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的契友
有的人并没有一往无前的资本却硬要往前冲,如晁错,有的人功高盖世却依然谨慎自守,如东汉的邓禹。
邓禹投奔刘秀时,正是刘秀开创自己势力的开始。面对其他兵强马壮的群雄,刘秀几乎什么也没有。邓禹冷静地给刘秀分析了形势,从长远考虑提出了发展自己势力、延揽人才、争取民心的政治主张。这些都成为以后刘秀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
邓禹是南阳郡新野人,在长安从师学习时认识刘秀。两人都有才学见识,脾胃相投,成为契友。
王莽纂汉建立新朝以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王莽的“托古改制”违反了经济规律,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加上连年灾荒,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新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在距刘秀家乡不远的绿林山(今湖北随州大洪山)就爆发了王匡、王凤领导的饥民起义,号称“绿林军”。次年,在今山东境内则爆发了樊崇等领导的“赤眉军”起义。天下大乱,仕途无望,刘秀、邓禹等人便自长安返归故里——南阳郡。
当各地义兵纷起,有才干的人都乘机一试身手,施展报负时,蛰伏家乡的奇士邓禹却没有贸然行动。这时,他年方20岁,心中暗思:大丈夫相时而动,如果所托非人,满腹的才华谋略就会付诸东流、无从施展。刘玄称帝后,绿林军势力发展很快,邓禹的家乡新野也为其所占据。许多了解邓禹学识的人都劝他加入绿林军,一展宏图。但邓禹见刘玄乃平庸之辈,绿林军诸将胸无大志,散漫放纵,像一群乌合之众。他认为,这样的帝王和将士无法承担平定天下的大任。昆阳之战,刘秀初露锋芒,邓禹得知后,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但他仍没有投奔这位契友,因为刘秀尚在刘玄手下,受制于人,也难有一番作为。直到听说刘秀任破虏将军兼行大司马事去了河北,邓禹觉得施展抱负的机会到了,这才急速赶来与刘秀相会。
刘秀面对多年未见的朋友,对他的突然光临难免心存疑惑,便激将他说:“我现在有专封专任之权,你远道而来,难道是想做官吗?”邓禹摇摇头,微笑地说:“否。”刘秀很奇怪,于是又问道:“你既不想为官,那么风尘仆仆到我这支孤军里来,难道只为了叙旧?”邓禹面色庄重地回答:“我来这里,只希望你的威信恩德能够遍于四海,我可以尽我微薄之力,使你的功名留传于史册。”刘秀颓丧地说:“当初起兵,尚想有一番作为,如今我效命于更始皇帝,势力微弱,会成什么气候?”胸有成竹的邓禹见刘秀有些气馁,沉默片刻,便带着笑容为他打气,冷静地给他分析形势,希望他撇开刘玄的旗号,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向刘秀陈以利害,说:“刘玄虽然在洛阳定都,并攻下了长安,但现今广大东部地区尚未平定。各路群雄,占城据地,刘玄内部不稳,他是庸才一个,根本控制不了大局。其部下只知道掠夺钱财,寻欢作乐,刘玄身边没有一个是深谋远虑、忠良明智之人,更谈不上安定四方。你如今不如乘势而起,如果老是在刘玄的辖制下,辅佐这样一个无能皇帝,会有什么作为呢?”
接着,邓禹向刘秀陈述方略:“中兴大业,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你是非凡之人,要成就大业,不如现在就作打算,广泛延揽英雄,尽力取悦民心,建立像汉高祖那样的功业,拯救万民于水火。你的德才,足以谋取天下。”
刘秀听了邓禹的建议,恍然觉悟,连连称是。他感到有深谋远虑的邓禹辅助他,是天佑于己。随即,他命左右称邓禹为“将军”,把他当作军师看待,常留他同宿,商讨军情,制定谋略。从此,刘秀决心参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并把“延揽英雄,务悦民心”作为他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
在以后的征战中,邓禹作为统帅为东汉政权的建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邓禹成为最有资格在新政权里享受这些功劳的人。
恬然自守的开国元勋
东汉政权一统天下后,邓禹作为一名从一开始就扶助刘秀的重臣,位高权重。他从前朝汉高祖杀戮功臣中吸取教训,深知“功高震主者危”的道理。没有将自己沉浸在开国元勋第一功臣的盛名中,而是居安思危,退避名位,收敛锋芒。将自己的政治天赋和日臻成熟的政治经验与自己一起隐藏。在东汉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不做任何建树,以避免刘秀的猜忌。同时,他还教养子孙,整饬家规,恬然自守。这种明智的姿态使上无猜忌,同僚不嫉妒,小人无可乘之隙。不仅明哲保身,而且惠及子孙后代,可谓智者。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自王莽后期就纷乱的天下终于沉寂了下来。为了表彰那些南征北战、佐定江山的功勋之臣,刘秀大加封赏,增其食邑。邓禹以佐命元勋改封高密侯,食邑4个县。
但刘秀为了堵塞少数位尊权重的大臣把持朝政的前朝弊端,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对功臣实行以列侯奉朝请的政策,即让他们享受优厚的待遇,而不参予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国家大事的仅邓禹等3人。这说明刘秀对邓禹的钟爱和对其才干学识的借重。但邓禹并不以位极人臣、功成名就自喜,从不居功自傲。邓禹深知刘秀不愿让这些功臣拥众京师,高居官位,威胁他的皇权,便主动辞去右将军职位。尽管刘秀令他参予朝政,还常召他入宫中参议国家大事,但邓禹尽量少言多听,收敛锋芒,自我谦抑。他退避名位,在府中悉心读儒学经书,借以自娱。其时,邓禹正当壮年,在政治生涯中却这样过早萎谢了,以至在东汉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没有任何建树,这与他的政治天赋和日臻成熟的政治经验形成强烈的反差。
邓禹生活远避奢华,从不倚仗权势搜刮钱财。他在家中的一切用度都取之于封地,从不经营财利和田地以聚敛财富。
在君王和同僚面前,邓禹从不提往年的功劳,保持谦虚的态度。一次朝宴,刘秀大会功臣,问他们:“你们如果没有遇到我,爵位会不会像今天这样高?”邓禹回答说:“我在少年时代曾读诗书,可以当州郡的文学博士。”刘秀笑笑对其他人说:“邓禹未免太谦虚了。”正因为邓禹的谦逊态度和仁厚淳朴,或者说明哲保身,他赢得了刘秀的信赖和敬重。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打破不让功臣担任宰相的惯例,以邓禹出任代理大司徒之职。
邓禹不仅自己远避名位,深居简出,还悉心教养子孙,整饬家规,不让他们以功臣之子孙自居,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邓禹有子女13人,他都让他们每人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并教育子孙后代,男儿必须读书,女子则操作家事,邓禹的这些做法被后世的士大夫认为是可以效仿的榜样。邓禹的后代在东汉累世贵宠,家族中共出了侯29人,公2人,大将军13人,中二千石者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像侍中、将、大夫、郎等官职者不计其数。这恐怕与邓禹的教育不无关系。这似乎给后人这样一个启示:对富贵能谨守者,富贵反而更长远。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死,其子刘庄立。因邓禹是东汉开国元勋,遂被刘庄封为太傅,位居郡国上公,倍受尊重。其他大臣都面北朝见天子,而刘庄对邓禹尊如宾客,让他面东站立,不需行君臣大礼。水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57岁的邓禹病逝,谥为“元侯”。