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宋小二子跑进来说街上没有人。向宋继柳给玉兰子挤挤眼,宋小二子提上鸡蛋篮子,两人并肩走了出来。
出了大门,宋小二子到一伤员那里去了,宋继柳到前线去。宋小二子一直跟在哥哥后边,给他放哨。
群众见到宋继柳,就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控诉敌人的罪行,痛骂汉奸中队长,抢走了人民的粮食,诉说汉奸中队长为非作歹的情况。宋继柳兴奋地给大家讲目前的形势和我军在各地的辉煌胜利,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乡亲们听了她的谈话,心里象拨亮的油灯一样明彻,觉得有了主心骨。他们说:“宋继柳,听了你的话,咱们心里更有底了。咱们甚也不怕,拧成一股劲跟敌人干,胜利的日子就来得更快了。”
宋继柳说完向正在攻打的敌人炮楼冲去,一个小队长从其它炮楼跑来,向伪中队长敬礼说:“大哥,还是投降吧,这样起码活着回家呀!我们的那个碉堡的兄弟,都要求投八路,我们就是不下投降的命令,他们也不例外地要投降的。”
“这……好……好吧!传令下去,同时打出白旗……”伪中队长说不下去了。
半小时后,三个炮楼上都挂出了白旗,一百六名伪军举着手走出了据点:韩家湖据点终于被攻克了。接着独立旅连续攻克大小齐庄、丁旺、小屯、丰墩等据点。上林伪军也缴械投降。
七日晚,在连克伪据点的胜利形势下,教导第二旅第四团第三营和老六团一部、滨海军分区骑兵连,先后袭击东西朱埠及董马庄伪据点。朱埠伪军不堪一击,仓皇南逃。骑兵连跟踪追击,俘伪军八十余人,缴枪三十余支。
当追击部队向董马庄围攻时,白塔埠伪军二百余人前来增援,被教导二旅老四团第三营击溃。青口、新浦日伪五千余人,携九二步兵炮两门,向董马庄增援。为避免损失,教导二旅等部转移。反“蚕食”战役胜利结束。
在海陵反“蚕食”战斗中,老四团等部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猛攻猛打,速战速决,只用六、七天时间,就拔除敌伪十六个据点,收复了罗庄以东的羽东、东安、河南、白河四个区,生俘伪军大队长尹玉琢以下六百余人,毙伤敌伪军二百余人,缴长短枪五百四十余支,子弹两万余发及其它军用物资等。
经过这次沉重打击,杨步仁的伪别动队第二、三、四、五大队及伪独立团被消灭殆尽,仅剩下几百人。龟缩董马庄。据守待援。
海陵反“蚕食”战役,获得辉煌胜利,喜讯传开,群情振奋,各地群众杀猪宰羊,慰劳子弟兵。敌占区同胞也欢欣鼓舞,坚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一定会来到。
山东《大众日报》于十一月十五日专门发表题为《庆祝滨海区我军反“蚕食,”大捷》的短评。
十一月中旬,参加反“蚕食”战斗的教导二旅、第五十七军独立旅及海陵县政府、群众团体召开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到会两千余人,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第五十七军独立旅参谋长管松涛、友军第一一一师孙旅长、滨海区抗敌自卫军主任高赞飞等均在会上讲话,热烈庆祝反“蚕食”大捷。十一月十七日,海陵县召开全县士绅名宿座谈会祝贺胜挂利。
杨风鸣因参战有功受大会表彰。
陈士榘在会上发言说:“海陵反‘蚕食’战役,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沂蒙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打击了日伪的‘蚕食’活动,保卫了海陵和滨海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向抗日军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明了敌人是虚弱的,日本侵略者的兵力分散且严重不足,伪军战斗力薄弱且情绪低落,这是敌人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
“对!”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道。
“我们只要抓住敌方这一弱点,选择适当时机,积极开展边缘区、敌占区的游击活动,地方武装与主力部队相配合,组织有利的战役攻势,给敌人迅猛的打击,任何‘扫荡’和‘蚕食’都一定能被粉碎。”陈士榘道。
当时,由于一一五师刚到山东,根据地狭长且很小,当时形容根据地为“东西一条线、南北一枪传。”也就是说,遇到敌人时根本就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仍按照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
因此,罗荣桓同志就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开始“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包围圈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包围圈薄弱处,跳出根据地,“翻”到敌人后方去,袭扰敌后方,打乱敌之部署,以达到粉碎敌“扫荡”的目的。
据说,这种战术刚刚提出时,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不理解,因为毛泽东说是“敌进我退”,并没有说过“敌进我进”。
有一次,在总结经验时,罗荣桓将此总结为“敌进我进”,并把这一做法写下来。当时的大众日报社社长陈沂刚看到时,以为罗荣桓是笔误,就将其改为“敌进我退”,罗荣桓看了后,又改了回去,并解释,山东的根据地太小了,又不稳固,无地可退,所以敌人来了,他后方肯定就空虚了,那就到他后方去。
在一九四二年罗荣桓正式提出“翻边战术”后,又在日伪军合围鲁中根据地之际,“翻”到滨海南部,组织了海陵等到战役,连克海陵等到地粉碎了敌人这年冬季大“扫荡”。毛泽东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对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高兴地说:“这个 ‘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太好了!请大家要好好地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