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四节 六月飞雪又如何

　　一

　　近年来气候异常的情况增加，有时是盛夏，却居然飘起了雪花，这也许是温室效应和其他效应的结果吧。这让我想到古代关于气候异常的传说，只不过，那和自然环境的问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是和人文环境有关联。——我说的是所谓的“六月雪”。

　　据说，那是因为有一个冤案。

　　关汉卿编的戏剧中的窦娥的冤案。

　　窦娥丈夫早亡，和婆婆两人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逼窦娥跟他成亲被拒绝，于是投毒想害死窦娥的婆婆，但误毒死他自己的父亲。于是他诬告窦娥杀人，并买通贪官处死窦娥。窦娥满腔悲愤地呼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在临刑的时候，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三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气，窦娥被杀之后，一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地方大旱了三年。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了官，窦娥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和贪官桃杌得到应有的惩罚。

　　窦娥有冤屈，竟然会影响气候，在现代科学看来真是荒诞无稽。但是，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这却是一个合理的现象。

　　早在先秦的文献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描述说某个国家的政治好坏，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气候。这是原始宗教或巫术的思路，不足为奇。而在心理学看来，有这样一种思路，在心理和想象中实际上是成立的。我做意象对话时，发现“六月飞雪”的意象，象征意义是“突然的打击”，而“大旱”这个意象，象征意义之一正是“不正义”，所以，受到大冤屈，想象中出现六月飞雪和三年大旱，是合乎心理学的。但是，想象领域不同于现实领域，冤屈与否，并不总能影响现实的气候。

　　二

　　以为政治能影响到灾异，这类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滥觞，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有关，那就是董仲舒改造儒家思想，并推广儒家思想使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董仲舒的所谓儒家思想，核心就是天人感应，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实际上主要并非来源于孔子，而是源于阴阳五行、民间巫术。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造，实际上和张角等人对道家的改造一样，是用巫术把儒家变为了儒教。按照董氏儒教，人间的任何事情都会感应上天，因此，窦娥的冤屈使六月飞雪是合乎情理的。董仲舒在世时，有一次汉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就认为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蚡、淮南王刘安等权贵横行，所以感应出了这火灾。

　　董仲舒的这种思想能被汉武帝接受，也有一个原因：包括秦在内的过去所有王朝的国王都是贵族出身，而刘邦则是平民出身。凭什么他可以当皇帝，缺少一个那个时代的人能够接受的理由。如果刘邦家的后代说，这个理由就是刘邦有本事，那就会出现麻烦，以后其他有本事的人也会理直气壮地起来夺权。所以，继承帝位的刘氏家族需要一个说法，说明为什么刘家应该当皇帝而其他人即使有本事也应该安分守己。董仲舒的思想正好满足了汉武帝的这个需要。他把“天”放在首位，作为一切价值的根基，而把帝王权力说成是天所授权，说帝王“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样，就以“天”的名义给了刘氏君权。这也和刘邦原来装神弄鬼、故作神秘的方式恰恰合拍。

　　董仲舒的思想中，实际也有一个积极因素，就是根据他的理论，帝王应当服从天。如果帝王残民以逞，则天就会通过一些自然事变来警告他。他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窦娥冤枉，所以老天六月飞雪，就是一种警示。这样一个理论，按照设计应当对帝王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如果帝王对示警不加理睬，继续倒行逆施，则他将会被上天抛弃。

　　三

　　但是，帝王真的能够受到“天”的约束吗？这里有一个前提，如果“天”真的能按照董仲舒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不厌其烦地对皇帝示警，一旦有窦娥式的冤案出现就搞一次气候异常，那么，也许会真的有作用。如果帝王继续倒行逆施，就能迅速被“天”抛弃而垮台，那就更好了。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并非能够如此。窦娥所受的那种程度的冤案，在许多王朝比比皆是，而更惨绝人寰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天如果为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干旱三年，那只怕9000年都不会出现雨这样一种东西了。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政治很差，天也未必会给出明确的警告信息。而且，执政不善的帝王也并不会很快亡国。因此，帝王们对待天的态度，就像黔之虎对待黔之驴一样，必定最后变得轻视。更何况即使是发生了干旱，倒霉的也是百姓而不会是帝王，帝王如果有社会责任心还好，不然也一样不会有多么恐惧。专制者不理睬天，天也不能马上对他们如何。那么，制约作用也就不存在了。假设真有一个窦娥，而她冤死时六月真的飞了雪，又怎么样呢？贪官和张驴儿也不会因这雪而有什么损失。即使是在那个剧中，最后也是因为窦娥的父亲做了官，冤案才得到昭雪，如果她父亲没有当上官，天似乎也没有什么对付贪官和张驴儿的办法。

　　因此，董仲舒试图通过天人感应说、灾异说来限制帝王权力，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实权才是根本，帝王不是傻子，不会因董仲舒玩点神秘主义的说法就真得要约束自己。而说到底，董仲舒所说的“天”，并没有清晰展开的意义，只是巫师水平的人所理解的天，而不是像孔子一类大师所深入理解的天。因此，他不能给出关于天的深入思考，只能借助怪力乱神来体现天意，而那些不可靠的怪力乱神不可能有力量真的制约帝王和强权者。我不能说他的设计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其作用很小。帝王们完全可以有选择地采纳他的理论，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天子”，从而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把“天父”的灾异警示不当一回事。

　　我认为用“天”的概念来引人信仰，并在信仰的基础上为政治法律制度确立合法性，这个方法并非行不通，真正行不通的，是企图用灾异警示约束帝王。因为在灾异警示中，上天只体现了对帝王的监查，并未体现出对帝王的处罚。被监查但是不处罚，当然不令人恐惧。当然，在董仲舒的时代，情势所限也许并无更好方法。但从设计上看，真正有效的方法是用“天”的概念提供合法性，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有权力制约最高统治者的实存的机构，如同议会对总统的制约一样。

　　假如，我们承认“天”的意志，然后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让人民代表天，而不是让“天子”代表“天”，则人民代表机构就可以在纠正窦娥冤案中起到真实的作用，而不只是让天制造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气候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