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二节 功高震主：武大郎的困境

　　首先声明，说《水浒》中那个武大郎开店只找比自己个子矮的人，这是一个误会。《水浒》中的武大郎并没有开过店，而且他对待比自己个子高的弟弟亲爱有加，对待比自己漂亮的老婆也颇为体贴，并不是一个忌贤嫉能的人物。所谓“武大郎开店不许别人比他高”，说的是另一个和他一样个子矮而性格不同的炊饼店董事长“武大郎”。

　　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武大郎”就是皇帝，他们对那些水平高、功劳大、地位高的大臣将领的态度就是：“不许你比我高”。因此，如果一个将领“功高震主”，也就意味着他没有安稳的日子可以过了。根据经验，他只有三条路：一是炫耀功绩、展示权力。这条路的终点是被干掉，典型人物就是韩信。（刚才我打“韩信”一词，电脑跳出来的是“寒心”，这颇像韩信被杀时的感受。汉朝的天下，至少三分之二是韩信打下来的，在他有条件造反或自立的时候，他感怀刘邦的知遇而并没有那样做，很对得起刘邦了，最后自己的命运却是惨死，怎么不寒心？）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从文种、到马援、到周亚夫、到岳飞，再到明初被冤杀的功臣。二是功成身退、放弃权力。这条路的终点还好，往往可以保住性命。典型人物有张良，另外还有郭子仪、曾国藩等人。用这个方法还需要有时故意做一些缺德事情，比如霸占良田、欺压百姓什么的。比如萧何本来是一个清官，但是因为怕刘邦疑心自己收买民心，故意去霸占百姓田地，于是刘邦就放心了。三是找机会造反。这条路比较冒险，成功了就登基当皇帝，失败了全家老小死光光。成功者有少数，如赵匡胤等，失败了的则多了去了。这三条路都不是很好，第一条不用说了，第二条太吃亏，第三条又太危险。

　　把功臣们逼到这个份儿上，不让人家过安稳的日子，并不是皇帝个人性格的原因，而是“势所必然”。因为，这些功臣们能力和权力太大，有可能威胁皇帝的位子，皇帝不解决这个问题，觉都没有办法睡，怎么能不赶快想办法呢？读者请试想，假如你自己身边有一只看起来很善良的、会说话的老虎，它说，请放心我完全没有吃你的计划，我会对你很好，睡吧。你能睡着吗？如果有人给你一枝枪让你打死这只无辜的老虎，你干不干？但是这样干的结果，就又回到了“武大郎开店”的困境：“如果手下没有本事，他无法把事情做好，如果手下有本事，我对他不放心。”武大郎的选择只好是，他可以有少许本事，但是不能比我本事大，不能威胁到我。但如果遇到很严重的外部威胁，比如什么金兵人侵等大事，靠这样的人却又解决不了。

　　古代烂皇帝们的事情，和我们要是没有关系，我们本也不需要替他们去操心，但是问题并非如此。实际上，武大郎开店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有人指出：“功高震主”问题已经渗入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造成中国人的精神平台狭小，缺少宽容。例如有些老板一看到有职业经理人才华出众，威望超过了自己，马上就心里不痛快，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其他地方例如官场，此类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它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内耗，使得有才华的人受到压抑，严重阻碍组织的发展。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如何破解这个困境。

　　这个困境是否完全没有办法避开呢？也未必，至少我可以举出一个反例，那就是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管仲几乎掌管了当时齐国的全部权力；管仲能力非常之高，齐桓公不能和他相比；管仲的功劳以及威望也是非常的大。但是齐桓公并没有因为管仲功高震主而消灭他，管仲也没有功成身退或起事造反。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君臣之间就没有那巨大的相互担心、猜忌和恐惧心理呢？

　　实际上，上述困境的核心是皇帝无法保证功臣不反，因此皇帝先产生猜忌和恐惧，而功臣了解不到这一点，就会走第一条死路；而了解到了这一点，更会产生恐惧，因此只好选择第二或第三条路，前进或者后退，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如果皇帝可以基本相信功臣不会反，这个困境就有可能解决了。当然，对皇帝来说，让自己相信功臣不反，是不容易的事情。口头上说自己多么忠心是不可靠的，因为篡位者谁都是自称忠心耿耿。用“造反就诛杀九族”威胁，有点用但是用处也不大，一旦对方觉得自己造反很可能成功，而成功后获益无比巨大，不造反却随时可能被找借口干掉，这个威胁就毫无意义了。皇帝也不能相信自己的亲戚，因为亲戚搞政变的事情不胜枚举。于是皇帝只好“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把有能力造反者都干掉为妙。

　　但是在西周的早期，却有另一个条件，使国王能够比较相信功臣，那就是世袭制度。在世袭制度下，非王族者不能成为王。如果全社会的信念都认可这一点，那么，管仲不论多么伟大，他也不能取代齐王的地位。这样，齐王就可以对管仲放心，而管仲也会对齐王更为放心，只要齐王有理智不糊涂，就不会把一个如此能干的相国消灭掉。在这样一个双方都放心的局面下，“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就不需要出现了。

　　了解了这一点，对孔子为什么要维护西周的“礼”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因为那是在那个时代很有用的一种设计，破坏了这个设计就会带来危害。

　　另外，如果臣子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不允许他们“犯上作乱”，并且如果国王对臣子有仁爱，臣子对国王也有仁爱之心，这也可以成为一个辅助性的保护。

　　在春秋战国时期，仁义和礼义都已经被严重破坏，礼和仁所带来的信任感和爱心也不再了。随后产生的法家思想代表了“礼崩乐坏”后的人心，并且强化了一种和“爱”没有关系的价值观，那就是把君臣的关系看作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而且相互没有任何形式的爱，只有相互算计。合作和斗争都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正是韩非的观点，他说：“上下一日百战”，这是说君臣之间的心态；“爱臣太亲，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改变）主位”，是表达对臣的不信任，并为君不爱臣提供理论依据；“千乘之君（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指中等国家的君主）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指大国之君主）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受制）于人”。这些也都是告诉君主不要相信别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功高震主者危险的困境，实际上是法家思想占据上风，而且是法家的统治术占据上风的时候所必然产生的困境。如果我们简化描述这个困境，可以这样说：“当两个人互不信任的时候，除非一方完全占据上风而另一方服从，否则双方必然都会产生恐惧，并且因此导致争斗。”

　　有个心理学原理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一个人坚信某种事情，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这种事情更容易发生。如果我们欣赏某个学生，受到了欣赏的学生就会表现得更好；丈夫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是对她加强管束和监视，妻子感到越来越气愤，决定找个外遇报复丈夫……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更容易发生。因此，当皇帝们相信法家所说的话，怀疑功臣肯定要作乱时，功臣作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说儒家的理论背后，是一个有些天真的理想家；法家的理论背后，则是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爱，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只相信权利地位和奖惩的心理扭曲的人。

　　为什么大多数皇帝都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呢？如果他们采纳了儒家或者道家的思想，中国会怎么样呢？这里只指出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秦始皇之后的皇帝，在先秦的中国文化传统中都是“没有合法性”的。他们都只是凭借暴力获得了皇帝的地位，实际上都并不能很好地证明自己“受命于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正因为皇帝的地位来自于暴力战争或者暴力政变，所以他们才会害怕功臣或者权臣也通过向样的方式来一个改朝换代。当然他们也会使劲宣传自己当皇帝的合理性，但是那一套方法能欺骗小百姓，而欺骗名臣大将却十分的不可靠。皇帝权力无限利益巨大，怎么敢保证功臣不动心篡位？因此困境产生的关键是，皇帝的地位得来的不正当。

　　言至于此，我们对如何解决此困境就有了一点头绪：首先，我们不能把如此巨大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样，权力对人的诱惑会有所减少，功高震主者也就未必愿意夺权了。过去的帝王权力大到几乎可以对任何人生杀予夺，这样的权力当然值得用全家人的命去搏取，而现代越来越民主的社会中，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即使是最高权力者也应当受到民众的监督，这样，权力的诱惑会有所减少。另外，人所得的地位应当有“合法性”，这样他的地位就不会轻易被侵占。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恢复世袭制，那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可以采用现代的选举制度或其他方法，并让我们所有人都承认这样获得的地位才有合法性，那么，就可以避免或减少相互猜疑，避免或减少功高震主者的困难，也可以避免或减少武大郎开店的困境了。当然，在不同的领域和职业，我们也许需要不同的方法，比如在私人企业，也许重要的就不是选举制度，而是对投资人的权利的法律保障。如果投资人相信，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法律保护，不会被自己所聘用的经理轻易侵夺，他也就不必要选择“矮个子”做自己手下的经理人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才可以逐步告诉大家，法家所说的那些是不对的，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在相互有信任的情况下合作的，人和人之间是应当有爱的，人类社会是可以更美好的。当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有爱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会有更多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