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全集

第六节 英武卓识的康熙帝

　　小孩子也能成为政治家

如今当你听到某某人30岁就已成为正处级干部，会禁不住啧啧称羡。但是，政治素质的区分真的只能以年龄为标杆吗？15岁的玄烨既无生活历练又乏政治经验，却能在轻描淡写间摆平足以难倒任何一个政治大师的难题。

1661年，康熙帝即位后，由于年仅7岁，自然不能够亲自处理国家大政。本来，按照大清国的传统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一两位宗室亲王摄理，但由于顺治帝时多尔衮擅权构成了对皇权的极大威胁，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再度发生，孝庄文皇太后乃决定不用旧制，而是改由更多的异姓大臣来共同辅政，确立了四辅臣制。这样，在同多尔衮斗争中有功的元老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便出来共同辅政。四大臣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共同辅佐幼帝，最初几年尚相安无事，然而随着四辅臣内部势力的增长变化，本来排在四辅臣末尾的鳌拜的势力日益增长扩大，致使四辅臣之间的权力制衡被打破。鳌拜是个权力欲最为强烈的人，逐渐地由恃功自傲走向了欺君弄权。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六月，索尼去世。康熙帝鉴于四大臣辅政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反而成为鳌拜专权的工具，便上奏祖母，请求亲政。祖母理解孙儿现在的处境，自然应允。康熙帝乃于七月七日，举行亲政大典。然而，康熙帝名义上虽然亲政，但鳌拜却仍然继续掌握着批理章疏的大权，并迫害死了苏克萨哈，使遏必隆亦依附于自己，他甚至对康熙帝有不轨的企图。有一次，鳌拜故意装病不朝，康熙帝亲自到他家里问候，在他的寝室里发现炕席上放了一把短刀。按照规定，臣属面见皇帝，身边不许携带任何兵器，否则即以图谋不轨论处，鳌拜根本就没把康熙帝放在眼里，毫无顾忌地把兵器放在身边。康熙帝装作并不介意，一边笑着，一边从容地说道：“刀不离身，只是满洲的故俗罢了，不必大惊小怪。”慰劳了几句，便回宫去了。

鳌拜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康熙帝极大的忧虑。康熙帝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鳌拜身为辅臣，辄行皇帝之权威。对于康熙帝来说，鳌拜已到了不能不除的时候了。但鳌拜根深叶茂，亲信党羽遍布朝廷，控制了许多重要部门和中枢要害，如强行拘捕，可能反会遭致不测，所以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主意拿定后，康熙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稳住鳌拜。表面上康熙帝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特别是在有鳌拜及其死党聚集或参与的场合，便叹以人生几何、江山粪土，表示自己无心恋政。其次是培养一支自己信得过的侍卫队。满洲人有一种唤作“布库”（布库系满语，意为摔跤手）的摔跤游戏，康熙帝以玩耍为名，从皇帝直属的满洲上三旗贵族子弟当中，挑选了几十名身强力壮的少年，组成了善扑营，练习“布库”之术。善扑营既是准备用于擒拿鳌拜的格斗队，又是保卫康熙帝的侍卫队。鳌拜果真以为这都是小孩子们在闹着玩儿，就没往心里去。康熙帝通过和这些少年们一起嬉戏，摔跤踢打，不但武功有了长进，而且也和这些少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这些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少年们均成为擒拿格斗的好手。康熙帝又以寻找棋友为名，将自己信得过的很有组织能力并擅长于角扑之术的索额图（索尼之子，康熙帝皇后的叔叔）由吏部右侍郎调任为一等侍卫，放在自己身边，实际上是掌管善扑营，为执行擒拿鳌拜的任务做准备。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康熙帝亲自擒拿鳌拜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正式行动之前，康熙帝即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削弱他在京城的势力。全部部署完毕后，十六日的早晨，康熙帝集合了担任此次擒拿任务的善扑营全体队员，亲自做了战前动员。他用激昂的语调问这些少年伙伴们：“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的好朋友，你们是敬服我呢，还是敬服鳌拜？”这些少年伙伴们齐声回答：“只敬服皇上一人！”见此，康熙帝大声宣布：“好！我今天就交给大家一个任务：捉鳌拜！”接着，康熙帝向小伙伴们宣布了鳌拜的罪行，又向小伙伴们做了具体的布置，将他们隐藏在进宫大门的两厢。安排好了以后，康熙帝派人去请鳌拜进宫。鳌拜不知是计，一点戒心也没有，大摇大摆地来了。看到鳌拜仍然如此横行，康熙帝不禁怒火上冲，大声地喝道：“来人！把这个逆臣给我拿下！”顿时冲出一群少年，把鳌拜团团围住，有的扭胳膊，有的拧大腿，有的搂脖子，有的抱后腰。鳌拜初时还以为这是在跟他开玩笑，待发觉情形不对之后，自恃勇猛，奋勇顽抗。无奈这些少年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又多，自己已经年老力衰，挣扎了一会儿，就难以支持了，被这些少年们七手八脚地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康熙帝见鳌拜已经被拿住，便下令将他投入大牢，并马上升朝，宣布已经逮捕鳌拜，命令大臣们调查他的罪行，紧接着将鳌拜的党羽们也一个个地捕捉起来。

鉴于鳌拜所犯的罪行，康熙帝原拟将他革职处斩。在康熙帝亲自提审鳌拜时，鳌拜为求一活路，当着康熙帝的面脱下衣服，只见身上伤痕累累，那是他以往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时留下来的。康熙帝见此亦感恻然，又考虑到鳌拜自清太宗以来一直为国家建立功勋，便赦免了他的死刑，改为终身软禁。康熙帝收回了辅政大臣批阅章疏之权，此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皆出自于他本人之手，而从无代书之人。这翻天覆地之举，竟出自于一个15岁的少年之手，表明康熙帝在政治上早熟，初步地显示了他的才华。

平生最大的一次冒险

就像做生意一样，一个天大的机会砸在你面前，干不干？不干，会错失良机，难有大的起色；干，弄不好会赔个底朝天，但也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这就是冒险，你得有接受这两种结果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保守的做法。康熙偏不，在大臣的一片反对声中，少年皇帝冒了平生最大一次险，结果，他赢了。

所谓“三藩”，是指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三藩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大，他十分骄横，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自派官吏，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直接威胁到清朝的统治。为此，康熙不得不考虑撤藩的问题。

在正式撤藩之前，康熙已开始逐步削减“三藩”权势，限制其不法行为。而三藩对此也有察觉，吴三桂和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已经袭爵位）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假意奏请上交藩王印信，以试探朝廷的意向。康熙立刻召集会议研究撤藩。大臣们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不撤藩，另一种认为应该撤藩，反对撤藩的意见占了上风。康熙却认为，三藩手握重兵，财政自成体系，特别是吴三桂拥兵自重，若不早除，必酿成无穷后患。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康熙决定撤藩，并将三藩全部撤往山海关外。

吴三桂接到撤藩谕令，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自负劳苦功高，而且又有军队，上这个折子本来就是试探康熙的口气，心里认为康熙必然不会同意。不料康熙这个年轻的皇帝却决意撤藩，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将付诸流水，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于是决意造反。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命令麾下官兵蓄发易服，发动叛乱。

吴三桂举兵叛乱后，闽、粤两藩也蠢蠢欲动，各地的吴氏党羽纷纷响应，各地告急文书频频传至北京。

康熙分析局势后认为：吴三桂是三藩的首领，消灭了吴三桂，其余乱党不攻自破。因此他采取了分化诱降、各个击破的方针。他先召回闽粤撤藩使，对耿、尚两藩暂行安抚，拆散他们与吴三桂的联盟，而对吴三桂采取重点打击的战略。康熙先派都统巴尔布等率3000精骑由荆州驰驻常德；都统珠满率兵3000由武昌进驻岳州，扼住湖广的咽喉要道；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四川，形成了对吴三桂的包围；都督尼雅翰、赫叶、席布根特等率兵分往西安、汉中、安庆、兖州、郧阳、汝宁、南昌等要地，以保关中和中原后方的安全；诸路兵马均听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节制。第二年又特派刑部尚书莫洛进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便宜行事，巡抚、提督以下地方文武悉听节制。

战争初期，吴军气势汹汹，一些清军将领贪生怕死，长沙、岳州、衡州等要地先后失陷，吴军直抵湖北、四川，迫使瓦尔喀退守广元，勒尔锦和珠满困守荆州、武昌，都无力反击。吴三桂一面猛攻川楚，一面通过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康熙，要求划江而治，被康熙断然拒绝。吴三桂议和不成，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自挂帅，从长沙进江西，连续攻克30多座城池；另一路由悍将王屏藩督率，由四川进陕西，接应吴三桂养子王辅臣的叛军，攻克平凉、兰州、延安、绥德等地，一时间京师人心震动，吴三桂气焰嚣张，扬言进攻北京。

王辅臣本来是忠于康熙的，他的叛变使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应对恶化的局面，康熙传谕总督哈占，要他保护好王辅臣的妻儿家产，又派王辅臣儿子王继贞携诏前往劝说，表示“往事一概不究”，只要及时回头，便可官复原职。六月，王辅臣兵败投降；王屏藩部也节节败退，逃回四川，陕甘全境告平。

西线战场传来捷报的同时，清军与吴军在湘、鄂、赣一带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清军平定闽粤，耿精忠、尚之信先后投降，湘鄂一带吴军已成孤军。吴三桂怕部下解体，赶忙在衡阳草草修建了庐舍当宫殿。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即位称帝，国号为“大周”。此举使他的政治处境更加不利，前线清军攻势日益猛烈。是年八月，吴三桂急病交加，死在衡州。

吴三桂死后，“皇太孙”吴世瑶即位，这时的吴军已兵无斗志，一路溃退云贵。为了加快平叛进程，康熙下令：胁从叛乱，缴械投降者，宽大处理；反正立功者，将功折罪，论功行赏。这项决定从政治上瓦解了叛军士气，除少数顽固分子坚持与清军决战以外，大多数叛军接战即降。短短1年多的时间，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很快落入清军之手。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吴氏叛军彻底被平灭。

康熙从开始削藩直到吴三桂败亡，历时8年。在这场平叛战争中，康熙显示出超凡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指挥才华。他坚持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始终把矛头指向吴三桂，对耿、尚二藩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分化瓦解三藩联盟，各个击破。这次关系大清江山安危的斗争，康熙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有学问的皇帝不少，但像康熙这么有学问的皇帝不多。他不仅精通满汉文化，而且难得地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放在今天，康熙绝对是个文理兼备、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赢得博导、院士之类的头衔应该不难。

在康熙皇帝发奋学习的早期阶段，经筵日讲是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与日讲的主要内容是被尊为经典的几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代替的一些历史著作。其中儒家经典如“五经”、“四书”，基本上都是成书于封建社会前期。由于这些书籍的作者或传授者都是儒家阵营中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阐发的治世思想，对于封建君主施政，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正是因此，封建统治者经过长期的选择，将其确定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宋朝以后，又将之作为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至于有关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著作，则更为封建君主临政治国所必需。因而，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之加以重视并将之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封建君主即曾通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并将之用于实际政治而取得了成功并成为千古称颂的明君，可见，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对于帝王自我教育和世道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康熙皇帝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经筵日讲对其本人思想及康熙朝政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对其本人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二是为其巩固统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三是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到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努力博习经史以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康熙皇帝还积极学习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些活动，不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使得康熙皇帝的政治成就大大超出了他的同行先辈，而且使其在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亲政之初，康熙皇帝即已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康熙初年，清朝政坛上曾经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历法之争。明朝以来，由于长期袭用13世纪下半叶郭守敬制定的《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交食不验时有发生，节气推算也常常发生差错。为此，崇祯年间，崇祯皇帝采纳大学士徐光启建议，聘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主持改进历法并修成《崇祯历书》137卷，但是此历未及推行，明朝即已灭亡。清朝入关以后，顺治二年，摄政王多尔衮遂将此历改名《时宪历》，颁行于世。同时，还将历局与钦天监合并，任用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并谕“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对于汤若望更是宠信有加，尊为玛法（满语爷爷）而不名。利用顺治皇帝的信任，汤若望等积极传教，不长时间，教徒激增，影响迅速扩大，从而引起了正统封建儒生的不满。顺治皇帝去世后，四辅政大臣掌权，对于顺治时期的各项政策多所更动，藉此机会，康熙三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对汤若望所编新历加以非难和指责。为此，四辅政大臣将汤若望逮捕下狱，改以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吴明隽为监副，废除时宪历，改行新历法。然而，由于杨光先无知不学，历法推算连年出错，甚至还出现了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的笑话，并因此而受到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的批评和攻击。此时康熙皇帝已经亲政，为了弄清是非，康熙七年十二月，康熙皇帝与议政王大臣等差大学士图海等会同监正马祜督同测验立春、雨水、太阳、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隽所称，逐款不合。康熙皇帝遂下令将杨光先、吴明隽革职，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复用时宪历。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康熙皇帝感到，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也必须通晓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统治全国。”后来，他对大臣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致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测睹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亲政之后不久，康熙皇帝开始学习自然科学。

数学是天文历算的基础和工具，为了使自己在天文历算上成为内行，康熙皇帝首先刻苦学习数学。中国古代的数学计算一直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自宋元以后，由于统治者不加重视，科学不但发展十分缓慢，而且不少原已发明的计算方法也湮没失传。与之相反，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各国数学知识迅速发展，后来居上。有鉴于此，康熙皇帝遂以供奉内廷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安多为师，学习数学。当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经筵日讲，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任务已经十分沉重，但是，为了掌握数学知识，三藩之叛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康熙皇帝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把完成计划内的学业以外的时间完全用于研究数学，以浓厚的兴趣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这项研究工作。在这两年中，康熙皇帝了解了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学习到了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后来虽因三藩之叛爆发，迫使康熙皇帝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习，但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知识十分浓厚的兴趣，康熙皇帝“一有空闲时间就练习已经学过的知识”。三藩叛乱平定之后，清朝统治日益巩固，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因为紧急政务相对减少，康熙皇帝比以前更加热心地学习西洋科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南怀仁、安多之外，他又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白晋、苏霖等请入宫中，讲解天文历算以及与之有关的《欧几里德原理》与阿基米德几何学。为了消除语言障碍，康熙皇帝还为他们专门配备满、汉教师，辅导他们学习满汉文字。为了使讲课收到满意的效果，还下令内廷官员将他们进讲内容整理成稿，由传教士在进讲时口授文稿内容。在进讲过程中，康熙皇帝态度认真，不但聚精会神地听讲，不懂就问，而且还于课后认真复习。法国传教士白晋于《康熙皇帝》一书中，曾经记载康熙皇帝认真学习的详细情景：

“康熙皇帝传旨，每天早上由上驷院备马接我们进宫，傍晚送我们返回寓所。还指派两位擅长满语和汉语的内廷官员协助我们准备进讲的文稿，并令书法家把草稿誊写清楚。皇上旨谕我们每天进宫口授文稿内容。皇上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对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问题，就这样整整几小时和我们在一起学习，然后把文稿留在身边，在内室里反复阅读。同时，皇上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用法，复习欧几里德的主要定律，并努力记住其推理过程。这样学习了五六个月，康熙皇帝精通了几何学原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一看到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有一天皇上说，他打算把这些定律从头至尾阅读12遍以上。我们用满语把这些原理写出来，并在草稿中补充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著作中的必要而有价值的定律和图形。除上述课外，康熙皇帝还掌握了比例规的全部操作法、主要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及算术的应用法。”

“康熙皇帝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切注意而且细心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尽管这些原理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进讲时，也不够注意礼节，但皇上从不感到厌烦。最初，我们解释的某些证明，皇上还不能理解，这可能是由于证明题本身确实难懂，更确切说，也许是由于我们不能灵活地运用适当的词汇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论什么原因，一碰到这类证明题，皇上总是不辞辛苦地时而向这个传教士，时而向那个传教士再三垂问题解。遗憾的是我们往往不能像我们想的那样使皇上把这些问题理解十分透彻。在这种情况下，皇上就要求我们改日再做解释。当时他约束自己专心致志地听我们讲课的情形，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有一天，皇上在谈到他自己时，曾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谈到刻苦学习的问题时，他说对于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他从不感到苦恼，并颇有感触地追述，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学习规定的一切知识。”

“康熙皇帝充分领会了几何学原理之后，还希望用满语起草一本包括全部理论的几何学问题集，并以讲解原理时所用的方法，进讲应用几何学。同时，皇上旨谕安多神甫用汉语起草一本算术和几何计算问题集，它该是西洋和中国书籍中内容最丰富的。”

“皇上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已感到最大的乐趣。因此，他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两三个小时。此外，在内室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皇上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数学。由于这位皇帝特别厌烦委靡不振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所以即使工作到深夜，次日清晨也一定起得很早。因此，尽管我们经常注意要早进宫谒见圣上，但仍有好几次在我们动身之前，皇上就已传旨令我们进宫。有时只是为了让我们审阅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做的算题。因为每当学习到几何学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时，皇上总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并练习数学仪器的操作。由此可见，康熙皇帝为了独立解决与我们以往讲过的相类似的问题，曾经做出何等努力，实在令人钦佩之至。”

随着康熙皇帝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日渐深入，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如兵器制造、地图测绘、医学、农学等也都产业了广泛的兴趣。为此，他多次表示欢迎懂科学的西方传教士前来中国。在他的授意下，康熙二十一年，南怀仁在致西欧耶稣会教士的一封信中呼吁道：“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重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教士，中国无不欢迎。”在康熙皇帝的招徕下，洪若翰、白晋、张诚、苏霖同时来华，供奉内廷。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又以法国传教士白晋为使，回欧招聘教士。于是，康熙三十八年，又有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人来华。即使在清朝政府因教规问题和罗马教皇严重对峙期间，康熙皇帝也没有放松争取西方科学人士来华的努力，并先后授意西方传教士沙国安、德里格、马国贤等致书罗马教皇，要他“选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力”。在此同时，康熙皇帝则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试验之中。据白晋、张诚等法国传教士所见，康熙皇帝出巡，经常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朝臣们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用大型子午仪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或是感兴趣的两个地点的距离。对于和民生攸关的农学，他也极感兴趣并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亲自培育过御稻米和白粟米两种优良品种。其中御稻米不仅气香味腴，而且生长期短，北方也能种植，南方则可以连收两季。他还做过南北作物移植的试验，北京丰泽园、热河避暑山庄种有南方的修竹、关外的人参，山庄的千林岛遍植东北的樱额（沙果），每到夏天，硕果累累。对于医学，他也极有兴趣，为了学习有关知识并进行研究，他在宫中专门建立化验室，从事医学的研究。对于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他还极力加以推广。如他发现点种牛痘，对于防治天花极为有效，即在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积极推广。“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但是由于他“坚意为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还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谕令西方传教士巴多明将《人体解剖学》一书以满汉两种文字译出。至于兴修水利、兵器制造、地图测绘等项知识因为和巩固统治关系极为密切，更为他所十分关心，如对治理黄河，他不但于“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而且还乘六次南巡之机，实地视察河工，同时又广咨舆情，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治理黄河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从而改变了黄河连年溃决的现状，出现了40年的安然局面，对于地理测量，他的态度也十分积极，每次巡幸或者出征，他都注意携带仪器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他又组织一批中西学者对全国进行实测，编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此同时，他也极为重视军事科技的发展，三藩叛乱期间，他曾命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研制改制火炮，并亲至卢沟桥阅视新炮的实弹演习。三藩叛乱平定后，他仍对之表示重视并下令继续铸造，分别配备于全国各战略要地。由于长期坚持钻研自然科学，在其中一些领域中，他还颇有发现。如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他根据实测结果认定据西洋新历推算本月初一日食时刻略有失误。并怀疑可能是“算者有误，将零数去之太多”。康熙五十年，他又根据实测发现当年夏至是在“午初三刻九分”，而不像西洋历推算的“午初三刻”。总之，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始终不衰，学习自然科学成了康熙皇帝终身爱好的事业。

作为康熙皇帝终生爱好的一项事业，和经筵日讲一样，学习自然科学也对康熙朝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通过学习，康熙皇帝使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成为内行，取得了主动权，从而在各种政策决策以至具体事务处理中都比较容易分清是非，接近实际，避免或少走了不少弯路，即以黄河治理而言，清朝初年“决溢之灾无岁不告”，河患成了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虽然国家每次拨出大量金银修治，但都收效甚微。所以如此，最高统治者对治河规律盲然无知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皇帝集中精力研究河务，他一方面博考前代文献，另一方面又多次前往视察，其中关键环节并亲自动手测量，与此同时，还屡集廷议，综观全局，从而在治河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其次，康熙皇帝重视自然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士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帝王大多只重视政治军事和思想，只研究治人，不研究治物；只研究驾驭人类，不研究征服自然。受此影响，封建士人皆以为儒家经典无所不包，兼以“就易畏难，以功名仕宦为重”，从而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康熙皇帝却以帝王之尊对自然科学表示重视，努力学习，积极推广，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士人投入数学、天文学、医学、水利、工艺等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他们有的努力发掘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有的刻意创新，不但大大缩小了中西科技之间的差距，同时，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

清朝前期的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这四位皇帝有一个共同特点：既调明世事，又勤于政务，而康熙皇帝又多了一条作风踏实、不慕虚名。能够在一片马屁与颂歌当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这一点来说就称得上伟大。

康熙皇帝御门听政始于康熙六年七月亲政之日，自此之后，每日辨色而起，未明求衣，逐日视朝，一直坚持几十年之久。因为康熙皇帝视朝过早，各级官员为了不迟到，必须于“三四鼓趋赴朝会”，因而平定三藩之后，一个低级官吏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代表广大官员上书康熙皇帝，指出“自古人君，从未尝每日亲御听政，即定期视朝，亦未有甚早者”。为此，他建议视朝时间改在辰时，视朝时，只令“满汉正左轮流”，“其余无事官员及闲散衙门官员，停其每日上朝，照旧一月三次上朝”。考虑到广大官员的实际困难，康熙皇帝将御门听政时间推迟到辰时，朝见官员也相应减少到有关官员，但是他自己却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后来，出于对康熙皇帝身体的爱护和关心，康熙二十三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时，又先后有许多臣下上疏，要求康熙皇帝不必逐日御门听政。如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卫执蒲上书康熙皇帝，奏请“御门听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为期”。康熙二十九年十月，户科给事中何金蔺上书康熙皇帝，“请定御门之期，或三日，或五日”。“日烦临御，臣谊难安。”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大学士等奏请“每日奏章，交送内阁，皇上隔三、四日御门一次，听理引见人员与绿头牌启奏诸事”。对于广大臣工的一番美意，康熙皇帝表示感谢，但是考虑到自己身为帝王，应该“先人而忧，后人而乐”、“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而不予接受。由于长期御门听政，形成了固定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如不御门听政，他就觉得不安。如康熙三十二年时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即使是在生病期间，他也坚持御门听政，偶因病重，不能临御乾清门听政，他也因为“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而谕令臣下进奏乾清宫。他还表示：“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罔间之道，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亦深眷念。”康熙三十四年冬，在他生病期间，大学士伊桑阿等奏请“暂停御乾清门听政”时，他又表示“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你诸大臣面奏政事，朕意甚快，体中亦佳，今灼艾视前已愈，国政紧要，朕仍照常御门听政”。在逐日听政的同时，康熙皇帝还极为注意提高听政的效率和质量，极力避免形式主义。在他看来，听政主要内容是君臣共同处理国家事务，因而在视朝时，十分重视臣下的意见，多次表示他自己“从来不惮改过，惟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纳之”。因此，他要求奏事官员“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伤，朕焉有因议事而加罪者乎”？对于一些官员“不以所见直陈，一切附会，迎合朕意”则加以批评。即使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时时将“天下大事，经营筹划于胸中”，以便御门听政时能正确处理。御门听政之外，阅览处理各地各衙门所上奏章也是一重要的政务活动。一般情况下，每日奏章不下百十来本。这些奏章，例由内阁大学士先行览讫，并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呈送康熙皇帝，由他最后决定。对此，康熙皇帝不是不负责任地不看奏章内容便在内阁所拟票签上打勾画圈，而是将所有奏章通通详加阅览，不遗一字，“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在此同时，还对内阁票拟，详加审核，以定可否。即使在病中，也坚持不辍。如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康熙皇帝身体违和，移居瀛台养病，仍令“部院各衙门奏章，俱交内阁转奏”。当年十月，康熙皇帝患病期间，也“日理奏章，未尝废事”。有时，康熙皇帝外出巡幸，批阅奏章便成了他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因而，一般情况下，他下令京中奏章三日一达御前，有时，还下令两日一送。奏章一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如果递本人员迟延时日，还严加处分。如康熙二十三年春，康熙皇帝视察畿甸，因为当时“户、刑二部启奏之事最为繁冗，皆钱粮刑名所关，若一时不加详阅，恐有遗误”，因而他下令改变前此三日一送而为两日一送。当年十月，康熙皇帝东巡曲阜途中，京中奏章至时未至，康熙皇帝异常焦急，深夜不眠，坐待奏章，并且下令“今日奏章，不拘时刻，一到，尔等即行呈进，朕宵兴省览”。一直等到四更时分，奏章始到，康熙皇帝立刻摊开批阅，一直到天亮方才处理完毕。康熙四十年六月，康熙皇帝巡幸塞外，因为京中本章未能按时抵达御前，康熙皇帝还特别指示派人调查原因，予以处理。巡幸回京后，为了处理在外巡幸期间积起来的待理政务，康熙皇帝更是繁忙异常。他说：“朕历年夏日避暑，九月回銮，所积四月内口外不能办理之事，日夜料理，必在岁内完结。至次年开印，又复速为办理，无致壅积。”康熙五十六年冬，康熙皇帝老境来临，大病70余日，两脚浮肿，右手不能写字，但是为了批答奏章，仍坚持用左手批阅而不假手于人。多年勤政，使他饱尝了帝王生活的甘苦与艰辛。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他特地为此向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尽掏肺腑。他说，“我自亲政以来，一切重要事务，都是亲自动手处理，从来不敢偷懒。在少壮时期，精力充沛，并不觉得劳苦，而今老境来临，精神渐减，办起事来便觉得十分疲惫不堪，批答奏章手也发颤。如想还像当年那样办事精详，则力所不及；如果草率处理，心中又非常不安。从来读书人议论历代帝王，多加指责他们的过失，批评他们安享富贵，耽于逸乐，我多年披阅史籍，对历代帝王为人行事也颇留心，觉得做一个国君极为不易。不说别人，即以我而言，在位60年，昼夜勤政，即使铁打的身子，也要拖垮，何况血肉之躯。现在在朝供职的年老大臣，年岁大约和我不相上下。在衙门办事，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回家安息，有病还可以告假，有的人还无病装病，他的同僚和属员决不会强迫他继续上班。往年考试武进士，左都御史赵申乔竟然在考场上打瞌睡，侍卫们几次把他唤醒。有我在场尚且如此，在自己衙门办公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天下大小事务，都是由我一人处理，无可推诿，如果把重要事务交人办理，则断然不可。因此，我昼夜劳累，须发皆白。虽然如此，也不敢偷懒，从早至晚，没有一点空闲，真是强打精神，硬加支撑啊！我如此勤政，你们臣下却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实心效力，不但如此，说不定还有不肖之徒见我年老，精力不够，乘机徇私舞弊，这都是你们应该十分留心的。见我百般勤劳，你们只不过在口头上要我安静休养，再不就是搬弄一些颂圣套语，什么‘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这些话，如果对不读书的君主来说，也许他们爱听；我多年读书，明白事理，这些粉饰之词，60年来，听得耳朵上都起了茧子。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多办实事，少说废话，才对国家治理有所裨益。”由于长期勤政，康熙皇帝养成了反对虚夸、讲究务实的作风，对于各地上陈祥瑞，他向不热心，从来不曾将之宣付史馆。对于不事生产的僧道，康熙皇帝早年时期极为鄙薄，认为他们都是一批游手好闲之徒。他还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方术，梁武帝、唐宪宗信佛都是愚蠢的行为。后来，他对僧道的看法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也是敬而远之，从未加以提倡。因而，他在位期间，佛道势力始终没有得到发展，更未能影响中枢决策。他尤其反对无益实政的庆寿典、上尊号等。因而在他在位前期，凡逢他本人寿诞，他一般都下令停止朝贺，更不搞什么筵宴。三藩叛乱、噶尔丹叛乱平定之后，群臣想给他上尊号，他也都推给了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和嫡母孝惠章皇后。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50寿辰届期，臣下又想搞庆典、上尊号，还要进贡鞍马缎匹等物，康熙皇帝一概拒绝，他说，如果在京官员如此，地方督抚也一定会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群臣进贡万寿无疆围屏，他也只收下颂辞，而将围屏退还。在此同时，他还颁发长篇谕旨指出自己在位40多年来，“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居安思危，自己不应“以名誉称尚为荣”，而当“以海内富庶为心”。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礼部诸臣以次年恭逢康熙皇帝六旬万寿，特地会同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议上庆寿章程。康熙皇帝览奏后，又情辞恳切地向上奏群臣说了一番话。他说，“我自即位以来，一心盼望着天下太平，在历史上留一个好名声。几十年来，我夙夜勤劳，以致须发皆白，心血耗尽，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自古帝王在位时间都极为短暂，享年不永，人们往往说成是别的原因，其实这是不了解历代帝王一生何等辛勤啊！我的才能和德行本来极其普通，只是赖有祖宗荫庇，才得以在位50余年，年寿也将及60.现在为国事更加忧劳，精力愈益不支，只害怕长此下去，以致不能始终如一，使得一生勤劳，付之东流。因而兢兢业业，并没有祈求60大寿的想法，看到你们的奏章，我觉得都是不讲实际的虚言套语。我十分希望做臣下的能够清廉自持，做儿子的能够孝敬父母，兄弟之间也互相友爱，人人都读正经书籍，各自尽心于自己的职责，国家太平，人民幸福，盗贼宁息，这就是对我60寿辰的最大贺礼了。此外一切仪式，我并不喜欢。”后来，只是群臣瞒着康熙皇帝，先期召请直省官员绅士耆庶入京庆贺。造成既成事实，盛意难却，为了答谢士民好意，康熙皇帝才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招待向他祝寿的耆老。但是在内心中，对于这种行动，他却是不以为然的。除此之外，对于臣下“陈奏国家之事辄用称颂套语”，康熙皇帝也十分反感并多次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这样做“于朕躬并无裨益”，并要求他们以后“当尽删除称颂套语，将有益于朕躬之外事，速为指陈，使事务不致壅积，可以知诸臣之实心报效，而朕之病体亦得调护矣”。这种勤政务实的作风，不但使得康熙皇帝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帝王，而且也对雍正以后清朝各代帝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无比英明的决策

在可弃可取之间，康熙选择了取。如果说康熙是一位英明的皇帝的话，恢复台湾并将之纳入大清版图就是他无数个英明决策中至为耀眼的一个。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今天不言而喻，但在康熙之后的长时间里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这更显示出一个顶尖政治家能见人所未见的政治素质。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至十二月，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他亲自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但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占据东南沿海。郑成功病死于台湾后，世子郑经继承王位，依然与清廷对抗。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一心想收复台湾，但是因为“三藩”作乱，他忙于平定叛乱，所以对台湾郑氏主要采用招抚政策，但是郑经始终没有接受招抚。“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康熙皇帝开始全心收台。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所起的作用最大，一个是姚启圣，一个是施琅。

姚启圣，字熙之，一字忧庵，原为浙江会稽人，后附族入籍，隶属汉军镶红旗。康熙二年考中了举人，当了广东香山知县，不久因故被革职。“三藩”叛乱后，他投进康亲王杰书军中，屡献奇谋，康亲王很器重他，官职也从代理知县升到了布政使。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春，郑经为给清朝施加压力，以争取和谈中的有利地位，遣骁将刘国轩连败清兵，进围海澄。清廷驻守官吏对全局缺乏统一规划，遇事惊慌失措。康熙见他们“庸懦无才，职业不修”，便于五月初十将他们解职，通过康亲王荐举，破格提升姚启圣为福建总督。

姚启圣于六月初接任，认真贯彻康熙招抚郑经下属官兵民众谕旨，为争取投诚，特别注意对其家属及其亲族落实政策，并任用海上投诚人员。这一保护郑氏、团结海上投诚人员的政策，立即产生巨大效果。

姚启圣为了准备攻打台湾的武力，还整顿充实绿旗兵。过去“镇将各官，多以食粮兵刁民充伴当、书记、军牢等役，至临阵十不得七”。因此，他首先从直属总督之督标做起，革除了无用的兵员，新招募了一批生力军。康熙帝得知，予以表彰，认为此法很好，下令推广其他各省。

由于姚启圣采取有力措施，并与巡抚、提督、满洲将领、外省援军齐心合力，至康熙十七年九月，福建军事形势大为好转。九月二十日，姚启圣与将军赖塔等于漳州附近大败郑军主力，相继收复长泰、同安。此后又连败郑军于江东桥、潮沟等地，刘国轩逃回海澄。姚启圣见海澄深沟高垒，难以突然攻下，便全力开展招抚工作。他派遣漳州进士张雄赍书去厦门招抚。郑经以“海澄为厦门门户，不肯让还”。姚启圣于十月又遣泉州绅士黄志美赍书再次往厦门劝谕。郑经仍执前辞，拒不受抚。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四月，姚启圣先后接到台湾傅为霖、廖康方密禀：郑经已于本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其长子监国郑克也于三十日被绞死；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即延平王位，现在台湾岛内人心浮动，可以乘机武力收复。姚启圣根据秘报上书康熙皇帝要求发兵收复台湾。可是，姚启圣的建议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者中，竟包括闽海前线最高军事长官都统宁海将军喇哈达。而内阁学士李光地却坚决支持武力收复台湾。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他曾以在籍官蜡丸密封向康熙上平闽之策，因此深得康熙信任。他当上内阁学士后，积极推荐施琅。

施琅，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部下骁将，顺治二年十一月，随郑芝龙降清。因坚决不从郑成功抗清，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都被郑成功所杀。康熙元年，被提拔为福建水师提督。他自幼生长海上，深悉水性及郑氏情形，一贯主张以武力围剿郑氏，攻取台湾。曾经于康熙初年上书，要求武力收复台湾，但是鉴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的建议被否决，并且裁撤福建水师提督，战船也被尽数烧毁，海上投诚官兵到外省垦荒，授施琅为内大臣，编入汉军镶黄旗，留于京师。

姚启圣上任之初也曾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福建水师提督。但是因为他的长子施齐（化名工世泽）、族侄施亥都还在郑经手下当官，朝廷不太放心，所以迟迟未予任用。后经姚启圣核实施齐、施亥因“擒郑逆献厦门以报本朝”，于康熙十九年二月被杀，两家73口同时遇难。施琅这才重新得到朝廷的信任。康熙二十年七月，李光地再次推荐施琅，康熙皇帝也深感原来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难当重任，便采纳李光地的建议，以施琅替换万正色。

康熙皇帝启用施琅之后，放手使用，大力支持。施琅为了能在征剿过程中加强与皇帝的联系，题请吴启爵“随征台湾”。兵部不准。康熙特批：“爵在京不过一侍卫，有何用处？若发往福建，依施琅所请行。”施琅任内大臣10余年，深知吴启爵受皇帝信任，请他随征，无异于钦差大臣。后来吴启爵在关键时刻往来于福建与北京，呈报前线情况，传达皇帝指示，对统一台湾起了重要作用。

施琅吸取前三四年间进军台湾失利的教训，为防止总督和水师提督之间彼此掣肘，极为重视专征大权。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二月初一，施琅上《密陈专征疏》，再次要求康熙为自己颁发专征台湾之敕谕，康熙皇帝考虑到自己远在北京，对前敌的形势不熟悉，于是放权给施琅，让他总管攻台的军事作战，总督姚启圣负责管理政务，李光地负责管理钱粮后勤。这样，三个人分工明确，便于随机应变，处理各种事务。

经过几次大战，台湾军队放弃抵抗，郑克塽宣布投降。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官兵前往台湾受降。郑克塽闻讯，坐小船出鹿耳门迎接，并亲率刘国轩、冯锡范等重要文武官员，齐集海边，列队恭迎王师，然后会见于天妃宫。

施琅领兵登陆以后，禁止军兵骚扰百姓，维护社会秩序。十八日，郑克塽等剃发，施琅当众宣读皇帝赦诏。郑克塽等遥向北京叩头谢恩。从此，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与大陆重新统一。

施琅入台之后，不负康熙的期望，未对郑氏进行报复，却前往郑成功的庙宇行告祭之礼。他知道郑成功在台湾官兵心目中的地位。在台湾政权变换、人心浮动的时刻，这一举动，对于安定郑氏官兵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无疑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果。

捷报传到北京后，康熙精神异常振奋。将收到捷报那天所穿的衣物赐给施琅，并赐五律一首，写道：

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

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

上将能宦力，奇功本伐谋。

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

伏波指东汉名将马援，曾封伏波将军。康熙称赞施琅智勇双全，建立奇功，可与马援齐名，流芳百世，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爵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十二月，郑克塽等奉旨进京。康熙对原台湾的官员都给与封赏，让他们在朝中为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对郑成功子女的态度，他不但认为郑成功、郑经并非“乱臣贼子”，命将其父子灵柩归葬南安，还亲自赠送了一副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挽念郑成功收复中华故土的不朽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