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诺贝尔的故事

第十六章 致力于和平事业

　　工作美化了一切，劳动思想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在新的生命中我们能免除奢侈和享乐，再也不会感到厌烦。

　　——诺贝尔

　　（一）

　　1888年，阿尔弗雷德的二哥路德维希因心脏病离开人世。当时，法国的一家报纸误认为是阿尔弗雷德去世了，便刊登了一则讣告，称他为“死亡商人”，称他一生所有的发明都是“毁灭和灭绝生灵”的行为。

　　看到这些报道，阿尔弗雷德简直惊呆了。他一生有过许多崇高的理想，也有过大量的善举，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承认；他也一直自视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艺术家，是爱好和平的忠诚卫士，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在别人的心中居然扮演的是一个恶魔一般的角色。

　　的确，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阿尔弗雷德的真正心迹。身为一个发明、生产炸药的商人、大企业家，他很容易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是个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一位终生与战争和炸药为伴的人，同时又是一位热爱和平的人，这在外人看来是十分矛盾的。阿尔弗雷德不断发明新型炸药，其初衷并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为了将它用于修建铁路、开采矿山、开凿运河和建设电站等这样一些和平发展的事业，所以他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工程。

　　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阿尔弗雷德的发明事业才倾向于军事方面，如无烟火药等。这种倾向无疑是炸药本身，完全不是它的实际应用和商业价值，他只是作为一个发明家从纯科学观点出发的。直到成功发明了巴里斯梯，他才从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正是在阿尔弗雷德陷入苦苦思索之时，一位曾经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的女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就是贝莎。这位美丽坚强的女性在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中，给他的思想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根据贝莎的传记记载，阿尔弗雷德对于和平运动的兴趣完全是由她唤起的，这自然有点言过其实。在阿尔弗雷德的幼年时期，就已经热忱于人类的和平事业了。尤其是雪莱思想的影响，成为阿尔弗雷德和平运动热心的根本。在1887年他致力于发明军事用品的时候，他的和平意识也更加坚决。

　　1890年，贝莎的《放下武器》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阿尔弗雷德写了一封动人而愉快的信给她，但对于她的意见并不完全赞同。在信的结尾，阿尔弗雷德说：

　　你不该喊着“放下武器”这样的口号，因为你有动人的作风和伟大的想象，这就是说，你自己也需要武器……

　　1891年9月，贝莎又在《新自由报》上发表了一篇讨论战争和军备的文章，因此又收到了阿尔弗雷德的信。信中说：

　　我很喜欢看到你那篇非难恐怖——战争的文字，居然登载于法国的报纸上，不过我怕在100个法国读者中，就有99个是主战狂，这里的政府差不多能理解；人民却相反，他们醉心于成功与虚荣。这是一种好的发酵剂，能比酒和吗啡减去很多伤害力——除非引起战争。你的笔现在往哪里去了？你用殉道者的血写成这个东西后，我们能否看到将来仙境一般的前途，或是思想家所设计的乌托邦的国家？我的同情在哪一方面？不过，我的思想游离不定地倾向于另一个国家，在那里的人民，即便不说话，也会受到苦楚。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封信。无论如何，阿尔弗雷德并不是皈依此说的信徒，眼睁睁地等着和平赐福。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尔弗雷德有一种嘲讽的意味，他不认为贝莎这样的做法可以停止战争。

　　（二）

　　1891年10月，阿尔弗雷德开始用比较切合实际的口吻给贝莎写信了。而这次，他还批评了贝莎和其他坚持和平运动的朋友所拟定的和平方案。贝莎曾为宣传和平运动的事请求阿尔弗雷德给予经济上的援助，阿尔弗雷德就给她寄去了80磅，并说：

　　我想我们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方案。单靠决议是不能得到和平的，宴会和长篇演说也是如此。我们向有诚意谋求和平的政府提出可以接受的议案，如果没有好处待人，徒然请求裁减军备，那必然会惹人笑话；至于主张立刻组织仲裁法庭，也势必会引起许多偏见，同时还会招致一般有野心的人。如果希望成功，应该从比较适当的地方入手，关于立法有疑问的事，应该采用英国的做法。

　　在英国，遇到这种情形时，就会颁布一种临时的条例，有效期仅为两年或者仅仅一年。我相信，如果能够得到著名政治家的赞助，除了少数的政府，通常是会接受那些适当的提议的。我们的要求是很低微的，只要欧洲各政府在一年之内将各国所有招致嫌隙的事提交给特别组织的法院，或者，你们未曾做这项准备，那就在期限未满之前应将敌对行动暂缓，这也许不怎么重要，但凡是成大事的人，往往也会满意于小的收获。

　　这在国家的生命之途中，是稍纵即逝的。即便是一位最喜欢战争的大臣，当他看到这不久即将期满的契约，也绝不会贸然去破坏它的。在契约期满后，各国都愿意再续约一年，这样一来，不经过任何的动荡，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长久的和平。那时候，唯有在那时候，才能实际地考虑逐步解除军备的方法，这是一般有理性的人和各国政府所希望的事。如果两国政府发生了争论，你想在战争爆发之前加以强制性地调和，他们的仇恨是不是十次会有九次因此而减少呢？

　　1892年8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上，贝莎邀请阿尔弗雷德参加，但他没有去。后来在会议举行期间，他特意来到伯尔尼，但没有到会，只是简单地与贝莎交流了一些有关和平运动的意见。

　　后来，贝莎又特意到苏黎世拜访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说：

　　“我的工厂能比你们的回忆更快地消灭战争。如果有一天，两国的军队能够在一秒之内彼此消灭，一切其他的国家都将因为恐惧而终止战争，并裁减他们国家的军队。”

　　对于自己从事和平宣传的决断，阿尔弗雷德的确受到了伯尔尼这次会议的影响。当时，一位土耳其的退休外交家亚利斯泰·齐佩亚住在巴黎。他原任驻华盛顿的土耳其大使，由于某些原因没有讨得上司的欢心，领到1000法郎的养老金后就退休了。

　　在生活拮据之时，他曾请求过两个人的帮助：一是鲁特斯卡尔，任瑞典驻圣彼得堡的公使；第二位是瑞典外交部长路温赫布。两个人都转请阿尔弗雷德设法帮忙，阿尔弗雷德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后来，一有机会，他就在自己经办的许多机关内给这个土耳其人找一些适当的职位。

　　然而，那时并没有合适的缺额，于是阿尔弗雷德就聘请他做自己的私人顾问。他写信给路温赫布部长说：

　　我很难说有什么适合的事务让亚利斯泰先生能够一展所长，但我对他提出了一些尝试，想来他也是满意的。这就是在一年的时间内，我约定不会辞退他。如果他认为有其他满意的机会可以尝试，他完全有自由离开。在这一年内，我付给他1.5万法郎。当然，在那种条件下他接受了。

　　亚利斯泰先生对于英文、法文都很精通，在谈话及写作时也能巧妙地运用外交色彩的文字。不幸的是，我的事务大部分是科学方面的，在这方面，亚利斯泰先生不能有任何的帮助。再者，我有时也常用德文、瑞典文和俄文，他都不懂。但是，我们应该不在乎这些小的困难。

　　这封信可能写于1892年10月前后。

　　（三）

　　在1892年7月时，阿尔弗雷德让亚利斯泰过来帮助他。在8月下旬的和平会议期间，他得知这位土耳其外交家有困难，便询问亚利斯泰是否愿意让他为他“提一件合乎你意的事”。亚利斯泰回答他悉听遵命，于是在9月5日，阿尔弗雷德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希望亚利斯泰能够将欧洲进行和平运动的情况随时报告给他，并且要在新闻媒体上鼓吹，以他昔日外交家的身份来帮助那些运动。

　　对于这一要求，亚利斯泰欣然接受，并在两件备忘录内都提及此事，还对自己的见解进行了阐述，表示完全赞同诺贝尔先生的主张。

　　10月，阿尔弗雷德回到巴黎，他们又见面了。阿尔弗雷德告诉亚利斯泰，他们的协定期限是一年，在这一年当中，阿尔弗雷德受协议的限制，但亚利斯泰有接受其他机会的自由。对此，亚利斯泰也毫无异议，并且加深了阿尔弗雷德的好感。

　　亚利斯泰是个很聪明的人，又擅长外交中漂亮的言辞。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对阿尔弗雷德的和平计划作出了批评，认为裁减军备和强制仲裁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他认为，在报告的争论与发动战争之间应该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令涉及到的两国进行商洽。

　　亚利斯泰讲得十分透彻，这让阿尔弗雷德对他也很信服。

　　11月时，阿尔弗雷德又给贝莎写了一封信，信中对贝莎提出的仲裁计划并不赞同。不过，贝莎并没有因为那位土耳其外交家的批评而发生动摇，她在回信中说：

　　在你上次的信中，你告诉我那位土耳其朋友的意见，就是怀疑仲裁法庭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怀疑是我们和平会议的‘专门家’见怪不怪的，答案就在论及这些问题的备忘录当中。

　　虽然贝莎曾寄给阿尔弗雷德这些小册子，但这也没有动摇阿尔弗雷德对裁军可能性的信仰。他坚持己见，认为防止战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联合的军事行动对付任何破坏和平的行动。

　　1893年1月，阿尔弗雷德又给贝莎寄了一封信，这也是阿尔弗雷德所采取的最后的和平方案。虽然这种方案也是乌托邦式的，但不论如何，它是阿尔弗雷德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的和平方案。

　　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想拿出我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奖金，每隔5年颁发一次（我们应作6次计，如果30年后我们还不能改良现行的制度，那就不免回复到野蛮时代了）。这笔奖金奖给无论男女、国别、只要是在欧洲宣传普遍和平最出力的人。我并不是说裁减军备，那需要经过很漫长的步骤才能成功；我也不是说国与国之间的强迫仲裁。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国家应该绝对地履行契约，对首先发难的国家加以制裁。关于这一层，我们应该早日得到结果——这无疑是实际上的结果，这样战争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必须强迫任何国家，哪怕是最爱争斗的，或者听候法院的裁决，或者按兵不动。如同三国联盟一样，实际上应不限于三国，而应联合世界各国，这样就能够得到永久的和平了。

　　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工作，同时也觉得亚利斯泰很让他为难，因为亚利斯泰并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也不曾在新闻媒体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因此，阿尔弗雷德对亚利斯泰感到很失望。在一年期满后，阿尔弗雷德就告知亚利斯泰，说自己不愿意再订立契约了。

　　阿尔弗雷德的决定令亚利斯泰十分震惊。他对阿尔弗雷德说，自己在接到9月5日阿尔费德勒的信不久后，就接到了土耳其皇室的通知，要求他再次加入外交界服务。但那时因为接受了阿尔弗雷德的帮助，他非常坚决的回绝了这件事。而现在，他想不到阿尔弗雷德与他之间仅仅是一年的契约。阿尔弗雷德的这个决定，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阿尔弗雷德根本不再相信亚利斯泰的话，因为他已经看清了亚利斯泰的为人。他在给亚利斯泰的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亚利斯泰：

　　我已经很忠实地进行了一年的实验，但你所从事的和平事业却一点也没有前进。我没有看到你为这件事动笔写过什么，至于由苏纳特太太发起的运动，也不曾见你介绍任何一个重要的人。

　　……诚然，你的意思是想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并要创立特殊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个提议，一开始我们俩就是有争议的。如果我对这种方法有一点兴趣的话，我早就该找苏纳特太太了，因为她已经办好了一个报刊。

　　现在，国会及政府都有意愿接受仲裁法庭提议的倾向，并且觉悟还在群众之上。凡是希望能发生效力的任何行动，都应该让群众参加，我希望你能努力达到这一目的。不幸的是，你的意见在起初就如此不同，我们在那时就应该终止谈判了。但由于我的朋友告诉我，你那时在经济上需要帮助，我就帮助了你，并与你订立任意选定的契约。我也曾慎重地说明，只试用一年……

　　亚利斯泰是个十分固执的人，他提议将他们的争论提交到仲裁法庭，但阿尔弗雷德拒绝了，最终两人很不愉快地绝交了。

　　不过，这段经历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阿尔弗雷德得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和平问题的意见。

　　虽然发生了亚利斯泰那场风波，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阿尔弗雷德对于和平事业的热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曾写了几封信给他的侄儿加尔玛·诺贝尔，表明了他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

　　加尔玛以为，阿尔弗雷德是想在瑞典申办一种报纸，以对他所经营的各项事业有所帮助。但阿尔弗雷德回信说：

　　你以为我的目的是操纵市场是吧？不过，我如果主动办一种报纸，结果反而是会引人反对的。我从来不顾及我个人的利益，这是我的特性。我经营新闻报纸的政策并不是用我的努力对付裁减军备和那些中古时代留下来的东西，而是力劝他们，如果制造军火，就应在国内制造。因为无论如何，不应该依赖国外进口产品的一种工业当然就是军火制造业。既然瑞典有军火制造厂，如果我们不设法维持，那不但可笑，还十分可怜。我主办报纸的目的，就是要鼓励或激起真正自由的意见。在国民的普遍智慧五倍于国内的现状时，就应该有这样的感化力了。

　　这封信是在1895年12月7日写的。在这前几天，也就是11月27日，阿尔弗雷德在自己的遗嘱上签字，将自己遗产的一部分提出作为奖金，奖给那些“对于促进各国的和平关系，对于裁减和废除常备军，以及对于组织和增设和平会议最出力的人”。因此，让世界永久保持和平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一生始终坚持不懈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