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天窗

第二章 王莽的悲剧

　　中国历史的天窗在中国的传统中，奸臣贼子是万民痛恨、千夫所指的对象，在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中专门有记录此类人物的《奸臣传》、《贰臣传》。在那些为数不少的奸臣中，王莽和曹操恐怕是名气最大的两位。中国历史上不乏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大奸大恶之徒，但为什么他们两位有这么大的“名气”呢？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两人都把持了朝政，篡了皇帝的权。《二十四史》中的绝大多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都是“帝王的家谱”，对于皇帝来说，忠臣也好，奸臣也好，都只不过是自己家的奴仆罢了。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家奴的坏远远比不上把主子拉下马，夺取了主子家产的“恶仆”，后者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所以王莽、曹操也就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钉在了“耻辱柱”上，对后世的其他家奴以儆效尤。至今在京剧中，王莽、曹操仍是代表反派的“大白脸”。

　　今天我们看待历史已经摆脱了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不会再以一家一姓的得失来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曹操被史学家翻案，恢复了他政治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文艺作品中也以正面的英雄形象出现，渐渐被大众所接受。但是，王莽却没有曹操的幸运，仍然被钉在“耻辱柱”上，以奸诈、虚伪的面目定格在人们心目中。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几句诗，便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王莽形象的最好写照。

　　在王莽建立“新”朝，作皇帝的十多年里，的确没有把国家治理好，是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失败的统治者，但是，王莽是否真的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虚伪”、“阴谋”呢？

　　王莽，字巨君，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即公元前45年。王莽的祖先原来是被秦国所灭的齐国王氏子弟，到了汉武帝时，家族中有个叫王贺的进宫做了绣衣御史，这本是一个小官吏，但这使王氏有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王贺的儿子是王禁，王禁的妻妾共给他生了八个儿子四个女儿，其中的女儿王政君后来做了汉元帝的皇后。在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死，儿子刘骜即位，这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尊生母王皇后为皇太后。此后，王氏家族开始显赫朝野。国舅王凤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并领尚书事，为当朝第一权臣，他的其他兄弟，也就是王莽的伯伯叔叔都封了侯。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之一。

　　但王莽却属于王氏家族中较为寒酸的一支。他的父亲王曼因为早亡，没能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从小就谦逊有礼，而且节俭勤奋，拜名士为师，虚心学习，苦读经书。回到家里，也是很恭敬地孝顺母亲和寡居的嫂子，负责教育已亡兄长的孩子。他还广交朋友，对待掌握朝政大权的叔叔伯伯们，他更是恭敬有加。

　　汉成帝阳朔三年，即公元前23年，王莽的伯父、独掌朝政的王凤生病休养在家，王莽侍奉左右，基本上没有离开，还自己亲口尝药，以免烫着伯父，前后几个月没有解开衣带好好休息，其孝道超过了伯父的儿子们，这使王凤极其感动，王凤的临死时请求皇太后和成帝委任王莽官职，太后和成帝都答应了。不久，王莽就做上了黄门郎，虽然官品很低，但这是皇帝身边的官职，升迁的机会很多也很快。果然，没多少时间成帝便升王莽做了射声校尉，俸禄二千石，相当于地方的郡守，官职已经很高了。这时王莽仅仅24岁。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父成都侯王商请求成帝将自己的户邑分封给王莽。同时，很多的名士也联名上书，赞誉王莽的人品和才德。汉成帝便顺水推舟，封王莽为新都侯，食邑1500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其中的骑都尉表示武官，而加上光禄大夫便可以参与朝政大事了，至于侍中更加重了他的权势，因为侍中可以侍奉皇帝身边。

　　三十来岁的王莽已是掌握大权的重臣了，但王莽并没有显露出一点骄横之气。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马匹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外戚王氏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给了王莽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当时，王太后的外甥、王莽的表兄淳于长深得汉成帝的欢心。是淳于长极力说服了太后，将成帝宠爱的妃子赵飞燕立为皇后，这使汉成帝对淳于长感激不尽。很快便封他做了关内侯，然后又封定陵侯，大加信用，名列九卿之首，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大权在握的淳于长骄横过度，还和被废的许皇后的寡居姐姐许嬷私通，后来又纳为妾。淳于长为了讨被废许后的欢心，向成帝说情，使成帝又将许后升为婕妤。但淳于长胆大包天，对许后也敢调戏，不断给她写T情的信。这事被王莽举报，使淳于长丧失了所有的要职，回到了自己的封地。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为他在成帝前说情。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他们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

　　不久，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叔叔王根推荐王莽代替自己摄政。在公元前8年，王莽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三十八岁。

　　高升后的王莽依然是那么谦逊有礼，他找来贤德的人做官，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钱都拿来分给大家，而他自己却极其节俭。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中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仅是清茶一杯而已。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公元前7年，成帝驾崩。成帝无子，汉成帝的侄子定陶王刘欣继位，为汉哀帝。哀帝继位后，他的母家傅家就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被革职。王太后为了稳定朝政，让王莽辞去官职。王莽在京城闲住两年后，被汉哀帝赶回了南阳自己的封地。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举汉哀帝宠爱男色的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然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董贤一家，也是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中国古代诗文中用以指代男色、同性恋的“断袖之癖”的典故就是出自这个故事。

　　与哀帝的荒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莽的高风亮节。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后，王莽一直闭门不出，对地方官极其恭敬，丝毫没有侯爷的架子。他拜孔子后人、儒学名家孔休为师，极尽学生之下礼。甚至和一众青年学生一起到孔休学府上课。在课堂里，王莽毫无大司马的架子，和学生们谈笑风生。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其自杀。王莽的风度、德行得到了士人与官僚们的一致承认。三年间，朝廷上下的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

　　恰好在元寿元年又发生了日食，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惩罚的征兆，说明皇帝政事有错误的地方。这又成了为王莽说情的大臣们借题发挥的好借口。汉哀帝只好下诏将王莽召回京城。一年多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急召王莽进宫。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而是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令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哀帝的丧事。这在当时是得民心、顺民意之举，得到所有正义之士的赞扬。随后王莽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至此，王莽终于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权力中心。

　　元始元年（公元一年）正月，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一再辞谢之后，最终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退休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不仅如此，王莽也照顾到了百姓的利益，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对孤寡老人遍济周恤。这些措施得到了天下官吏、百姓的一致拥护。

　　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王莽一面派官吏了解民情，筹措救灾，一面奏请太皇太后，宜裁减用度，为万民作出榜样。王莽自己不食荤腥，以示与百姓同甘共苦。王莽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王莽根据史书记载的西周的制度，在长安设立明堂、灵台，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贤德名士，设官考验，贤者为师，陋者为徒。此举又赢得了天下士人的人心。

　　几年间，上书奏请加封安汉公的有近五十万人。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

　　当年底，十四岁的平帝死了，王莽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两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上面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丹红大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在王莽作了“假皇帝”后不久，刘氏宗室中就有人起兵反抗，还有零星的农民起义，但这些反抗并没有造成多大声势，很快就被平息了。

　　反叛平息后，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再妨碍王莽了。王莽为自己登基制造的舆论攻势日渐高涨，各种符令祥瑞纷至沓来。最终将王莽心思挑明的祥瑞出现在长安。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揣摩了王莽的意图，要趁机为自己找到进身之门。他悄悄制作了一个铜匣子，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匾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匣子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十一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扮作方士，将匣子交给高祖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王莽终于当上了皇帝，将国号改为“新”。在登基之后，他依照《周礼》等古书的记载，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史称“托古改制”。

　　王莽首先改革了官制，将传说的上古官制拿来和汉朝官制结合，就成了新朝的官制。中央设置了四辅、四将、三公、九卿和六监。地方上则将全国分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州设州牧，郡的长官按照爵位的不同分为卒正、连率和大尹。县则设县宰。

　　关于土地改革，王莽参照了夏商周的井田制，颁布“王田令”，即将天下土地改称为“王田”，同时禁止土地的买卖。如果一家人中男丁不满8人，但土地超过了900亩，就要将多余的土地交给国家，再分给本族人耕种。以前没有土地的家庭则依照一夫一妻一百亩的标准分配。违背法令的人将被流放。流放在封建社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流放后还要服劳役，以后也不准再返回家乡。

　　王莽为了防止奴婢的增多，影响国家劳动力的减少，还颁布了“私属令”，将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违令者也是流放。

　　王莽此后还颁布了“五均”、“赊贷”以及“六管”。所谓的“五均”，就是由国家来管理工商业和物价。而“赊贷”就是由官府在百姓遇到诸如丧事、祭祀和经营工商业无钱时，向百姓发放贷款，但利息相对要少一些，工商贷款利息每年百分之十，而丧葬和祭祀贷款则不收利息。但是，祭祀要在十天内还清，丧葬归还期限则是三个月。另外，国家还将盐、铁、酒收回专卖，国家垄断铸钱，国家管理山林水泽，并收山泽税。这一共是五项，加上国家负责的“五均”、“赊贷”，就称为“六管”。

　　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各地农民又纷纷揭竿而起，聚啸山林，后来形成了绿林、赤眉两支最大的农民起义军。

　　公元23年，即新朝地皇四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新朝的军事力量遭到了沉重打击，再也无法组织起像样攻势，王莽的新朝从此大势已去。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机时刻，王莽仍旧相信天命，他居然率领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9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退入渐台，被义军围攻，王莽被商人杜吴所杀。

　　王莽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对于王莽，历来人们对他指责最多的是三点：一，篡汉自立；二，虚伪奸诈；三，托古改制。

　　先说篡汉，其实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了，王莽该不该篡汉，王莽的新朝和刘氏的汉朝究竟谁是正统，今天来看并没有多大意义。当年刘家王朝的祖先刘邦也不过是一个混迹市井的无赖而已，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就发出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慨。他可以这样想，并带兵取了天下，就不能不让别人这样想，也从他们刘家的手中取得天下。

　　况且，与刘氏皇帝、王族的人相比，王莽除了不姓刘之外，从素质、道德水准来看，都不比他们差，甚至要高于他们。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宦官与外戚交替控制朝政，排斥异己，打击清议。汉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所作所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侈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万万。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在西汉末年的几任皇帝时，天下流亡的百姓数以百万计。遇到天灾，农民们更加困苦不堪，流离失所。土地集中的情况非常严重，农民贫无立锥之地，只得卖身为奴，和牛马一起在市场上供人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却连肚子都喂不饱，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换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

　　王莽在登基前执掌了多年的朝政，他的许多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但总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已经极度恶化。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说王莽取代汉朝的刘氏皇帝就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或许从某种角度说，王莽的出现还为积怨已久的社会带来了一线希望。

　　如果不是王莽在登基后政策不当、施政错误的话，王莽也许会以一个圣人的面貌出现在历史上。

　　其次是王莽的虚伪奸诈。关于这一点，史书上有很详细的记录。

　　公认的王莽的虚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夺取刘氏天下之前，王莽一直以道德完善的完美形象著称，他时时以忠孝来要求、标榜自己，但到头来却违反了那个时代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篡夺皇位。以封建道德伦理衡量，他犯了最大的恶，所以他以前的种种表现都被人看作是小“善”，是伪善。

　　果真只有这样一种解释吗？

　　王莽未发迹时，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居的嫂子，抚养年幼的侄儿；在堂兄弟们依仗权势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时候，他能够做到洁身自好，对人谦恭有礼，拜名士为师，苦读经书。这些，王莽的的确确地做到了，而且是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这样做。这样的行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种社会，都可以作为普通人的道德典范，王莽完全可以称得上一般意义上的“好人”。

　　随后王莽逐渐进入权力中心，先是做大司马，后来更是独掌朝政。这时的王莽并没有降低对自己的要求，看不出他有什么“狐狸尾巴”露出，依旧是那么的克己自律、礼贤下士。更为难得的是，在那样一个各级官吏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贵族疯狂敛财的社会里，王莽不仅保持了自己的清廉，而且把自己的财产、土地和获得的赏赐拿出来分给下属和贫民，这样的事情并不只有一次，甚至他自己的俸禄都用于救济灾民。在他的带动下，不仅其他官员纷纷效仿，就连太皇太后也自减封邑，以救助灾民。王莽自己仍旧保持着清苦的生活，夫人穿着像仆人，待客只是清茶一杯。这样的官员，尤其是这样的权倾天下的高官，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可以算作“清官”，甚至是少有的清官。

　　中国古代一直是等级社会，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不过是儒家的一句口号而已。但王莽做到了。在一名县令的亲族都可以对百姓为所欲为的时候，像王莽儿子这样皇亲国戚的子弟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而王莽竟逼他自杀。这样的事情，翻开历朝历代的史书，又能找得出多少呢？

　　王莽的这些所作所为，就是在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都可以用来作为官员乃至普通人的道德楷模了，更何况是西汉末年那样一个黑暗腐败、道德沦丧的年代。你可以说王莽这样做有他的个人目的，但如果中国历史上其他那些“大丈夫当如是也”、“剪径成事”的“龙兴之祖”都能像王莽这样来实现个人目的的话，中国的历史将不会这样血迹斑斑。

　　史书中对王莽的虚伪指责，更主要是说他弄虚作假地制造了许多“祥瑞”，为自己当皇帝大造舆论。例如，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慕汉朝德仪，特遣人进献白雉一只。据说是王莽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西周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进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类似的事情在王莽执政期间屡屡出现，诸如远在三千里外南海中的黄支国献独角犀牛，越国江中出现黄龙，羌族所在地不种地而禾苗自生，苗岭山寨不养蚕而蚕茧自成之类的事情为数不少。到了他最后夺取皇位的前夕，类似的祥瑞、异兆更是层出不穷。这中间自然会有王莽的授意，也会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导致的手下人的揣摩、逢迎。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王莽为自己的登基所造的舆论攻势，是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手段。但如果我们不把王莽代汉看作是不可饶恕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取代的方式有它的可取之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十有八九要通过战争来较量谁的拳头更硬，王朝更迭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文化财富的损失。与之相比，王莽这种和平夺权的方式，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战乱，没有给人民造成太大的伤害。套一句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制度成本”被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

　　王莽最致命的缺陷是他的新王朝寿命太短，如果能够再延续几代的话，那么发生在王莽身上的这些“祥瑞”就不会被人看成狡诈、虚伪的阴谋了，就会像刘邦的白蛇、李世民的青龙一样当作“真龙天子”的天生异秉被史官们恭恭敬敬地记入《帝王本纪》里。

　　王莽失败并不在于他要作皇帝，这个目标他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他夺取政权的过程并不比历史上其他的开国君王差，甚至从方式、步骤、策略、人心乃至社会稳定程度等各方面来看还要胜出他们一筹。王莽的失败在于他不懂得如何作皇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托古改制”。许多史家认为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为了篡权，“古”只是他的一个舆论策略而已。但我们仔细考查，就可以发现他真正大张旗鼓地进行改制是在作了皇帝之后，如果这只是他夺取权力的手段的话，此时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可不必再为此兴师动众。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起来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所以，王莽并不是为了篡权而“托古”，而是从内心真正认同儒家经典所描述的上古的“天下大同”，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遵照古人办法去做，就会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天下的和平富庶。

　　我们先来看看他“托古改制”的核心，王田制。

　　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基本要点有三：一、土地所有权归国家，禁止自由买卖；二、男丁不满八口而田过九百亩的，退出超额部分；三、无田的农民按一夫一妇百亩授田。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矛盾的源头所在。王莽对土地兼并的关注，可以说抓住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关键，但他却采用了错误的解决方式。王莽的设想不错，可是他没有看到时代不同了，这个脱窠于商周井田制的王田制，在实践中是那么举步维艰，最终还是趋于失败。

　　它有三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王田制是与豪族地主等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产物。因为它规定“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把多余的土地献出来，这本来就有空子可钻，“口不盈八”，八个人也是它，一个人也是它。家中男丁不满八个的地主可以通过分家析产的办法，使每个男丁保住九百亩土地；而男丁超过八口的地主就更不用愁了。他过了八了，不受限制。

　　第二，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规定是无法实现的。根据史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推算，西汉末年、新朝初年时的全国土地，按户平均分配的话，则每户只能摊到六十八亩，这还不算地主们用种种办法比如分家析产留下的“政策允许”部分，也没考虑到地区差别。一夫一妇一百亩，想得倒是挺好，可地呢？地有那么多吗？还有，政策中没说佃户和奴婢参加不参加分田，如果奴婢也参加分田，拥有奴婢的地主官僚贵族无形中又增加了份额，如果不参加，地主就得以自己份内的土地去养活奴婢，肯定不乐意。还有佃户，如果参加分田，他们雇主的地就会无人耕种，只能抛荒，如果不参加，一夫一妇一百亩的规定不又成了一纸空文？更何况，重新授田实施起来的难度很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延续了将近五百年，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异常复杂，不同所有者的土地犬牙交错，根本没有办法划分成方方正正的井字块儿。

　　第三，土地不准买卖的规定是根本行不通的。土地买卖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与生俱来的土地兼并主要手段，单凭一纸行政命令很难改变和违背经济规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一方面是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他们占有土地的欲壑几乎是永远也填不平的，他们必然要利用政治特权大量购进有时甚至是强行购进肥田美地，在王田政策公布后，他们又会尽可能迅速和大量地把手中本应交出去的田地卖出，使其转化为金钱。不让买卖怎么行？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小自耕农，荒年恶岁时他们要出卖土地以交纳租赋和抵偿债务，经济情况上升时他们又要买进土地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不让买卖又怎么行？实际上，不准买卖土地的法令几乎遇到了当时社会所有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因之而被“流放到四方极远的穷荒僻壤”的，差不多每天都有。

　　王莽当时是从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出发，推行王田制的，原以为这会使土地兼并的现象有所好转，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会耕者有其田，出现其乐融融的理想局面。但王田制实行的结果，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回宅，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这项新政，最终违背了王莽善良的愿望，反倒为他的灭亡奠定了基础。

　　至于王莽的奴婢政策，同王田制一样，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王莽实行限奴政策的目的，是阻止劳动者主要是农民的进一步奴婢化，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不足，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王莽并不是彻底地解放奴隶，而只是冻结现状，承认剥削奴婢的合法性，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奴隶制的残余。这个问题应当和王田制联系起来看。既然土地兼并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无法阻止农民与土地的脱离，无法阻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无法阻止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沦为奴婢。由于贵族官僚、豪族地主、富商大贾像兼并土地一样热衷于对奴婢的占有，而王田奴婢的法令公布之后，又必然使奴婢所有者要求调整自己所拥有的奴婢数量，多了的得卖，不够的还得买。奴婢买卖反而比平时更加兴旺。明着不敢买卖，黑市交易却必然补充上去。奴婢所有者因这个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固然要归怨王莽，而奴婢本来也会因境遇并未得到丝毫改善而不怀好感。还有一条更要命的，王莽的限奴，只局限于私奴婢，对于官奴婢是不加限制的。王莽制定了许多严律峻法，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因触犯王田奴婢之法以及五均、六管、铸钱等法令而被罚作官奴，他们被押解着，成群结队蹒跚于道。实际上，王莽不仅没有取消奴隶制残余，反而在不断地扩大着奴隶的队伍。这恐怕是王莽在颁布限奴政策时始料所不及的吧！

　　王莽改制中的一些做法让后世的人们感到啼笑皆非，例如，为了符合古义，惭复古代的面貌，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像，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再比如，为了显示自己的“天朝上邦”，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是蛮夷小国，他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认为少数民族的首领也称王，是不符合大一统的传统的，于是，王莽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汉朝原来给的印玺，换给新朝的印章，匈奴的单于也知道“玺”是皇帝专用物，而“章”则是臣子用的。于是，单于想要回印玺，但被使者弄碎，单于盛怒之下发兵南下。王莽也四处征兵应敌，结果匆忙中召集的各地士兵毫无战斗力，打仗不行，骚扰百姓却很在行。北面没有安定，内部却开始混乱起来。

　　如果王莽不是真心实意地向往儒家经典中描绘的美好场景的话，他的这些举动就让人无法理解，因为，任何一位精明、现实的统治者都不会去无事生非地为自己找这样的麻烦。

　　所以，与其说王莽是一位阴险、奸诈的阴谋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泥古不化、教条死板的书呆子。王莽没有足够的洞察力和精明，他真心实意地相信那些古书所说。他按照儒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以此为自己挣得了天下人的拥戴，得到了攫取最高权力的资本。他也因此一厢情愿地认为古礼对百姓也会像对他那样有效。他按图索骥地遵照书本上的记载施政，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王莽虽然饱读诗书，却没有看到书中同样说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虽然信奉古时圣贤的教诲，却忘了古人早就说过“世移时移，变法亦宜”。所以他的改革措施注定了要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善良的愿望却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一般为百姓痛恨的昏君。

　　王莽的一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当他做出登上皇位的选择时，他已经背离了他最初对自己“完人”的期许，在当时的伦理环境里，他最终的选择已经变成了对自己前半生的道德追求的颠覆。但王莽的悲剧还不仅如此，他的悲剧更在于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确是“受命于天”，他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给天下百姓重新营造出一个“上古盛世”来，执政的失败从根本上否定了他自己的一生，他所有的真诚、善良都被世人当作了虚伪、奸诈的佐证。

　　王莽的悲剧不在于“篡”，而在于“呆”。

　　失荆州，谁之过？

　　在流传的这些故事中，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丢失荆州，败走麦城这件事了，一代名将也因此落得个身首异处、含恨九泉。后人在评价这件事上，大体都认为关羽“刚而自矜”，盲目骄傲自大，对孙权、吕蒙的阴谋严重估计不足，属于“大意失荆州”，似乎败走麦城就是因为关羽自身的性格所致，属于咎由自取，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确实是这样吗？是不是还有谁应该为这场战争中关羽的惨痛失败担负一些严重的责任呢？

　　失荆州，谁之过？

　　中国历史的天窗关羽是三国时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名将，他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华容道、单刀会、水淹七军、败走麦城等频繁出现在各种小说、戏曲之中，流传至今，脍炙人口。他本人也由于“忠义”双全而倍受历代君王推崇，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

　　在流传的这些故事中，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丢失荆州，败走麦城这件事了，一代名将也因此落得个身首异处、含恨九泉。后人在评价这件事上，大体都认为关羽“刚而自矜”，盲目骄傲自大，对孙权、吕蒙的阴谋严重估计不足，属于“大意失荆州”，似乎败走麦城就是因为关羽自身的性格所致，属于咎由自取，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确实是这样吗？是不是还有谁应该为这场战争中关羽的惨痛失败担负一些严重的责任呢？

　　关羽镇守荆州起自公元214年，当时正是刘备攻取益州的关键时刻，而随同刘备入川的军师中郎将庞统却在进攻雒县时阵亡，因此刘备攻克蜀地的计划受阻，不得已抽调防守荆州的诸葛亮率部队入川增援。诸葛亮在接到刘备命令后，亲自与张飞、赵云一起率兵自水、陆两路驰援刘备，临行前，把镇守荆州的重任托付给了关羽。

　　荆州的得失对刘备集团事关重大，关羽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对东吴和曹操的防守非常严密，一直没有疏忽过。东吴和曹操也都知道关羽威武不好对付，不敢妄加侵扰。应该说，在攻取樊城之前，关羽对防守荆州的任务完成的都还比较成功，也是当时刘备手下除诸葛亮以外防守荆州的最佳人选。

　　公元219年5月，刘备率蜀军在定军山斩杀曹军大将夏侯渊，随后又在汉水附近大败赶来增援的曹操，成功夺取了汉中地区，巩固了蜀地。7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随后关羽以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防备孙权，自率主力北上，向襄阳、樊城一线进攻。

　　关羽发动对樊城的进攻的时机应该还是有些道理的，当时蜀军连败曹军，攻克汉中、上庸，正是士气高涨的时候，此时对樊城曹仁发动进攻胜算较大，而且关羽对孙权并没有掉以轻心，留重兵于江陵一线，监视孙权，这样一旦有变，关羽可以自率主力回保荆州。

　　战争初期的走向也正如关羽所预料，负责守卫襄樊的曹仁根本不是对手，很快就被关羽包围在樊城。曹操在得到曹仁的告急文书后，派遣左将军于禁率3万多人马，以庞德为先锋，赶往樊城增援。

　　8月，关羽在于禁抵达樊城后，改变了对樊城的围攻方案，引主力接战于禁所部。结果出乎关羽预料，天公作美，连降暴雨，汉水大涨，连平地都积水数丈，这样于禁所扎的七座营寨全部被水淹没，由于曹军不习水战，也未曾准备大量船只，于禁只能率部向高处躲避。而关羽则牢牢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率荆州水军对曹军发动了攻击，结果大败敌人，斩杀了庞德，迫降了于禁，俘虏了曹军3万人，就此全歼了曹操对樊城的增援部队。

　　关羽在取得这场重要胜利后，把俘虏的曹军降兵全部运往江陵，随后率主力再度包围了樊城，并派部把曹仁的部将吕常也包围在襄阳。守卫樊城的曹仁被关羽军威所震，一度被吓的想逃回许都，幸亏他的谋士满宠极力相劝，才使曹仁坚定了守城的决心。

　　在关羽围攻樊城的同时，曹操治下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相继投降了关羽，10月，离许都不远的陆浑县孙狼率众反曹，杀死了县令，也依附于关羽，这下搞的许都以南士民震动，认为关羽不日就可攻克许都。曹操自己也对此非常担心，就和文武商量，想把都城迁走，以躲避关羽的锋芒，结果遭到司马懿、蒋济等的坚决反对。司马懿说：“于禁的七军被水所淹，这不是作战的失误，对于国家的威严，不足以构成损害。刘备、孙权虽外表亲近，但暗中却互相戒备，关羽取胜，孙权必深为忌恨，可乘机派人劝说孙权，以割让长江以南为条件，让他暗中图谋关羽的后方，那样，樊城的包围，自然可以不战而解了。”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打消了迁都的念头，随后派人给孙权下书，让他偷袭关羽的江陵，同时命令大将徐晃再度统领人马救援樊城的曹仁。

　　在接到曹操书信后，孙权和担任大督都的吕蒙也认为这是攻取荆州的好时机。吕蒙和当年的督都鲁肃不同，属于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的一类。当初鲁肃在，总是劝孙权说，从孙刘两家的大计看，共同的敌人曹操尚在，不能跟关羽闹僵。边境上有点小磨擦，也比较迁就关羽，不大计较。但在鲁肃死后，接替他的吕蒙不这样认为，主张谋算关羽，夺取荆州。吕蒙认为，关羽素来骁勇，有兼并江东之心，而且关羽据守在东吴上游，不能让他的势力长久存在。于是孙权听从吕蒙的建议，答应了曹操，准备从后方偷袭关羽。

　　就在吕蒙开始着手准备偷袭江陵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关羽在江陵地区留下的守备部队很多，这使吕蒙很吃惊，也意识到关羽虽然北取樊城，但对江东的戒备并没有放松。于是吕蒙决定暂缓进攻江陵，他向孙权献计说：“大家都知道我常常生病，那么就让我带一部分部队回建业假装养病，关羽担心的是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定会撤走留守部队，全部调去围攻襄阳。这样我主力再从水上进发，昼夜兼程，突然袭击其后方，便可一举夺取南郡，而关羽也就可以被活捉了。”孙权听后认为吕蒙的意见很对，就同意了吕蒙的计划。

　　随后，吕蒙假装称病回到了建业，推荐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很有心计的年轻书生陆逊接替他的职务。陆逊上任到陆口，马上写信给关羽，称颂关羽的功德，说自己才疏学浅，担当此任实在是勉为其难，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关羽对名不见经传的陆逊的确有些轻视，加上自己对樊城的围攻也的确缺少人马，所以就从江陵撤了一部分防守兵力去围攻樊城，但留守部队仍有相当实力，同时沿江构筑烽火台做为警戒。

　　史载关羽俘获于禁的3万人马，被放置在江陵，但由于人数众多，军粮短缺，就动用了江东存在湘关的粮食，这使孙权勃然大怒，找到了进兵的借口，便命令吕蒙为大督都，率部打头阵，孙皎为后援，开始袭击关羽的后方。

　　吕蒙率军到了寻阳这个接近荆州的地方，为了隐蔽，把精兵埋伏于船中，招募一些百姓摇橹，令将士化妆成商人，昼夜兼程前进，到关羽防区的江边靠岸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巡防的警戒人员全部抓了起来，这样，就在关羽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吕蒙的江东军马就杀到了江陵。

　　守卫江陵地区的太守糜芳，将军傅士仁，一向都怨恨关羽轻视自己。所以，当关羽命他们留守南郡，负责供应前方军粮物资的时候，他们经常不积极配合，对此，关羽曾对身边的人表示，等回军以后再整治他们。这个消息传到糜芳、傅士仁两人耳中后，他们都心存恐惧。吕蒙于是便乘机派虞翻写信游说傅士仁，在接到信后，傅士仁就率领公安的人马投降了吕蒙。随后吕蒙就和傅士仁一起杀向江陵，糜芳在城中看到老朋友傅士仁已经投降了江东，便也开城投降，这样，城池坚固的长江要塞江陵城就兵不血刃的落入孙权的手中。

　　吕蒙进入江陵城，从监狱中放出了被关押的于禁，对关羽和蜀军将士的家属，都统统做了抚慰安置，同时严令士卒不得侵扰吏民，索取财物。这些措施使江陵城内归降的蜀军吏民情绪都还比较稳定。

　　关羽在得知江陵被攻破后，立即由樊城率军向南方回撤，此时，被围在城中郁闷很久的曹仁想随后追杀关羽，不过，曹操紧急派使者劝阻了他，曹操表示，要留下关羽，以便牵制东吴孙权的力量。

　　关羽得以从樊城顺利撤回南方，在退兵途中，他多次派人前去质问吕蒙，为什么背信弃义，破坏孙刘联盟，吕蒙总是好好款待这些使者，并把他们带到江陵蜀军家属的家中慰问，并让使者把这些家庭的信件捎给军中的亲人。于是这些使者在返回关羽军中后，私下把城中的见闻向朋友互相转告，一来二去，关羽军中的士卒都知道家中平安无事，待遇甚至比原来还好，于是就军心涣散，纷纷逃亡。这样，很快，关羽回撤部队的斗志就已经基本瓦解了。

　　关羽南归受阻，部众又纷纷逃散，入川的道路又被孙权派兵堵死，不得已只能就地防守东吴前来进攻的部队，而此时，孙权又招降了关羽的部下潘浚，并让他率5000人马平定了武陵，随后，东吴陆逊指挥军马，水陆并进，接连平定了宜都、枝江，夷道、秭归等地，彻底堵住了川中蜀军对荆州关羽支援的道路。周泰、韩当等又攻取了房陵、南乡，当地的太守邓辅、郭睦都投降了东吴。

　　11月，仍率军抵抗的关羽自知大势已去，只好率领残部向西北方向撤退，防守麦城，而东吴的部队则紧追不舍，又包围了麦城。此时，孙权派人来劝降关羽。关羽于是就假装投降，但偷偷的在城上多树旗帜，放置假人，然后暗中率军逃走，但士卒沿路溃散，关羽身边只剩下十多个骑兵卫士和关平等人逃到了章乡，此时东吴将领朱然、潘璋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12月，潘璋的司马马忠在章乡一带埋伏，捕获了关羽和他儿子关平。孙权在俘虏了关羽父子后，想把他们献给曹操，但是周围的人劝告他说：“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于是孙权就杀害了关羽父子，为了转嫁祸患，还把关羽的人头献给了曹操，意思是给刘备看，袭杀关羽，这事是曹操唆使我干的。曹操当然不上此当，在关羽的人头送到后，他以诸侯之礼厚葬了关羽的首级。

　　关羽的全军覆没和荆州地区的丢失使刘备集团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也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上为刘备提出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的战略规划完全落空。但是把荆州的丢失和整场战役的失败的责任全加在关羽身上，也是有失公允的，特别是“大意失荆州”的提法，从战役的进程来看，则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从战役发起的时间上看，关羽还是很有心计的，选择7月进攻樊城，一方面是由于蜀军在定军山和汉中地区接连取得胜利，连败曹军名将以及曹操本人，而且刘备还刚刚自封汉中王，西蜀阵营军民欢庆，士气高涨；另一方面，7月正是荆州地区多雨的时候，河水的涨升对久习战阵的荆州水军有利。

　　在战役的初期，关羽的战术指挥也十分正确，在于禁援兵赶到的情况下，他果断暂时放弃对樊城的围攻，先对援军发动了阻击，加上天降暴雨，一战全歼了于禁的数万人马并迫降了于禁。于禁跟随曹操多年，是曹操的心腹爱将，他所指挥的青州军也是曹军主力之一，能征惯战。他的全军覆没，对关羽所部以及成都地区的刘备集团都是重大鼓舞。而且此时关羽军威大震，襄阳、樊城的曹仁被困，许都以南多有归附，连曹操都准备迁都躲避，应该说这是孙刘两家北上进取中原的重大战机，假使刘备、诸葛亮能够抓住这种有利局面，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率军兵出汉中，进取长安，则隆中对所提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些完全都可以实现。再或孙权集团不是目光那么短浅，引兵进取合肥，则曹操必定顾此失彼，到那时天下三分的局面完全可能打破，曹军战略优势的局面也大半就此改写。

　　不过孙权集团计不至此，背信弃义，背后动刀子，在消灭关羽夺取荆州的同时把自己也几乎逼入绝境。以刘备的为人，和他亲如手足的关羽被东吴杀害，他必定会兴师问罪，在这一点上根本就是毋庸置疑的，当时还有许多人包括诸葛亮都劝阻刘备伐吴，其实根本就是徒劳的。试想一下，弃荣华富贵如敝履，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关云长都要追随刘备，现在关羽死了，让刘备像个没事人似的，对杀人者连仇都不报，还继续联合共对曹操，这可能吗？要真的那样，他刘皇叔有何面目见二弟于九泉之下，又有何面目面对世人？

　　既然刘备要发动战争为关羽报仇是肯定的了，那如果在夷陵之战的时候，曹操还在，或者曹丕听从刘烨的意见，出兵南取荆襄，孙权又何以对敌，怕是早就在刘备和曹丕的夹攻下一命呜呼了，又何谈保卫荆州。所以吕蒙尽管战术指挥很正确，偷袭荆州打的也很漂亮，但从战略角度上看，破坏孙刘联盟，致使双方刀兵相见，根本就是得不偿失。后来的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孙权取得了夷陵之战的胜利，也利用曹丕想“坐山观虎斗”的想法躲过两面夹攻这一劫，但孙刘两家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能力北进中原，消灭曹魏了。

　　荆州之战，一般认为直接的导火索是关羽动用了东吴存于湘关的粮食，其实这不过是孙权的借口罢了，孙权宣称对关羽作战全因于此，被史官所记，就流传至今。现在推想一下，既然偷袭荆州是孙权、吕蒙的既定方针，难道说关羽不取粮食，孙权就不进兵了？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如何，只要荆州没有合适的人驻守，孙权、吕蒙都会把偷袭进行到底的。况且窃取军粮这事是不是关羽干的还两可，当时关羽远在樊城一带围攻曹仁，而于禁3万降卒全在江陵，而湘关远在零陵一带，究竟是确有其事，或者是江陵太守糜芳所为，现在无从考证，但根据地域以及当时关羽始终对东吴的防范来看，关羽亲自命令去取湘关的粮食的可能性并不大。

　　荆州的丢失，后世多认为是关羽“大意”所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羽轻视接替吕蒙职务的陆逊，还有一个是抽调后方的部队北上。其实这并不是荆州丢失的根本原因，首先，当时陆逊初出茅庐，不为人所知，关羽不把他放在心上倒有可能，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东吴的防范；其次抽军北上，主要是因为围攻樊城的兵力不足，而当时正值关羽破城的关键时期，调动部队加入主战场是应该的，而且江陵、公安的留守部队仍有相当实力，如果傅士仁、糜芳等不投降孙权的话，固守待援是不成问题的，而关羽也完全可以从容回军接应，即使作战失利，最起码退而入蜀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从这两点看，“大意失荆州”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关羽从包围樊城到兵败被杀，前后时间长达4个月，在这期间，蜀中的刘备、诸葛亮居然不闻不问，既没有从汉中出兵予以配合，也没有出兵东进荆州，填补关羽后方的空虚，威慑孙权，使其不敢妄动，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某种角度讲，刘备、诸葛亮在成都地区的歌舞升平所犯的错误远比荆州关羽所犯的错误要重大的多。

　　关羽丢失荆州的主观原因就是用人不当，客观原因是刘备、诸葛亮在战略配合上的严重失策和孙权方面的目光短浅、背信弃义。在诸葛亮率军入蜀后，张飞、赵云等战将以及马良等谋臣全被带去，关羽的手下武不过关平，文不过赵累，只能用糜芳、傅士仁等防守要地，特别是这个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安汉将军糜竺的亲弟弟，当年糜竺在刘备患难的时候跟随刘备，还把妹妹嫁给了刘备，刘备感念前情，始终对糜竺兄弟很好，封糜竺为安汉将军，糜芳为南郡太守。关羽碍于这层关系，尽管平素对糜芳有所不满，但也只不过口头说说，不能把糜芳怎么样，在出征后，也只能把防守江陵的重任交给他这个太守，而且关羽也没想到糜芳这个刘备的亲戚，受恩宠多年的重臣会这么轻易就降了孙权。正是由于糜芳的不战而降，拱手让出了江陵要地，才使关羽陷于进退无路、四面是敌的困境。为此，他的哥哥糜竺还自绑双手，向刘备请罪，尽管刘备并没有责怪糜竺，但是糜竺还是一年后因羞愧压抑病死。可以说，糜芳这个败类的所作所为，不仅杀害了关羽，还间接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糜竺。

　　关羽的败亡，孙权的偷袭，使孙刘联盟彻底破裂，两家因此也丧失了同曹操对抗的根本，某种角度上讲，这是继赤壁大战之后三国局势发展的又一个转折点。

　　旧时王谢：怎一个酷字了得

　　“酷”这个字虽然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但酷的人和酷的事可不是近几年才有的，在古代，这样的人和事绝不在少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晋时期的王、谢家族，而王、谢家族中最酷的代表人物当数王徽之和谢道韫。

　　旧时王谢：怎一个酷字了得

　　中国历史的天窗“酷”这个字虽然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但酷的人和酷的事可不是近几年才有的，在古代，这样的人和事绝不在少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晋时期的王、谢家族，而王、谢家族中最酷的代表人物当数王徽之和谢道韫。

　　用“酷”这词来形容王徽之简直是再妥帖不过的了。换句话说，王徽之的所作所为完全配的上“酷”这个词的本真含义。

　　举个最著名的例子：“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

　　王子猷就是王徽之，他弃官隐居在绍兴，一天晚上突降大雪，他睡醒后，看到月色清朗，便命人斟酒，起身歌咏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念起了隐士戴逵。此时戴逵住在剡溪，王徽之便连夜乘小船到他那里去，一直行了一夜才到。到了门口，他却不进去了，要回去。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的，现在兴致以尽，何必再见戴逵呢？”这就是著名的“夜雪访戴”的故事。

　　这一个小故事里王徽之的种种举动怎一个“酷”字了得！一是够浪漫，见到瑞雪、皎月，当即诗兴顿起，酒意豪生，情义忽念。二是够干脆，想到就做，兴尽就算，正所谓“大丈夫行事，当如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三是够舍得，古时候又没有什么高效能的取暖设备，在小船上坐一夜，天又下着雪，这罪也够受的。按说就单为了对的起自己这一宿的折腾，也得见见这位戴逵不是，人家王徽之偏不，也不管什么辛苦不辛苦，白费不白费，原路返回。真是够狠。

　　有评论家在这个故事里还看到了禅意，笔者认识浅陋，没看那么深，只是觉着这人有趣，事儿有意思，似乎还只能意会，于是只好用“酷”来形容，谁让这个词的含义也只能意会呢。

　　现在某些年轻人眼里，时不时弄出点让人瞪大眼睛的装扮和举动来就是超酷、巨酷、酷毙了，其实要是跟王徽之比起来，只能说是巨嫩。两者的差别就如同打油诗和王昌龄七绝的差距。

　　那么，王徽之的“酷”酷在何处呢？

　　酷在出身

　　说王徽之真酷也罢，装酷也好，反正人家是有资本酷一酷的。谁都知道一个贵族的诞生需要经过几代的积淀，从根儿上倒倒王徽之的出身，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底气了：王徽之的家族琅琊王氏，至少从汉代开始就是有名的官宦世家。世祖王吉，曾为汉谏议大夫；太祖王览，西晋官至光禄大夫；曾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祖父王旷曾任丹阳和淮南太守，颇有见识。“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可见他对东晋王朝的贡献。后来辅佐司马睿、掌握东晋朝中大权的是王旷的哥哥王导和王敦。王导位至丞相。王敦原是晋武帝司马炎的驸马，位至中书监、广武将军，元帝时为大将军、扬州刺史，掌握兵权。由于王导、王敦的显赫地位，王氏家族在当时成为了最有权势的特等士族，甚至司马氏的政旧时王、谢：怎一个酷字了得权也要依赖王氏的支撑才得以巩固，时称“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徽之家族的政治地位，搁谁身上谁不都得整天“昂首大笑出门去”不是？更何况王徽之还有个最值得他骄傲的父亲——鼎鼎大名的书法家王羲之。

　　关于王羲之就不必详加描述了，他在中国书法艺术史及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绝对是举足轻重。《晋书》上说的好：“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习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连大书法家张芝、钟繇跟他比起来都成了“区区之类”了，可见王羲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简直都快被神化了。

　　自幼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中，又有这么一个圣人爹爹，就算王徽之是个酒囊饭袋，谁见着他不也得叫一声“王公子”不是？

　　酷在随意

　　可王徽之偏偏不在乎自己的显赫出身，“卓荦不羁”，甚至以背离自己的阶级为乐事。《世说新语》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桓冲是王徽之的顶头上司，给他作参军，本该好好表现才是，王徽之却不拿桓冲当回事，倒叫桓冲来求自己好好工作，而且给他来个“顾左右而言它”，让桓冲讨了个没趣。

　　关于王徽之对以桓冲为代表的官高权重之士的不以为然，下面这个场景更酷了：“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管有几马？’答曰：‘不知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给人家作参军，却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部门；问他管多少马，理直气壮地说不知道数；问他最近死了多少马，他更绝了，干脆给桓冲来了句孔圣人的明言。哪位自以为酷的现代人，可以问问自己，敢这么跟自己的老板说话吗？

　　光嘴上不服还不算，有一次，他随桓冲出行，遇上暴雨，王徽之忙下马，挤进了上司桓冲的车里，口中还振振有辞：“你有车，怎么能独享呢？”现代人谁敢随便往老板的高级卧车里钻啊。奇怪的是桓冲居然就一次次地容忍了他，给了他下一次羞辱自己的机会，真不知是谁更酷了。

　　《晋书》称王徽之“雅性放诞，好声色，尝夜与弟献之共读高士传赞，献之赏井丹高洁，徽之曰：‘未若长卿慢世也。’其慠若此。时人皆钦其才而秽其行”。“长卿”就是西汉的辞赋家司马相如，王徽之深为佩服他的傲视世俗。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去做的，“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以至于当时的世俗之士都看不惯他的言行。

　　酷在内在

　　王徽之敢屡次在上司面前耍酷，一方面是对权贵的根本不在乎，另一方面是肚子里真有“货”，所谓“恃才放旷”，不怕你能拿我怎么着。

　　王徽之自幼生活条件好，却没有把自己骄纵成一个饭桶。对于纨绔子弟来说，好家境是挥霍生命的资本；但对于王徽之来说，这一切是他成长的沃土。耳濡目染的家庭熏陶，自然形成了他广博的见识、过人的才情以及赏鉴能力，这自非普通家庭的孩子所能企及的。况且，王氏家族掌控政权，地位显赫，但家族门风却不是荒淫无度，奢侈糜烂。在魏晋社会风尚的背景下，他们为了维护一等士族的尊严，奉行儒家名教，重孝重礼，用儒家道德标准来品评文士等级，严格约束门下子弟。王导曾上书晋元帝，请求即使在战乱中也要重视教育，用儒家孝悌之义为立国之本：“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

　　对王徽之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尊崇儒家，王氏家族为了表现自己的名士风范，对于玄学、佛学、道家也多有涉猎。他们的研究也并不是为了装样子，而确实有着很深的领悟和造诣。他们因此喜好山水，崇尚自然，心胸自然开阔。讲求宠辱不惊、喜忧不形于色的态度，特别是结合了老庄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儒家的“敏于事讷于言”，出现了一批仪容潇洒、放旷率真、才艺双全的名士。王导之子王恬，文才、棋艺高超；王洽，以诗闻名，书法亦佳；王珣，更是书艺高妙，与王羲之齐名……等等众人，成为东晋士族文化的代表。

　　王氏家族子弟的出众，是以王氏政治地位为保障，维持了一个一贯的优越的生存环境。特别是王羲之博学多才，书艺高拔，家教严紧，因此，尽管东晋社会混乱，政治复杂，但王氏子弟却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和高雅的文化环境中，享受着完备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王徽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逐渐长大成熟。

　　酷在时代

　　王徽之个体的酷，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魏晋时期，政治上极为混乱不堪，连年征战，朝代屡屡更迭。然而这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极富智慧和热情的时代。这之前的汉代，思想统一，人性也就显得质朴；这之后的唐代，思想上受儒释道三教的支配，人的个性上显得过于成熟。只有魏晋时期，是思想上大解放，精神上大自由的时代，也是创造力勃发的时代。

　　周必大说：“晋人风度不凡”。这风度可以理解为一种美，一种独特的美，一种其他朝代的人们所不具备的美。

　　著名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篇文章里，将晋人的美阐释得淋漓尽致。

　　他认为，魏晋人在生活上和人格上呈现的是一种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精神，摆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一般的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念而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桓温曾问殷：“卿何如我？”殷浩的回答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是响亮的发现和肯定自我价值的声音。

　　晋人对山水之美有着由衷的热爱。顾恺之对山水美有着这样的描述：“千岩竞秀，王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后世的山水画境界竟然基本都包括在这几句话中了。而且，晋人对山水美的欣赏是由实入虚，即虚即实，进入一种玄妙的境界。宗炳曾把所游玩过的山水画下来，挂在屋里，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能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从而可以达到表里澄澈，一片空明的美的境界中。以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能够达到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灵境。

　　宗白华还指出魏晋时流行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认为魏晋时人的精神是一种上升到哲学的精神，最为解放和自由。他举了王羲之的《兰亭诗》为例：“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大哉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的这首诗就很能代表晋人的纯净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