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九节 信仰是龙的眼睛

　　陈晓旭突然放弃千万资产，皈依佛门，但是不久后，就因病去世。

　　在她皈依的时候，就有人说她是因为得了癌症，所以才皈依佛门，以求不死。等她还是死了之后，就有人质疑，“她这样虔诚为什么还是死了”。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僧人出来解释。好像应该解释一下似的，好像佛没有给陈晓旭保住命，信佛就不必要似的。这样一种态度不是信仰，倒像和佛谈条件做买卖。

　　很多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注意到中国人没有“很认真”的宗教信仰。“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中国人往往只在有事情需要的时候，才想到去求神或者拜佛。而对求哪个神或者拜哪个佛或者菩萨，中国人也不是根据自己的信仰来决定，而是根据实用的效果来决定。哪个灵验，拜了有用，就拜哪个。拜佛有效果，就拜佛；拜黄鼠狼有效果，就拜黄鼠狼。而且为了保证不白白祭拜而没有得到效果，还采用了赊账的方法。先把自己要求的事情说给佛或者神，如果后来所求的事情实现了，就掏出钱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如果没有实现，那就对不起各位神佛了，我可不能白白掏钱。

　　真要找原因，这个特点和儒家有关。儒家从来不爱谈鬼神，从孔子开始就“不语怪力乱神”，不爱扯那些天上地下的闲事，关心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儒家影响下，中国人的性格比较“注重实际”和“现实”，而不大关注离现实更远的事情。

　　注重实际和现实的性格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其不足，一个重大的不足，就是使中国人更难超越现实的利害。记得有一次，有幸和当代史学大家吴思先生见面，谈到他的开创性作品《潜规则》，我对他的思想十分佩服，但是也隐隐觉得其中有个我不能同意的地方。回来后再思考，发现问题在哪里了。我理解吴思先生的意思是，多数人都是从利害计算出发的。也就是，潜规则的存在，决定了那些腐败行为成本低而收益多，而试图打破带来腐败行为的潜规则，成本极高而收益很低，这也就决定了理性的、关注自身、利害的人多数时候宁愿遵从潜规则。只有在下层百姓实在是不堪忍受时，当生命可能不保时，“命价”极低时，反抗才是“合算的买卖”。吴思先生也提出了，少许特别的人，比如海瑞可能不会按照“实际合算与否”而是按照“正义与否”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是吴先生似乎觉得，少量这样的人的行为，不足以改变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潜规则以及腐败能够存在，背后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计算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太多，而计算利害太多，恰恰从长远看带来了很坏的后果。所有人的短时的自利行为，导致了长期对所有人都有害的结果。

　　我认为，打破这样一个僵局的出路，就是信仰。如果足够多的人有共同信仰，那就会有足够多的人不按照“利害计算”去行动，而是按照“善恶信仰”去行动。这样，就可能在潜规则的死循环中打开一个缺口，而带来新的出路。

　　有信仰的时候，中国人也一样可以不计个人得失。比如汉代农民起义，张角借助的是道教之太平道。这种道教教义驳杂不纯，虽然也搀杂了道家思想，不如说其中巫和医的成分更多一些，在思想深度上比较肤浅。但在张角这类强人的引领下，它却有震动全国的势力。同样，元末有白莲教、弥勒教，这些民间宗教来源于佛教。如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但是在通俗化的过程中，其做法已经偏离了正统佛教，所以被僧侣称为“事魔邪党”。但是，也正是因为其教义通俗易懂，有能够满足大众信仰的需要，所以流布极为广泛，而信徒为了信仰，也愿意付出和牺牲。因此，教主刘福通才能够借此起事，发动农民起义。晚近的天平天国、义和团、红灯照等团体，无不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加以组织。当然，先秦的墨家组织的核心，也是信仰，对兼爱以及兼爱背后的天意和鬼神的信仰。

　　这些通俗信仰，都能使信徒敢于起义造反，也说明了大家是有一份信仰的，而不是完全出于利害计算。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些通俗信仰也许不够好，而且很可能有些是邪教，创立者和组织者实际在欺骗，他们用这个方式掠夺信徒在金钱或其他方面的资源。比如，韩山童或者谁，希望大家能跟着他起事，但是，精于计算的中国人会想，为什么我要跟着你干？如果你有金钱资源、地位资源或者其他什么现实资源，我跟着你一起干，还也许是个合适的交易；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我何必要追随你呢？通俗信仰甚至邪教这个时候就能起到作用了，如果韩山童不是一个人，而是“弥勒下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道理，也许正可以说明，为什么从陈胜吴广开始，几乎每个农民起义的首领都会弄些神怪事件或者通俗信仰。简单一句话，因为他们手里空空，又需要大家为他们而奉献力量，在现实计算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利用超现实。

　　刚才我说，儒家比较现实，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人也比较现实，不大有信仰，所以比较重视利害，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后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真说起来，儒家也有信仰。孔子对“天”和“天命”有很坚定的信仰。当他遇到现实的危险时，则说：“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于何？”儒家敬祖先，敬祖先并非为了实际功用，而是一种伦理：祖先是我们的根，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里，祖先的魂灵就相当于其他宗教中所敬的鬼神。我们的祖先保佑我们，也约束我们，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每家自己的“保护神”。我们会行善而不作恶，也是因为祖先在看着我们，因此说，祖先魂灵也起到了其他宗教中神所起的教化作用。而儒家仁义之道德规范，本身也是一种信仰，是对仁爱、忠义等精神品质的信仰。本来信仰就不是必须对神的，对精神品质的信仰也一样是人们所能接受的精神食粮。关羽被老百姓供奉在家里，就是因为他是“义”的化身。

　　如果把儒家精神当作信仰，中国人也一样可以不计较成败输赢，而只关切所做的事情是否“义所当为”。海瑞，以及古代许多清官，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甚至不在乎付出生命，也是信仰的作用。儒家比较现实，带来了一些不足，但是也并非全然现实，所以也有可以发扬的信仰在内。

　　如果中国人能更认真地去信仰，就会激发出巨大的持久的力量。如果我们选择的符合人类的基本伦理和价值观，并且经过极度认真的通俗化的工作，以保证尽可能少地出现任何偏差，那么，信仰可以使中国人真正超越“一盘散沙”的状态，超越个人和小团体的利害得失的计较，为我们的民族带来巨大的力量和希望。

　　民族没有信仰，仿佛人没有灵魂，仿佛鸟没有翅膀。据说，过去有人画了一条龙，但是没有画眼睛，别人问为什么没有画眼睛。此人说，点上眼睛，这龙就会飞走。中华巨龙要腾飞，也需要点上眼睛，这眼睛就是一个信仰，有了它，中华龙就会扶摇直上九万里，成就最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