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一节 “从一而终”对谁有好处

　　贪官污吏的恶行，固然不都是“仁爱”的结果，但是“仁爱”这棵树中，是有可能结出贪污腐败的果子的。

　　一

　　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后，跑到西方开了眼。“五四”一代人，顿时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的腐朽之处，其中一个他们注意到的就是“封建的贞节观”。这个观念要求女人不能再嫁，当然更不能红杏出墙，甚至要少出门，以尽量避免和其他男人的任何接触。他们严厉批判这个观念的主要倡导者——宋明理学，以至于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最后沦落为举世厌弃、臭名昭著。

　　人性解放的洪流从此开始奔流，荡涤着传统文化的泥沼，一时使我们耳目一新。那些不合理的压抑消除后，人性绽放出了灿烂的光辉。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谈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谈什么“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必定会葬身于众人的哄堂大笑声中。就如网络上那些有“处女情结”的男人一样，被新潮人士的轻蔑的板砖淹没，再也露不出一鳞半爪。宋明理学家如果有幸复生，看到今天这种局面，看到婚前同居成为常态，而一夜情、换妻和SM也成为时尚，必定大叫人欲横流不可收拾，随即气死在当场。

　　平心而论，我认为古代的贞节观固然很腐朽，但是当代的解放观也有些过头，人往往容易走极端而失去适中处的真理。甚至我觉得，“处女情结”中也未必不含有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它也代表着一种珍惜，珍惜身体和心灵，不愿意为一时快乐而轻易付出身体，而愿意保留给未来的爱情更多的完美。——当然我作为一个臭男人说这样的话，很容易招人反感。我必须声明我的态度不同于那种封建贞节观，我也绝对不认为非处女就不纯洁了，更认为不应当只把这样的要求加之于女性……但是，这些都不是今天我要讨论的话题，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宋明理学家这些哲人，为什么会这样关心“女人贞节”这种看起来和国家民生大事关系不大的事情；“从一而终”的观念提出，有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二

　　搔掉几茎头发后，终于有了一点发现。

　　听没听说过这句古话“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如果你没听过，那说明你一定很年轻，要知道这句话在过去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如果你听过，那就很容易理解我的话了。——提倡好女不嫁二夫，背后更主要的动机是让忠臣不事二主。提倡女人的贞节，固然有其他作用，但是最主要的作用是：女人守贞如同一个宗教仪式，是给出一个象征；而这个象征的功能是，让男人们模仿，男人所需要模仿的，不是在婚姻中守贞，而是在另一种关系中守贞，那就是对君王或者上司守贞。在宋明理学中，女人对婚姻的坚守叫做贞节，而男人对君臣关系的忠实叫做气节——两者都是“守节”。因此，文化让女人守贞，背后的最主要目的是让男人“守贞”，也就是让男人对君主绝对的忠实，不起一点背叛的念头。文化谴责女人的失节，正是为了避免男人的失节。因此，让好女不嫁二夫，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忠臣不事二主。通过一个比附，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而产生了影响力，实际增加了男人“不事二主”的决心。

　　主要是从董仲舒开始，创造了一种“比附”性的思维方式，比如“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比附其实很不合乎逻辑，但是却具备实际影响力。其实，在心理学家看来，这倒也不奇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从来不是逻辑最正确的语言，因为人并非逻辑为主的动物。早有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者发现，那些政客或政治家的演说，都不是靠逻辑说理来说服听众的，而往往是用一些特别的词来煽动，比如民主社会的政客就会用“自由”、“民主”等词，古代专制中国就会用“忠义”、“仁爱”等词，通过反复地、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来说出这些词，就会产生影响力。在这样的演说中，不需要明确定义这些词的内涵，词的真实意义可以是空的，有时政客们甚至会故意扭曲这些词的内涵以达到某种目的，需要做的只是带着一种感情重复说这些词。而这些词就会像风箱吹出的风一样，逐渐燃起听众对这些词的热情。——这实际是一种广义的催眠术。

　　三

　　词汇本身必须好，如果希特勒用的词汇是“邪恶”、“屠杀”，则德国民众不会跟随他。而他实际用的词是“奋斗”、“荣耀”等，“屠杀”也被改称为“彻底的解决”。这样，就不容易引起心理抵制，也就能渐渐“催眠”德国民众，让他们跟随他去做他们原来并没有打算去做的事情，甚至包括屠杀。

　　在这样的广义催眠过程中，如果我们用比附的方式，把两个外表类似的事物放在一起多次重复地说，则产生的效果会是，听者会忽略逻辑，把这两个事物在他们的心中联系到一起。如果这种比附还有和谐优美的节律甚至押韵，表面上似乎有一种合理性，则更容易增加这个联系的强度。因此，当我们一次次听到，“天有三光，人有三纲”的说法，就会产生一种倾向，以为天有三光、人有三纲，这两件事是相互联系的，甚至认为人有三纲的原因就是天有三光。——虽然这完全是胡扯。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实际上可以编写很多句子，“天有三光，人有三妻”——说明一夫多妻是合理的；“天有三光，人有三喜”——然后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最好的三个东西说成是三喜。“天有三光，人有三亲”——然后我可以找三个人说成是你最亲的人……虽然董仲舒的三光理论完全是胡扯，但是有效，古代很多的中国人都以为“三纲”是和“三光”有联系的，而“天有三光，日月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于是大家在董仲舒的催眠下，也误以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三纲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董仲舒还有另一句催眠语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更加强了大家的盲目相信。而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去思考，就会发现董仲舒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据，“天不变”不能证明“道不变”，更不能证明“三纲”之类的东西就是“道”。但是已经被催眠的人们，大多都失去了正常思考的能力了。

　　通过这样的比附性的广义催眠，“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联系到了一起，而且让人感觉这仿佛是一种“天命”，一种不可改变的“道”。因此，好女不嫁二夫的越多，就越能增加忠臣不事二主的决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广义的催眠中，还有一个技巧，那就是通过授予一个“好”的名誉，来鼓励守贞的行为。如果女人守贞了，我们会称她们是好女人，是贞女或者烈女。如果男人守贞了，我们会称其是好汉子，是忠臣义士。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强化，用这个技巧，可以不付出一分钱，仅仅付出好听的名词，就可以让对方做自己想让他做的事情。

　　因此，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中国，不仅很多女人在努力做贞女，很多男人也在努力做忠臣，而从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君王和各级统治者。

　　四

　　我们读中国古代史，会看到一些很极端的守贞行为。只举一例，饥荒年间，某女人被屠户当作猪羊一样，放到案板上打算宰了卖肉。有个旁观者一时不忍，说要出钱（完整地）买了这个女人做自己的妻妾。女人说：“我就是不愿意再嫁，才落到这个地步，宁愿被杀，绝不再嫁。”于是慷慨就死。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男子的一些在我们现代人不理解的行为。比如，很多被俘的将领宁死也不投降，并非是认为对方的军队不好，只是因为自己已经先投靠了另一方而已。为了守贞，这些将领有时候明知自己所在的一方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胜利了也未必是正义的一方，但还是要把自己和许多兵士的生命毫无意义地葬送在这里面，也只是因为自己碰巧先投入了这一方的队伍中，既然“忠臣不事二主”，那只好随着这个烂主子灭亡了。

　　男人失节，则是人们轻视的对象。比如五代有个叫冯道的人，本来是挺不错的人，一生中做过不少对百姓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身处乱世，先后跟过好多皇帝，所以后世的文人比如司马光等，就对他很不齿。在这些文人看来，他的行为就和那些一嫁再嫁，一生经历过很多男人的荡妇一样，丑陋不堪。在宋明的文人看来，即使他第一个皇帝上司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也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那个皇帝灭亡的时候，他也应当随着去死，或者至少从此终身不仕才对。

　　五

　　正因为让男人“不事二主”是真实的目标，所以古代中国不提倡男人在婚姻中“不娶二妻”，不要求男人在婚姻中守贞。过去的人，看到在“贞操”方面，对女人有要求而对男人无要求，误以为这只是因为古代中国是男权社会，男人欺负女人，所以如此。实际上这是误解，男人的“守贞”要求，比女人的一点也不少，只不过对象有区别，男人的“守贞”对象是他上面的大官和皇帝。正是因为男人在这里，要承受的压力很大，所以，让女人在婚姻中守贞，又起到了分担男人压力的一种方法。男人在外要守贞不容易，但是当他相信家里的女人会对自己守贞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些安慰，从而减少自己的压力感。因此，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女人守贞，也间接地起到了辅助男人忠心于皇帝的作用。忠君的军功章，有男人的一半，也有女人的一半。

　　男人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被别人夺走自己的女人，这在古今中外的各个社会中，大多（虽然不是全部）是不变的。即使是雄性动物，也都是喜欢占有雌性动物的。因此，封建帝王鼓励的“守贞文化”，似乎给男人一个交换，“如果你能接受‘忠心不二’的要求，你就能得到妻子‘从一而终’的回报”。男人潜意识中，出于保护自己不被人夺走女人的动机，往往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交换。从统治者方面，这是一个很合算的交换，统治者获得男人的尽忠，而由这些男人的妻妾为这个尽忠行为买单。从心理学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如同抽水机，把女人的心理能量抽出给她们的丈夫，再把她们丈夫的心理能量抽出给了统治者。

　　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最多而又没有什么补偿，仅有的补偿不过是一个“贞洁”的名称而已。为什么女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呢？有一部分女性，潜意识中是出于对自己男人的爱，宁愿分担他的压力，出于爱而自发地愿意忠诚于丈夫；或者出于纯朴的爱情理想，而愿意守贞。这些美好的感情不幸被帝王利用，帝王们让丈夫产生了一个潜意识中的误解，误以为妻子之所以忠实于自己，是因为“提倡节烈”的宣传，从而把那些丈夫本应该回报给妻子的感激，掠夺过来变成了对帝王的忠心。

　　还有许多女性，潜意识中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于是心存反抗意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才在古代中国看到一个现象，似乎女人总是有潜在的“Y荡”的愿望。而这样的女人，会使自己的丈夫非常愤怒，非忠臣的男人还稍稍好些，越是忠心的男人，越是对此愤怒。因为男人觉得自己好像被命运欺骗了，“我按照约定去‘忠心不二’了，期望的回报是女人对我也忠心不二，而女人却没有这样做，我付出了却没有得到我应得的回报”。不仅这个丈夫会愤怒，其他男人看到了也会很愤怒。唇亡齿寒，看到别的男人受欺骗，自己也会心有余悸，自己以后也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

　　小时候读《水浒》，感到很震惊的事情，就是梁山好汉对“放荡女人”的深恶痛绝和下手残酷。武松杀潘金莲，下手残酷，还情有可原，毕竟自己的兄长死在她手里。而石秀、杨雄杀潘巧云，剖腹掏心还把肠子也掏出来，下手那么残酷，似乎有些过分了。潘巧云不过是有个外遇，又没有打算谋杀亲夫，何至于受到这样的虐杀？石秀当然也有恨潘巧云的理由，因为潘巧云曾诬陷说石秀对她进行过性骚扰，但即使如此，也不值得恨潘巧云到这个程度。现在的分析解开了这个谜团，这样做的男人都是自认为“忠义”的人，自己很不容易地尽忠守义，所以对女人的“背约”就格外地容易暴怒。暴怒之下，才会有那样的暴行，而其他男人也才会对这样的暴行持同情态度，因此，杨雄、石秀并未因残害潘巧云而受到同伴的任何指责。

　　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层面看，就知道在专制社会中的剥削，除了物质财富的剥削，更重要的是心理能量上的剥削，而这样一种心理剥削的基础，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长期持续的广义的催眠。

　　六

　　如果说守贞是封建专制帝王的圈套，那么，是不是不守贞，我们就能跳出这个圈套？

　　如果是这样简单，那么，我们只要鼓励越来越自由的性生活方式即可。或者，我们只要鼓励婚姻中的人都红杏出墙，鼓励恋人都脚踏几只船，鼓励女性尽量频繁更换伴侣。同时，我们只要鼓励男性不忠于上司，不忠于职守，只顾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跳出了封建专制的圈套？

　　当然不是。

　　盲目的忠贞和盲目的不忠贞都一样错误。

　　只有智慧能解开这个死结。我们需要知道，对什么应该忠贞，对什么不需要忠贞。

　　忠贞，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依旧还是一种美德。忠贞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抵御压力和诱惑，坚持自己的选择的能力和品质。这样一种品质，是动物所缺乏的而人所独有的，是人性伟大的体现。

　　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人格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本我，是人的生物性的部分，是本能欲望，追求的是自由释放的快乐满足；自我，是人的社会性的部分，它懂得人不能任性行动，而需要考虑到社会的要求；超我，是人的道德性的部分，告诉我们要按照善的原则行动，即使那样做并非最快乐。在中国古代，忠贞，对那些由衷认可这个价值的人来说，就是一种超我的要求。为了符合超我的要求，这些人不惜用超我压抑本我。对一些未必由衷认可但是不敢反抗社会的人来说，忠贞，是自我必须顾虑的一个社会规范，因此，他们的自我会抑制本我。超我、自我有管理本我的能力，必要时能够压抑本我，正是人超越动物的地方。而一个人的这种能力超强，也正是一种更优秀的品质。

　　一个男人，自觉地选择了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选择了一个自己追求的事业，或者找到了一个好的领导者去追随，即使有困难和阻碍，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是一种忠贞，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它本身并非错误。封建专制时期，那些忠臣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并非太忠贞，而是忠贞的对象不对。——如果忠臣所忠的，是为民众造福的事业，而不是“第一个主子”，那么这样的忠贞，今天也一样值得发扬。如果古代忠臣发现，皇帝如李世民，能为百姓造福，所以忠贞于他，像魏征那样，是值得赞许的。如果忠臣发现，皇帝如隋场帝，堕落为国家之害，就不必对他忠贞，那也是值得赞许的。我们应当忠实于真理、爱、正义等永恒价值，而非忠贞于某个帝王。

　　如果一个女人，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男人，把全部的心放在他身上，以至于不愿意让其他男人分享爱情。即使面对诱惑，也不会按照本我的欲望行事，而会按照超我的愿望，保持爱情的专一。这样的忠贞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它是实现最美好的爱情的基础和助力，是值得我们颂扬的。但是，如果女人发现，这个男人并非自己认为的那样好，实际上过去的爱是个错误，所以女人决定离开他另寻爱情，也是值得赞许的，因为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真爱，这并非是不忠贞。

　　七

　　“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这种从一而终的忠贞观可以废了。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好女不嫁错夫，忠臣不事恶主”，即忠贞于永恒的美好价值。珍珠不能扔给猪，我们美好的忠贞也不能让封建专制帝王们掠夺并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