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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野狐禅:放下虚伪

  一

  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有一个情节。维也纳入很喜欢音乐,因此聚会时总要演奏一些乐曲。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但幼年的他表现得很不喜欢这些演奏。很多人对此觉得诧异,为什么音乐世家的孩子居然不喜欢音乐。——而实际情况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非常喜欢音乐,因此,他不能忍受那些不好的演奏。

  我的表现,会让一些人觉得我对佛家不是很热心,其实,我是佛家中的幼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些有文化的人的野狐禅。

  听他们高谈阔论,引经据典,仿佛对佛家深有领悟,看他们时时表现出的高深莫测的表情,让人都怀疑这些人是否已经明心见性,悟道解脱了。但是,如果你能有机会和他们多一些日常交往,就会发现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许不仅不超凡脱俗,有的连一般人的道德水准都不如,或者心胸比一般人都还狭隘。

  我把他们都归到“野狐禅”中。

  “野狐禅”一词,来源于一个著名的故事:百丈禅师说法的时候,有个老人对他说,“我不是人,是只野狐。我过去也是一个有名的僧人,但有一次,有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我回答说‘不落因果’,结果五百生都成为了野狐”。后来,百丈掸师纠正了他的错误认识,这个“老人”才得以从做野狐的命运中解脱出来。

  因此野狐禅,就是代表对佛家观点的错误理解,按照这个故事所说,这样的错误带来的后果是来生变成野狐。后来,人们把那些看起来聪明,能够夸夸其谈,但是并非真实有境界的佛教徒也称为野狐禅。

  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根本的思想虽然保持,但是具体表现的形式上却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而有了改变。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有两个,一是净土宗,另一个就是禅宗。禅宗的特点,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禅宗能在中国产生并繁盛,一个主要原因是道家的一些思想能为禅宗奠定基础。我们知道道家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道”的不可言说性。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国哲人自古习惯于通过类似直觉性的方法,来把握那些宇宙人心最深的真相,而不习惯于条分缕析,用复杂的逻辑和概念去近似地把握世界。道家固然也不能不有所言说,但是道家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言说只是启发我们领悟的手段,如同捕鱼用的“筌”,当我们捕到“真理和真相”的鱼了,就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鱼上而不是筌上。

  印度佛教产生时,在表达方式上实际很常用严格的逻辑思维,因此有非常复杂的术语体系即所谓“名相”,和严格的逻辑即所谓“因明”。传入中国后,这种需要复杂逻辑思维去把握的佛教思想,中国人比较难于消化。玄奘法师,也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辛辛苦苦西天取经后,在中国创立了法相宗或称唯识宗,但是这一宗的影响却并不够大,原因就是逻辑太复杂了。天资超人的玄奘法师固然能理解,但是对缺少逻辑思维习惯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这并非说中国人智力低,而是说中国人不喜欢用逻辑,中国人的智力是用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用更直接的“悟”来了解真理和真相的。

  因此,当达摩祖师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方式传佛法,刚好契合了中国人的思维。道家长久给中国人进行的训练起了作用,中国人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佛教——禅宗。

  三

  中国的禅宗大师们发明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方法,能够很好的激发学佛者,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效果显著。比如当头棒喝就是一个极有创造力的方法,对执着在名相中的求法者,得道高僧出奇不意的一声大喝,或者当头一棒,就能使求法者突然脱离执着,体会到佛法的真相。另外如赵州和尚的公案:有人问什么是佛?赵州给出一个毫无关系的回答,“吃茶去”或“庭前柏树子”等。一时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悟道高僧、大成就者。

  以心理学视角去看这些方法,这都是用于打破思维定势和惯性的策略性的方法。人的思维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我们的一个观念会引发另一个观念,导致一种连续不断的观念的链条。特殊情况下,这个观念的链条有可能变成一个环,使人反反复复地想同一个事情,那就形成了一种“强迫思维”的症状。比如回忆一下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首歌的旋律在你脑海中不停地唱,到了结尾就又转到开头,你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这就有些类似强迫思维。

  治疗强迫思维,有一个方法就是:出其不意,突然对来访者大喊一声“停”,如果声音足够大而且足够出其不意,则来访者的强迫思维就会一下子停下来。这和我们平时如果打嗝不停的时候,旁边的人突然一吓我们,打嗝就可能会停止,是同样的道理。

  在佛家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比较轻微的“强迫思维”者,这样的思维阻断了我们对“真相”的直观。因此,我们需要打破日常思维的链条,让我们的直观能够显现。于是佛家采用了一种“当头棒喝”或者故意答非所问的方法,来打破提问者原来的思维惯性。一“当头棒喝”有效与否,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之一是,提问者本来已经把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一个观念上了。如果提问者的注意集中,则棒喝打破了这个观念后,一时不会有新的观念填补脑袋里的空缺,这个空隙就可以使直观显现。但是如果提问者并没有集中注意,脑子里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观念,则就没有这样的效果。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棒喝必须出其不意。如果提问者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棒喝,在心理上就会自发地有所准备,产生一种对棒喝的预期和防御,这样,棒喝的力量就会被大大减弱。同样,故意答非所问,也只有在提问者没有预期到回答者会这样答的时候,才会产生错愕,这种突如其来的错愕才能够打断原来的思维。如果提问者知道回答者会“答非所问”,那就完全没有了这个效果。

  但是,在禅宗大师用这个方法使一些人开悟的同时,这个方法本身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方法或策略逐渐会不好用。越来越多的人来找大师的时候,会预料到大师会棒喝或答非所问,从而使效果大打折扣。这也就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逐渐的有很多人,特别是高文化阶层的人,熟知了禅宗的方法,也熟知了那些开悟者的应对,于是,他们学会了这种看起来很玄妙的游戏——用过去的大师和被启发而开悟的人一样的语气和方式来说话,“表演”出一种高深玄妙、大彻大悟的样子。我所厌恶的“野狐禅”,大多就是指这个情况。比如,常常听到有人说什么“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我就难受,因为这样说的人往往对这个“见山是山”公案的真实意义并无所知,只是觉得这样说显得很玄妙高深而已。

  四

  如果我们回观历史,会发现这样对待禅宗也是有文化渊源的。魏晋时期名士们谈的玄学,就是一种把道家思想玄虚化的方式。野狐禅,也就是把禅宗方法玄虚化。但是,仅仅指出这样的传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分析这些野狐禅师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一种心理学称为“阻抗”的现象。心理治疗师都知道,任何一个心理疾病的患者,虽然很愿意痊愈,但是在潜意识中却都有一种抵御治疗的力量,也就是阻抗。按照佛家的观点,我们每一个正常人,实际上也都是更为轻微的“心理疾病”患者,所以当禅宗大师“治疗”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自然会有一种阻抗。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发现。

  人的各种情绪、欲望和冲动背后,都需要有一定的心理能量。当人在心理上自我压抑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心理能量压抑下来,往往使之沉入潜意识中。有时,被压抑的心理能量会转一个方向冒出来,变成一个不同样子的情绪等。比如,一个人压抑了他的爱,就有可能“爱不成而生恨”,把爱的心理能量转化成了怨恨的心理能量。而如果他继续压抑这个转向后的心理能量,则心理能量会再次转向。比如,一个人压抑自己对另一个人的怨恨,则可能把怨恨的心理能量转向对着自己,自怨自艾,变成一个抑郁症患者。

  我发现有些对自己压抑过分严重的人,有可能把一次次转向的心理能量一次次压抑,因此,最后他会变得非常缺乏心理能量。

  这样的人,最后实际进入了一种“行尸走肉”的状态,他们的生命力全面压抑,他们的情感变得麻木,不再有活力和欲求。他们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比那些有心理冲突的人还要差,因为那些人还有力气挣扎,而他们实际上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是,巧的是,这样一种全面麻木的状态,在外表上看,却和佛家大修行者所达到的,或者是心理健康程度非常高的人(所谓自我实现者甚至超越自我实现者)状态非常类似,都是很平静、没有心理冲突。美国心理学家威尔伯就特意描述了这个现象:真正高境界的人,和比一般人心理状态更差的人,居然外表看有很多类似。

  当然,这两种情况还是不同的:全面压抑者,最后的状态是“死寂”,类似荒凉的戈壁;而佛家大修行者或心理超常健康者,最后的状态是“宁静”,类似无风无波浪的湖水。前者是“死”的,而后者是“活”的。前者是感情麻木的,他们虽然似乎没有什么烦恼(因为他们压抑了烦恼的感觉),但是也没有了快乐、美和爱的深刻体验。而心理超常健康者则不麻木,他们能够体验到任何积极消极情绪,只不过这些情绪会随即得到很好的处理,而不会压抑并淤积在心里,因而他们有一种类似儿童的“赤子之心”。

  但是,全面压抑者却不能区分这两者,他们往往把自己说成是佛家修行有大境界的人(或者是道家修行有大境界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四大皆空”的高深境界(或者是道家的无欲境界),这样,他们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当作了心理境界,从而大大满足了自恋。他们失去了一切,只留下了“我有大修为”的自恋作为唯一的补偿。他们玩弄野狐禅,模仿“表演”高境界的举止,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恋,把自己的症状解释为境界。

  五

  这些人之所以会走向全面压抑,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怯懦。中国文人在宋代之后,总体上是越来越弱不禁风,精神也越来越怯懦。专制统治越来越严酷,也使得文人的勇气日渐萎缩。出于怯懦心理,中国文人不敢追求自己想要的,于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欲望,而压抑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心理有些麻木后,就会寻找一些借口掩饰自己的失败,最常见的就是玩弄野狐禅,并自以为有境界,或者标榜自己“淡泊名利、无欲无求”。实际上,他们不是无求,而是不敢去求。内心有求而又压抑,使得他们潜意识中深藏了很多的不满的怨气,因此,如果我们不被他们的高谈阔论所迷惑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往往比一般人的心胸还要狭隘。

  而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不求逻辑的细致和填密,重视直观和领悟,也给了这些人自我期盼的机会。逻辑是人人可以验证的,所以难于自欺欺人,而直观和领悟难于验证。我说我开悟了,我模仿以前开悟者的语气说一些玄虚的话,一般人是很难分辨出我是真的开悟,或者是自我的幻想,或者干脆是故意欺骗。这样,自欺的人就有了机会,可以有意识地,或者潜意识驱动而不自知地,把自己“表演”为一个有精神成就者甚至开悟者。在自己方面,这阻碍了真实的自知,也阻碍了自己真实的心理成长的机会,而在别人那里,他的行为又给了别人一个假象。我受不了野狐禅,实际上是受不了自欺欺人的虚伪闹剧——我称之为狐闹。

  要解决这个文化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全力鼓励“真诚”的做人态度,首先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样才会有发现真实自我的动机。因为中国的直观认知不同于西方的精密逻辑认知,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别人很难说服他,让他知道他的自我认识是错误的。有了真诚的态度和真实自我发现的动机,如果鼓起勇气,就有可能通过自我内省,分辨出自己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情况,也能够逐渐发现自己是否有怯懦和掩饰,是否真的心理超级健康。在了解了自己的前提下,我们就有可能逐步完善自己的性格,使自己的心理能够真实的成长,也许,经过艰难的成长后他们发现自己还没有开悟,但是,至少他们会成为更快乐更善良更完整的人,这,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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