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十节 泰山石敢当

　　一

　　前面说过父亲早丧，使孔子幻想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父亲。说起来父亲早丧，还会带来其他一些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和寡母一起生活的儿子，往往会比较早熟，由于他看到了母亲急需帮助，所以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父亲的角色，更早地担负起家庭责任。

　　儒家理想的人格，是一种非常有责任感的人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果我把这样的人格形成的全部原因归结为父亲早丧，那就成一个笑话了。但是，如果我说孔子的幼年生活对此或多或少有影响，这是很说得通的结论。儒家的这种责任感从家庭扩充到国家，则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使得儒家人格中有了一种担当，当然也使得儒家人格承载了更大的压力，使儒家教育下的人生活得不放松、有压力。

　　如果我们读读儒家的文章，就会深刻感受到大儒共有的这种责任感。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都是这种责任感的表现。

　　说到“任重而道远”，首先我想到的是孔子一生走的道就很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土路上，颠簸于车辙印之间，扬起一阵阵的尘土，似乎并非很愉快的生活方式。而孔子推销自己的理论也并不顺利，各国国王虽然尊重他，但是很少能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孔子自己也知道成就理想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依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做无非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认为自己有责任挽救世道人心的颓败。

　　换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孔子一生的生活和他幼年的生活颇为类似：幼年他家里没有父亲，这是家里的一个灾难，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一个“小男子汉”，灾难使他格外早熟，他毅然担起了对一个幼小的男孩子来说太重的担子（这就是任重），而天天如此地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成年后，他发现天下没有了“父亲”，也就是孔子心中的那些“圣王”，于是他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的使命，为天下担负起克己复礼的重担。

　　灾难不完全是坏事情。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也许我们会更快乐，但是也会更肤浅。灾难发生的时候，往往可以唤起人们的一些优秀的品质，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友情，勇敢地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等。我小时候，邻居之间的交往虽然也还不错，但是总免不了一些是是非非、一些冲突计较和矛盾。但是，在1976年的地震期间，却发现所有的邻居都比平时善良可爱了，没有人再去计较小小的利害得失，人与人之间格外的相亲相爱、互相帮助。那段睡在防震棚中的日子，后来大家想起来如同节日一样美好。我想，也许正是孔子幼年家里的艰难，反而造就了他和母亲之间相依为命的美好感情。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美好的感情，因为有爱，一个人才会愿意担负起责任。即使历尽艰难困苦，但是为了爱，也是值得的。孔子能把对家庭的责任感扩大为“以天下为己任”，也是因为他先扩大了自己的仁爱之心，先已经“以天下为己爱”了。

　　当然，我不是说只要受灾，人一定会变得更有爱心更有责任感，实际上也有一些人会在困难中垮掉，不但没有增加责任感，反而自暴自弃。灾难会带来什么影响，关键看我们的心选择如何对待这个灾难。儒家的思想提供的选择，就是一种在困难中磨励自己的道路。

　　孔子思想蕴涵着普适性的真理，在根本上说，任何人不论幼年家庭生活环境如何，都能够接受并因此而获益，不过性情相近、幼年生活相近的人理解孔子总归稍许更容易些。孟子、范仲淹、欧阳修这些大儒也都幼年丧父，和孔子的幼年生活环境有类似之处。这也许使他们理解孔子的心情上更容易一些，也就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孔子的思想。也许，在他们的幼年，在他们和母亲共同经历艰难生活的时候，孔子的思想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他们看到了一个榜样，一个经历了同样的孤苦人生但是获得了辉煌成就的榜样。因此，他们能更坚定地走上了这条儒家的道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至少，我们也可以知道有一种方法，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表面看，这似乎是一种阿Q精神，一种自恋和吹牛，是把困难硬说成是“天”看得起我。但是实际上这和阿Q精神不同，因为阿Q的做法是让他忍耐，而孟子的这样一种认知却是要让我们奋起。这样，苦难就被我们理解成了一种心理测验、一种训练过程，而不是一个莫名其妙降临的天灾。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看作当世的孔孟，坚定地接受这个训练，而获得一种真实的心灵成长。如果你成功地通过了这个考验，你将成为具有极为强大心理力量的人。

　　有一种风水中使用的镇物，叫做泰山石敢当。据说放在房子的适当位置，它可以保证住宅的安全，任何妖风邪气都没有办法冲破泰山石敢当的镇定力。从象征的意义上，一个真正有责任感、有心理力量的人，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团队甚至一个国家的“泰山石敢当”，不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它都可以砒柱中流。不论有多大的压力，泰山石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