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欣赏导引

第一节 诗歌概述

　　一、诗歌的产生与发展

　　诗歌是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在文学发展史上，诗歌是较早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始人类在从事集体劳动时，依照劳动协作的节奏，因袭着劳动呼声的疾徐而产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褚斌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我国最早的诗歌，相传是帝尧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然尧舜时代是传说中的史前时代，那时候恐怕还没有文字记录。而到了周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先民们已积累了丰富的乐歌创作的经验，诗歌的艺术也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有了可靠的文献记载。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颂”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叠句和回环往复的句式，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棗楚辞（骚体）。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楚辞句式长短参差，多用“兮”字。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楚辞的奠基人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汇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对后民文学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通称“乐府诗”。汉代出现的“乐府诗”原由汉代专门掌管音乐的机构名称“乐府”而来，汉乐府民歌是乐府诗的精华，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一般以五字句、七字句为主体，而间杂以长短不同的各种句式，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正是由于五字句、七字句的反复出现，这两种句式在节奏和表现力上所具有的优点，便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五、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富有生活气息。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完美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五言诗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抒情浓烈，感情细致，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后称“建安风骨”。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是两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他的出现，一扫当时玄言诗盛行的局面，给诗坛吹进了一阵清新之风。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对唐代山水田诗派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早期的诗歌，没有严格的格律限制。自从初唐以后，才正式出现了具有严密格律限制诗体——律诗和律绝。格律诗又称近体诗，通常指五言或七言的律诗、绝名和排律，有严格的句数、字数和音律、对仗等方面的格式要求，相对而言，后来把唐代以前没有严密格律限制的诗体，称为“古体诗”。但楚辞和乐府诗都另具特点，往往把它们另立门类。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初唐四杰”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二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寒诗派。接着，出现了两位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强烈抒发主观情感，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出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为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晚唐诗人中以李商隐、杜牧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他的“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启迪人生。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自成特色。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明朗俊健，以境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宋诗坛成就最大的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是宋代文学大家，他的诗说理抒情，启人心智，发展了宋诗好议、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其诗崇尚杜甫，瘦硬生新；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他的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宋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感情诚挚悲凉。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是一种配合燕乐歌唱的新诗体。在形式上，每首词都有词调，而且受词调的音乐节奏的限制，词的句式不像诗那样整齐，而是参差错落，有长有短，故又称长短句。又因每首歌的字句的多少分为小令、中令、长调。每首词都有调名，称为词调。每调的音乐有一阕的，为单调，有两阕的称双调；有三阕的较少。每调都有一定的句数、字数和韵律。在押韵方面，为适应词调所限定的感情以及抒情的需要，词的押韵比诗更显得灵活多变。在艺术上，词长于比兴，注重寄托，因此，显得储蓄深婉，声情并茂。

　　晚唐五代时出现了词的专家与专集，唐末的温庭筠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他编的《花间集》共收集了18位词人写的500首词，从此，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成一体，并与诗并行发展。南唐后主李煜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他以词抒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感情真挚动人。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王国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宋代名家辈出，是词的繁荣时期。词从产生到北宋时期，大都是风格柔婉，其内容多表现离怀别绪以及花前月下的柔情蜜意。宋初的词人象晏殊、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他用词来抒写自己的抱负，创造了一种豪迈的风格。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和周邦彦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形成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往往三言两词就勾勒出清新动人的意境。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民族矛盾激化，许多词人在词中着重抒写半壁江山沦亡之恨和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志向，如陆游、辛弃疾等。受题材的制约，词在艺术流派方面也不如诗那样众多。人们习惯上把词划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大流派。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与传统诗词相比，元代出现的散曲，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俚俗韵味，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曲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元曲中的上乘之作有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明朝初期，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竞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土祯提倡的“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极旺，影响到当时的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盛，相对而言，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诗人。黄遵宪则是继龚自珍之后，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最为杰出的诗人。清末龚自珍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新文学，提倡白话文”，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是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奠基作，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闻一多是继郭沫若之后又一位对新诗成熟作出划时代贡献的大诗人。闻一多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与古体诗比较，新诗的形式更加灵活自由、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真正冲破了旧有的种种禁锢束缚，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和冯雪峰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写自由体诗的冯至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马凡陀是袁水拍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二、诗歌的分类及特点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诗歌的种类是很多的，简述如下：

　　按诗体形式的时代分，可分为新诗与旧诗。新诗也称现代诗，是五四运动以来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新诗形式自由，采取白话体，突破了传统的旧诗的种种束缚，所以也有称新诗为自由诗的。与新诗相对的是旧诗，是从殷周开始一直到清末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所以旧诗也就是古典诗歌；这样的古典诗歌既包括唐以前所形成的古风，也包括唐代及以后的律诗和绝句，甚至宋词和元代的散曲也包括在内。因此，古典诗歌又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主要指唐以前所采用的诗体形式，象诗经，楚辞、汉代的乐府诗以及南北时的民歌等，它们没有固定的格式，每首诗的句数、每句的字数、平仄声乃至音韵均不受限制。与古体诗相对的是今体诗，也叫近体诗，它包括律诗和绝句两种诗体，是从唐代开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所谓的“近体”或“今体”是指唐代形成的体式。这种体式的诗，句有定数，字有定数，韵角、平仄均有固定不变的格式，有的还要求对仗，格律很严。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诗当然应该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应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从诗歌的内容及表现方式着眼，又可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两大类。抒情诗是以抒发作者由现实生活激发出来深厚感情为主的，而叙事诗则以叙述事件为主；前者注重感情的倾诉，后者则注重人物形象的刻划与故事情节的相对完整。叙事诗往往是寓情于事、借事抒情。象古诗《孔雀东南飞》、《石壕吏》等和新诗《王贵与李香香》、《百鸟衣》等均为叙事诗，而《诗经》、《楚辞》上的篇章大都是抒情诗，近体诗中的律诗和绝句，也大都是抒情诗，后来的词以及元曲中的散曲，也大都可以看作抒情诗。新诗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艾青、臧克家、贺敬之等都以擅长于抒情诗而著称，其作品《大堰河——我的保姆》、《老马》、《回延安》等均属典型的抒情诗。

　　诗歌按其反映的思想内容，还可以分若干种，如古代反映边塞地区风土民情的诗篇称之为边塞诗，而写优闲自得的田园农家生活的诗为田园诗，抒发男女之间恩爱情思的诗为爱情诗，近年蓬勃发展起来的反映生机勃勃的学校生活的校园诗，反映军旅生活的军营诗等等。

　　诗歌的特点，与散文、小说、戏剧相比，诗歌是一种以精炼、形象、具有节奏的语言，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其主要特点如下。

　　1.通过意象和意境表达思想感情

　　意象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物象的融合，而意境则是诗人通过意象的创造和联缀所构成的一种充满诗意的艺术境界。意象是局部的，而意境则是整体的、空灵的。情景交融是意象和意境的共同特征，都是诗人在创造意象和意境时所努力追求的。意境的特征不止是情景交融，它能启发读者产生联想和想象，进入到诗人所创造的无限丰富和广阔的艺术空间，去感悟人生。意象可以从诗人的具体描述中去捕捉，而意境则于笔墨之外去找，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说：“境生于象外”就是这个意思。下面举王维的《鸟鸣涧》一诗略加说明：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诗中写了寂静山林中的落花、空山、月出、鸟鸣、深涧几种景象，这些景象无不包含了诗人的独特感受，这就是此诗的意象。首句的“闲”是悠闲、恬适，是指对官场、名利、人事纷争的厌恶和回避。对于桂花落一般是不会特别在意的，只有心境宁静的诗人才会注意到，因此落花的景象就传达出诗人一种独特的宁静的心境。春桂落花本是客观的，在这里却是主观的，是诗人眼里、心里的落花，带有诗人浓重的感情色彩。“空山”也是这样，“空”是“空寂”的“空”，也是一种宁静的境界，这种境界在夜静时分感受就更为深切。“月出”和“鸟鸣”是相互关联的两种意象。诗人以动写静，以有声衬无声不但写出了山林的寂静，更写出了诗人内心的恬静，创造了独特的诗的意境。这首诗由几种意象连缀融合而创造出的诗的意境是一种宁静幽深的艺术境界。这宁静并非死寂，而是充满生机，充满情趣的恬静，它充分显示了自然美使我们与诗人产生情感的共鸣，更加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体味诗境的温馨与优美。

　　2、语言精炼、含蓄、形象，极富表现力

　　古今中外的诗人都非常重视炼句，炼词，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语言极其精练、干净利落，言简意赅、意蕴深厚。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前两句寥寥14个字，既点明了送行的地点、时令，又烘托了送别时的气氛，并蕴含着深切的离情。特别是“浥”，它表明这场雨不是使道路泥泞不堪的滂沱大雨，而是刚好润湿了轻尘的濛濛细雨。后两句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诗人要送朋友去那人烟稀少，风沙极大，十分荒凉的“绝域”，诗人在这里一不言离情，二不发议论，只是用捧杯劝酒这个具体的行动来表达觉悟和无尽的情思，一个“劝”字和一个“更”字，就极为精练地把诗人频频举杯、依依话别的殷勤之意和留恋难舍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这首送别诗不愧为千古绝唱，全诗内容蕴藉，有景语，有情语，情景相生，真挚感人，余味无穷。伟大诗人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已为人所熟知。选用精当、凝炼的字词来表达诗歌的主题和思想感情，往往是妙用一字，全诗生辉。唐代诗人皮日休“古炼成字、千炼成句“，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为了一个句子的语言安排，打了60次草稿，这种炼字选句的精神传为美谈。“‘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人间词话，王国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诗人常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唐·卢延让《苦吟》）。比如王安石，《泊船瓜洲》诗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是历来传诵的名句，其中的“绿”字最初用的是“到”后来又改为“过”、“入”、“满”，改换了多次，最后才确定为“绿”字，诗人在炼字、炼句时的甘苦由此可见一斑。

　　含蓄，有时也称蕴藉，特点是意在言外，常常不是直接表达，而是曲折委婉地倾诉，言在此而意在彼，或引而不发，欲说还休，让读者去体味。如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与朋友的离别情意，并含蓄地反映了自己在政治逆境中的愤懑不平和孤寂心情。开篇点明送行地点，连江秋雨增添了浓重的离愁。“楚山孤”的“孤”字，既准确地写出秋雨后楚山孤寺的情态，又衬托出诗人此时此地难以言状的孤寂心境。后两句意思是说洛阳那边的亲友如果询问起我的近况来，可以用“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话来回答他们。这是用“玉壶”比喻为官清廉奉公，不过这句诗的主要意思还在于表露自己虽因谗言遭贬，但仍保持光明坦荡，廉洁自守的高尚情操。这是借比喻言心志，从字里行间，我们能感悟到诗人心中愤懑不平的块垒，诗人越是表达得含蓄隐晦，其内在的感情越发深沉。

　　诗歌还要用语形象，这本是文学语言的共同要求，但诗歌的要求更高。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和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诗歌中忌讳用抽象的概念去直说，而是要通过具体的形象把诗人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让读者去品味，去体会。在我国当代女诗人舒婷的《致橡树》一诗中，作者的独特感受和思想观念就是通过“橡树”这个形象表达出来的。

　　3、抒情色彩浓厚，思想感情与现实生活高度统一

　　诗歌在各种文学形式中是最富于激情和最具感情色彩的，是一种“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艺术形式。虽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但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相比较，诗歌的感情色彩更强烈、更鲜明。“诗言志”的“志”就是诗人的思想感情，郭小川说：“诗要有感情、没有感情，就没有诗。”（谈诗，郭小川）没有激情，就没有诗歌。抒情诗自不用说，即使是叙事诗也往往采用直接抒发的方式，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字里行间凝聚了作者凄凉、孤苦的感情，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沉重叹息，感人肺腑。无情而叙事，往往会使人感到无味，缺乏艺术感染力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是诗歌最基本、最显著的特点。因此，我们鉴赏诗歌时，必须紧紧把握住情感这个特点。

　　诗中的情感是诗人自身具有的情趣受外界事物激发而产生的，虽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但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诗是主观的情与客观事物的统一。优秀的诗人总是把个人的情感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我”的情感实际上总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孟浩然笔下的田园风光既是诗人质朴、纯真的人格的具体体现，又是人们对污浊黑暗现实不满的普遍思想感情的反映；杜甫伤时念乱的诗篇无不渗透着诗人饱经忧患的血泪和切身感受，但也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深受压迫剥削的广大人民的意愿，因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4、韵律和谐，节奏鲜明，具有音乐美

　　中国古典诗歌非常讲究音韵美、音乐美、句式的整齐或参差变化，讲求节奏和对偶，讲求平仄和押韵，追求声情并茂的效果，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旧体诗特别讲究韵律，尤其是律诗和词，用韵有严格的规定。新诗虽无一定的押韵格式，但也要大体押韵，读起来上口。诗不仅押韵，而且讲究节奏，讲究音调的高低、轻理、长短、停顿和间歇，这种节律使诗句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美。诗词的音乐美集中地体现在节奏和韵律上。我国《尚书·虞书》和《吕氏春秋·古乐》中，都记述了诗、歌、舞同源和三位一体的情况。关于诗乐一体的说法有人认为与原始图腾崇拜有关。在远古，我国曾有过图腾崇拜的时代，原始部落经常举行狂热的巫术礼仪活动。歌舞咒语，如火如汤，如醉如狂，先民们以为歌舞咒语具有神法魔力，可以带来乐族的兴旺[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美的历程，李泽厚，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既然如此，上古人们在图腾崇拜的同时，自然也会崇拜歌舞，而当时，歌、舞、乐三位是一体的，诗、乐也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诗乐都受到崇拜。苏轼《赤壁怀古》采用《念奴娇》词牌，三字句、五字句居多，节奏急促有致，表现了作者豪纵奔放的感情；而《明月几时有》则采用《水调歌头》词牌，节奏舒缓平和，抒发了作者回环深婉的情怀。诗歌的韵律，一方面，加强了诗词的节奏感，以收到和谐而整齐的感官审美效果；另一方面，又有助于情感的抒发和意境的创造。《诗经》中重章叠句，律诗中的平仄韵脚，都传达出一种内在的感染力；马雅可夫斯基喜欢台阶式节奏，他的诗给人一种激情澎湃的狂热感。这些都是诗词的音乐美的表现。

　　语言精炼，感情强烈，意境鲜明，具有音乐美，是诗歌的四大特点。这些特点，在一首诗中是互相关联、有机统一的。掌握诗歌的特点，有利于我们阅读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