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不居,全身退隐
范蠡是春秋时期越国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范蠡曾以应天顺时的理论来指导越国的政治实践,他同样用这种思想来指导个人的生活行为。越国灭吴称霸后,范蠡即乘扁舟而遁。范蠡懂得,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敌国破亡了,客观环境变化了,谋臣的价值就会自然丧失,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作威胁统治的心头祸患。这一现象不是根源于某一君主的心术,而是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运动的一条规律。能够明察天人之道、隐居一方,以避免成为下一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越王另一功臣文种的最终遭遇从反面说明了范蠡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越王勾践战败后,大夫范蠡劝谏并主动跟随越王臣事吴王。勾践在质吴数年之后,终于回到故国,勾践念念不忘亡国之耻,一心想要复仇雪恨,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使越国复兴强盛。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夫差亲率国中精兵由邗沟北上,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准备与晋国争做天下霸主,国内仅留下太子友和王子地及老弱病残者居守。于是,勾践又召范蠡问道:“你看现在可以兴兵伐吴了吧?”范蠡说:“唯君命是从!顺时成事,犹如救火,当果决疾行,唯恐不及。”勾践大悦,下令兴师伐吴。
是年六月,越军派出流放的罪人2000人,经过训练的精兵4万人,贤良6000人,军官1000余人,兵分两路,向吴国发起进攻,一路由海道迂回入淮河,切断吴王的归路;一路从陆路北上,直捣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越兵训练多年,武器精良,将士同仇敌忾,双方交战后,吴兵顿时阵势大乱,太子友身陷重围,身中数箭,倒地而死。王子地慌忙命人关紧城门,率民夫上城把守,同时派人到夫差处告急。
吴王夫差闻知越国兴师伐吴,又急又恨,但又惟恐这一凶信泄露出去会动摇他刚刚得到的霸主地位,于是暗遣使者,一如越国当年兵败椒山一样,卑词厚礼,请求勾践赦免吴国。范蠡见勾践犹豫不决,劝道:“目前还难以使吴国彻底灭亡,大王可以姑且准和,等待时机再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勾践依计而行,赦吴班师。
吴王夫差获得喘息机会,佯装“息民不戒”,表示放弃武力报复越国,实则欲师勾践故智,暗做准备,伺机东山再起。这一点越国君臣心里十分明白,采取了积极备战的方针,4年以后,即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67年),越军再次兴兵伐吴,越、吴两军在笠泽(今江苏吴江)夹江对阵。此时的吴国已非同往昔,在北上伐齐、晋战役中,损失了一部分精锐兵力,在同越国作战中,又消耗了一部分兵力,国力大大削弱。再加上吴国多年不修内政,连年灾荒,民穷财乏。结果一战即败。越军乘胜挥师,将吴都姑苏团团围住。勾践依范蠡之计,高筑营垒,围而不战,竟达三年之久。
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0年),越王勾践增调大军继续围吴。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勾践诏示军中: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生子者,归养;有疾病者,给以医药治疗。军中闻令欢声如雷,个个感奋忘死,拼死向前,军威空前强盛。这样,至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人向勾践求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赦免吴王。勾践不忍,有意准降。站在一旁的范蠡连忙劝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晚勤劳国事,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接着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罢,他击鼓传令,大张声势。吴使知求和无望,痛哭流涕而去。
不久,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嚭并派人对吴王夫差说:“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东(会稽以东的一个海中小洲)一隅之地,君临百家,作为衣食之费。”夫差对来人说:“我老了,不能再侍候大王。”他难当此辱,悔恨交加,待来人退去,哭着对左右说道:“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于是用三寸帛掩住脸面,拔剑自刎。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率兵北渡淮河,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同时纳贡于周。周元王派人赐勾践兖冕、圭璧、彤弓、孤矢,命为东方之伯。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之间,诸侯见其势大,尽皆悦服,尊越为霸,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强国。勾践兴越灭吴,报了会稽之耻。范蠡“苦身戮力”,与之“深谋二十余年”,立有汗马功劳,被尊为上将军,功成名就。
但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贪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他久随勾践,竭诚辅佐,然而在长期共处中,对勾践的为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范蠡看来,在以往的艰难日子里,勾践身处逆境,吃尽苦头,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辛勤工作,表现出英明君主的风度,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在灭吴之后的一次庆祝胜利酒会上,群臣毕贺,颂赞君臣协力,国家万福,“大悦而笑”。可是越王勾践却表现异常,时而“默默无言”,时而“面无喜色”。眼光敏锐的范蠡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料定勾践为了扩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谋成国定,也不愿意就这样返国和封赏功臣了。因此,与勾践再相处下去,是很危险的。范蠡即定下主意,决心辞官隐退。在一次随越王征伐途中经五湖时,范蠡乘此向越王告辞说:“君王好自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越王对范蠡的举动感到非常意外,一时感情冲动,竟掉下眼泪,竭力说服范蠡改变主意,继续辅佐自己,甚至不惜硬软兼施地说,如范蠡能够留下,愿意“分国共之”,与其平分天下;若去,则“妻子受戮”。但范蠡不为所动,不久之后,即携妻挈子,“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一时不知去向。
表面看来,方圆进退是为人处世的技巧。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其实不然,因为有时它关系到一生的成就,更关系到生死存亡。范蠡的高明正在于方圆有道、进退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