具有生理上的缺陷，所以在心理上也异乎常人，一旦他们掌握大权，绝大多数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贪婪与残暴，危害国家，祸害臣民，当然最终他们自己也大都不得好死。明朝臭名昭著的宦官有这样几位：英宗朱祁镇时的王振、宪宗朱见深时的汪直、武宗朱厚照时的刘瑾、熹宗朱由校时的魏忠贤。
王振是明英宗自小在其身边伺候的太监，他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局面。英宗不仅格外信任王振，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对王振崇拜有加。英宗９岁即位，当了十几年的皇帝，还一直称呼王振为“先生”，王振说什么，他都百分之百地听从。王振在英宗的专宠下，实际掌握着明朝的朝纲。他虽然只是宫内的司礼监太监，但朝廷中的大员没有几个敢不对他下跪的。王振跋扈专横，以周公自比，事事不经英宗，出语就称为“圣旨”，公侯勋戚都低眉下眼地称他为“翁父”。他在朝中作威作福尚嫌不够，还对外刺激瓦剌，结果引来瓦剌大举入侵。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１５世纪４０年代其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诸部，势力日益强盛。王振毫无政治头脑，处理瓦剌政策严重失误，导致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年）也先纠集蒙古各部，兵分４路前来进攻。也先自率主力近逼大同，明朝守将或战死，或逃回，大同吃紧。王振的家乡在距离大同不远的蔚州（今河北蔚县），他担心自己在家乡的财产会遭掳掠，便极力怂恿英宗御驾亲征。这一年，英宗２３岁，不仅毫无作战经验，甚至京城还没有出去过一次，王振对军事一样茫然无知。于是，５０万大军在粮草尚未征调齐全的情况下，便由这两个糊涂蛋率领着仓促上路出征。一路上风雨交加不说，粮食还很快接济不上了，军士们叫苦不迭。当大军抵达大同时，前方传来原大同驻防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终于害怕了，急忙下令撤退回京。但回军途中，他又忽发奇想，要英宗“临幸”自己的家乡，摆摆威风。谁知大军刚走出４０里，他又突然想到大军过境会踏坏自己田里的麦子，于是又下令原路折回。由于行军路线屡变，加之王振执意要等待他的１ ０００多辆私人辎重车，令大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停留过夜，耽误了行程，被瓦剌军追上。奔波２０多天、已两天没有水喝的明军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突围途中，被瓦剌军合围，几乎全军覆没。跟随英宗出征的一大批文武官员阵亡，英宗被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汪直是瑶族人，在宫中官居御马监太监，是明宪宗及比宪宗长１７岁但最得宠的万贵妃一向最信任的人。他屡次外出监军，后来成为特务机构“西厂”的头。汪直经常带领西厂特务外出侦察，将大小政事，以至街谈巷语，都秘密报告宪宗，深得宪宗宠信，以至他可以任意进退文武大臣，势震天下。当时的人“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汪直外出，随从众多，公卿大臣见了都得赶快回避。地方官听说汪直要来，都赶到百里之外，跪在马前迎接。汪直擅权期间，屡兴大狱，劾罢公卿大臣数十人，民间琐事亦多置重法，苛暴无比。后来，另一特务机构“东厂”的宦官揭发其不法事，汪直遭贬逐而死。
刘瑾是司礼监太监，同时还提督十二团营，且于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之外加设内行厂，由他亲自掌握。他专权期间，宦官权势更盛，达到高峰。刘瑾与内阁中他的亲信、首辅焦芳内外联手，狼狈为奸，为所欲为。武宗几乎等于把皇帝让给他做，焦芳等内阁成员都到他家去处理政事。大臣的奏章得写成两份，先用红本送刘瑾，然后再送给武宗，称白本。其声势煊赫，以至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刘瑾在朝中大肆镇压异己，斥逐大臣，引进私党，无恶不作。后来，他私藏玉玺、衮衣、弓弩和５００件穿宫牌，以及常用的两把扇子里都夹带着小匕首的事被人以图谋反叛之罪揭发。武宗大怒，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今属河北）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自己动了手术，于万历年间入宫。进宫不久，他荣任熹宗生母王才人的厨子，逐渐地与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暧昧关系，可见他并非是一个完全的残废人。王才人死后，熹宗由客氏抚养长大，他爱屋及乌，对魏忠贤也宠信有加。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年），熹宗即位，魏忠贤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后又兼掌东厂。魏忠贤与客氏相勾结，秉政七八年，专断国政，广树私党，滥兴大狱，他甚至在宫中组织了一支１万多人的宦官武装。当时以顾秉谦为首的内阁，对魏忠贤卑躬屈膝，如同奴仆。朝臣在路上见到魏忠贤，必须跪地叩头，高呼“九千岁”。全国各府州县，到处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入祠者必须跪拜，否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崇祯帝即位后，先将其黜职，令其赴凤阳安置，旋即下令逮治。魏忠贤闻讯，于途中自缢身亡，后被戮尸。
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代皇帝，他虽然杀了魏忠贤，但对宦官专权的危害并无清醒的认识，仍一味重用宦官，压制朝臣，直至明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的专制君主是与宦官一起走向死亡的。当崇祯帝吊死在皇宫北面的煤山（今北京景山）时，陪同他一起死难的就是一位宦官。
清朝建立以后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对太监管束比较严格。如顺治曾在司礼监、尚衣监等１３个太监衙门前立了一块铁碑，规定严禁太监干政，犯者凌迟处死。因此，有很长时间清朝没有出现明朝这样糟糕的情况。但是到了后期，慈禧统治的时候，太监干政又有所抬头，像大太监安德海、李莲英等，也都是中国宦官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宦官的干政专权进一步加重了明清两王朝的腐败统治。
（三）建立特务组织迫害臣民
随着封建社会步入没落时期，各种矛盾都呈尖锐化发展，专制君主的统治越发难以为继，于是明清皇帝都建立了恣意横行的特务组织，企图依靠它们加强对臣民的监视。
明清的特务组织是明太祖朱元璋首创的。作为赤贫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天下”思想十分浓厚。他要求臣僚必须对自己绝对忠诚，生怕他们存有私心，威胁朱家天下，因而他时常采取特务手段侦察臣下的言行。洪武初年，他置“检校”之职，主管“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检校利用特权，横行霸道，百官多畏惧。朱元璋却得意地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但检校并非专门化机构，朱元璋感觉使用起来尚不得心应手，于是在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特令护卫皇宫、掌管皇帝出入仪仗的亲军———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即锦衣卫，兼掌刑狱，赋予其巡察、缉捕、审判、处刑之权。锦衣卫下属机构有南、北两镇抚司，其中南镇抚司掌管卫中刑名和军匠事务，北镇抚司则专理诏狱，直接取旨行事，又称“锦衣卫狱”。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年），明宪宗给北镇抚司颁发印信，规定其所理诏狱必须立即向皇帝报告，一切直接向皇帝负责，锦衣卫最高长官指挥使不得插手，更提高了北镇抚司的特权。明世宗时，陆炳掌管锦衣卫，大肆扩充势力，使人员增到十五六万，比明初扩大了１００倍。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镇压官员中的反对派及人民的反抗，于当年，即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在京师东安门北（今东厂胡同）设立了一个专门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之事的特务机构———东厂。由于担心外臣徇情，不能及时把真实情况直接报告上来，成祖特命亲信太监提督东厂。从此，由宦官执掌特务机构成为定制。东厂提督常以司礼秉笔太监之第二、第三人充任，称督主，人员从锦衣卫拨给，有１ ０００多人，诸事可以直接报告皇帝。东厂的权力不仅在锦衣卫之上，而且锦衣卫也在其监视之内。这样锦衣卫与东厂互相倚赖，彼此制约，谁也不敢有违皇帝的意旨。
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又于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另设西厂，以汪直为提督。西厂权力又超过东厂。它有权刺探不法，也有权逮捕人、审问人，人数比东厂还多１倍。当时从京城到各州府县、从王府到平民百姓家，西厂特务密布。汪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机构才如虎添翼，更加胡作非为的。一时间，西厂所辖缇骑到处寻衅生事，就是亲王府也难幸免。大凡民间斗鸡骂狗一类琐事，也在他们缉拿拷索之列，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在一些大臣的反对下，宪宗勉强把西厂废掉，但不久又再立，仍以汪直为提督，直到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年）才终于废掉。但在这６年时间里，它已冤死残害了无数臣民。刘瑾专权时，西厂又一度恢复，以其亲信谷大用提督西厂，刘瑾被杀后西厂彻底废除。
明武宗时，刘瑾除恢复西厂外，还特在京师荣府旧仓地设“内办事厂”，即内行厂，亦称内厂，由他亲自指挥，从事镇压人民及反对他的官员的特务活动。内行厂的权力不仅在东厂、西厂之上，而且东、西两厂也在其监视之列，成为特务中的特务。内行厂用刑极重，进去者难有活身而出的。刘瑾规定，凡罪犯进厂，不论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责，先打得皮开肉绽再说。他还发明重达１５０斤的大枷，罪犯戴上不出几天就被活活压死。被刘瑾迫害致死的官吏军民多达数千人。他死后，内行厂废除。
以上这些特务机构合称“厂卫”，它们依仗皇权恣意妄为，任意缉捕、刑讯臣民，“杀人而不丽于法”，朝野臣民只要“一入狱门，十九便无生理”，冤狱累累，被人们称为“冤窖”。
明朝厂卫的特务网之密、特务活动之猖獗令时人心惊肉跳。洪武年间，一次国子监祭酒宋讷因监生打坏了茶碗而不快，结果被锦衣卫特务偷偷画下“有怒色”的容貌上报。第二天宋讷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发怒？宋讷大惊，赶紧直言相告。朱元璋将画像拿出来给他看，宋讷这才恍然大悟。宋讷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臣，朱元璋尚放心不下，对于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朱元璋的防备之心可想而知。有一次，大学士宋濂在家请客喝酒。第二天，宋濂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请了些什么人？做了些什么菜？喝的什么酒？宋濂一一如实回答。朱元璋高兴地说，全对，没有骗我。说毕，拿出一张锦衣卫特务绘制的宴席座次图样给宋濂看，宋濂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位叫钱宰的官员，被征调南京，编辑 《孟子节文》，罢朝回家，闲而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见到他便说：昨天作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急忙叩头请罪。
武宗正德时代，东厂、西厂、内行厂并立，特务到处作恶，边远州县的人一见到身着好衣，骑着骏马，口操北京话的人，就如同见到猛虎一般，唯恐躲之不及，生怕遭受无辜牵连。有的人干脆每天晚起早睡，在街上与熟人见面也不敢说话。州县官员无法躲藏，只好赶快奉献贿赂。即使这样，仍有人不免飞来横祸。
明朝特务机构中，锦衣卫和东厂为祸最久，其中又以东厂为甚。东厂的特务都是专门挑选的锦衣卫中最狡诈、阴险之徒，他们又收集地方流氓、亡命做爪牙，无恶不作。每月初一日，东厂特务用抽签的办法分派差使。分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北镇抚司去监视审案的叫做“听记”，分到各官府、城门访缉的叫做“坐记”。某官做某事，某城门获某奸，都报告到厂，叫做“打事件”，督主连夜转报皇帝。东厂特务搜集情报事无巨细，甚至民间米盐琐事、夫妻口角，也都连夜报告进宫去，为皇帝和太监们提供笑料。因此，朝野内外没有不怕“打事件”的。熹宗时，京师有人在密室夜饮，一人喝醉，大骂魏忠贤，另外３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还未停，就有特务闯进来，把４人捉去见魏忠贤。魏忠贤磔割了骂他的人，赏其余３人。
清朝的特务机构、特务活动虽然没有明朝这样出名，但其维护专制制度的功能一点不逊色于明朝。在这种极端黑暗、腐朽的统治下，整个社会被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里。
二、闭关锁国的严密实施
由于受小农经济支配，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骨子里是具有封闭性的。不过，因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各个时期的封闭程度亦有所不同。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其封闭性亦发展到最高峰，这就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全面实施。这一政策的实施，几乎将明清两朝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并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一）明清闭关锁国的历史背景
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根本原因和时代原因。根本原因，即小农经济的本能要求所致。因此，明清实行闭关锁国，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表现为：一方面，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专制君主为了维护统治必须通过越来越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来阻止外来因素的闯入，以免它们，尤其是外来商业经济因素冲击小农经济，使自己的统治根基发生动摇；另一方面，经过以小农经济为特色的农业文化的长期熏染，到明清时专制君主的眼光已越发内视，他们既看不到外界，也不想看到外界。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鉴于国内统治形势严峻，曾宣布周边的１５国为“不征之国”，即这１５个国家明朝永远都不会去征伐，以集中精力治理好内部。此举本身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其显示出的问题却是相当严重的。这位农民出身的最高统治者极端的内倾化和保守化的治国指导原则恰恰奠定了明清闭关锁国政策的思想基础。再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虽然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统治手段也很有一套，并取得许多成就，把他们列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皇帝恐怕也并不过分，但是在农业文化熏陶下，他们不仅厉行“海禁”，而且把闭关锁国推向新的高峰。
明清闭关锁国的时代原因主要是出于维护两朝自身安全的需要。明清的闭关锁国是从明太祖朱元璋时开始的。而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前述为了集中精力治理好内部事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元末明初时与朱元璋争势的东南各地其他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如占据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张士诚和占据浙江部分地区的方国珍等，失败以后，他们的余部有不少下海躲避，盘踞在岛屿上，成为刚刚建立的明朝的心患。为了防止内外勾结，朱元璋下令封闭东南沿海。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二个厉行“海禁”的皇帝。他在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手里夺得皇位以后，因无法确定建文帝的下落，便一方面派郑和下西洋寻找其踪迹，另一方面下令实行“海禁”，以免比他正统、更具号召力的建文帝再回来，威胁他的皇位。然而郑和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至今建文帝的下落还是一个谜。
除了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实行海禁外，明朝前期由于倭患严重，也促使明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倭患起自元末明初。原因是，从１４世纪开始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军阀混战不断。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以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沦为海盗，跑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抢劫，为此明朝不得不加强海防。永乐年间，明朝军队在今辽宁打败了倭寇，使倭寇势力一度衰落下去。但从１５世纪后期开始，随着日本进入封建诸侯国林立的战国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又严重起来，当地百姓的生活和明朝的海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明朝政府下令停止与日本进行贸易，实行“海禁”。此举实际上更加刺激了倭患泛滥。直到１６ 世纪６０ 年代，经过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多年血战，倭患才基本解决。
明朝刚刚解决了倭患，西方殖民主义者又来了。１６世纪初，随着梦寐以求的到东方的航路被开辟出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到东方牟取暴利的野心也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掠夺的重要目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明朝后期东南海防形势又严峻起来。最先来到中国沿海的是葡萄牙人，随后而来的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这些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商船队都是亦商亦海盗的，能抢就抢，不能抢就做生意。而且，他们都抱着抢占殖民地的野心，对任何一块他人领土都垂涎三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骚扰，明朝政府一开始还有些作为。如明世宗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明朝水军曾打败葡萄牙人的船队。但一时的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明朝的对外政策，更不能改变明朝统治者日趋僵化的封建头脑。在这次胜利后，明朝所能采取的措施，仍然只是厉行海禁。而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并没有远离中国，一直盘踞在中国沿海，伺机而动。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在澳门（时称濠镜）居住下来。此后葡萄牙人汹涌而至，很快达到万人，最终他们竟将明朝的官吏全部赶出，彻底霸占了澳门。对此，明朝政府竟无所作为，稀里糊涂地认可了这件事，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的领土丢掉了。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来到中国沿海后，先是分别占领了台湾，后来明熹宗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荷兰人把西班牙人赶走，独占了台湾。此时明朝政府由于内部统治危机严重，无暇顾及外部，只好听任台湾被西人霸占。
清朝建立后，为了防犯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武装，尤其是台湾岛上的郑成功势力，实行了比明朝还严厉的海禁政策。郑成功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先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战越来越困难，加之荷兰人经常阻断他的运输线路，危害他的经济利益。于是，１６６１年（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渡海作战，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郑氏家族在台湾经营２０几年，气势一天比一天弱。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军进攻台湾得手，终于解决了东南沿海的心腹大患。但封建腐朽性和愚昧性一方面使得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不肯再开放国门，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越来越频繁地到来，使清朝政府越发紧张不安，于是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企图通过关闭国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二）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清的闭关锁国首先体现为实行海禁政策及朝贡贸易制度。海禁前面已经提到，这一政策在明清总共实行了５００年。明清时期最为严厉的海禁，是从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的“禁海令”及“迁海令”。这次厉行３０年的海禁甚至一度将沿海居民内迁３０～５０里，规定寸板不得下海。如此严厉的海禁，在政治上确实对消除台湾岛上郑氏集团的反清势力发挥了作用。但在实行海禁的几十年时间里，沿海经济，包括农业、渔业和对外贸易等，损失是十分惨重的，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此举充分暴露出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残暴与愚昧。
康熙时，台湾被攻克后，清朝政府虽放宽了海禁，但规定只允许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４处为通商口岸。其实是弛中有禁，不过是以有限开禁来缓和矛盾而已，指导思想仍是闭关锁国。后来，因发现民间造船很多，且康熙皇帝怀疑商民盗卖铁犁，于是又颁禁令限制通商国家，规定除日本以外，其余皆不得前往。雍正时，由于国内经济恢复迫切需要发展海外贸易，才再度开放对南洋的贸易。但到乾隆时，由于外商连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政府又取消了３个口岸，只许广州一地继续通商。此后，一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对外通商口岸都只限于广州一地。
朝贡贸易，即明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对于外商到中国来从事商业贸易的行为，均当成是来“进贡”的，所以不是与他们进行公平、平等的正常买卖交易，而往往通过赏赐来回报他们的“贡献”，这一传统自古就有。但在“天朝大国”思想影响下，封建统治者为了体现大国风范，往往回赐东西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外商输入货物的价值，结果引得外商蜂拥而至，中国政府又承受不了，只好进行限制。如唐朝就曾多次拒绝日本动辄五六百人的“遣唐使”，规定只能一次来６０～８０人。为了减轻负担，唐朝政府还多次拒绝外国政府、外国商人的馈赠。明朝时，这股“朝贡贸易”风气更盛。如明成祖即位后，曾派出多位使者到东南亚各国宣谕自己已成为中国皇帝，同时向各国表示，希望它们派使臣来中国上表进贡，郑和下西洋也带有这样的任务。于是大量外国使臣和商人来中国，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竟一次有１ ２００人来到南京。明朝政府不仅以更多的赏赐（如绸缎、纱罗、茶叶、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脑、麝香等）回报外国的贡品，而且规定对外商输进货物不抽关税，并对贡使、外商免费供给食、住和车船。由于来中国经商有大利可图，外商纷纷前来，成为明朝政府的负担，于是便加以限制。如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一次只能来两条船，而且必须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贸易凭证———“勘合”才行，否则不准交易。明世宗嘉靖初年，两批日本使船为了争夺对华贸易，竟然在中国土地上厮杀起来，发生所谓“争贡之役”。于是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明朝采取闭关政策，禁止与日本通商。
清朝统治者继续了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对于“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如在中俄陆路贸易中规定：俄国商队每４年才能来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２００，在北京停留至多８０天，不许超过。而对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如规定只允许他们停泊在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船只不得超过２５只；等等。另外，只准外商与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如在广州只准与“十三行”“各自照货，分别投行”，进行交易。
其次，体现为以官方贸易代替民间外贸活动和严格限制出口商品。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些王朝的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如两汉、隋唐、两宋、元朝等，尤其宋元最为发达，但是对外贸易活动基本上都控制在官方手中。像元朝政府只允许经过官方特许的回回人经商。另外，对外贸易交换回的商品也主要是供王公大臣、贵族官僚享受的奢侈品，投放市场供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所用的商品极少。这种情况到明清时期更甚，其最突出体现是郑和的七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虽然表面上看是开放之举，但实际上仍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明成祖在派出郑和庞大船队下西洋的同时，并未放松其海禁，仍然严格实行不许民间私造海船，不许百姓到海外经商等政策。
郑和七下西洋确实是当时世界的一个壮举。从明成祖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到明宣宗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的２０多年的时间里，郑和不仅７ 次下西洋，到过亚、非３０ 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的海口，而且郑和的船队，无论是单个船体、整个船队，还是人数，都是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后来在西方大名鼎鼎的哥伦布、麦哲伦所率领的探险船队。郑和的船队最多一次有６２艘船，士卒２９ ０００多人。最大的船长近１５０米，宽近６０米，有９根桅杆、１２帆，载重约１ ０００吨，可以乘坐四五百人及承载大量物资，仅船的大铁锚就需要二三百人才能抬起。而哥伦布１４９２年率领的发现“新大陆”的船队是３艘，水手约９０名；麦哲伦于１５１９年到１５２１年率领的环绕地球航行的船队是５艘，水手２６５人，同时他们并分别比郑和晚８７年和１１６年。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性。政治目的，一是寻找建文帝下落，二是压服逃居在沿海岛屿和海外的不服臣民，三是炫耀国威，提高自己在国外的声望，扩大其非正统而为中国皇帝的政治影响。经济目的，即从事官方海外贸易。郑和船队用精湛的瓷器、绫罗绸缎等中国手工业品换回大量国外的香料（丁香、豆蔻、胡椒、苏木、沉香、金银香、檀香等）、宝货（珊瑚、玛瑙、珍珠、宝石等）和奇禽异兽（长颈鹿、鸵鸟、狮子等），等等。据 《明史》 载，郑和船队曾“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所以，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者“西洋取宝船”。然而，这样的经济目的不仅丝毫没有着眼于发展国内生产，而且也丝毫不利于国计民生。郑和七下西洋耗费尽了东南数省的贡赋，最终因明朝政府不堪重负，不得不终止。而随着明朝终止下西洋的活动，不仅中国与海外进行大规模官方贸易的活动随之停止，而且中国人自己开辟出的海上航路也全部弃之不用，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和海外贸易的优势拱手让给了西方殖民者。
明清时不仅官方海外贸易逐渐萎缩，而且对民间海外贸易也控制极严。如康熙皇帝规定禁止载重较多并能远航的大船出海，只准５００石以下的小船出海。清朝时，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商人出海，到东南亚一带经商，但清朝政府不但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而且禁止以前已经出海的华人回国，下令凡回国者将处以极刑，将他们与自己祖国的关系斩断，严重削弱了华商在东南亚的竞争能力。另外，明清政府还严格禁止或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种，如禁止牛马、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出口，限制丝绸、茶叶、大黄等出口。这些规定也严重限制了民间私商在海外贸易的竞争能力。
第三，体现为禁止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和拒绝与外国人正常交往。清政府曾对外商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家子气十足的限制，如禁止外商雇佣中国人役使，禁止他们雇人传递信息，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等。这些限制与其说是清政府对西方殖民主义者亦商亦海盗的严加防范，不如说是封建统治者腐朽、愚昧心理的真实反映。明清两朝不仅自己不开放，甚至当西方人来中国，希望与中国通商时，也都被统治者一口拒绝了。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英国商人洪任辉来到浙江，要求开放宁波，结果被地方官驱逐。后来，他又来到天津，直接向乾隆皇帝投递文书，要求开放宁波。谁知乾隆告诉他：中国的东西，你们需要得很多；你们的货物，中国可有可无。宁波不准再去，去必驱逐。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 《恰克图市约》，开头就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率领１３５人的庞大外交使团来华，一方面为乾隆祝寿，一方面要求与中国通商，也被清朝政府拒绝。乾隆在回答英国国王的请求时说：“我天朝大国，无所不产，根本不需要与你们互通有无。”并警告英国人，如果把商船开到浙江、天津上岸交易，将遭到当地官兵的驱逐。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清朝政府再次驱逐抱有同样目的的英使阿姆斯特。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道光皇帝仍然说：“天朝天丰财阜，国课充盈，本不藉各国夷船区区货物资赋税。”于是，英国人终于决定使用大炮来轰开清朝政府紧锁的大门。１８４０年，给中国人带来第一个外侮的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的国门终于被强行打开了。
一、君主专制的极端强化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得到空前的加强。皇帝不仅将一切军政大权全都揽入怀中，并且将天下完全当成是自家的“私产”，“家天下”味道极为浓厚。明清皇帝的威严程度，如果让创立这一制度的秦始皇看到，简直如小巫见大巫一般，必定会自叹不如的。
（一）取消宰相之制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得到空前加强的表现之一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取消。
中国最后一位宰相是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胡惟庸。明朝的宰相是中书省左、右丞相，其中以左丞相为长。胡惟庸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任中书省左丞，当时左丞相因李善长告老引退而空缺，汪广洋为右丞相，但汪广洋为人懦弱怕事，又喜欢喝酒，凡事都让着胡惟庸，所以胡惟庸已实际执掌宰相之权。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汪广洋被贬往广东，胡惟庸成了事实上的宰相，不久他升为右丞相，成为真正的宰相。洪武十年（１３７７年），胡惟庸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完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仕途旅程。从洪武六年七月到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正月，胡惟庸当了不到７年的宰相。在此期间，尤其后４ 年任左丞相期间，他利用朱元璋的信任，大权独揽，目无同僚，专权树党、贪污受贿严重。他常常遇事不奏而行，对各衙门递送上来的奏章，必先自看一遍，有不利于自己的便搁置一边，不让朱元璋知道，一直到后来，竟发展到欲取朱元璋而代之，自己当皇帝，最终被朱元璋以谋逆罪处死。
朱元璋在杀掉胡惟庸之后，顺势于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将宰相制度废除了。废除宰相以后，以前由宰相领导的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全部升格，由皇帝亲自领导，六部长官———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朱元璋实际上兼任了宰相的职务。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使皇权得到空前的加强。但是，所有政务都集于朱元璋一身，他也难于应付。忙了９个月，朱元璋终于吃不消了。无奈，他只好找来一些大学士作为自己的顾问，让他们帮助看奏章，处理文书，起草诏谕等。到明成祖朱棣时，这些人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机构，为了避开宰相之名，遂称为“内阁”。以后，由于内阁大学士经常参与机务，所以权位渐高，又超过了六部长官。内阁中的首席阁员称“首辅”，实际掌握宰相之权。但内阁不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不设官署，也不管辖六部，所以还是有别于宰相的。清朝时，内阁权力下降，让位给军机处。
清朝雍正年间，因为对西北用兵，往返军情通报频繁，而内阁在太和门外，距离内廷过远，雍正皇帝觉得很不方便，同时也容易泄密，于是命令一些亲近大臣到内廷来办公，地点在后宫内朝门外西侧、隆宗门内的小厢房里，以便他能够随时面授机宜。该机构刚开始叫“军需房”，后改称“军机房”，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年）始正式定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人员不定，少则二三人，最多时六七人，都由皇帝亲自指定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称“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地位虽高，但仅是“内廷差使”，且都是兼职，非为专官。另外，他们只有值庐，没有衙署，下面也没有属吏，所以军机处不是正式的衙门。不过，由于它接近皇帝，以后遂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一级机构。
军机处的设置是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点的一个标志。它表明封建官吏已经彻底沦为皇帝的奴仆。他们为皇帝办事，却龟缩在皇宫一隅，既没有自己的官署，也没有可供调遣的下属，被皇帝呼来唤去，毫无尊严可讲，君与臣的差距已拉至最大。不仅如此，秦汉时期大臣上朝可以坐着，唐宋之时大臣站着见皇帝，而明清的时候大臣则是跪着与皇帝说话，并且口称“奴才”，君主已不再把臣下当人看待。仅从这一点而言，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有怎样的好前景了。
（二）纵容宦官干政专权
君权高度强化的结果是，为宦官干政专权提供了便利。明清都是宦官干政专权比较严重的朝代，其中尤以明朝为甚。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继东汉和唐朝之后第三个宦官干政专权严重的朝代，而且严重程度超过东汉和唐朝。
明朝宦官干政是从第三代皇帝成祖朱棣开始的。本来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有鉴于历史教训，曾明令不许宦官识字，禁止宦官干政，外臣不得和内臣有公文往来等，并留有遗训，在南京皇宫门口还立了一个铁牌，上铸１１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时，南京宫城以内及派遣在外的宦官由于受不了建文帝的严管，不少都拥护朱棣，向他递送情报，从而使他最终篡位成功。这样，就使得朱棣对宦官产生了偏好。于是，朱棣当上皇帝以后，开始重用宦官。永乐时期最著名的宦官恐怕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保太监”郑和了。由于郑和等宦官忠于皇权，踏踏实实地为朱棣做了一些事情，结果又进一步促使朱棣加深了对太监的信任。另外，朱棣靠发动政变夺权，猜忌成性，对统兵在外的将领总放心不下，而太监时常伴随他左右，相比之下与其更贴心些，于是他便常派宦官外出做监军，让他们给他当耳目。后来，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又命宦官为“镇守中官”，使他们担当起地方大员来。从此以后，明朝重用宦官之风一发不可收拾。如明英宗朱祁镇时，中央政府的用人行政权、军权、司法权和特务机构等全都交付给宦官掌握，在各省各镇都普遍设立镇守太监，控制地方政府。明宪宗朱见深时宦官揽权更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全国各省差不多皆是宦官当“镇守中官”。这些宦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和总兵之上，军队将领中极少有人不低首下心于监军太监的。
由于太监具有生理上的缺陷，所以在心理上也异乎常人，一旦他们掌握大权，绝大多数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贪婪与残暴，危害国家，祸害臣民，当然最终他们自己也大都不得好死。明朝臭名昭著的宦官有这样几位：英宗朱祁镇时的王振、宪宗朱见深时的汪直、武宗朱厚照时的刘瑾、熹宗朱由校时的魏忠贤。
王振是明英宗自小在其身边伺候的太监，他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局面。英宗不仅格外信任王振，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对王振崇拜有加。英宗９岁即位，当了十几年的皇帝，还一直称呼王振为“先生”，王振说什么，他都百分之百地听从。王振在英宗的专宠下，实际掌握着明朝的朝纲。他虽然只是宫内的司礼监太监，但朝廷中的大员没有几个敢不对他下跪的。王振跋扈专横，以周公自比，事事不经英宗，出语就称为“圣旨”，公侯勋戚都低眉下眼地称他为“翁父”。他在朝中作威作福尚嫌不够，还对外刺激瓦剌，结果引来瓦剌大举入侵。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１５世纪４０年代其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诸部，势力日益强盛。王振毫无政治头脑，处理瓦剌政策严重失误，导致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年）也先纠集蒙古各部，兵分４路前来进攻。也先自率主力近逼大同，明朝守将或战死，或逃回，大同吃紧。王振的家乡在距离大同不远的蔚州（今河北蔚县），他担心自己在家乡的财产会遭掳掠，便极力怂恿英宗御驾亲征。这一年，英宗２３岁，不仅毫无作战经验，甚至京城还没有出去过一次，王振对军事一样茫然无知。于是，５０万大军在粮草尚未征调齐全的情况下，便由这两个糊涂蛋率领着仓促上路出征。一路上风雨交加不说，粮食还很快接济不上了，军士们叫苦不迭。当大军抵达大同时，前方传来原大同驻防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终于害怕了，急忙下令撤退回京。但回军途中，他又忽发奇想，要英宗“临幸”自己的家乡，摆摆威风。谁知大军刚走出４０里，他又突然想到大军过境会踏坏自己田里的麦子，于是又下令原路折回。由于行军路线屡变，加之王振执意要等待他的１ ０００多辆私人辎重车，令大军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停留过夜，耽误了行程，被瓦剌军追上。奔波２０多天、已两天没有水喝的明军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突围途中，被瓦剌军合围，几乎全军覆没。跟随英宗出征的一大批文武官员阵亡，英宗被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汪直是瑶族人，在宫中官居御马监太监，是明宪宗及比宪宗长１７岁但最得宠的万贵妃一向最信任的人。他屡次外出监军，后来成为特务机构“西厂”的头。汪直经常带领西厂特务外出侦察，将大小政事，以至街谈巷语，都秘密报告宪宗，深得宪宗宠信，以至他可以任意进退文武大臣，势震天下。当时的人“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汪直外出，随从众多，公卿大臣见了都得赶快回避。地方官听说汪直要来，都赶到百里之外，跪在马前迎接。汪直擅权期间，屡兴大狱，劾罢公卿大臣数十人，民间琐事亦多置重法，苛暴无比。后来，另一特务机构“东厂”的宦官揭发其不法事，汪直遭贬逐而死。
刘瑾是司礼监太监，同时还提督十二团营，且于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之外加设内行厂，由他亲自掌握。他专权期间，宦官权势更盛，达到高峰。刘瑾与内阁中他的亲信、首辅焦芳内外联手，狼狈为奸，为所欲为。武宗几乎等于把皇帝让给他做，焦芳等内阁成员都到他家去处理政事。大臣的奏章得写成两份，先用红本送刘瑾，然后再送给武宗，称白本。其声势煊赫，以至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刘瑾在朝中大肆镇压异己，斥逐大臣，引进私党，无恶不作。后来，他私藏玉玺、衮衣、弓弩和５００件穿宫牌，以及常用的两把扇子里都夹带着小匕首的事被人以图谋反叛之罪揭发。武宗大怒，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下令将他凌迟处死。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今属河北）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自己动了手术，于万历年间入宫。进宫不久，他荣任熹宗生母王才人的厨子，逐渐地与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暧昧关系，可见他并非是一个完全的残废人。王才人死后，熹宗由客氏抚养长大，他爱屋及乌，对魏忠贤也宠信有加。泰昌元年（１６２０年），熹宗即位，魏忠贤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后又兼掌东厂。魏忠贤与客氏相勾结，秉政七八年，专断国政，广树私党，滥兴大狱，他甚至在宫中组织了一支１万多人的宦官武装。当时以顾秉谦为首的内阁，对魏忠贤卑躬屈膝，如同奴仆。朝臣在路上见到魏忠贤，必须跪地叩头，高呼“九千岁”。全国各府州县，到处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入祠者必须跪拜，否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崇祯帝即位后，先将其黜职，令其赴凤阳安置，旋即下令逮治。魏忠贤闻讯，于途中自缢身亡，后被戮尸。
崇祯帝是明朝最后一代皇帝，他虽然杀了魏忠贤，但对宦官专权的危害并无清醒的认识，仍一味重用宦官，压制朝臣，直至明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的专制君主是与宦官一起走向死亡的。当崇祯帝吊死在皇宫北面的煤山（今北京景山）时，陪同他一起死难的就是一位宦官。
清朝建立以后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对太监管束比较严格。如顺治曾在司礼监、尚衣监等１３个太监衙门前立了一块铁碑，规定严禁太监干政，犯者凌迟处死。因此，有很长时间清朝没有出现明朝这样糟糕的情况。但是到了后期，慈禧统治的时候，太监干政又有所抬头，像大太监安德海、李莲英等，也都是中国宦官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宦官的干政专权进一步加重了明清两王朝的腐败统治。
（三）建立特务组织迫害臣民
随着封建社会步入没落时期，各种矛盾都呈尖锐化发展，专制君主的统治越发难以为继，于是明清皇帝都建立了恣意横行的特务组织，企图依靠它们加强对臣民的监视。
明清的特务组织是明太祖朱元璋首创的。作为赤贫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天下”思想十分浓厚。他要求臣僚必须对自己绝对忠诚，生怕他们存有私心，威胁朱家天下，因而他时常采取特务手段侦察臣下的言行。洪武初年，他置“检校”之职，主管“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检校利用特权，横行霸道，百官多畏惧。朱元璋却得意地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但检校并非专门化机构，朱元璋感觉使用起来尚不得心应手，于是在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特令护卫皇宫、掌管皇帝出入仪仗的亲军———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即锦衣卫，兼掌刑狱，赋予其巡察、缉捕、审判、处刑之权。锦衣卫下属机构有南、北两镇抚司，其中南镇抚司掌管卫中刑名和军匠事务，北镇抚司则专理诏狱，直接取旨行事，又称“锦衣卫狱”。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年），明宪宗给北镇抚司颁发印信，规定其所理诏狱必须立即向皇帝报告，一切直接向皇帝负责，锦衣卫最高长官指挥使不得插手，更提高了北镇抚司的特权。明世宗时，陆炳掌管锦衣卫，大肆扩充势力，使人员增到十五六万，比明初扩大了１００倍。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镇压官员中的反对派及人民的反抗，于当年，即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在京师东安门北（今东厂胡同）设立了一个专门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之事的特务机构———东厂。由于担心外臣徇情，不能及时把真实情况直接报告上来，成祖特命亲信太监提督东厂。从此，由宦官执掌特务机构成为定制。东厂提督常以司礼秉笔太监之第二、第三人充任，称督主，人员从锦衣卫拨给，有１ ０００多人，诸事可以直接报告皇帝。东厂的权力不仅在锦衣卫之上，而且锦衣卫也在其监视之内。这样锦衣卫与东厂互相倚赖，彼此制约，谁也不敢有违皇帝的意旨。
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又于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另设西厂，以汪直为提督。西厂权力又超过东厂。它有权刺探不法，也有权逮捕人、审问人，人数比东厂还多１倍。当时从京城到各州府县、从王府到平民百姓家，西厂特务密布。汪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机构才如虎添翼，更加胡作非为的。一时间，西厂所辖缇骑到处寻衅生事，就是亲王府也难幸免。大凡民间斗鸡骂狗一类琐事，也在他们缉拿拷索之列，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在一些大臣的反对下，宪宗勉强把西厂废掉，但不久又再立，仍以汪直为提督，直到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年）才终于废掉。但在这６年时间里，它已冤死残害了无数臣民。刘瑾专权时，西厂又一度恢复，以其亲信谷大用提督西厂，刘瑾被杀后西厂彻底废除。
明武宗时，刘瑾除恢复西厂外，还特在京师荣府旧仓地设“内办事厂”，即内行厂，亦称内厂，由他亲自指挥，从事镇压人民及反对他的官员的特务活动。内行厂的权力不仅在东厂、西厂之上，而且东、西两厂也在其监视之列，成为特务中的特务。内行厂用刑极重，进去者难有活身而出的。刘瑾规定，凡罪犯进厂，不论罪名大小，一概都要受杖责，先打得皮开肉绽再说。他还发明重达１５０斤的大枷，罪犯戴上不出几天就被活活压死。被刘瑾迫害致死的官吏军民多达数千人。他死后，内行厂废除。
以上这些特务机构合称“厂卫”，它们依仗皇权恣意妄为，任意缉捕、刑讯臣民，“杀人而不丽于法”，朝野臣民只要“一入狱门，十九便无生理”，冤狱累累，被人们称为“冤窖”。
明朝厂卫的特务网之密、特务活动之猖獗令时人心惊肉跳。洪武年间，一次国子监祭酒宋讷因监生打坏了茶碗而不快，结果被锦衣卫特务偷偷画下“有怒色”的容貌上报。第二天宋讷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发怒？宋讷大惊，赶紧直言相告。朱元璋将画像拿出来给他看，宋讷这才恍然大悟。宋讷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臣，朱元璋尚放心不下，对于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朱元璋的防备之心可想而知。有一次，大学士宋濂在家请客喝酒。第二天，宋濂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请了些什么人？做了些什么菜？喝的什么酒？宋濂一一如实回答。朱元璋高兴地说，全对，没有骗我。说毕，拿出一张锦衣卫特务绘制的宴席座次图样给宋濂看，宋濂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位叫钱宰的官员，被征调南京，编辑 《孟子节文》，罢朝回家，闲而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见到他便说：昨天作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急忙叩头请罪。
武宗正德时代，东厂、西厂、内行厂并立，特务到处作恶，边远州县的人一见到身着好衣，骑着骏马，口操北京话的人，就如同见到猛虎一般，唯恐躲之不及，生怕遭受无辜牵连。有的人干脆每天晚起早睡，在街上与熟人见面也不敢说话。州县官员无法躲藏，只好赶快奉献贿赂。即使这样，仍有人不免飞来横祸。
明朝特务机构中，锦衣卫和东厂为祸最久，其中又以东厂为甚。东厂的特务都是专门挑选的锦衣卫中最狡诈、阴险之徒，他们又收集地方流氓、亡命做爪牙，无恶不作。每月初一日，东厂特务用抽签的办法分派差使。分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北镇抚司去监视审案的叫做“听记”，分到各官府、城门访缉的叫做“坐记”。某官做某事，某城门获某奸，都报告到厂，叫做“打事件”，督主连夜转报皇帝。东厂特务搜集情报事无巨细，甚至民间米盐琐事、夫妻口角，也都连夜报告进宫去，为皇帝和太监们提供笑料。因此，朝野内外没有不怕“打事件”的。熹宗时，京师有人在密室夜饮，一人喝醉，大骂魏忠贤，另外３人吓得不敢出声。骂声还未停，就有特务闯进来，把４人捉去见魏忠贤。魏忠贤磔割了骂他的人，赏其余３人。
清朝的特务机构、特务活动虽然没有明朝这样出名，但其维护专制制度的功能一点不逊色于明朝。在这种极端黑暗、腐朽的统治下，整个社会被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里。
二、闭关锁国的严密实施
由于受小农经济支配，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骨子里是具有封闭性的。不过，因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各个时期的封闭程度亦有所不同。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其封闭性亦发展到最高峰，这就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全面实施。这一政策的实施，几乎将明清两朝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并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一）明清闭关锁国的历史背景
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根本原因和时代原因。根本原因，即小农经济的本能要求所致。因此，明清实行闭关锁国，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表现为：一方面，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专制君主为了维护统治必须通过越来越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来阻止外来因素的闯入，以免它们，尤其是外来商业经济因素冲击小农经济，使自己的统治根基发生动摇；另一方面，经过以小农经济为特色的农业文化的长期熏染，到明清时专制君主的眼光已越发内视，他们既看不到外界，也不想看到外界。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鉴于国内统治形势严峻，曾宣布周边的１５国为“不征之国”，即这１５个国家明朝永远都不会去征伐，以集中精力治理好内部。此举本身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其显示出的问题却是相当严重的。这位农民出身的最高统治者极端的内倾化和保守化的治国指导原则恰恰奠定了明清闭关锁国政策的思想基础。再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虽然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统治手段也很有一套，并取得许多成就，把他们列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皇帝恐怕也并不过分，但是在农业文化熏陶下，他们不仅厉行“海禁”，而且把闭关锁国推向新的高峰。
明清闭关锁国的时代原因主要是出于维护两朝自身安全的需要。明清的闭关锁国是从明太祖朱元璋时开始的。而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前述为了集中精力治理好内部事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元末明初时与朱元璋争势的东南各地其他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如占据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张士诚和占据浙江部分地区的方国珍等，失败以后，他们的余部有不少下海躲避，盘踞在岛屿上，成为刚刚建立的明朝的心患。为了防止内外勾结，朱元璋下令封闭东南沿海。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二个厉行“海禁”的皇帝。他在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手里夺得皇位以后，因无法确定建文帝的下落，便一方面派郑和下西洋寻找其踪迹，另一方面下令实行“海禁”，以免比他正统、更具号召力的建文帝再回来，威胁他的皇位。然而郑和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至今建文帝的下落还是一个谜。
除了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实行海禁外，明朝前期由于倭患严重，也促使明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倭患起自元末明初。原因是，从１４世纪开始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军阀混战不断。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以及一部分浪人和商人，沦为海盗，跑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抢劫，为此明朝不得不加强海防。永乐年间，明朝军队在今辽宁打败了倭寇，使倭寇势力一度衰落下去。但从１５世纪后期开始，随着日本进入封建诸侯国林立的战国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又严重起来，当地百姓的生活和明朝的海防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明朝政府下令停止与日本进行贸易，实行“海禁”。此举实际上更加刺激了倭患泛滥。直到１６ 世纪６０ 年代，经过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多年血战，倭患才基本解决。
明朝刚刚解决了倭患，西方殖民主义者又来了。１６世纪初，随着梦寐以求的到东方的航路被开辟出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到东方牟取暴利的野心也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掠夺的重要目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明朝后期东南海防形势又严峻起来。最先来到中国沿海的是葡萄牙人，随后而来的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这些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商船队都是亦商亦海盗的，能抢就抢，不能抢就做生意。而且，他们都抱着抢占殖民地的野心，对任何一块他人领土都垂涎三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骚扰，明朝政府一开始还有些作为。如明世宗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明朝水军曾打败葡萄牙人的船队。但一时的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明朝的对外政策，更不能改变明朝统治者日趋僵化的封建头脑。在这次胜利后，明朝所能采取的措施，仍然只是厉行海禁。而葡萄牙人虽然战败，但并没有远离中国，一直盘踞在中国沿海，伺机而动。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在澳门（时称濠镜）居住下来。此后葡萄牙人汹涌而至，很快达到万人，最终他们竟将明朝的官吏全部赶出，彻底霸占了澳门。对此，明朝政府竟无所作为，稀里糊涂地认可了这件事，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的领土丢掉了。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来到中国沿海后，先是分别占领了台湾，后来明熹宗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荷兰人把西班牙人赶走，独占了台湾。此时明朝政府由于内部统治危机严重，无暇顾及外部，只好听任台湾被西人霸占。
清朝建立后，为了防犯东南沿海地区的反清武装，尤其是台湾岛上的郑成功势力，实行了比明朝还严厉的海禁政策。郑成功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先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战越来越困难，加之荷兰人经常阻断他的运输线路，危害他的经济利益。于是，１６６１年（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渡海作战，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郑氏家族在台湾经营２０几年，气势一天比一天弱。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军进攻台湾得手，终于解决了东南沿海的心腹大患。但封建腐朽性和愚昧性一方面使得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不肯再开放国门，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越来越频繁地到来，使清朝政府越发紧张不安，于是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企图通过关闭国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二）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清的闭关锁国首先体现为实行海禁政策及朝贡贸易制度。海禁前面已经提到，这一政策在明清总共实行了５００年。明清时期最为严厉的海禁，是从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的“禁海令”及“迁海令”。这次厉行３０年的海禁甚至一度将沿海居民内迁３０～５０里，规定寸板不得下海。如此严厉的海禁，在政治上确实对消除台湾岛上郑氏集团的反清势力发挥了作用。但在实行海禁的几十年时间里，沿海经济，包括农业、渔业和对外贸易等，损失是十分惨重的，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此举充分暴露出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残暴与愚昧。
康熙时，台湾被攻克后，清朝政府虽放宽了海禁，但规定只允许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４处为通商口岸。其实是弛中有禁，不过是以有限开禁来缓和矛盾而已，指导思想仍是闭关锁国。后来，因发现民间造船很多，且康熙皇帝怀疑商民盗卖铁犁，于是又颁禁令限制通商国家，规定除日本以外，其余皆不得前往。雍正时，由于国内经济恢复迫切需要发展海外贸易，才再度开放对南洋的贸易。但到乾隆时，由于外商连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政府又取消了３个口岸，只许广州一地继续通商。此后，一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对外通商口岸都只限于广州一地。
朝贡贸易，即明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对于外商到中国来从事商业贸易的行为，均当成是来“进贡”的，所以不是与他们进行公平、平等的正常买卖交易，而往往通过赏赐来回报他们的“贡献”，这一传统自古就有。但在“天朝大国”思想影响下，封建统治者为了体现大国风范，往往回赐东西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外商输入货物的价值，结果引得外商蜂拥而至，中国政府又承受不了，只好进行限制。如唐朝就曾多次拒绝日本动辄五六百人的“遣唐使”，规定只能一次来６０～８０人。为了减轻负担，唐朝政府还多次拒绝外国政府、外国商人的馈赠。明朝时，这股“朝贡贸易”风气更盛。如明成祖即位后，曾派出多位使者到东南亚各国宣谕自己已成为中国皇帝，同时向各国表示，希望它们派使臣来中国上表进贡，郑和下西洋也带有这样的任务。于是大量外国使臣和商人来中国，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２３年）竟一次有１ ２００人来到南京。明朝政府不仅以更多的赏赐（如绸缎、纱罗、茶叶、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脑、麝香等）回报外国的贡品，而且规定对外商输进货物不抽关税，并对贡使、外商免费供给食、住和车船。由于来中国经商有大利可图，外商纷纷前来，成为明朝政府的负担，于是便加以限制。如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一次只能来两条船，而且必须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贸易凭证———“勘合”才行，否则不准交易。明世宗嘉靖初年，两批日本使船为了争夺对华贸易，竟然在中国土地上厮杀起来，发生所谓“争贡之役”。于是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明朝采取闭关政策，禁止与日本通商。
清朝统治者继续了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对于“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如在中俄陆路贸易中规定：俄国商队每４年才能来北京通商一次，每次人数不得超过２００，在北京停留至多８０天，不许超过。而对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如规定只允许他们停泊在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船只不得超过２５只；等等。另外，只准外商与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如在广州只准与“十三行”“各自照货，分别投行”，进行交易。
其次，体现为以官方贸易代替民间外贸活动和严格限制出口商品。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些王朝的对外贸易非常活跃，如两汉、隋唐、两宋、元朝等，尤其宋元最为发达，但是对外贸易活动基本上都控制在官方手中。像元朝政府只允许经过官方特许的回回人经商。另外，对外贸易交换回的商品也主要是供王公大臣、贵族官僚享受的奢侈品，投放市场供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所用的商品极少。这种情况到明清时期更甚，其最突出体现是郑和的七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虽然表面上看是开放之举，但实际上仍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明成祖在派出郑和庞大船队下西洋的同时，并未放松其海禁，仍然严格实行不许民间私造海船，不许百姓到海外经商等政策。
郑和七下西洋确实是当时世界的一个壮举。从明成祖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到明宣宗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的２０多年的时间里，郑和不仅７ 次下西洋，到过亚、非３０ 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的海口，而且郑和的船队，无论是单个船体、整个船队，还是人数，都是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后来在西方大名鼎鼎的哥伦布、麦哲伦所率领的探险船队。郑和的船队最多一次有６２艘船，士卒２９ ０００多人。最大的船长近１５０米，宽近６０米，有９根桅杆、１２帆，载重约１ ０００吨，可以乘坐四五百人及承载大量物资，仅船的大铁锚就需要二三百人才能抬起。而哥伦布１４９２年率领的发现“新大陆”的船队是３艘，水手约９０名；麦哲伦于１５１９年到１５２１年率领的环绕地球航行的船队是５艘，水手２６５人，同时他们并分别比郑和晚８７年和１１６年。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性。政治目的，一是寻找建文帝下落，二是压服逃居在沿海岛屿和海外的不服臣民，三是炫耀国威，提高自己在国外的声望，扩大其非正统而为中国皇帝的政治影响。经济目的，即从事官方海外贸易。郑和船队用精湛的瓷器、绫罗绸缎等中国手工业品换回大量国外的香料（丁香、豆蔻、胡椒、苏木、沉香、金银香、檀香等）、宝货（珊瑚、玛瑙、珍珠、宝石等）和奇禽异兽（长颈鹿、鸵鸟、狮子等），等等。据 《明史》 载，郑和船队曾“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所以，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者“西洋取宝船”。然而，这样的经济目的不仅丝毫没有着眼于发展国内生产，而且也丝毫不利于国计民生。郑和七下西洋耗费尽了东南数省的贡赋，最终因明朝政府不堪重负，不得不终止。而随着明朝终止下西洋的活动，不仅中国与海外进行大规模官方贸易的活动随之停止，而且中国人自己开辟出的海上航路也全部弃之不用，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和海外贸易的优势拱手让给了西方殖民者。
明清时不仅官方海外贸易逐渐萎缩，而且对民间海外贸易也控制极严。如康熙皇帝规定禁止载重较多并能远航的大船出海，只准５００石以下的小船出海。清朝时，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商人出海，到东南亚一带经商，但清朝政府不但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而且禁止以前已经出海的华人回国，下令凡回国者将处以极刑，将他们与自己祖国的关系斩断，严重削弱了华商在东南亚的竞争能力。另外，明清政府还严格禁止或限制出口商品的品种，如禁止牛马、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出口，限制丝绸、茶叶、大黄等出口。这些规定也严重限制了民间私商在海外贸易的竞争能力。
第三，体现为禁止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和拒绝与外国人正常交往。清政府曾对外商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家子气十足的限制，如禁止外商雇佣中国人役使，禁止他们雇人传递信息，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等。这些限制与其说是清政府对西方殖民主义者亦商亦海盗的严加防范，不如说是封建统治者腐朽、愚昧心理的真实反映。明清两朝不仅自己不开放，甚至当西方人来中国，希望与中国通商时，也都被统治者一口拒绝了。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英国商人洪任辉来到浙江，要求开放宁波，结果被地方官驱逐。后来，他又来到天津，直接向乾隆皇帝投递文书，要求开放宁波。谁知乾隆告诉他：中国的东西，你们需要得很多；你们的货物，中国可有可无。宁波不准再去，去必驱逐。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 《恰克图市约》，开头就说：“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率领１３５人的庞大外交使团来华，一方面为乾隆祝寿，一方面要求与中国通商，也被清朝政府拒绝。乾隆在回答英国国王的请求时说：“我天朝大国，无所不产，根本不需要与你们互通有无。”并警告英国人，如果把商船开到浙江、天津上岸交易，将遭到当地官兵的驱逐。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清朝政府再次驱逐抱有同样目的的英使阿姆斯特。直到鸦片战争前夕，道光皇帝仍然说：“天朝天丰财阜，国课充盈，本不藉各国夷船区区货物资赋税。”于是，英国人终于决定使用大炮来轰开清朝政府紧锁的大门。１８４０年，给中国人带来第一个外侮的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的国门终于被强行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