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心和文化

第十节 中国文化“简史”

　　心理咨询中有一个小技巧，可以使一个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那就是让他写一个自己的“简史”，用一百来字的篇幅，写自己一生的故事。由于字数极为有限，人们就必须写最重要的事情，从而能够从细微末节的小事中摆脱，看到自己一生的主线。

　　我也想用这个方法来写中国文化的源流，于是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道家为其本，败坏后为权术；儒家、法家影响最大，儒家败坏后成为精神枷锁，法家更成为专制帮凶；墨家在侠中有留存；阴阳五行和医结合，亦和儒结合成为谶纬，和道家结合为道教；名家衰落，农家、兵家为实用；纵横家和法家合流；佛家与中国的道家结合为禅宗，与儒家结合为新儒家，俗化为民间宗教；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还未完全确定。

　　这样简单的总结，对我自己来说，是很清楚了，它能给我一条中国文化源流的清晰主线。但是，这样简单的总结，对交流来说是不够的。我必须有更详细的表达，才能使读者朋友们接受和理解。

　　实际上本书就是对这段话的详细的表达，所有本书中议论的事情，提出的具体观点，都不出这段话的范围。每一篇文章，都是在这条百转千回的文化之河上，选取一个点或者一个区域，照下的一张照片。而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相册，能够按照顺序确定这些照片应有的位置。

　　我下面的总结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册。

　　本书目标，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梳理中国文化思想，条分缕析在中国文化成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特点的影响等。探询中国文化精华，以使我们的文化复兴有所凭借，并指出其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流弊，从而扬弃之。

　　但是，中国文化思想是一个极大的题目，有关文献汗牛充栋，任何一个话题要展开讨论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在下实在是不可能做到那样全面。因此，我只能满足于挂一漏万，只选取一些我个人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希望能够借助这些片断的分析，从心理的角度，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化思想的粗略轮廓来，并用明白的语言去表达，从而让有兴趣的朋友，能够从中激发一点点思考。

　　道家是中国文化之本

　　所谓道家是中国文化之本，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描述，不是说各家都是实际从道家分出来的支派，而是说，中国文化中最有影响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大都不出道家的范围。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儒家和法家，都可以看作是道家思想具体化或者扭曲化之后的产物。这也许是因为道家的思想深度最深，而广度也最大。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家是讲道和德的，儒家是讲仁、义和礼的，而礼之下就是法。所以根据老子的观点，道家、儒家和法家是逐级向下的关系，而法在礼之下，在道家看来是已经“乱”了。

　　如果说这个说法出自道家之口，自己一派总会高抬自己，所以不足为凭，那么我们还有儒家的说法。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曾经对比过“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天下为公、任性自然。小康之世是天下为家，是兴立人文、创设制度、谋用是作。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大同之世正是道家的理想，而小康之世则是儒家的追求。儒家之所以追求小康之世，不是因为觉得大同之世不如小康，而是因为孔子认为现实条件不足以实现。

　　当然，最主要的不是老子孔子这些人怎么说，而是实情如何。如果我们从整体上俯瞰百家，也会发现实际情况的确如先哲所说，道家的确是代表中国文化最本源的一个学派。当代学者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由于此书并非学术论著，为了行文的简练就不做引用了。

　　一、道家与儒家

　　所谓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故事，虽然颇有可能是杜撰，但是，儒家思想不能涵盖道家，而道家的思想能用来解释儒家，则是确实的。在思想本身的逻辑上，我把儒家看作是道家思想在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化。

　　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仁”。“仁”是人本来就有的，只不过常被蒙蔽，只要能去除蒙蔽，发扬光大“仁”的精神，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从儒家角度看，“仁”已经是最基本的、不需要再分析的人性特质了，类似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而在道家看来，“仁”只是人的“天性”在一种特定情境下的表现形式。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也就是说，在人不能自然地顺应“道”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德”也就是人的积极品质。“德”虽然是积极品质，但是，已经是一种有些僵化的东西了。我们试举一个例子，有个人急需帮助，如果他遇到了一个有“道”的人，那个有道的人，不会去想，“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应该帮助这个人”。只不过，这个情境下，自然有一个驱力让他很自然地做了某个事情，这个事情会对那个人有帮助。有道的人，没有去想为什么要帮助他，也没有“我帮助了他”的想法，甚至也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他就是那么一做，也没往心里去。而一个有“德”的人，遇到这个情境，则是因为他有“乐于助人”这样一个习惯和性格特点，所以，看到了有人需要帮助，也就去帮助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好人”，但是也有一点僵化，因为也许有的时候，做“不好的人”实际是更好的选择。不过，有德者也还是不错。而失去了“德”的人，帮助别人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他必须心里对那个人产生了侧隐之心，才有可能帮助他。这个恻隐之心，就是“仁心”。如果我们要激起仁心才能帮助别人，那说明我们已经不是自动自发地助人了。有道的人，可以说是“无心”做事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说是“无为”而做的。而儒家的仁人，则是有为的人。

　　儒家以“仁”为基础，建立伦理和道德体系，在道家看来，这是“道”不够完美的表现。我们大略可以用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来比喻，道仿佛是爱情，它是自然的，是流动的，是不拘泥于具体形态的；而儒家的仁义则如同婚姻，即使它是一个好的婚姻，也总包含了一种外在的束缚，而不是完全的内心的感情流动。但是，儒家毕竟是个“好的婚姻”，因为，仁也是来源于人性的自然趋向的，是有人性基础的。因此，儒家可以看作是，对那些不可能达到“得道”境界的人，不可能完全顺其自然地生活的人，提供一种生活的规则和方向。这个规则和方向，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要求和人性的一般规律而确定的，所以基本符合绝大多数的情况。

　　只要是这样固定下来的伦理和道德体系，总归是多多少少会有不适合某个具体情境具体人的时候。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可指责的。这就像我们说起爱情时，会说它是“不可说”的，因为不论多么善于表达的人，他说出来的那些话，都不可能完全展现出他在爱情中的感受。同样，不论多么优秀的人，即使他如同孔子一样伟大，他的体系也不可能完全符合“道”。但是，我们依旧允许爱人去写情诗，而一个社会也需要有人给出一个可以供大家使用的伦理和道德体系。

　　从孔子和一些看起来明显属于道家的隐者的互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内心中并非不同意他们的基本见解，只不过孔子知道在他所处的已经“礼崩乐坏”的时代，政治文化上的目标都只能按照现实能够达到的去设计。所以，孔子提出不同于道家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在孔子看来，也许也是一种不得已。

　　二、道家与法家

　　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法家之本是道家，这一点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

　　那么法家在哪些方面继承了道家呢？冯友兰认为：“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比如韩非说，君主应如“旧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也就是说，君主自己不需要有作为，而应该让下属去作为，才是最称职的君主。君主如果有为于一个方面，就必然有所偏倚于这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会有所忽略。这和《庄子》中的说法很类似：“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庄子·天道》）

　　但我不同意，我觉得“无为”并非法家的观念，相反在本质上，法家是非常有为的。法家的精神是人定胜天，要积极进取，这完全不是什么无为的态度。法家要求君主“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确是受到了道家“无为则无不为”思想的影响。从道家那里学习，法家懂得了一个道理，如果一个君主不守自己的本分，运用智力去做不该自己做的事情，则会干扰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如果君主的“私人感情”影响到了他的判断，则更是一种负累。因此，法家在实用技术层面，要求君主避免自己的这些行为，以避免对“法”的消极影响。

　　汉初名相陈平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什么叫做“不以智累心”。汉文帝问陈平，天下每年处死多少犯人，收入多少钱粮。陈平回答说：“各有主管的人。如果问刑罚上的事情，可以问廷尉，如果问钱粮，可以问内吏。”如果一个丞相这些事情都直接管，那就是以智累心了，而聪明的丞相不会这样做，他只需要管好大臣就可以，这些事情都不累心。

　　“不以私累己”则有更多的例子，两千多年来，正直的大臣们一直要求君主公正无私，即使是皇亲国戚、受宠的重臣，犯了法也应该一样惩罚。即使是君主很厌恶的人，有了功劳也该同样奖励。这也就是韩非所说的“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

　　我们看到，道家的无为，是顺应自然，顺应大道；而法家的所谓“无为”，是顺应“法”，如果这个法是合乎道的，我们固然可以说道家和法家在这一点上一致，但是如果这个法本身就并非合乎道，则法家和道家所说所做就完全是不同的事情。虽然，法家吸纳了道家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皮毛，但是并没有得到道家的根本。反过来说就是，虽然法家并没有真正理解道家精髓，但是也吸收了道家的一些皮毛，用于政治，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是法家并非只用“法”，有时候他还用“术”，而在用术的时候，法家理想的君主是不应该“无为”的。“术”本身就是有为，就必须有私心，大公无私、坦坦荡荡是无法玩弄权术的。

　　法家用的“术”，也是源于道家。道家对自然之道的探索，法家人物学习后则成为权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是道家的发现，但是法家则用为权术。

　　如果刚好一个君主是达到了道家最高境界的真人，或者至少是达到儒家最高境界的圣人，如果他确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乎道的法，如果他使用权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亲友或小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大众的公益，那么，法家的思想也可以使社会异常美好。但是，实际上皇帝远远不可能如此，甚至就是技术层面的似乎公正，也往往做不到。皇帝做不到，而官吏也绝大多数做不到。

　　从前有个官员喜欢吃鱼，但是从来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他说：“我如果接受了送的鱼，就可能会做事不公平，以后被罢了官，那不但没有人送鱼，自己也买不起鱼了。”这就是法家式的公正无私。但是，多数官员和皇帝连这个都做不到。最近新闻报道了一个贪官，把当地水利工程分包给他的多个情妇，造成超支1个多亿，最后被告发。这即使是在我所鄙视的法家，也是认为不智的行为，但是这类事情却恰恰最常见于中国历史。

　　因此，法家也来源于道家，但是只学会了道家的皮毛，却失去了道家的精神。

　　三、道家与墨家、名家等各家

　　说道家是中华文化之本，似乎暗示说墨家也是源于道家，但是也许墨家并非如此。墨家的出发点是“兼爱”，也就是我们应该爱一切人，理由是“天”和“鬼”（名为鬼，实际意思是现在所说的神）要我们相爱。这固然可以说也类似于道家的“慈”，但是我们却看不出兼爱是否直接来源于“慈”。当然，由于墨家出现比道家要晚很多，所以墨子多少受到了道家的一些影响，也是可能的事情。而墨家的其他观点，都是在兼爱原则下，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实用原则而已，这些原则和道家的原则也颇为类似。比如墨家提倡节用、节葬，就颇为类似道家所说的“俭”；而墨家在军事学上强调防守而非进攻，有人认为也符合道家“不敢为天下先”的训导。不过在我看来，道家的“俭”，意思比墨家的节俭要更丰富。举一个例子，一个武术高手的招式中，不会有一点不必要的动作，能用省力的方式就不用费力的方式，这就是在用力气上的“俭”。正是这样的俭，使得道家思想指导下的太极拳可以“四两拨千斤”。即使这个高手的力气还有富裕，也不轻用其锋。道家的这个“俭”是一种智慧，而墨家的节俭，则是考虑到大家节俭的习惯形成了，就可以节约物资，也就不需要发动战争互相争夺了——是出于一种爱心。同样，道家的不敢为天下先，不仅是一种不愿和人争先的态度，也还是“后其身而身先”的智慧，而墨家的军事学绝不先发制人，是因为墨家不喜战争，只在不得已时，才进行防御作战。墨家并不重视理论，因此也看不出墨家在理论上和道家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证明墨家是道家中演变出来的，至多我们说墨家和道家是相容的。不过，墨家思想大致不出道家范围，这个说法应该还是基本立得住的。

　　名家和道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庄子和惠施的故事为例，是一种相互砥砺的关系。道家强调逻辑、语言的有限性，强调对这些东西的超越，而名家则相反浸淫于逻辑和语言之中。道家思想不会绝对否认逻辑和语言有相对性的价值，也就是说有时候也有用，只不过道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足以达到最后的真理而已。

　　阴阳家固然以巫术为根源，但是更是大量传承了道家的思想，因此也可以看作道家传人。道家宇宙观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可以说就是从无形之道生出的两个最基本的形（而还没有质）。阴阳变化之法则，当然是道的运行法则的具体体现。例如，阴尽则阳生，阳尽则阴生，就是道家所谓的“物极必反”的体现。另外，道家对养生之道的精湛的理解，也是后代阴阳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再说兵家纵横家，其策略机谋，无不是运用了道家提出的原则。许多道家人物本身也是优秀军事家。比如黄帝、力牧、风后、封胡、伊尹、姜太公、管仲、鹊冠子、文种、范蠡诸人，据说都有军事著作。其中有些人的战功现在已经没有证据了，但是至少黄帝、姜太公、管仲、文种、范蠡等的军事成就是有历史记载的。道家由于对万物之道有深刻理解，在战争中善于捕捉战机、发现形势转变的要点、用最适当的方式引导战局，而又有最从容的心态，当然最容易成为优秀的军事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无不源于道家思想，例如避实就虚的战斗方式，和道家“庖丁解牛”时绝对不硬砍而随着牛的关节缝隙来用刀的方式，实际是完全一致的。同样，纵横家的政治权术，什么欲擒故纵之类的策略，也都是具体应用道家的原则和智慧。只不过，兵家和纵横家都是具体的应用技术，而不像道家是宇宙观人生观等全面的知识、伦理和道德体系。道家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道的人生，也会关心什么时候不得不战斗，或者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而兵家和纵横家则只是告诉我们如何战斗和政治斗争，并不涉及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终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道家包容着兵家和纵横家，而后者只是道家思想的应用。

　　除此之外，在中医、文学、艺术等文化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道家的影响。即使是喝一杯茶，也有所谓的茶道。西方人在天热的时候吃冰激淋，用冷的食物对抗热的气温；而中国人的精神则相反，在热天也许反而需要喝热的茶，物极必反，热茶疏导了人的散热渠道，反而使我们感到凉爽，这就是生活中的道家。随着茶、酒、食物以及其他种种，道家的精神已经融化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了。

　　四、道家之败坏

　　道家智慧幽深，为先秦其他各家所不及，如同明镜，照世间万事万物人心人情，历历在目。得到了道家思想的一鳞半爪，已经可以纵横天下、少有敌手了。真正得到了道家思想精髓的人，深知人生的幸福来源于内心而不是外在的功名利禄，因而往往不屑于追名逐利。反倒是那些得到一鳞半爪的人，功利之心未泯，而又有了战胜别人的利器，因此会借助从道家学会的方法追求地位权势，而且往往大获成功。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不幸的结果，就是道家的真传隐而不彰，而用了道家的一点东西，但是动机却不纯正的那些人，往往反而有更大的影响。长此以往，则道家的一些思想被这些人逐渐败坏，成为了负性的权术和阴谋，使得中国人中，滑头、狡诈、阴险等特点逐渐增加。

　　例如，道家主张“爱其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在道家本意，“身”的意思不止是身体，而是约略等于现代语言中的“自己”，所以“爱其身”的意思大致是“自爱”，自爱的人才能真正地爱人，自爱的人才能珍惜自己而自尊自重，也才是那种可以把天下大任托付给他的人。因此，“爱身”的意义并非只是爱自己的身体，更不是自私自利而已。但流传到后世，道家的思想被一些官场混混所袭用后，“爱身”就退化为了纯粹的“自我保护”，成为在官场上遇到危机时，官场混混只顾保护自己而不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理论基础。“明哲保身”的意思，也演变为“遇到事情，宁愿退缩，宁愿不负责任，也要保护自己”这样一种怯懦的态度。因此，似乎是继承道家的那些人，形成了一种只知道自我保护、蝇营狗苟的做事方针，这也成为了中国官场堕落的一个助缘，成为了中国人民族性堕落的一个助缘。

　　物极必反、见微知著等道家智慧，也都首先被用于官场，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官场政客的心态，并非如道家人物那样超脱旷达，相反都是狭隘而势利的。道家的智慧被这些人所使用，则形成了一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氛围。长期浸染于这样的氛围中，人也会变得越来越奸诈阴险，而这样的氛围逐渐扩展到全社会，贻害中国人至今。

　　五、道家之未来

　　道家是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虽被尘封两千载，如蓬头垢面之少女，一旦用清溪之水洗洗，荡涤了污垢，则如姑射仙人般光艳照人。

　　道家精神的核心，是清静无为。“无为”这个词颇容易被误解，当作一种消极的不行动的态度，而实际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只是不要刻意强求，不要违逆自然而作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用最小的行动，赢得最大的效果，庖丁解牛的寓言是对“无为”最简单明确的注解。

　　“无为”是东方最独特的精神，和西方主流精神是不同的。现在西方主流的精神，依旧是积极进取。进化和进步依旧是西方主流所服膺的神话。追求进步的精神，固然能带来生机勃勃的驱动力，能成为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动力来源，但是如果人类缺少“无为”精神去平衡，则这样一种态度也有问题。如果我们的进步不是无为的而是有为的，就意味着总会多多少少和事物本身的“道”有所不一致，意味着总有一些刻意扭转自然趋势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必然多多少少会激起反弹。

　　最明显的例子是近代科学的发展，科学要改变自然界（这个“自然”和道家所说的“自然”意义有区别），也有能力改变自然界。这固然伟大，但是自然界如此复杂，完全地理解它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因此，人类不可能完全知道科学对自然界的改变，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即使一开始看来很好的进步，也有可能在未来发现是一个破坏。杀虫药DDT发明时，人类欢欣鼓舞，以为虫害就此可以绝迹，但是以后却发现DDT是伤害地球生物圈的最大杀手，它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生态的平衡。氟利昂的发明何尝不是为了造福人类，而结果却发现它会破坏臭氧层，从而危及人类和动物的生存。固然，这些科学产品的危害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科学精神中的那种不断进取的欲望，必定驱动着人类创造新的不自然的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则可能对人类产生新的未知的危害。科学需要全新的创造，而最新的创造品一定是人类对它缺少理解的。（如果人类早就理解，早就创造出来了，不需要等到现在。现在的新创造，当然代表了人类在这个具体方面理解力的最高水平，换句话说，达到了人类在这方面的理解力的边缘。）人类对它的不理解，当然很可能带来人类未知的危险。目前全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可以说就是科学危机的一个主要体现。试想如果没有科学，人类怎么可能使地球上的整个生态系统遇到这样大的风险？

　　另外，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种资本的“进取”基础上的制度。资本的本质是要扩张，而资本的扩张就需要花费人力和物力，并且需要开拓市场容纳所生产的产品。这也一样会带来问题，在物质层面会导致消耗一些本不需要消耗的资源，从而使地球环境增加负担；在精神层面，为了促进消费，就有必要鼓励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化，让人们从消费中获得人生的意义感，而不是真正探索和发展每一个人自己人生的独特意义，这样实际上使人类精神最独特最伟大的那些方面受到了压抑，从而也破坏了心灵成长的环境。

　　道家的“无为”则可以缓解进取性所带来的问题，道家智慧启示我们，可以让人类的每一个行动，不是对自然的敌对、控制和剥削，而是自然而然的行动，是完全没有破坏性的行动。我们可以不掠夺自然界，不会不必要地改变自然界，从而也就不会遇到西方道路的困境：环境危机。

　　少数西方人也意识到了道家精神的意义，例如，心理学家荣格、马斯洛、罗杰斯等人都高度推崇道家精神。马斯洛所描述的“存在认知”，就和道家的“玄览”认知方式有一些重合，他所描述的高峰体验时人的行为特点，也显然和道家的无为的行动有相当的一致性。不过，从总体上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还不是“道家”式的。

　　未来中国能够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应该是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可以缓和过度进取的西方文化，让全世界的文化更为重视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为世界文化开拓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当然，这一天不会自动到来，因为道家真精神在中国总体上看，现在也是被掩埋着。并非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能遗传到中国的精神，实际上在现代中国能够真正理解道家的真精神的人寥寥可数，而要把道家精神发扬于世界，首先需要有人先能继承并发扬道家的真精神，然后还需要因缘聚合，使这样的道家真精神能够传播到世界。这个过程，也不是我们可以计划和强求的，但是我希望并且相信，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儒家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道家是滋养中国人心灵的泉源，儒家就是安顿中国人心灵的居室。中国人归属于儒家，也正因为如此，当现在中国人回归传统时，就会有人想到祭孔，而不会有人想到祭奠哪怕是老子，更不会有人想到要祭奠韩非。

　　儒家是塑造了中国人性格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看看上个世纪前期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描述，你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描述中大多是儒家给中国人带来的印记：中国人重视家庭生活，中国人礼数很多，中国人温厚而友善等，无不是源于儒家对中国人的塑造，了解了儒家，就大致可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形态。

　　一、仁爱精神

　　儒家的核心是“仁”，仁是爱的一种形式，是一个人关注其他人、体贴其他人、爱护其他人时所体现出来的爱心。谭嗣同对仁的解释，应该说最符合孔子的本意。根据谭嗣同的说法，“仁”就是和他人痛痒相关。如果我们因为病，手足感觉丧失了，就叫做“麻木不仁”，相反，能感觉到他人的心理，就是“仁”。一个“仁人”，因为能和亲人痛痒相关，自然会体贴关心亲人，爱护亲人如同爱护自己，自然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真正有仁心的中国人，外表也许是严厉的，也许是宽厚的，但是在内心中，他一定是善良的。如果他是长辈，他会关怀孩子们，乐于看到年轻人的成长和幸福；如果他是同辈，他会是一个好朋友，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成为你真正的及时雨；如果他是晚辈，他会尊敬老人，会很愿意为老人做事。这样的中国人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会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整个家庭中有一种淳朴的相爱的气氛。

　　试举一例，文坛领袖欧阳修发现新科进士中，有一个天才人物苏轼，于是真诚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这种对后辈的奖掖中，就有仁爱。

　　心中有仁爱，则一个人居官，就会以百姓的安危祸福为念；一个人在野，也会关心天下事，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我们百姓最简单的话说，一个“仁义”的人，就是“心里有别人”或者“心里想着别人”、“心里惦记着别人”而人和人之间相互惦记、相互牵挂、相互关心，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心里想着自己，就创造了美好的归属感，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人间天堂。

　　儒家的仁爱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种有亲疏之别的爱，因为仁发端于血亲之间，之后才逐步扩展到其他人，所以对亲人的仁爱是更亲更多的，而对其他人则疏远一点。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个特点会带来一些问题和麻烦。

　　二、义的举动

　　在心，儒家所求的是仁，在行为，儒家所求的是义。

　　义的精神，是要求于我们的行为，要坚持我们应有的基本原则。哪怕是在很困难的情境下，也不能放弃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使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的表现，而这个表现就是最纯粹的“义”。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义人的事迹。精忠报国的岳飞、慷慨赴死的文天祥、牧羊于北国的苏武，都是义的典范。抗日战争时期，无数英雄人物舍生忘死，为国家民族为保护百姓不辞赴汤蹈火，也都是义的体现。

　　这里不得不指出，由于后来的扭曲，现代人对义的理解有了一些偏差，比如，把义气理解为仅仅是对自己归属的主人或者对自己朋友的一种盲目的忠实。人们说关羽义气，只是因为他忠于刘备。这样的所谓义气，即使在黑社会也可以实现，只要在被警察抓住后，不交待自己的同伙，就可以称为义气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关羽之义，应当是指他忠于儒家理想，因而忠于汉王室，而不是仅仅忠于刘备。同样，黑社会朋友之间的友谊固然也有可贵之处，但是并非儒家所说的义。因为，做盗贼本身就是一种不义。

　　儒家对义有高度的评价，当义和利相冲突时，主张重视义而舍弃利。这实际表明了儒家心中义的价值远远高于利，这当然是不错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为了利益可以轻易放弃义，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那这个人可以说还只是一个“动物性”的人，是一个不能管理自己的本能的精神弱者。但是，后代一些人却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形成了一种似乎追求利就是低劣行为的价值观。这样一种误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三、礼乐教化

　　儒本来就是负责主持礼仪的人，因此，儒家也擅长用礼仪作为手段来影响人心。儒家制定推广了各种生活情境中的礼仪，从婚礼、孩子出生直到人的死亡，每件大事都有相应的礼仪，而每天从吃饭、见面、交往到就寝也都有相应的礼仪，实际上仿佛把整个生活变成了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试图通过礼仪而使人的心灵得到修养完善。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调节工具，那就是音乐，孔子自己也非常重视其作用。在孔子被围困的危机时刻，我们看到孔子的行为是“弦歌不绝”。只不过，孔子的音乐教化方法并没有能够传承下来。

　　礼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养成了一种注重礼节的性格。积极地看，它使得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得到了改善，使有教养的中国人更加温和有礼，善待别人。当然，它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比如使得中国人更重视外表，重视繁文缛节，重视面子，而一定程度上反而忽视了人内心真正的感情。

　　四、转变和扭曲

　　世间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就连天下的恒星都在变化，更不用说地上的这些速朽的人类所创造的思想体系了。

　　儒家思想在孔子那里成形，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转变。

　　第一次比较显著的转变应该说来自荀况，这位被称为荀子的大师，和孔子的最大分别是，他用性恶论替代了孔子的性善论，他认为只有后大的环境和教养才能使人成为善。他和孔子一样很强调“社会等级”的作用，但是，在心理层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孔子强调等级，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家为王”，主要为让更有品德的人在高位，能更有利于社会。所以在孔子内心，应当是赞同远古尧时期的“推举”制度，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只能肯定一个当时的现实规则，那就是国君的世代继承制度。作为弥补，孔子要求国君应当修养自己的品德。而苟况则从生物性出发，指出动物社会都必须有等级，但是不一定是最有品德的应该占据上位，而只是等级名分已定后就可以减少冲突。我们可以看到，这和荀况的人性观是一致的，但是不同于孔子和孟子。孔孟都非常强调人和动物的不同，虽然这个不同很小（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但是发扬光大这一点点的不同，使人超越动物界，正是孔孟的目标，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点不同才使得孔孟有了性善论。但是，荀况是把人和动物一样看待的，没有重视人和动物不同的那一点点，因此，就产生了性恶论。实际上荀况的人性观是把人当作动物，严格说不是人性观而是兽性观，性恶论应该是兽性本恶论。

　　当然，荀子也认为教养可以使人成为人，但和孔孟不同的是，孔孟认为人性的那些高贵品德是本来具有的，教养使它们广大，而荀况则认为那些高贵品德是外来的学习教养的产物。

　　另外，荀况还率先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

　　因此，荀况可以代表从儒家到法家的转化，难怪他的弟子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对儒家思想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扭曲过程，因此，我认为荀况已经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儒家了。

　　第二次重要的转变来自董仲舒，董仲舒主要是把阴阳五行家的内容融入了儒家，并把儒家思想教条化为一些更僵化的法则。上下等级之分，尤其变得更为僵死，从而使儒家成为了适合专制统治者使用的工具。之后，专制统治者都使用儒家作为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利器，儒家获得了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儒家的精神却日渐没落了。这个过程也是儒家的扭曲和没落过程。

　　第三次重要的转变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中，有继承了董仲舒的成分，也有受到了西方传入的佛家影响而产生的新成分。佛家和儒家一开始是不融合的，尤其是佛家不关注家庭和孝道，使儒家难于容忍。但后来双方逐渐相互理解和融合，在佛家的激发下，儒家思想中超越性的、本体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发展。但是在整体上看，宋明理学也使得儒家教条僵化的程度增加了。从孔子淳朴而富有人情味的儒家，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更严苛的道德教条。对于儒家思想发展来说，宋明理学中有发展有进步，但是也有扭曲。

　　在一次次被扭曲中，本来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儒家，逐步成为了一副枷锁，锁住了中国人的精神，而专制统治也因此更加稳固。

　　儒家的最后一个转变是当代，在和西方思想交流中，主要是由台湾和美国华人中一些学者组成的新儒家学派，试图把儒家和当代西方思想结合，并已经初步有所建树。但是，这个过程依旧在进行中，对之做出定论还为时过早。

　　五、儒家之未来

　　儒家是中国人最认同的思想体系，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消亡。

　　儒家的存在，仿佛一面旗帜，聚集起中华民族的成员。儒家如果不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也很难重新建立，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套用一个用俗到烂了的词说：意义重大。

　　但是儒家思想要真正能复兴，关键还是看是否能真正发掘出儒家传统的精髓，能够很好地分辨并去除两千多年中蒙上的灰尘浊物。而且，在我看来，儒家思想从最根源处就有一些不够理想、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更需要有远见卓识之士能够予以修正。

　　处于当今之世，一种传统思想不和西方主流思想有对话是不可能的，而西方文化中一些伟大的创造，如平等、自由、民主等内容，如果不吸收进来，我们的文化也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更难于和其他文化相沟通。因此，发展儒家思想的时候，也必须充分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资源。

　　新儒家发展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封闭倒退，不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仅仅是钻回古代中国去寻找儒家。大陆一些有志者提倡读经运动，本也不错，但是却也出现了对“经”缺少拣选的现象，有些“经”实际上正是儒家糟粕，好不容易弃去，现在再拣起来，这不是复兴而是专制阴魂不散了。另一个极端，是过于受西方视角影响，仿佛只有和西方主流思想相融，儒家才能有一席之地。这样的话，儒家的独特性也将不复存在。

　　在我看来，儒家思想中有必不可留的内容，比如等级制；也有很独特的贡献，比如从家常日用中修养身心的方法。而儒家对世界文化将能做出的最主要贡献，是贡献一种“和谐共存”的基本人生态度，以及“人不是动物”的基本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将是解药，解开西方从达尔文肇始的“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毒，因为丛林法则是动物的法则，而非人性的法则。

　　真正的大儒梁漱溟先生曾有一个总结，大意是：西方文化处理的是人和物的关系，中国文化处理的是人和人的关系，而印度宗教处理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世界文化的发展要从低到高，所以西方文化需要先发展，然后是中国文化，然后是印度文化。我对这个总结心悦诚服。当前，物质世界的文明已经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样发展的局限——人对物质享受的欲求是无限增加了，而地球物质资源的供应是有限的，不断追求物质消费的结果必定是导致环境危机。而且，单纯的物质享受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如果我们的物质文明继续进步而心灵不成长的话，那么对这个世界来说，只能是更加危险。——就仿佛给一个精神不够正常的人去玩枪，比让他玩水果刀要危险得多。

　　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儒家出场的时候了。

　　至于儒家能否出好场，这也要看我们中国人了。

　　法家是压制中国人的魔咒

　　从总体上，我认为法家是有毒的。虽然我也承认，在操作层面，法家有其独到的成就。

　　从心态来说，法家代表的是对人性的深刻的不信任，尤其是对人性之善的深刻的不信任。在法家的眼中，人和动物一样，只知道利害而没有更高贵的心灵。法家不相信爱，只相信功利，不相信永恒的真理，只相信欺诈和权术。

　　因为对人性之爱的不信任，法家人物是孤独的；因为感觉自己要孤独地对抗整个世界，因此法家人物不能不感到无力；因为无力，所以自卑；而为了超越自卑，他们只好幻想自己无比强大，强大到一种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地步；而为了维持这样的幻想，他们只能好大喜功，追求巨大的成功；而为了这样的成功，他们不得不利用他人，于是他们只好对他人施压、欺骗和引诱；而即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内心的不安还依然如故，因为他们依旧是和所有人为敌。由于他们成功过程中对别人的伤害，现在的确其他人成为了他们的敌人，于是他们只能在惶恐不安中继续幻想、继续欺骗、继续压制别人——从而创造了一个人间地狱。

　　自秦始皇灭六国以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地狱中，虽然有时也能偶尔从地狱往人间探探头。——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汉文帝汉景帝和唐太宗这些推崇道家思想的帝王，暂时削弱了法家的影响，但多数时候中国人只是法家的奴隶。

　　一、魔王之兵器：法、术、势

　　法家的思想基础是，人是自私自利的，人与人之间只靠利害联系。在这样的前提下，法、术、势是统治者能够控制臣子和民众的三大利器。

　　法，不是西方所谓的法，是由专制者独断制定，而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强制要求。通过奖惩赏罚，被统治者出于趋利避害之心而服从这样的法。

　　遵守这样的法，就是做奴隶。因为，在遵守法的过程中，人失去了独立意志，而随从着专制者的意志。行为的动机不是人自己心中的愿望，更不是出于仁爱、同情或喜悦，人只留下了一个自己的意志，那就是趋利避害，保证自己的动物一样的生存。用马斯洛的心理学分类看，这只是满足了自己的生理需要，连安全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法家不能让人安全，因为没有他人心中的恐惧，就不会有安稳的奴隶。而人生命中所有更高更美的意志，都必将被法家的所谓法屠戮几尽。

　　忘记了是哪个法家人物，他变法使国家强盛，有人赞扬他的成就，而他大怒要杀死这些赞扬他的人。这看起来似乎难于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听赞扬，而且气得要杀人？实际上，对于法家来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法家不允许被统治者有思想，哪怕是赞扬法家也是一种思想，今天他能赞扬，明天他就有可能批评，这是不能允许的。法家要杀的，是有思想的人，他需要的，是所有人都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利害，只知道服从，法家要人变成奴隶和机器。

　　术，也就是权术，在法家这里也变得格外阴险。“上下一日百战”，尔虞我诈是法家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在上位者，或者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不能让下属知道；或者挑起下属相互间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或者找借口消灭可以产生威胁的人物，哪怕对方完全清白无辜……而在下位者，也学会了对付上面的方法，拉帮结派、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从而使得乌烟瘴气充斥天下。

　　势，也就是权势，是法家生活中人人所向往和争夺的对象。在法家的社会中，因为没有上帝、没有真理、没有良心，因此只要有了权势，一个人横行霸道就是常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依仗势力，当权者也敢于对任何反抗采取残酷镇压。

　　二、法家的未来

　　老电影《倩女幽魂》中，那个老树化成的老妖婆，最像法家的形象，她死死掌控着一切，更控制着倩女的幽魂，杀死所有活着的人。解法家之毒，破法家之魔咒，也许是未来百年中国人最主要的任务。法家和专制遗毒是密切联系的，破法家之毒，专制魔王手中就没有了兵器，中国文化就可以复苏。

　　破法家“法”之毒的方法，是现代法制建设，其中关键不是建立多少具体的法，而是确立“法的精神”。现代法制中的法，不是当权者意志的专断，而应当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当我们的法成为民意的体现后，法就不再是束缚人的镣铐，而成为了规范人的交通灯，保护人的斑马线。

　　破法家“术”之毒的方法，是“真诚”的文化建设。所有术的背后都是欺骗，而骗人者也被人骗，中国人“诈伪不诚”的恶习也就是从这里起始的。而更诚实，也就有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信任，而有更美好的文化。增进新闻自由，也许就是这方面可以首先去做的事情。

　　破法家“势”之毒的方法，就是现代民主建设，是树立人与人平等的意识形态。

　　当然，破法家所有毒素的关键，在于心理建设，在于让人们得到爱、懂得爱，让人们都懂得人性的尊严，也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尊严，让人们有安全感有自信和对人的信任。当人们心中有爱，有尊严，有信仰之后，法家的那些阴霾必将散去，如薄雾飘散在风中。

　　那时，法家所遗留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些具体的管理技巧，清洗掉这些技巧中所含有的病态价值观之毒后，也许这些方法对我们还有一些用处。——就像一个被收服的妖怪，也可以为菩萨的山林去做一些打杂的工作一样。

　　诸子百家是一座矿山

　　相信进步的人，以为古代的东西当然是过时的，因而往往是无用的。某些方面确实如此，比如在自然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试图用古代的有关知识与之抗衡，在多数领域都必然会如同螳臂当车。但是，如果在人文领域比较古今，就未必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了。在人文知识上，古代知识未必过时，而现代人对人性的理解也未必就更加深刻。

　　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并非完全过时，有些方面至今依旧有价值。我们可以把这些传统思想体系看作是矿山，矿山中并没有现成的钢锭或者铝锭，但是，那里面有矿石，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和冶炼，我们就可以在这矿山中得到资源和财富。

　　一、墨家是信仰精神的金矿

　　墨家思想的基石，是“兼爱”两字，因为“兼相爱”，所以才有“交相利”（好像我们现在说的“双赢”，但是“赢/输”这样的概念本身还是竞争语言，不属于墨家）；因为兼相爱，所以“非攻”（好像今天所说的和平主义，不过，墨家是赞同防御性的战争的）；因为兼相爱，所以要“节用”，避免自己的浪费导致资源不足和人际争夺……

　　兼爱，不是亲人之间的爱，是所有人之间的爱，是一种比血缘更博大的爱。

　　为了让我们相信这种爱的正当性，墨家提出“天”和“鬼”让我们相爱。这个方式类似西方人所说的，“上帝就是爱，上帝让我们相爱”。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具超现实信仰精神的一家，但是墨家所信仰的，与其说是天神，不如说就是“爱”本身。

　　因为有信仰，墨家做任何事情都有爱心融化其中。墨家是最好的工匠，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技术，更是因为他们有爱心。墨家中有武林高手，是因为他们有心愿要保卫自己爱的人们。

　　也许正是因为墨家精神最纯洁而伟大，所以也就格外不能被秦始皇等法家人物所容。韩非子恨恨地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些犯禁的侠士，最多的就是墨家的传人。

　　墨家是信仰精神的金矿，继承和发扬墨家的精神，可以把中国人从庸庸碌碌的凡俗生活中超拔出来，带我们的灵魂到那光辉灿烂的天空，让爱的金色阳光照亮挣扎在痛苦泥潭中的人们，让大地上开满鲜花。

　　我希望自己能够看到这一天。

　　二、阴阳五行家的五色石

　　阴阳五行家的创始人邹衍是从儒家中分出的，阴阳的思想也和儒家对《易经》的研究有关。不过，如果我们远观阴阳观念的起始，那要远远早于孔子研究《易经》之前，《汉书·艺文志》认为，阴阳家是源于远古负责研究天象的官员。五行的思想，也是在更古老的《尚书》中就已经出现。

　　对天象的观察和对天文的研究，是各个古老民族都十分重视的事情。欧洲的自然科学，就是从天文学研究开始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也是在星球的运动中去验证的。从中国的天象观察和天文学中，引申出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当然不是科学，但是它和科学一样，都是一种用于理解和预测事物发展变化的理论体系。

　　阴阳五行家的认识方式，反映了中国式认识活动的特点，那不是和西方一样的逻辑精密而概念界限分明的思维，而是一种看似模糊的但却更为辩证的思维模式。阴阳五行可以看作是一种模糊数学的符号，可以用来进行运算。

　　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和医结合，成为了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在中医中，可以反映人身体的两种不同的机能，而五行更直接对应五脏，用来运算五脏之间的相互影响规律。

　　以董仲舒为代表，后来阴阳五行家和儒结合，从中出现了所谓的谶纬，这是一种预测学，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政治人事的变化。阴阳五行化的儒家，认为人事和自然现象都属于阴阳五行的变化，所以可以交互感应。因此，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阴阳失衡中，了解到人事上的阴阳失衡。例如，朝廷上如果后妃当权，就会感应而造成阴盛阳衰，这样就可以引起母鸡打鸣公鸡下蛋等异常的自然现象。

　　阴阳五行家和道家结合，成为道教。而中国的种种方术性质的活动，占卜风水、驱邪等，无不以阴阳五行为其基石。

　　独立的阴阳五行家，在汉末已经消亡，魏晋之后更是完全不复存在。而阴阳五行的思想，却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直到今天依旧影响广泛。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乍看起来，阴阳五行这样一种体系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所应用的范围和科学有一定的重合，而科学已经如此成功，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不够成功的体系。我们如果希望知道明天的天气，与其找一个熟悉阴阳五行的人去算算阴晴，不如看看气象台用科学手段作的预报，后者虽然也时常会有不准确，但是准确度却比算命先生的平均水平不知高了多少倍。我们选择一个盖房子的地方，也可以用科学手段测量这个地方的电磁场、日照、噪音等指标，确定它是否适合人居，似乎也比风水更能令人信服。

　　但是，阴阳五行学说却未必会因此消亡，在我看来，阴阳五行学说这样的特殊认知方式中，还可以引出某种新的东西，也许它会滋生一种新的科学，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这块五色石，究竟是宝贵的矿石，还是一块没有多少价值的花花石头，我们还要等等才能知道。

　　三、杂矿：名家、农家、兵家和纵横家

　　名家主要以辩论见长，是中国文化中对类似西方的逻辑最熟悉的人。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并未得到发展，在两个大师惠施、公孙龙之后，并无出色的传人。在当代看来，他们所做的事情，西方文化中已经做了而且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尚未发现名家流传下来的思想中，蕴涵着西方哲学所没有的潜在的东西。所以，我个人以为中国名家不需要发展，我们只需要引进西方的逻辑学和哲学作为替代就可以了。

　　先秦所谓的“农家”，并不是指那些种地的农民，不是我们现在说“农家乐”的农民家庭，而是一个重视农耕的学派。代表人物是许行，提倡“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和“市贾不二”，也就是提倡人人都参加农业劳动、物物等量交换。这一派的思想流传不广、影响也不大，很快失传后，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下的文献，因此，也谈不上怎么去继承了。

　　兵家在中国发展很好，这是文化的幸事，但是刚好说明了中国人的不幸，说明中国战争频繁，所以中国的聪明人有足够的机会去学习军事。

　　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军事史和西方军事史，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用兵之神妙，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比比皆是。而中国兵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卓异的成就，主要是兵家善于运用道家的辩证性思维。

　　作为一种实用军事学，中国兵家的经典还是有相当的价值的。

　　纵横家是古代的政客，所谓纵横之术也就是政治权术，和兵家一样，在实用层面也有价值，但是在文化建设上，却谈不上有多大的价值。历史上的纵横家们并没有多少文化理想，不过是运用纵横之术混个金饭碗吃饭而已。

　　当佛来到中国后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早期佛教造像和后来的佛教造像，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区别：早期佛教造像中，不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一概都是深眼窝高鼻梁甚至卷发，一眼就看出不是中国人；而后来的造像中，佛和菩萨们逐渐地越来越像中国人的样子了，看看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完全是一个慈祥的中国女性的相貌。

　　如果我们把这也看作一个象征，那么它的象征意义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佛教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再是“外来文化”，它成为了本土文化；佛已经不再是外国人，它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获得了中国国籍。

　　佛教，是中国最成功地引进和吸收了的一种外来文化。

　　一、佛教和道家的融合

　　佛教进入中国时，中国本土和它最接近的思想体系就是道家思想。比如，佛教推崇的境界是破除执着，而如果我们去看庄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辨证论述，你几乎会以为庄子是个佛教徒，因为他所做的正是在破除执着。

　　再比如，佛家的“空”和道家的“无”也是很相似的，空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一种“无遮无碍”的状态；而“无”也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

　　佛家要破除一般的知识，而彰显大智慧，大智慧不是通过知识学习而得到的，相反获得大智慧的操作方法之一是禅定，也就是通过专注而减少以至于不再有念头，大智慧自然会发生。而道家也同样有类似禅定的“玄览”，道家所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减，减而又减，以至于无”，听起来颇像对禅定方法的注解。

　　因为佛道之间的相似，甚至会有一些传说，说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比如佛教中有种说法，说老子是佛的一个弟子，来到中国；而道家则说老子骑青牛出关后，不是到了别处，而是到了印度，他实际上就是佛本人。这些传说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可靠性当然不会大于零，但是在精神层面作为一个象征去看，则并非一派胡言，因为佛道之间的确有着精神的一致性和联系。

　　当然，佛教和道家还是有不同的。比如，佛教的目标是达到涅槃境界，完全超越人世；而道家却并无这样的追求，而乐于游戏于人间。佛教更主动地度化世人，而道家则更为顺其自然。佛教更是出世间的，而道家游戏人生则无所谓出世入世。

　　从具体形式上，佛教有正式的仪轨，而佛教刚进入时，道家并无正式的团体和仪轨，至于道教的仪轨，那还是后来学着佛教而创立的。

　　不论如何，佛教和道家并无本质冲突，因此很快就相互影响并且开始融合。而这个融合的最大的成果，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支派——禅宗。

　　禅宗的直系来源当然是佛教而不是道家，达摩祖师也并没有学习实践过道家，但是，禅宗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却和中国人具有道家基础有莫大的关系。佛教支派很多，但是在中国禅宗最为兴盛，就是因为这个支派最符合中国的土壤。唐三藏西天取经，回国后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就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和中国的水土不合。

　　如果我们看印度佛教的经典，你会发现那往往充满了详细繁复的推理，使用印度的逻辑学即所谓的因明，啰哩啰嗦颇像我们心目中的唐三藏。而禅宗则完全不同，废话少说，用最简练的语言甚至不用语言，更多靠启发人的顿悟，就传达了佛家的深刻洞察。

　　这恰恰是因为，禅宗的这个方式很“道家”，“道可道，非常道”，道家一贯教导中国人，真正的道是不可言传的。而佛的大道，当然也不可言传，而同样适合用启发的方式，让我们自己去顿悟。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禅宗是和道家结合的佛教。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佛教在中国结的果实。到了六祖慧能，我们可以看到禅宗已经完全“中国”了。

　　后来，禅宗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很昌盛的时期，造就了许多高僧，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精神。当然，影响中不仅仅是积极影响，也有由于学佛者的一些误区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野狐禅之类。

　　二、佛教与儒家

　　佛教与儒家却并非像和道家那样一见如故。

　　因为，出世的佛教和入世的儒家，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儒家不能接受佛教出家修行的方法，因为儒家的自我修养的过程从来都是“在家”的，这里说的在家不是佛教所说的不出家而已，而是确确实实要在一个家庭里，儒家认为只有家庭才是最适合修养自己的地方。儒家弟子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修身，第二就是齐家，以后才是治国平天下。

　　儒家看来，一个人抛弃了家庭，置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于不顾，不担负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去生儿育女，这是不孝的行为。这是要被谴责的，而更何谈成为人生的榜样？而且，儒家看来，佛教出家人也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这也是不可取的。不忠不孝，在儒家看来，这样的宗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早期儒家弟子往往对佛教采取了敌对的排斥的态度。

　　但是后来，随着相互了解和相处，慢慢地佛教和儒家之间的冲突减小了，双方也都互相有了一些影响。佛教逐渐中国化，在一些方面向中国人的习俗靠拢了。比如，本来完全靠别人布施而生活的僧人，在中国也开始有种田的了，这样，佛教就得到了社会的宽容——毕竟不是白吃饭了。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不好的变化，那就是在印度，僧人是不敬拜帝王的，因为僧人是佛的代表，不能屈尊敬拜区区的人间帝王。而到了中国后，逐渐地和尚们不仅敬拜帝王，而且对地位高一点的人间官员都去敬拜了。

　　而儒家受到佛教的影响则更为巨大。宋明理学虽说名义上是纯粹的儒家，但是实际上，在宇宙观人性论等很多方面，受到佛教的启发很多。——实际上他们往往是在佛教的启发下，突然理解了一个孔子说过但是没有明确说清楚的道理。于是他们说，我们并非学习佛教，而是阐述儒家圣人早已知道的道理。——这话当然也并非假话，但是多少还是有些不承认佛教功劳的偏心。比如在儒家人物中，王阳明受到佛教影响应该是最多的，“良知良能”和“佛性”应该是大有关系的。

　　三、佛教与民间

　　大智慧的佛教，到民间必须有一些转变。比如，佛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到民间，你不可能不塑造一个佛像让人崇拜。

　　佛教对中国民间的影响，主要是：确定了因果报应的观念，和提供了作为心理寄托的偶像。

　　因果报应的观念，使苦难中的人得到了安慰：即使我今生得不到幸福的生活，至少以我的善良，来世我有希望得到幸福。因果报应也足以让人发泄愤怒，有的人穷凶极恶，我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至少我知道，将来他会在地狱受苦。

　　因果报应的观念，也能够使人多多少少能多做一点善事，而在做坏事的时候也能够稍微有一点顾忌。

　　佛教也为民众提供了心理寄托。观世音菩萨是中国人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到去求助的对象。大肚子弥勒佛，用他那永恒的欢笑，安慰着愁苦中的中国人。而中国土产的济公，也用一种道家式的不修边幅的风格，到处去扶危济困。

　　佛教给过于现实的中国人，带来了超越现实的信仰，这种信仰自墨家被灭亡之后，已经不大存在于中国了。正因为佛教可以有这个作用，所以许多人也借助佛教的力量去组织政治性的团体，比如白莲教、弥勒教等。在信仰的力量下，一向现实的中国人可以变成不现实，可以为一个理想（也许只是幻想）而英勇献身。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并非取代儒家的地位。如果一家有个孩子要出家，大多数家庭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他们还是会觉得这多少有些不孝。接着大家就会猜测这个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心理创伤，比如他也许是感情受挫而心灰意冷，才会“遁入空门”。

　　近年来，由于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看到信佛教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佛教，还在中国继续发展着。

　　西方的不速之客

　　近代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还未完全确定。

　　中国一开始对西方持轻视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很快被纠正，甚至可以说彻底扭转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轻易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摧枯拉朽一样摧毁了中国人内心的自负。

　　失败，使中国人在西方面前有了强烈的自卑，也使得中国人异常焦虑。

　　于是，我们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焦虑而自卑中的学习。结果我们未必学习到了西方的优点，也许反而更多地学习到了对方的缺点。

　　自卑，导致两个极端的表现。一种表现是，盲目追随西方，好像西方的什么都是好的。以追随西方的最新思潮为荣，并试图全面引进西方的东西，用西方来改造中国。以心理学界为例，许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取决于西方心理学家近来研究的方向，最得意的成就，也只是自己的论文能发表于西方的杂志。其他各个领域也无不如此，甚至连城市的草坪上铺的草，也都是欧洲人所用的地中海区域的草种——而这种草常常并不适合中国的气候。

　　另一种表现看似完全相反，但是实际却出于很类似的自卑心理。那就是盲目的国粹主义，好像只有中国古代的才是好的，拒绝吸收西方的东西。而对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加鉴别地赞赏，甚至包括中国最腐朽没落肮脏的传统。我们的古装电视剧中，那些津津有味地演奴才、演太监，演宫廷勾心斗角的故事，可以看出有些电视人和观众还真的是乐在其中。心理学研究指出，有种心理防御机制叫做“反向作用”，是说当我们想掩饰一种心理时，很可能会不自觉地走向反面：不承认你恨一个人，你可能就会表现出格外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