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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被皇帝出卖的大臣

  不计小节的大臣

晁错是西汉名臣,他因忠被诛,正是不懂得方圆进退造成的。

作为一个“贤良文学”之士,晁错不仅忠诚事君,心怀社稷,而且有着为实现这种政治措施敢作敢为的精神。从他上书文、景二帝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忧心国事、希冀一朝臻于郅治的迫切愿望。为了这些,他完全不顾个人私利,不念自身安危。这种具有强烈责任感的胸怀无疑是令人敬佩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晁错的为政态度和决策方式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他虽然充分预见了削藩政策所能引起的连琐反应,但对皇帝本人与被“削”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及相关利益者的反应的考虑,则远远不够。诚如其父所担忧的,他这种不知稳中求进、注意保护自己的做法,势必要引来杀身大祸。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诏令全国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选中。文帝就“直言极谏”等问题提出征询,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当中,晁错回答得最为出色。晁错在对策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指出:文帝即位已经十六年了,可是百姓仍然没有富起来,盗贼没有减少,边境也不安宁,原因就在于皇帝没有能够亲自听取群臣的意见。同时晁错还进言应对诸侯的王予以削夺。对此文帝没有采纳,但很重视,提升晁错为中大夫,掌谏议顾问。

西汉诸侯王问题由来已久。刘邦在消灭了韩信等异姓诸侯王以后,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希望这些同姓诸侯王能够像群星拱卫太阳一样捍卫皇室,保持刘氏江山万古永存。诸侯王拥有很大权力,可以在封国内自行征发兵役徭役、调动军队、征收赋税和任命官员。他们占据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和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形成了弱干强枝的局面。

刘邦在世时,各王年龄尚小,羽翼未丰,对中央政府还未构成威胁。到文景之时,尤其是文帝时,由于他自己就是以诸侯王身份被大臣拥立即位的,为笼络刘氏宗室,又分封了许多诸侯王,此时诸侯王多已长大,其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开始不服从中央约束,自己制定法令,大肆僭越各种仪式,甚至搞分裂割据和武装叛乱。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勾结匈奴和闽越,密谋造反;吴王刘濞因其子被皇太子误伤致死一事二十多年不来朝贡……这一切都表明诸侯王国对汉朝中央已构成了严重威胁。

公元前174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晁错又多次向景帝疾呼,请求削藩。他以吴王刘濞为例,对景帝说:“二十多年来,吴王一直不来朝贡,按律早就应当治罪,先帝百般容忍,不忍加罪,并说他年纪大了,不便跋山涉水,还封赐给他几、杖,希望他改过自新,可是他却越来越狂傲骄横,私自开采铜山铸钱,煮海水制盐,大肆招诱亡命之徒,阴谋叛乱,如果不及早削夺其封地,将来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了。”

景帝何尝不知道诸侯王的威胁,也非常愿意削夺诸侯王的封地,但又顾虑诸侯王们造反,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为此,晁错说:“如果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会造反,但即使现在不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将来也一定会造反,不如趁早动手,祸患还小点。现在不削夺其封地,将来造起反来,祸患就大了。”

景帝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支持晁错强行削藩,但这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不仅诸侯王人心浮动,惶惶不安,而且朝廷中也有不少官员强烈反对。晁错一心只为削藩,但却把自己置于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朝中一些主张削藩者也都暗暗地为晁错捏着一把汗,劝晁错一定要谨慎从事,免遭不测。就连晁错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也感受到了其中的危险,他不远千里,特地从颖川赶到长安劝说晁错:“皇上刚刚即位,就让你当了御史大夫,地位已经够高了,怎么还不安分守己,多管闲事呢?你好好想想,诸侯王都是皇上的亲骨肉,他们怎样,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天天嚷着要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哪一个不对你恨之入骨!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我想想吧!”

谁知晁错在沉默了一会后却说:“父亲,您说的我都懂,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天子的权威就无法树立,国家也将处于动荡之中,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尊天子安社稷啊!”

“你这样做,刘氏江山可能安定了,而我们晁家却危险了!”老人知道自己也无法劝动儿子,便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我已老了,不愿看到大祸临头的那一天,你好自为之吧!”说罢,老人不顾儿子的挽留,头也不回地走了。晁错望着父亲苍老的背影渐渐远去,禁不住热泪盈眶。没过几天,就从家乡传来了父亲回家后服毒自尽的消息。

晁错把悲痛强压在了心间,为了国家安宁,他把种种非难、恐吓及个人的生死全都置之度外,毅然开始实施削藩计划,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一场影响深远的削藩运动拉开了帷幕。

屈死东市的冤魂

晁错所置身的环境情况错综复杂,仿佛两军拼杀的沙场。在这种境况之下,作为最显眼的人物,晁错却没有一件可以防身的“盔甲”。不仅如此,这位天真刚直的政治家还到处树敌,与人因公结怨。这样一人,不仅自己的政治措施得不到支持,而且还招到了各种明枪暗箭。因此,在政敌袁盎的谗惑之下,年轻的景帝就完全忘记了晁错舍生忘死究竟是为了什么,忘记了晁错与他的师生之谊,而决定以牺牲晁错的办法来试图保全皇位。

晁错凭着自己的卓越才识,文帝时就颇受赏识。景帝即位以后,立即提升他做了京都长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内史,对他更加宠信,言听计从,程度丝毫不亚于丞相和九卿,许多法令也是经他之手制定的,这引起了许多同僚的忌妒和不满。

晁错的内史府设在汉高祖的父亲太上皇庙围墙外的一片空地上,中间与太上皇庙还隔着一道矮墙。内史府原来向东开门,出入极不方便。晁错便命人将那道矮墙凿开,向南开门。申屠嘉对晁错一直不满,得知后,觉得机会终于来了,想借此事好好惩罚晁错一下,便连夜起草奏章,弹劾晁错,说他蔑视太上皇,罪当处死。谁知,申的奏章尚未发出,便被人得知并连夜通知了晁错。晁错听到风声后便即刻进宫,向景帝坦白了擅开太上皇庙围墙之罪,景帝很爽快地原谅了他。

第二天上朝时,申屠嘉便弹劾晁错毁坏太上皇庙的围墙,请求处死晁错。景帝看完奏章后说:“晁错因府门不便,另开新门,凿穿的不是真正的宗庙围墙,只是宗庙空地外边的一道矮墙,并没有损及宗庙,况且这是朕让他干的,不能算犯法。”申屠嘉本以为抓住了晁错的一个大把柄,一定可以置他于死地,没想到却碰了个钉子,窘迫地涨红了脸,心里知道被晁错抢先了一步,虽愤愤不已,却无处发泄。

散朝后,申屠嘉回到相府,越想越气不住地大口吐起血来,虽几经名医调治,但心病未除,最终不愈而亡。

申屠嘉死后,景帝提任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升晁错为御史大夫。这样一来,晁错更加显贵了。

景帝曾经将晁错削藩之策交给群臣讨论,大臣们都知道皇帝支持晁错,虽然心里有不同意见,但当着景帝的面,又不敢公开与晁错争辩。只有窦太后的堂侄魏其侯窦婴站出来反对,他指责晁错别有用心,想挑拨刘氏宗室子弟间的关系,并劝景帝不要理会晁错的建议,结果被晁错当众驳斥得张口结舌,从此对晁错心怀怨恨。

晁错与中郎将袁盎的关系也势如水火。每到一处,只要晁错在场,袁盎扭头便走;袁盎如果在场,晁错也会立刻抽身返回。虽然同朝为官多年,二人竟从未在一起说过话。袁盎曾任过吴国相,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就秘密派人调查袁盎,结果发现他曾收受过吴王贿赂。于是晁错便上奏景帝,请求重治其罪。景帝没有同意,只是下诏革去其一切官职,贬为庶人。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开始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诸侯王平日里大都骄纵跋扈,要想抓住他们的把柄实在是太容易了。楚王刘戊在薄太后大丧期内仍与宫女寻欢作乐,虽被免除死罪,却被趁机削夺了东海郡;胶西王刘印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被削去六个县;赵王刘遂因为过失被削去了常山郡。随后,晁错又请景帝下令削夺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两郡,他也知道,此举事关削藩大局,如果成功,再削其他诸侯王就会易如反掌,否则必将战乱四起,难以收拾。

朝廷中讨论削夺吴王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后,刘濞迅速派人联络了胶西、楚、赵及胶东、淄川、济南等国,约定联合叛乱。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刘濞征集了20万人首先在广陵发难。他以“清君侧”为借口,向全国发出布告,声称汉朝中央出了奸臣,无功于天下,却侵夺诸侯封地,离间刘氏骨肉,排斥先朝功臣,惑乱天下,皇帝因体弱多病不能明察,故诸侯起兵清君侧,以安定天下。另外六国迅速响应,一起反叛。

叛军攻势很猛。吴军渡过淮水后与楚军会合,并力攻梁,企图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胶西、胶东、济南、淄川四国合力攻齐;赵国屯兵境内,伺机与匈奴勾结南下,叛军势力遍及关东,一时间天下震动。各地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一封接一封地送往长安。年轻的景帝被吓得惊慌失措,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可大臣们谁也不作声,最后全都把目光集中到晁错一人身上。晁错十分从容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吴楚叛军虽然一时势大,但名不正,言不顺,内部矛盾重重,各怀鬼胎,难成大事,当前的关键是要止住吴楚进攻。他建议景帝亲征荥阳,激励士气,自己留守关内,然而此时的景帝已经被叛军吓坏了,不仅根本听不进晁错的建议,还对他提出亲征一事产生了怀疑。

叛乱发生以后,晁错还提出要进一步治袁盎的罪。他对属下说:“袁盎受过刘濞贿赂,多次保庇他,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刘濞却带头造反了,应该追究他知情不举之罪。”属下听了后却说:“现在这样做也没有什么用处,况且袁盎作为国家大臣,似乎不可能参与吴楚的阴谋。”

此事被袁盎知道了,他惊恐万分,于是连夜求见对晁错也心怀不满的窦婴,对他讲了一通吴王之所以谋反的原因,并表示自己有办法平定叛乱,请求窦婴帮助他面见景帝。

这天晚上,晁错正在宫中与景帝商量调兵之事。二人正计议间,忽然窦婴入宫,说袁盎有平叛良策,请求景帝召见袁盎。景帝答应了,不一会儿袁盎来到宫中,景帝抬眼问:“你曾担任过吴国相,一定了解吴国的情况。现在吴楚叛乱,你可洧良策解决吗?”

袁盎抬起头来左右看了看,一言不发。景帝以为他有重要机密禀告,便命随从全部退下,又催促袁盎快讲。袁盎又抬起头看了晁错几眼,吞吞吐吐地说:“臣所要说的计策,除了陛下,任何人都不能知道!”景帝只好示意晁错也暂且退下,晁错气得七窍生烟,只好愤愤地退了下去。

这时屋内只剩下袁盎和景帝两个人了,袁盎才缓缓说道:“陛下您难道不知道,吴楚等国发布的文告上明确的说,当年高祖皇帝分封子弟为王,以拱卫中央,但如今贼臣晁错却屡屡寻找借口,一点一点地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才被迫起兵的;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联合起来诛杀晁错,请求恢复封地。如今之计,只有斩杀晁错,并派使节把这一消息通知诸王国,叛乱就可兵不血刃地被平定!请陛下三思。”

景帝听了,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朕决不会因为爱惜一个人而得罪诸侯,让百姓再受刀兵之灾。”

10多天后,丞相陶青等上书弹劾晁错,指责他建议皇帝亲征,自己留守,有失臣礼,大逆不道,应当处以腰斩之刑,并株连全家。景帝为了一时苟安,批准了这一奏章,接着,派中尉去召晁错,诡称一起乘车去巡视市集。就这样,晁错穿着朝服被腰斩于东市。

应该说,晁错的悲剧,昏庸的汉景帝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如果晁错为人低调一点,懂得方圆进退,这样的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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