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五节 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你

　　一

　　最近历史很热，电视上说历史热，出书说历史热，历史电视剧热。有历史系的大学生说，风水轮流转，现在我们学历史的也终于有机会出名赚钱了。

　　这位大学生可能历史学习得还不够好，如果他历史学习得好，就完全不会这样意外。因为在中国，历史不可能永远沉寂，它肯定会过一阵子就热一回；中国人就算忘记吃饭睡觉也忘不了历史，中国人就是一些历史动物，中国就是个历史国。

　　我们现在去看古代各大文明：印度的历史连年代都数不清楚，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也语焉不详，古希腊只好从“荷马史诗”中找历史。“荷马史诗”实际就是个“伊利亚特战争演义”，搀杂了一大堆神话，恐怕还没有《三国演义》对三国时期的历史反映得那么准确呢，至多也就是一部《封神演义》——所以《封神演义》也可以说成是中国的“武王伐纣史诗”。而只有中国古代的历史编年清晰、细节丰富。写作认真，最像历史的样子，也只有中国人有地位非常重要的职业史官。

　　更关键的是中国人关心历史，士大夫们以学者的严谨认真去研究历史，百姓们也通过各种民间史诗——话本、戏剧、传说、故事、演义、小说、诗歌等种种方式去听历史，议论历史，关注历史。一国有一国之历史，一乡有一乡之历史，就是一家也都有这一家之历史。过去夏夜纳凉，农人们在院子里摇着蒲扇看着星星，长辈就会给晚辈讲家史——“当初你老爷爷是中过进士的，还当过一任县令……”；或者革命家庭就讲革命家史——“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当然别国人也关心历史，但是其程度未必可以和中国相比。

　　因而中国人做事，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心理，他要或多或少顾忌到自己在历史中的形象。大人物关心国史中怎么记载自己，中人物关心县志中怎么记载自己，小百姓也关心村里后辈会怎么谈论自己，中国人很在乎自己在大小历史中的形象。为了这个形象好，受苦受难都不怕，甚至有些人连死都不怕，死全家也不怕。如果我说文天祥英勇就义就是为了出名，那是我厚诬古人，他是为自己的信念而死，但是死前想到自己将在历史中留下的光辉形象，至少他也是感到安慰的，所以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历史书嘛。

　　至于其他数也数不过来的众多英雄人物，也都以“名垂青史”为最大的光荣。而且时间上是越长越好，所谓“千古流芳”，或说“万古流芳”，看胃口大小而定。我个人觉得万古流芳迹近妄想，千古流芳已经很不容易了。空间上是范围越大越好，就像诗人所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这也是夸张，不要说宇宙中的近邻火星上从来没有听说过诸葛亮的名字，就是今天的非洲人也并不知道诸葛亮是什么人物。因此，李世民把自己的二十八将的名字画在凌霄阁上，是对这些将领的最大的奖赏。而那些说什么“身后千秋万岁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的人，在中国人中并非主流。

　　对身后名的重视，使得有些人宁愿得到“臭名”，也不愿意没有名。这就是所谓的“不能流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第一个明确发表这个宣言的人就是……啊，我不说他是谁，我偏不帮助他炒作，不帮他实现遗臭万年的伟大理想。

　　电影《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只不过是被情人逼着换老婆，个人小事情而已，也对情人说什么“我不怕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唾骂，我一个人承受”，把那个女人感动得险些昏倒。就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唾骂”是一个多么大的不幸，承受它可比“我为你去死”要困难多了。

　　二

　　那么，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样关心历史吗？

　　有个缘故。

　　那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像基督教那样的超越性的宗教没有占据上风。

　　人都是需要给自己的行为一个评价，从而给自己一个评价，给自己一个意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基本的人性或者说是所有人的心理，我们需要意义感，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自己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们不是动物，动物可以满足于仅仅“饮食公母”，人仅仅“饮食男女”是不会完全满足的。虽然有些人志向比较低，最后放弃了更高的追求，退而回到仅仅饮食男女的动物层面，但是那只是一种无奈。

　　如果相信冥冥中有一个全知的神，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评价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诚的，那就够了。就算当时和后世有千千万万人对我们唾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那千千万万人和全知的神相比还是无知的，他们不了解我、误解我也都不足为奇。当然我们由于一些天生的不足，很难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独立去努力。——基督教世界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一种“罪感文化”：我感到我有“原罪”，也就是天生的缺点，我尽力改变自己以接近神。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我和神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是次要的。

　　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主导文化是不引入神的概念的（墨家是个例外，后来的佛家也有新的影响，这里先不谈）。因此，中国主流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的任务，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这种他人的评论体现于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上。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种“耻”的文化，当你做了错事，你不是无法面对上帝，而是无法面对他人，大家会认为你的行为是可耻的，而这种评价带来一种力量。“千夫所指”据说能让羞耻中的人无疾而死，实际上比死也许更难过，因此中国人都知道“人言可畏”。羞耻心就是中国文化中用于约束人的行为的主要工具，有了羞耻心，则人就不会为所欲为，即使是掌握最大权力的国王，他可以不担心其他的约束，却也会担心自己被大家所指责嘲笑批评和非议，也就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才能得到大家的积极评价。

　　而在当时的舆论和后世的历史这两种评价中，前一种固然十分重要，后一种的重要性却略胜一筹。因为，我们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许会犯错误。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靠人数，毕竟多数人都同时犯错误的可能性相对小一点，所以，如果少数人批评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关系小于“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数人也会犯错，所以另一个减少这个错误的方式就是，靠时间，我也许会希望当时大家虽然错误地指责我，但是时间过去后，事情会慢慢清楚，而历史会还我清白。这也就是中国人重视历史的原因。

　　三

　　按照儒家的设计，历史恰恰可以起到某种规范约束作用，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对一些人给予褒奖，对另外一些人物给以批判，就可以使当代人知道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典范，什么行为是不好的，什么样的人会受到后世千千万万人唾骂。秦桧跪像被后世千千万万人“唾”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儒家相信这个方法会很有用，所以孔子一生没有写作，却编著了一本历史书《春秋》。而且儒家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怕什么呢？孔子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危害，只是通过权威性的、有影响力的历史评论，使“乱臣贼子”的身后名受到损害。从心理学角度看，实际上孔子利用了人的一种“社会学习”能力，当人看到别人的某个行为受到了褒奖，则自己也就会倾向于学习这个行为；看到别人的行为受到了批判，自己也就倾向于避免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孔子作《春秋》的行为简化来看，实际上就如同一个儿童对另一个儿童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好样的；如果你那样做，你就是乌龟王八蛋。”只不过孔子把“好人”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汇，如“忠臣烈士”、“仁人志士”、“正人君子”等，把“乌龟王八蛋”也换成一些更深奥的词，如“乱臣贼子”、“衣冠禽兽”、“无耻之徒”等。我这样说并无丝毫贬低孔子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人类自我约束能力很差，而社会中的人没有自我约束又不行，所以必须发明出一些办法，而所有的高级方法，说穿了也都是小孩子用的某种方法的改进而已。用给好坏“命名”的方法来约束人的行为，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两千年来在中国也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我认为今天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修当代史，以及重新解释古代史，来给今天的人传达一种良好的伦理规范。柏杨先生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重新解释了《资治通鉴》，并且在书中直呼皇帝名字，比如不说“汉武帝”如何，而说“刘彻”如何如何，这样就削弱了中国人对帝王的盲目崇拜。更不要说，柏杨通过直接臧否人物，对古代的人物给出了全新的，在我看来也是更好的解读。

　　但是，凡方法都有局限，而这个局限性也会逐渐明显，最后使得其效果越来越小。用记载历史的方式来约束人，也有一些局限性存在。

　　我们怎么保证历史不被扭曲？这就是一个问题。

　　林肯说过：“你可以骗多数人于一时，你可以骗一个人于永远，但是你不能骗所有人于永远。”按照这样的说法，历史是公正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林肯的话，有些人就会试图骗所有人于永远，而且至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为此，这些人可以“收买”、“威胁”史官或者其他写历史的人。有时，他们也会获得一定成功。正是因为这一点，帝王在历史书上的形象就比他们真实的形象要好，有时也许会好很多倍。鲁迅先生发现了一点，如果某个王朝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它的皇帝大多能得到较好的描述，而短命王朝的皇帝多被写得比较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者史家记录资料时，老皇帝的子孙还在位，因此他不敢把老皇帝写得太坏。而短命王朝已经破灭了，写它们的皇帝时自然可以比较放得开。

　　再举两个例子，赵匡胤是通过较和平的政变，从后周手里夺来了帝位，因此，宋代对后周的记载就比较友好。清代是异族统治，不容易被民众接受，所以他们就必然用极为严酷的文字狱打击所有怀念明代的文人，毁掉一些历史资料，并努力抹黑明代，从而证明他们取代明代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影响至今还在，印象中明代成为了最坏的时代，而清代好像好得多。但是实际上，比较朱元璋杀数万官员（而且有些是贪官），那到处屠城、杀无辜百姓几十万，比南京大屠杀元凶还邪恶的恶魔多尔衮，却在电视剧中被当作多情的正面人物，同时政治黑暗、大兴文字狱的时代却被说成是“康乾盛世”。（当然，所有古代专制王朝包括明代，本质上都是强盗政府，而且明代也的确有很多恶政。我只是说，未必明代的恶性程度比较其他朝代会多那么多。）因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专制统治者的威逼利诱之下，历史可以被扭曲相当长的时间。真实历史资料可以被掩盖销毁，而虚假的伪历史也是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大家信以为真的。

　　在较早的时期，这种扭曲历史的情况相对来说不如后来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早期史官责任感很强，而君王的邪恶程度相对小一点。比如当年权臣崔杼借党羽的手杀死了齐庄公，齐国的史官在史书要写“崔杼弑其君”，结果被杀；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他再次写“崔杼弑其君”被杀；他们的另一个弟弟还是坚持这样写，又被杀；最小的一个兄弟照旧也要这么写，崔杼终于手软，任由自己去被历史评说了。史官们为了历史的尊严而不惜牺牲生命，这样的历史是当权者也要畏惧三分的。

　　而到了后期，这样的史官即使存在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后代的帝王杀人并不会杀到手软，他们的态度是，“你几个兄弟都这样写，我就把你全家杀光；别人要这样写，我把别人也杀光；如果全城的人都敢这样写，我就把全城人杀光”。这样的淫威之下，胆子大的人真的会被杀光，而其他的人自然也就不敢为了一个纸上的记录赔上更多性命了。如明代朱棣篡位后，方孝孺坚持“燕王篡位”，而不肯为朱棣写即位诏书，竟然被杀十族八百余人。朱棣这样的杀人不手软，是早期的崔杼所不敢想象的。齐国史官就算和方孝孺一样骨鲠，也没有办法留下正确的历史记载了。

　　四

　　另一种失效的原因是，有些人看明白了之后，可以用一种无赖的态度说，“我就是做小人了，我就是坏了，我就是做桀纣了，我就是这样了，你随便骂什么，我不在乎了”。这样的人当然是更聪明，能看穿孔子的把戏，其结果就是失去任何约束，更放纵自己做一些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事情。

　　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这些人未必真的不在乎。在潜意识中，即使他们明白孔子的策略，也一样会在乎大家的评价，但是，如果他发现大家对他的某方面的评价肯定好不了了，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心态，“我就是这样了”，这个心态中实际上有对那些不接纳他的人的怨恨，并且必定会带来一些敌意的行为。古代一些暴君，变得越来越邪恶，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也渴望别人能够喜欢他们、表扬他们，但是在内心深处却已经知道这不可能了，知道别人的奉承都是虚伪的，知道别人对他有仇恨，也想到自己死后也许会被说得很坏，所以对别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怨恨，所以才会更多地伤害别人，并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仇恨，形成了“不被认可——恨——伤害别人——更不被认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想一想，一个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喜爱和表扬这样一种愿望，在某些情况下竟然会导致他做出伤害别人、威胁别人、奴役别人等行为，不禁使我们对人性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慨。而微观到一个村子一个单位的小历史，事情发生的样子也是大致一样的。

　　当然，历史并不会被完全掩盖，即使是以朱棣的残暴以及他销毁了很多历史资料，我们今天的人也许不知道某些细节，却依然知道朱棣十分残暴，而朱允炊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君王。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能为当时被处死的方孝孺以及他的兄弟的气节而感动。但是，指望几百年后历史才为冤屈者申冤，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认，历史评论这个方式作为一种约束行为的手段，现在看来是有局限的，至少它不能约束那些掌握巨大权力的人和那些自暴自弃的人。

　　五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方法的局限性。比如制约权力，就不能仅仅依靠“千古评说”这个方法。而应该配合使用民主制度，让“朱棣”拿“方孝孺”没有办法，“方孝孺”以及千千万万人的话才能对“朱棣”有压力，而且我们也不能指望仅仅靠这个方法让“朱棣”做好事，而应该在“朱棣”做坏事的时候用民主来制约他。

　　虽然在现代，这个方法的作用没有孔子认为的那么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方法，作为各种社会伦理推行的一个手段，作为推行良好文化价值的一个手段，教育人、帮助人的一个手段。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当代“士”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时刻对我们自己所说的历史，对周围人所说的历史有一个意识和警觉，随时清醒地看着历史陈述背后的价值取向和隐含的观念，从而使历史成为我们民族进步的一个动力。我们的“士”应当共同创造出一本体现着对中国文化最深入理解的、对中国前途有正确引导的——当代《春秋》。

　　当你做事时，想一想，后世的千千万万人会如何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